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我对《今天》的认识是从三十年前的油印本开始。即使《今天》以后有了豪华精装本，我也希望它永葆油印本的青春品格：既天马行空又根扎大地，比贵族多一点心肝，比平民多一点修养。
北岛：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没有想象与激情，一个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贫穷的，一个再强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点：它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一本油印的中文刊物漂洋过海，在另一种语言的环境中幸存下来，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吧。在这个意义上，依我看至少有两种全球化：一种是权力与资本共同瓜分世界的全球化，还有一种是语言和精神的种子在风暴中四海为家的全球化。
芒克：《今天》也是永远的今天，《今天》在今天没有消失也不会逝去，只遗憾我们这么大的国家竟然容不下一本小小的文学杂志。记得《今天》十周年时，我和北岛都是从国外赶回来相聚。到了二十周年，我们无奈，只好到日本去庆祝，尽管有那么多日本朋友和诗人、作家前来捧场，可《今天》的成员，却只有北岛、黄锐、赵南和我四个人。如今《今天》已三十年了……岁月过得太快，生活又是如此真实。毕竟，《今天》仍旧活在今天，《今天》还在继续，《今天》依然是今天的《今天》，直到永远……
黄锐：想想看，《今天》曾经的政治批判态度，对新文化形式状态的直觉与追求，独立不羁的风格和承担责任的勇气，还有哪些部分可以和现今的时代，现今的社会对应的呢？如果《今天》在今天的意识里不断的确证自己，提出对社会环境，对自身所有旧存规则和低级状态的批评，不断的破坏和再构文化形式，建立深刻的、更加独立的方式方法，我们共同的三十年就不会白过了。那么，看看我们环境中的文化状态，我才认为我们最终还是要面对需要重新创始的今天。
舒婷：我本是鼓浪屿海滩一枚再平常不过的贝壳，经由《今天》，带上大海。是偶然的机缘，抑或历史的必然，让边沿与中心有了联接，我至今还不太清楚。只是在解冻与破冰时期，顺应人心，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微弱声音。
严力：有关《今天》的叙述已经不少，但它不是敞开的。虽然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2008年，国内的一些回顾活动上把朦胧诗也当作改革开放值得纪念的一页，并朗诵了北岛、顾城和舒婷的诗歌。但它是被作为可以一笔带过的历史。我们心里都很清楚，在国内要设立一个《今天》纪念馆有多大的可能性。
柏桦：多年以来，我常常与我的朋友和学生们谈起“今天”，对于那段已逝的或应该说仍在延续的文学传奇真有讲不完的话题，其中许多问题值得深究……一说到文学的“政治性”，如今的中国写作者或学者就总认为必缺乏“艺术性”，而且还会振振有词地引用杰姆逊所谓“第三世界文学的民族寓言”中的一个教条，即第三世界的文学是“政治与艺术不分开”的文学。这里就引出了一个潜伏的问题：政治和艺术真的需要分开吗？是否只有分开才是好的文学？或者说是否只有分开才能融入“世界文学”？另外，中国文学（从古至今）的主要特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翟永明：在那之后，阅读《今天》杂志，成了我的一件持续的事情。从当年曲磊磊设计的黑白木刻封面，到现在印刷精美、以当代最著名艺术家作品为装祯的封面；这中间，几乎能够看出中国民间诗歌刊物走过的道路。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民间诗歌杂志，三十年，它涵盖了中国当代诗歌各个时期的广泛探索和个人表达。也呈现了各个文学潮流以及个人的原生写作状态。今天看《今天》，它的意义还在于：三十年之后，中国的当代诗歌，还将生生不息，《今天》，还将继续见证这一过程。
宋琳：《今天》一代属于文学的英雄一代。如果说早年的《今天》预示了此后三十年汉语文学的变化，那么1990年在海外复刊的《今天》是这一变化的历史见证，尽管现今的世界整体上不利于文学，《今天》依旧守护着诗与文学这一心灵的净土，并致力于使伟大的事物复活。作为《今天》的同仁，我希望它更加开放，更少偏见，不失风骨，以虔诚和艰巨的劳作，为汉语文学赢得更久远的美名。
