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说他十分陶醉，几乎不想下船，想一直坐下去——一直到印度。
我们到海口港时，那朋友来接我们。他把我们带到他宿舍——一个奇怪的地方居住：海南党校。当时他在《海南经济开发报》当记者，也准备让子午在那里工作。海南岛对于我，完全是自由的极限，是“诗歌公社”和“文学共产主义的食堂”。天高皇帝远。那时候海口还是个刚脱胎于蛮荒的城市，满大街没有交通规则，自行车、汽车和行人到处乱跑。大街上经常能看见人打架。我吃住不用花钱，又是个少年，所有人都让着我。我彻底开始了写诗抒情，每天乱说话，喝酒和扯淡。那时的海南岛几乎像边境一样，图书出版也极端自由。到处可以找到各种禁书、怪书或色情书看，也可以去录像厅或电影院消遣时光。那是一个酷热的夏天，我开始一种每天自称“天才”的荒诞生活，暴饮暴食、抽烟、对莫名的事物狂笑不止。虽然我早就开始读书，但一直是自己乱读，庞杂无边。而子午则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阅读：他给我开了一份叫做“捷径”的书单。这份书单非常重要，是第一批对我影响深远的书籍，种类涉及中西小说、诗、哲学、历史和杂文等，但却非常精挑细选，使我在阅读上几乎没有走一点弯路。我按照书单上的书一一地去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世界文学和中国古代诗歌中的一些重要作品先“洗”了一遍。记得当时阅读的西方诗人中，就有我后来一直深爱着的里尔克、兰波、博尔赫斯、艾略特、马拉美和曼捷斯塔姆。
在那之前，虽然我13岁时就自以为读过了不少类似阿德勒《自卑与超越》之类的书，便狂妄地和成人们争论人性，但我的阅读并不透彻。
当年上映了贝尔特鲁齐的《末代皇帝》，我们一起去海口一家电影院看，一起在观众席里唏嘘。可看完出来，刚走到门口，子午突然说：你先回去吧，我还要看一遍。立刻，马上！说完他转身就消失了。
他自己买票进去又看了一遍。他说：这电影需要仔细阅读。
有一天夜晚，子午还站在我们住的露台上，面对海南的天空，教会了我一个壮美雄浑的伪科学：即识别星座。我在那里第一次知道了南十字星座，白冕座和天蝎座，也第一次完整地注视雀斑一样密集的银河系。知道了中国古代星象图和“夜观乾象”的思想与西方有什么不同。子午可以说是我早年遇到的最堪称博学的人。他无所不谈，无所不熟知，包括音乐、绘画、哲学、宗教、巫术、文学、先锋戏剧、中医、书法、气候学、地质学、天文学、植物学、动物学、童话……当然最多的还是诗。他每一样都可以说是“精通”，包括对于我来说太熟悉的音乐。我第一次感到自己要学的还太多。
所谓的“第三代”这个种群，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一帮大杂烩。在海南经常能碰到一些到处乱撞的“第三代诗人”，譬如有一个叫严孑的，我记得就完全是个无赖。他找任何人都是要钱，而且若不给他他就躺在地上不走。是那种真的可以躺在地上打滚的人。人问他：为什么要给你钱？他就可以说：因为我是诗人，是崇高的，所以你们应该给我钱，养着我。此人找过我家人要钱，也找过一些作家如吴世平、费声等人要钱，甚至还找过很多官方的作家要钱，譬如梁晓声。所有人都把他没办法——脸皮太厚。我记得我在海南岛的时候，他就来我们住处找人耍赖要过钱。后来子午对我说：你要注意这次诗歌运动中的垃圾和卖垃圾的，要注意卫生。有些诗人的诗是垃圾，而人则是垃圾箱。
我认为子午说得对，甚至是预言般的对——因为我后来的确还遇到过很多很多的垃圾。
严格地说，子午也属于“第三代”。他与其他一些四川的诗人一样，有一段时间，大约几年，却先后都跑到海南岛去“疯”过。当时他们也叫“下海”。海南岛云集着很多内地去的疯子，有诗人、画家、作家、商人、老知青、农民、骗子和混混儿，其中诗人尤其多。而且大家都说话不负责，重庆话叫“飞起说”。诗人们据说还都需要钱，以便让他们能更好地侮辱钱。子午早年认识的诗人很多，所以见怪不怪。他对所谓诗人的“混乱性”和装疯卖傻极其反感。那时诗人中盛行一句话，即：“我是疯子，我有病”。认为这是一种先锋，一种表示自己精神异常、标榜个性的语言。有很多诗人以此为借口喝酒发疯、打架、互相猜忌、整、搞女人……若说这是血性，亦无不可；若说这也是天才的象征，那就是“飞起说”了；你若用常识告诉他们：没疯比疯了好，没病比有病好。他们就会反驳你说：荷尔德林、尼采、爱伦·坡、波德莱尔、狄兰·托马斯和毛泽东等等，不都是疯子，都是病人？我们怕什么？我就是要发疯。不少诗人以“大疯子”自居。所以后来有人就干脆讽刺说：诗本来是好东西，但有时候诗歌界就是黑社会，是精神病院。现在这些诗人都是活该的，是自投罗网的恶棍。让他们去死吧。
小说家费声曾说：诗人不过是使“绝望”一词有了具体的意义和指向。
