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创办之初，北岛、芒克和他们的同时代人，起初是以在《今天》发表诗歌、小说、剧本和批评文本的方式，讲述他们那代人的故事。时至今日，在我们纪念《今天》三十周年之际，《今天》本身也已成了一个被讲的故事。从叙述的角度，《今天》这个故事可以有好几种讲法，但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带有某种传奇性。然而又普普通通，它的传奇性就像脉搏一样，甚至让你感觉不到。
我昨天刚刚读到由徐晓编的这本图文并茂的纪念册《今天三十》，我特别注意到书中对《今天》幕后群体的描写，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关这方面的真实叙述，我承认我真的是有点被震了。《今天》作为一个群体，无论是从事写作的人，还是从事幕后实际事务的人，这三十年来，每个人的命运与《今天》所发生的交叉，一种既普普通通又带有传奇色彩的交叉，让我想起博尔赫斯所描写过的文学意象：交叉小径的花园。也就是说，彼此的脉动、心跳、呼吸、思考、记忆、迷惑、怀疑、温情、愤怒、书写、阅读，彼此的信函、电话、传真、短信、电子邮件，以及那些发票、车票、机票、稿费，那些珍贵的原稿、手抄稿、复写稿、油印稿，在何时何地的刻度上错开了，分岔了，又在何时何地交互编织在一起，由此形成了编织物，历史的、词的、时间的、生命的编织物。编织物呈现出来的图案，就是《今天》这个图案。我要特别指出这个编织物的手工特质，它的反体制、非机械、非商业运作的特质。《今天》在对这样一种特质的坚持和维护中，既是一个杂志，一个文学群体，一个传奇，又是它对自身的叙述和图像本身。从文学史的元叙述意义上讲，《今天》同时把心灵的故事，诗歌革命的故事，词的流放的故事，以及社会和历史变迁的故事结合起来，融入到当代中国特定的转型时期，融入到更为广阔的全球化时代，也融入对存在的根本叩问。
中国这三十年的变化超过此前两千年历史的变化，这一快一慢，交互编织在一起，产生的图案繁复错杂，但又清晰可辨。大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故事，天下的故事，小到不起眼的个人故事，都可以拿来与这个图案形成有意味的对应。比方说，关于北岛与芒克的酒的故事，一个喜欢喝葡萄酒，一个喜欢喝白酒。从芒克喝白酒引发出来的故事就太多了！北岛的酒故事我听到的不多，但在红酒方面他品味颇高。这是不是与词的故事和品味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呢？然后舒婷也卷了进来。舒婷在发言中开玩笑说，芒克当年将她一笔小小的稿费拿去喝酒了。酒的传奇性逸事通常发生在中国古代诗人身上，现在，我们在《今天》诗人身上又读到了一个当代版本的酒故事。文辞与肉身、传奇性与日常情景、醉与醒、狂放与内敛、现实与超现实、冒犯与释然的互相映照，在现代诗人的酒故事中与词或空想交织在一起。但我们也许并不确切地知道酒传递给词和思想的，是作为肉身的革命冲动和青春气息呢，还是精神的形而上签名？是古意和乡愁呢，还是事关现代性的密码和语境？是众杯相碰的友情呢，还是深不可言的孤寂感？是词的加速度呢，还是反词所衍生出来的一个生命的递减过程？
再比方说，关于《今天》的游历故事。刘禾教授在为《持灯的使者》一书所写的序言里，从文学史写作的角度谈到了这个故事，她认为这个故事里的真正主角是“地点”。比如说北京13号公共汽车沿线，前拐棒胡同11号，东四十四条76号，然后是白洋淀、杏花村，中间还夹杂着刘念春的家，铁狮子胡同赵南的家，这么些个地点，人在其间穿梭过往。十来个人，也许二三十个人，骑着自行车在这些地点往返穿梭，那时候也没有预约电话，自行车一骑，蹬蹬就来了。我能想像那样一种感觉，人的身心和写作整个都处于漫游的飞翔状态之中，尽管《今天》当时置身地下。新的《今天》在海外复刊以来，又延续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漫游，从中国本土到欧洲到美国，现在又到了香港。这真是一个永无止尽的漫游和放逐啊，穿过时间、存在、天问、虚无，穿过汉语，穿过我们对文学许下的最初的诺言，穿过我们坚硬的信念和纯真，穿过我们身上的宿命与亡魂，穿过编辑事务、邮政路线、金钱底色。