康正果
一
1963年春季是我在高中的最後一學期，課程照例結束得很早，考完畢業考試，報考大學的學生便按理工和文史分科編班，緊張地準備高考。父親並不贊成我報考文科，他希望我最好學一門實用的技術。按照他一貫的看法，選擇專業最終為的是造就將來的職業，但在當前的中國，憑技術吃飯顯然要比搞文史可靠和安全得多。喝酒的時候，他多次發表議論說，只有自然科學有求真的客觀標準，文史方面的學問很難有什麼真理。他列舉了解放後文史界出現的很多爭論說，今天屬於正確的說法，明天就可能被宣布為錯誤，甚或反動，學術上的是非隨時都在變化，搞文史專業實在沒什麼意思。向我舉出了反右以來的很多事例，父親滿懷憂慮地告誡我說，在今日的中國，寫文章搞創作是最危險的事情，他叫我最好腳踏實地，趁早放棄從事文字工作的打算。
父親不是不喜歡文學，他有時也讀小說消遣，特別在斟滿酒杯慢慢往下喝的時候，翻開一本舊小說，邊讀邊喝，好像在用閱讀下酒，長期以來，那已成為他揮發酒興的最佳方式。他老是讀那幾本書﹕《儒林外史》，“三言二拍”等。我讀的第一本舊小說《水滸》，就是他酒喝得很有興致時推薦給我的。父親的閱讀是即興的和隨意的，他讀得無頭無尾，他反復讀他喜歡讀的片斷，就像他反復喝那種容易上頭的散裝白酒一樣。與他那些搞工程技術的同學或同事相比，父親要算很有文學修養的人了。他能背誦李後主的好多小令，也習作過舊體詩，我見過他所作的一首七律，對仗還算得上工穩。聽他說，祖父當年曾特意讓他休學一年，專門聘家庭教師給他補習過文言和英語課程。
父親對文科的輕視並非由於他在這方面無知，而是解放後日益嚴峻的政治形勢迫使他接受了教訓，我發現，周圍的很多知識分子都持與父親相近的態度。他們普遍重理輕文，對文史領域的學術問題多持虛無主義的態度。有一次，父親酒喝多了，他看見我的一本《哲學研究》雜誌放在桌上，趁著酒興，就提筆在封底的空白處寫道﹕“哲學是最沒有用的學問，我永遠都不想學它。”這句話，不知怎麼會讓父親的一個同事來我家閒坐時看到眼中，然後記在了心裏，後來運動來了，此人給父親貼大字報，居然把這句酒後戲言也作為反動言論揭發出來。那時候談“哲學”可不是鬧著玩的事情，它主要指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也包括毛澤東思想，你說你不想學哲學，人家就可以說你不願意學習馬克思主義。生活在政治嗅覺如此靈敏的同事中，也難怪父親怕接觸敏感的文史問題。父親費盡了口舌，但他的話我當時根本聽不進去。我不喜歡數學，數學也學得不太好，就是硬讓我報考理工，估計也很難考上。我對父親說，我一定要學自己喜歡學的專業，絕不願僅為求得生活的穩定，幹一輩子自己不感興趣的工作。後來我執意報考了文科，父親顯得很失望，他憤然指責我說﹕“你是不見棺材不落淚的，等將來你犯了政治錯誤，害了自己又影響家庭，到那時再後悔就來不及了。”
63年據說是歷屆高考政審最寬大的一年，應考前我還一直擔心我的家庭成份和個人表現過不了政審關，沒想到一切都很順利，發榜時我收到了陝西師大中文系的錄取通知。“困難時期”雖然過去了，但物資供應的緊張狀況並沒有得到緩解，居民做衣服都得憑布票買布。我玉米拔節一樣長個子，親戚們逢年過節見了我，都喜歡衝著我這高個子開玩笑說﹕“長這麼高的個子，浪費你媽的布票。”母親主管家裏的布票，她集合了全家人的布票，才夠給我做一身入學時穿的新衣。八月底，新生入學的日子到了，我穿上新做的毛藍布夾克，高高興興走進師大的校門，去了中文系新生接待處。