谁都知道，中国现代诗自1979年起，就开始了一场“革命”，目的在于反所谓“毛文体”，寻找回失语时代的心灵。在北京著名的西单民主墙，北岛等人率先贴出了让中国人震惊的抒情传单。“今天派”的第一批诗以抽象的隐喻和怒吼，表达了文革结束后人性的苏醒。而到了1980年代，比他们稍微年轻一些的诗人也在中国各地繁衍开来。诗——作为一种说话方式，对于毛时代后处于失语状态的中国人，正如北岛后来所说的，是“被推到了一个不恰当的高度”。于是，“第三代”就出现了，并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气势。中国诗人希望以前所未有的一种语言来解释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一切。
但是这一代与过去不同。这一代是成长在文革中的一代。
“第三代”这个词语本来的意思是说：所有古代诗歌算第一代；白话文开始的二十世纪的1920-1940年代算第二代；毛泽东时代是空白。现在开始的，则属于第三代。当然还有别的一些分法，譬如说穆旦与昌耀是第一代，北岛是第二代，再之后就是第三代；再譬如说，这个词语其实是来自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关于“帝国主义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人”那句话。诗与艺术的目的就是为了“和平演变”等等。可我认为第一种分法最好，最彻底。即整个1979年之后出现的诗歌，一直到21世纪的上半叶，都属于第三代。
第三代是简体字盛行后的一代，有缺陷的一代，倒左不右的一代。说的毛泽东的话又反对毛泽东思想、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一代；是一半的人在意识形态上其实是属于后来所谓的新左翼，另一半则又属于民主主义、新右翼、自由主义、唯美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一代……
不过算了，还是不要给诗人们扣帽子了。
大家都是被耽误的一代。
我从小就和很多被称为第三代的诗人们在一起耍。子午是其中之一。我记得从海南岛回到北京后，我更加不能自己地终夜读书、写诗。我的朋友读者中最重要的就是远方的子午——我们保持着长期的通信。我的家人那时并不能理解我的行为——写诗？这岂能算是一门手艺？他们嘲笑我说：你要当诗人还是当作家？告诉你，全中国也才只有6个职业作家，诗能让你吃饱饭吗？
可是这时我已经完全着迷入魔了。子午理解我。
我觉得浑身的细胞和原子都在意象中加速度飞翔。
无数浮华的灵感、闪耀的思想、尖锐的梦、锋利的恨……犹如帝国的蝴蝶侵略着我的脑髓！诗成了我的武器和乐器。我渴望像一个铁血词语中的君主、像但丁，在幻想中率领着我全部绚丽的“新娘的军队”，挺进美丽。我顾不了肚子，只好顾脑子。诗像性欲和内分泌一样，从内部烧毁少年的平静。我可以从早一睁眼就读书、写诗，一直到深夜，不洗脸，不出门，两三天只吃一顿饭。当时的感觉极其幼稚，即：我若20岁还写不出伟大的诗篇，就死了算了。十五岁那一年的整个冬夜，我都在读着《未来主义宣言》《恶之花》《日瓦戈医生》《地狱一季》和《祈祷书》等诗篇，陶醉在西方文学激进的幻象里。我甚至还相信过江青都是一个好诗人，并把她写的“江上有奇峰”那首著名的诗，也看做是超现实主义作品。我不断地和子午通信，写了很多。那些信我们都互相保存着。因为我们在两地生活，所以对一切文字交流的东西就更珍惜了。我记得在音乐学院幽居时，好容易有了一个砖头录音机，于是24小时转着圈地放各种音乐，然后和几个诗友连夜争论诗歌，直到那机器再也转不动了。我们整夜整夜地谈着那些从书上看来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如死亡、性、愚昧、神或艺术……一个个都“狂妄”得要命。然后，我还会将感受和心得写到信中，寄给子午。
实际上，我并不懂得，这在当时看上去很表面的一种状态，其实正是传统的一部分。
当时我还未醉心于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历史只有间接的一些肤浅了解。我还没有发现，对于中国人来说，历史事件会被一再地重复，而中国近代没有人敢总结历史。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谎言、残暴和欺骗。在现代中国人眼中，历史就代表了专制、腐朽和没落。甚至诗人也如是说，如是想。而在八十年代经济浪潮的刺激下，全中国的人，也包括着无数的所谓艺术家和诗人，都在幻想着明天可能发生的一切：革命、运动、开放、出名、获奖、暴发、嫖娼……
那时，没有人真正关心传统的核心意义。
而子午却是第一个提醒我关注传统与历史的人。
他的性格常令人想起19世纪那位法国诗人亚默（Francis Jammes 1868-1938），恬淡、宁静而又敏感，对万物的存在和神秘充满了内在的感知。事实上子午的生活方式也和亚默很类似，如里尔克所说：“在山中有一所寂静的房子。他发出的声音像是洁净晴空里的一口钟”。他寂静而又浩然的状态，经常让我联想到亚默的一些诗句：