西川：《今天》为中国的青年诗人们，特别是比《今天》元老年轻一辈的青年诗人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诗人们看出，在诗歌出版不畅的情况下，自办刊物是一种可行的替代办法：自办刊物可以团结一批同仁，这比单枪匹马地打斗更容易引人注目；自办刊物可以自由地展示诗人的美学主张；自办刊物是参与中国新诗建设和思想解放的有效手段。可以说《今天》的出版形式为中国诗歌写作开了一个小传统。从此一部分年轻诗人对赢得官方或国家出版物的赞许失去了兴趣。有一段时间诗人们甚至私下认为，要出名就得在民刊上出名，在官办刊物上出名不算数。那时民间诗坛的权力在某些诗人看来的确大于官方诗坛的权力。
韩东：实际上，“今天”就是大陆新文学的源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学写作在大陆有过近三十年的中断，或者说是名存实亡。“今天”的出现并非是延续，也不是复兴，不是所谓的“兴灭国，继绝世”，而是意义远为重大的开端。恰如北岛的一首诗的标题所示，是“结局或开始”。无中生有以及先知的色彩是不可避免的。我本人便直接受惠于“今天”的启蒙，是在它的感召下开始写作的……“今天”在我看来不仅是一本文学刊物，不仅是一群写作的人以及某种文学风貌，更是一种强硬的文学精神。
廖伟棠：我生也晚，第一次听说《今天》，那是高中时代，在某些读本中，均语焉不详，那时《今天》已经刚过了十周年。过了两年，第二次，触目惊心，是在顾城死后，关于他的报道和回忆，也绕不开《今天》。又过了两年，在偏远的南海一隅，竟然有一个奇怪的人小梁借给我几本最新的《今天》。小梁上个月从多伦多给我打电话，敦促我给她寄最新的《今天》，地球转了一大圈，事情总是回到从前。最好能回到从前。
朱朱：我很早就受益于《今天》的诗歌：在我十七岁那年，北岛的《回答》被我篡改成一首情诗送给了邻桌的女孩，后来她成了我的第一个女朋友。当我开始尝试写诗的时候，《今天》已经是一个神话般的存在，它与当年民主运动的紧密关联在客观上巩固了这种地位，如果一定要说一说留存于我个人记忆或者想像之中的“今天”派诗歌，那是一种呈直角上升的、对于精神自由的追求，背景就是广场和夜空。我们这些后来的人或许更多地从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派诗歌中去完成自我教育，然而，无疑是《今天》将一个裂缝演化成了一条地平线，从它的那个年代一直延伸而来，使我们感受到了自身写作的“合法性”。
孟浪：在当年各地蓬勃的民刊中，竟只有文学杂志的《今天》幸存至今，这是中国政治现实造成的不幸，却也是中国政治现实导致的“奇迹”——诗人们有幸了。1990年，《今天》在挪威复刊，编辑部迁址瑞典的复刊第二期，发表了我的三首诗。第一首的题目是《语言公墓》……《今天》是参与催生当代中国新的美学、新的诗学精神的文学摇篮之一。一群勇敢的青年人曾在思想贫瘠的土地上、林野中，编织起它、围护起它，這段历史应该被记住。
万之：写下这些纪念文字的时候，我想到《今天》主编北岛的两个作品题目。“在废墟上”是他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发表在1978年底《今天》创刊号上，而“重建星空”是他1989年住在柏林的时候创作的一篇诗作的题目，发表在海外复刊的《今天》上，收入诗集《旧雪》……《今天》同仁这三十年，前赴后继，离合聚散，费尽心血，努力要做的全部的事情，我用一句话以蔽之，其实就是“在废墟上重建星空”……三十年过去了，我们是不是依然站在文学、文化和文明的“废墟”之上？如果“废墟”已经成为历史，如果我们确实有所“重建”，那我们到底建立了甚么，哪里是我们自己的“星空”？
余华：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今天》时，已经是一本装帧精美的杂志了，北岛他们三十年前油印的《今天》从未见识过。当时读到的《今天》让我耳目一新，我觉得这是一本真正属于文学的文学杂志……这么多年，北岛和他的朋友们将这本杂志坚持下来，我知道里面的艰辛。什么是信念？这就是。
欧阳江河：一九八零年深秋，我在成都初次读到前两期的《今天》，那种深及神经末稍的针刺般的震动真是无以言述。这种震动广阔和宁静一如大海，却又带有蝉翼般的敏感和细致。有时我会自问：如果没有这个不可测度的、索要生命的震动，没有这个初度震动的持续至今，我的写作会是什么样子。我在想：我们这代人，除了《今天》，还有另一条文学的天路之旅可以走吗？转瞬三十年过去了，震动与纪念，写作与现实，心与万物，将往昔与未来对折在一起，合在一起。打开这个珍贵的重合，就是打开时间的礼物：打开历史，打开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