“喔，你就是康正果。”接過我遞上的錄取通知，一個負責注冊的人看著那上面的姓名，脫口就說出了這句話。他認識我？我站在接待處的桌子跟前，還沒對那人的話完全反應過來，剛才交出的一紙錄取通知已退到我手裏。那人接著通知我說﹕“你現在還不能注冊，彭書記打過招呼，叫你先去系辦公室談話。”
談話？一聽說談話我心裏立即發毛，在我這些年的學校經歷中，只要是老師和領導傳我去他們跟前談話，幾乎百分之百都沒好事。一個恐懼的條件反射從我的腦際閃電般掠過﹕莫非又惹了什麼麻煩？我手持錄取通知書在原地獃站了片刻，一副不甘心接受這一事實的架勢，卻到底笨得說不出一句要求變通的話來。最後，見那幾個辦理注冊手續的人都不再理我，我只好離開那裏，像以往那樣硬著頭皮去見那陌生的書記。我去了系辦公室，但沒見到書記，只聽說我是否能入學的問題還正在研究，很有可能要取消我的入學資格，但到底什麼原因，一時也問不清楚。我只得離開那裏，灰溜溜回到家中。父親兩天沒上班，他坐上單位的吉普車跑了好幾趟師大。多虧他給師大設計過自來水塔，還算認識幾位處級領導，托人去系上說了話，最後才爭取到系上同意我入學的結果。
我在系辦公室見到了彭書記。原來在開學前夕，中文系從省招生辦接到了一份我的單行材料，彭書記嚴厲地對我說，如果在招生前他們就知道我有這麼多的問題，中文系是絕對不會錄取我的。他說本來他們打算取消我的入學資格，或先送我去學校農場勞動一年，然後再根據我的表現決定我能否入學，但後來考慮到我還年輕，可以先給我一個機會，但我得深刻反省一番，在新環境中一定要努力爭取進步。說到這裏，他剛剛溫和下來的聲調突然又嚴厲起來。他說經研究決定，我得馬上寫一份深刻的檢查送來，然後才會考慮我能否報名。那單行材料反映的都是些什麼問題，書記並沒全部告訴我，按照他們的常規，這都是要我自己在檢查中交待的。“你看這是什麼？”彭書記攤開了桌面大小的一張紙問我。我受審似的站在一邊，微低下頭，像往常接受批評時那樣，竭力表現出認錯的態度。望著他手中揉皺了的一大張牆報，我立即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那是去年冬天發生的事情。班上辦了個牆報，名叫《百草園》，專門選登語文老師推薦的優秀作文。我自己也說不清出於什麼動機，突然決定和那集體辦的牆報唱對台戲。於是我背著他們獨自編寫了一張牆報，評論、散文、詩歌、小說，包括發刊詞，整版的文字全由我一人包攬，牆報命名為《北極星》。為絕對保密，我特意到城裏請外校的一個朋友畫了報頭。畫面是深邃的夜空寒星高照，木刻般的黑白對比與《百草園》上艷紅鮮綠的裝飾明顯形成了對立。大功告成的一天，我早早起了床，趁天麻麻亮時分夾著我的一卷牆報溜進了校門。校園裏空無一人，我三步並作兩步走到張貼《百草園》的牆下，就在靠近它的上方匆匆用圖釘釘上了我的《北極星》。事後據一個目擊的學生向老師報告說，她看見一個大個子在那裏慌張地張貼牆報，然後一轉身就走掉了。我貼出去的牆報大概只在學生一大早走進校門時引起片刻的圍觀，接著就驚動了教導處。他們立即派人把那一大張有嫌疑的東西從牆上揭走，等我再次從那裏經過，牆壁上已恢復了原先的空白。