几天之后，要下雪了。我想起了
去年的事。我想起了我的愁思，
就在火炉旁。但你若问我：是什么事？
我却会答：没什么，请勿打扰。
亚默这一个炉火，经常和子午早年那首诗中五月的炉火，在我的意象记忆的黄昏中交相辉映。当然，子午是中国人。本质上，他最像的还是中国古代诗人，像明朝的那些充盈着心灵与学识，对强权和罪从不姑息的那种遗民式诗人，像王船山。也像魏晋时期那种隐逸的贵族。无论在什么时代，这样的人都有自己生活的秘诀和定性，让人望尘莫及。
没有人知道子午。他远远不如另一些第三代诗人那样有名。
但是，他却是一个多么有天赋的人啊。
他曾傲慢地对我说：诗人就只有三种，我将他们分为晚霞、妇女、自己的身体——第一种是晚霞，成熟而完满，几乎能包容下一切真理；第二种是温和的艺术家，纵横才情，但不能真正超越卑贱的人生；最后一种则往往只喜欢拿自己的身体出气，在写作中残暴地对待自己的灵魂，有自虐倾向，却剑走偏锋，写出惊人的作品。第一种是天才，第二种是人才，第三种是鬼才。
在子午给我的“捷径”书单里，除了西方作品，还有一系列的古书。
就在我从海南岛回北京约一年多之后，也正是1989年3月26日，我满17岁生日的那天，海子自杀了。此事在“第三代”中引起了很大的精神波动。而在子午看来，海子的自杀就在于误读了传统。子午做过教师、记者、编辑和职业作家。他还曾在重庆中医学院教授古代汉语，在那些闲暇的日子里写下过无数诗篇。我记得我们有一年坐在重庆的大街上，谈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句。我一直认为帕氏的诗中的比喻变幻莫测，如“街的额头漆黑”，如“我抚摸了你，犹如悲剧抚摸了剧场”等等，速度奇快，万物似乎都被比喻人性化了。而子午则对我说：其实比喻是容易的，譬如我随便就可以说“大树是天空滴下的眼泪”。但是这句话并没有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是诗背后的东西。大海并不只是一个平面，哪怕这个平面看上去非常庞大，残暴或者辽阔。大海是有着我们连万分之一都还不了解的海底世界那个东西。诗也一样，在每一行诗句底下，是每个诗人的真实生活：读书、吃饭、过日子、结婚、工作、生儿育女和衰老……这才是诗性——同时也是人性的本质。再说，大街本来就有额头，悲剧本来就有手。那不是比喻。
他还说：其实误读是很伟大的东西，譬如好的翻译就是依靠误读，向全世界传播文学的。但正因为其伟大，所以才具有毁灭性。
子午当时说过很多的话，都让我感到惊异。
在诗人眼里，并不存在比喻——这就是诗与真实世界的统一。
1989年之前我们还经常能见面，有时我回重庆就住在他家。他带着我吃吃喝喝，淘旧书店，泡茶馆，在他的引导和诱惑下，我还第一次读到了当时久未再版的《五灯会元》等古籍，买到了对我影响深远的诸如弗雷泽的《金枝》或斯特林堡《狂人辩词》之类的好书。从他那里，我第一次知道了巴西近代作家库尼亚伟大的《腹地》，那本书和黑塞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一起，对少年时代我的精神漫游，乃至生活方式，都产生了终生性的影响。总之，通过对“阅读”与“误读”本质的理解，子午像一个幽灵一样，带着过去的我穿越过文字的地狱，也走进过一切语言的山林。夜晚不再孤独了。冬天不再惦记缺少炉火。每当我在一些个独自难以承受的时刻，莫名的忧愁侵袭我的骨髓时，一想起远方有这样一个朋友，我就能静穆许多。每个诗人心中都会有一个赵蕤或维吉尔，有一个秘密的导师。我也不例外。记得小时候，我像每个中国孩子一样，特别崇拜古代志怪小说中，那些侠隐高士，异人，或住在山林中，偶然现身一次的白发长老。好像无论遇到什么难题，一问这个老头就都解决了。而十五岁写诗时的我，也曾不自觉地想去寻觅一个先于我入道的导师。加缪曾将少年时启迪他写作的教会小学老师热尔曼先生，称为他文学人生的“第一个人”。如此说来，子午就是我的第一个人，而且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时代更迭，生活颠覆不断，人情物事也大多变化分离了，很多早年的知己都作了鸟兽散。但子午和我的友情依然如故。他那些为了引导我的写作，长年孜孜不倦地有时在家中，有时在路上，甚至临时路过邮局时也给我写的那无数封温暖的书信，都曾触及到我文学、良心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他那些偶然碰到、不时寄来的旧书、以及每一个特殊时刻的关心，多年来一直是我深藏于内心的、最重要的情感教育和人格秘笈。
如今我虽已人到中年，扫荡生活，横穿命运，见过无数的人，也读遍了天下的书。但每次回头一看，我都觉得，只有他，才是我写作的导师。
2008.10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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