事件的後果很嚴重，他們沒有費多少周折就找到了我的頭上，接著我多次被叫到教導處和班主任那裏查問和訓斥。他們說這是違犯校紀的事情，因為我未經學校的審閱和同意而擅自貼出了牆報，如果要上綱上線，這就是非法出版。幸好那牆報沒審查出什麼政治問題，最後以責令我寫一份檢討而告終。我惹了禍，也連累班主任挨了校領導的批評，他因此很氣惱，一直對我耿耿於壞。我雖給他交了檢討，那一張牆報卻被他罪證似的壓在手中，畢業前我曾多次索要，到底也沒能討回。現在情況很清楚了，彭書記手中的單行材料，就是我那班主任聽說師大錄取我的消息後追加上去的。
我交了檢討，注了冊，比其他學生遲入學了幾天。母親對我滿口抱怨，她說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學，還沒入學就給領導交檢討，真給康家丟盡了人。我自己也覺得掃興之極，揹上鋪蓋走進學生宿舍，面對那幾個同屋陌生的面孔，我都發愁未來的四年怎麼在這裏熬過。
這住宿的安排顯然有監視我的用意，班長的床就和我的床緊挨在一起。班長是成年人，農村家中已娶了老婆，剛從部隊上復轉下來，從衣著到鋪蓋，一律是洗得淡黃的軍隊裝備。這來歷既顯示了他的特殊身分，也使他當然地高踞在監督全班同學的位置上。他還保持著以軍紀律己待人的態度和習慣，平時常板著臉，出出進進，腋下老夾著一個裏面夾有全班學生名單的文件夾子。我甚至覺得，他考進師大，似乎不全是為了給自己學知識，而是奉命來管理我們班集合、排隊和點名之類的事務的。那開學之初也正當國慶遊行的前夕，全校的學生都在操場上練習隊列和步伐，準備十月一日的早上整齊走過新城廣場，接受主席台上省市領導們的檢閱。學校正好也藉機來加強新生的紀律訓練，而我們有了這位酷愛叫操的班長，排上隊練齊步走的次數就比其他班多了好多倍。訓練的時候，班長比平時更來了威風，他好像又回到了連隊的營地，完全把我們當新兵操練起來。他連續吹起刺耳的哨子，還帶領我們高呼口號，常常是其他班早已散了隊，他還堅持讓我們再走幾圈。
現在我住進了集體宿舍，想隨便逃避集體活動，可不比從前住自己家那麼方便。況且，入學前又給系上做過保證，更需努力表現要求進步的決心，即使處處緊跟形勢，還怕做得不夠，哪裏再敢疏忽出事。我無聊時常回想高中畢業前夕最興奮的一些情景，那時候面對布告欄上各大學那麼多令人浮想聯翩的概況介紹，我也曾美滋滋想象過進入高等學府讀書的生活，以為等待我的是電影上那回旋著輕音樂，朝暮在樹蔭下勤讀的校園圖景，誰會料想到一進陝西師大就受起這樣嚴格的管制。每週從週一即盼望起週末，星期六下午大掃除一完畢，我立即便乘公共汽車趕回家去。但星期日晚上必須到校參加晚自習點名，我們班長總是非常準時，一到上自習的鈴聲打響，他準會夾上文件夾子進教室履行他點名的職責。
師大的學生招自全省各地，農村學生佔多數，其中團員學生特別多，包圍在這麼多積極爭取進步的學生群中，處處都對比出我一個人的落後。每個人都在努力表現自己，已是團員的要爭取入黨，還沒入團的更得爭取入團，你如果只想做到無可指責，原地不動地穩坐下去，你即使不想找別人的事，別人也要給你製造麻煩。“樹欲靜而風不止”呀，外面階級斗爭的形勢也延伸到我們的宿舍和課堂來了。
有一段時間我集中精力大讀名人傳記，其中有一本寫的是拿破侖的生平，這書名很快被教文藝理論課的老師看在眼裏，然後他就拐彎抹角追問起我讀此書的動機。他是個很會寫風派文章的年輕教師，胖胖的黑煞臉很會擺出故作嚴肅的神態，我們的任課教師中就數他政治嗅覺靈敏。聽他那口氣，好像我對拿破侖這類歷史人物的生平事跡發生了興趣，就說明我這個人有什麼政治野心，因而他就有責任捕風捉影，追問我閱讀此書的動機。我在宿舍內朗誦《哈姆萊特》中“活下去還是不活”那段著名的獨白，很快就有人彙報到輔導員那裏。輔導員把我叫去盤問，問我對現實到底有什麼不滿，問我為什麼那麼多革命詩歌不好好讀，偏偏要朗誦這類情調消極的東西，最後還嚴肅地質問我，說我是不是要揚言自殺來威脅組織。我驚異，惶惑，此類無孔不入的監視和懷疑讓我覺得可笑而又可氣，每走進宿舍和教室，看見同學或老師特別注視我的眼神，我就隱隱覺得頭痛。我開始盡量減少在集體中的活動，下了課就鑽到圖書館大閱覽室的角落抱一堆書一氣讀到吃飯時分，吃了飯再進去，一直讀到關門，在熄燈鈴之後摸黑回到我的床鋪上。我從書包中拿出日記本，壓在靠牆的褥子下面。每一天的日記，我都是在閱覽室的那個角落一頁頁完成的。我也常在那裏寫信，寫給我高中時的幾個同學。
高中最後一學期準備高考期間，我和幾個同學成立了一個復課小組，常在我家園子聚會。其中有個叫李稚敏的男生也報考中文系，他喜歡寫詩，是《百草園》牆報的編輯，就是在我那有意要唱對台戲的《北極星》貼出後，他很欣賞我的文章，主動寫詩贈我，和我做了好朋友。高考發榜後，我留在西安進師大讀書，他考入外地一個更有名氣的大學，分別的時候，我們相約，在大學四年中保持通信，聯絡友誼，互相激勵，交流各自的習作。果然他一到那裏就給我寫來特別抒情的長信。他的信文詞華美，鋼筆字也寫得工整秀氣，再加上用了特備的藝術信箋和信封，每收到一封都引起我熱烈的反應。我們幾乎一兩週即通信一次，連信封的書寫也有特別的格式。在通信中，我們互相訴說各自在新環境中的孤單和苦悶，也提到種種不習慣的，乃至難以容忍的人和事。我們不是不知道在信中發牢騷或傾訴消極情緒是不明智的，甚至是很冒險的，但我們只想到那是我們兩個好朋友之間的通信，是永遠屬於我們兩個人的私事。他在信上說他此刻坐在他們學校那克里姆林宮式的圖書館頂樓上給我寫信，遠處可以看到黃河東去。我說我也在圖書館給他寫信，那是一座宮殿式的大屋頂建築，窗外高聳起大雁塔雄偉的剪影。我們兩個人都寫得很投入，很熱烈，每當我收到他的來信，坐在閱覽室的角落給他回信，我甚至把這通信的舉動想象成互相發無線電報，每寫下一筆一劃，我都覺得像是在發報機上按出了“嘀…嘀…嘀”的聲響。這交換文字的遊戲越玩越熱，熱得我們全忘了安全的界限，至少單從我自己這一方面來說，他來信的頻繁和定期，以及那惹眼的信封，好像已引起了別人的注意。每個班在收發室內都設有一個信箱，由一個專門指定的學生負責取信，時間長了，那負責取信的同學每次給我分發信件的時候，我都能敏感出他對那封常來的、有點厚的藝術信封流露出好奇或懷疑，有好幾次我都覺得，他投向我的目光發出了刺探的鋒芒。
我越來越覺得，因愛好文學而上中文系，大概只有在解放前比較合適，而在當前，簡直成了自討苦吃的事情。我開始後悔報考文科，更後悔上了這所土氣十足的師範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中，有文學底子且有藝術靈性者為數極少，在大多數聰明精幹的學生都去修理工科的年代，中文系可以說是資質較差的學生大批集中的地方。該系的教師也以平庸者居多，經過了反右運動，老一點的都謹慎得令人感到昏庸，而比較年輕的，差不多都成了宣講文藝政策的政治教員。
開學初剛領到新書、新講義，我還有些新鮮感，幾週的學習過去，多數課程越學越枯燥無味，大學的課堂便成了令人受罪的地方。踫到聽不進去的時候，最好的消遣是在講義的空白處或筆記本上胡畫亂寫，或斷裂的詩句，或前言不搭後語的隨想，甚至不成句的單字或詞組……不只我一個人上課時寫這些東西，其他學生也都有不自覺地揮筆書寫此類意識流語言碎片的習慣。誰要是有興趣把這些自動書寫的斷句收集起來閱讀欣賞，肯定能從中發現不少妙趣橫生的文字，甚至可搞一集教室文選，為超現實主義的“自動書寫”填補一些空白。不幸在1963年的中國大學，可不容許我們學生玩我那想象中的文字遊戲。記得一本寫間諜內幕的書中提到，為收集情報，間諜甚至對特定的垃圾做細心的翻檢。我周圍的同學中也有類似間諜的人物，他們竟有心思從別人隨意書寫的語言碎片中搜索反動言論。有一天上政治課，老師在講台上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的“三無世界”論，我在筆記本上照常亂寫，不知我當時是怎樣地鬼迷了心竅，聽著聽著，就隨手寫下了這樣的話﹕“三無世界﹕無黨員、無團員、無班幹部的世界。”我隨手寫下，下了課便隨手把本子丟進課桌下的桌斗子，並沒有在意是否有人看見我紙上寫了什麼。直到輔導員傳我去他那兒問話，我才恐懼地得知，這一次我闖下了大禍。
輔導員名為輔導員，他們其實並不輔導學生功課。他們被派駐在學生樓裏，幹的是宿舍派出所的差事。他們專職監管我們學生的一言一行，從檢查宿舍衛生到主持政治學習，從聽你彙報思想到給你寫評語、做鑒定，他們什麼都管，包括你申請入團入黨，畢業時分配工作的去向，他們都有權做出決定。與很多年輕輔導員的情況相同，我們的輔導員也是反右時的積極份子。積極當然會得到組織積極的回報，這位來自陝南農村的中文系畢業生並沒有分回當地教書，而是留在大城市，做了大學裏最有機會提陞的政工幹部。他那似乎永遠都在發炎的紅眼好像抹了膠水，看起人來，黏糊糊的眼皮總是掙扎著往大睜的樣子。
我進門後站在他辦公桌前，他向我亮出一張紙，問我那是不是我的東西，我承認說那確實是從我本子上撕下來的。輔導員說，只要我承認了就好。接著分析我眼下的情況，嚇唬我說﹕“你知不知道？這張紙要是落在地上，或傳到其他人手中，就是不折不扣的反動標語了﹗”我一下子嚇得頭皮發麻，好像當頭挨了一悶棍。我再定神看了一眼，正是從我的政治課筆記本上撕下來的那張紙，一點也沒錯，上面有我上課時胡亂寫下的句子。現在輔導員的眼皮完全掙開了膠水般的粘連，他小眼睛圓睜，說我寫的這句話是明目張膽要取消黨的領導，表明我對黨團員和學生幹部懷有仇恨。他還威脅說，如果不是我的同學及時撕下來交到他手中，我今天就不會站在這裏，也不會由他來處理我的事了。我能聽得出，他的意思是說，這張紙能被挽救了我的某位同學及時撕下來交到他手中，算我造化，如若它自動傳出去，像一張傳單那樣飄落到地上，再被誰撿起來舉報上去，我肯定就會以現行反革命罪論處，應該依法逮捕了。輔導員滿嘴嚇唬人的口氣，他說我這事可屬於現行案件，業已上報系總支，彭書記就要將此事通報全系。
隨後就是一級一級的談話，有系總支書記，有學生科科長，保衛科科長……然後是一份份檢討寫給相關的領導。大學的第一個學期就這樣在多雨的秋天和陰暗的冬日中艱難地過去。最後，終於熬到了寒假，自開學以來壓得人喘不過氣來的緊張總算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