在历尽所有这些说不清是由真实还是幻象构成的境遇之后，时至今日，《今天》仍是一本没有固定编辑部办公室、编辑成员散居全球各地的杂志，一个不与政治权力妥协、不与世界性的商业潮流做交易、不向平庸生活低头的异端文学群体。这些年来，这么多为《今天》工作的人，一个拿薪水的都没有。这样一个全世界最奇特的杂志，办得那么有意义，那么气息生动，那么体面，而且持续了那么长久的年月，这不仅在中国，恐怕在世界出版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在《今天》后面有那么一个团队，一个由诗人、作家、编辑和编务组成的群体，不仅没有任何私下好处，大家反而把自己的精力、心血与生命全都投了进去，最后形成《今天》这个杂志，这个写作立场和标准。还有那些了不起的捐赠者，没有他们《今天》是不可能办下去的。讲《今天》的故事既是在讲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讲当代中国文化史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与中国的当代美术、当代电影、当代戏剧、当代音乐、当代建筑、当代批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且涉及中国当代经济生活奇迹般发展和变化的故事。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今天》的赞助者。《今天》后面的赞助史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史故事，事关人心的尺度和历史的步伐。这里面的故事非常重要，一方面它有助于理解当今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捐赠深处留有生命的体温和面容，留有可以触摸的质感、刻度感和及物性。而所有捐赠在本质上其实就像硬币的两面，同时暗含着人类不可抑制的还乡冲动和乌托邦冲动，带有乡愁和感恩性质。在这个故事里，《今天》与其说是一个实在，不如说是作为一个象征来接受捐赠的。
当年办老《今天》的人都有点老了，而新《今天》的成员们大多也不年轻了。这里有一个问题，《今天》怎样保持自身的年轻活力？朱朱发言时谈到青春期写作的结束。但中年写作其实也得要保持青春的活力和敏锐。最近我与西川谈到海子的诗歌写作中的少年精神，谈到中国古诗（主要是初唐诗和盛唐诗）文本中洋溢着一股子打动人心的少年精神。这方面大家都熟知的是李白，其实王维又何尝不是如此。现在我们读的多半是王维充满禅意的中晚年诗作，像“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之类，但王维在唐朝开元年间真正产生影响的是他“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少年十五二十岁，步行夺得胡马骑”这样写少年精神的诗作。他诗中的游侠精神，边疆的荒凉感、空阔感，包括战争观和爱情观等等，构成了中国古诗写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走向。当代诗人中，柏桦八十年代的诗作出现了与王维式少年精神不大一样的青春元素，比如“年轻人由于形象走上斗争”，体现出左倾的、极端的政治美学观，好像在写作内部安装了某种语速上的推进器。《今天》诗人的早期写作中，少年精神和青春活力表现得非常明显，尤其当我重读北岛、芒克的某些早期诗作时，能明显感觉到字里行间那份动荡不安、触动性灵的少年情怀。
少年精神是中国诗歌写作中很重要的一个诗学取向，这在当代西方诗歌中不常有，因为现当代西方诗歌写作往往与现代性的限定元素相关，它主要是诗人对工具理性和机器文明作出种种反应的产物。但《今天》诗人的写作与此有别，半熟的、外在的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在北岛、芒克这样的诗人身上跟中国古老的少年精神，跟他们身上特有的青春叛逆倾向奇异地结合在一起，两者既没有相互排斥，也没有真正融汇，反而催生出一种宇宙洪荒般的少年漫游精神，一种挑战世界的青春气度。“我不相信”就这么被北岛用年轻的否定口气说了出来，这么一个纯粹的“不”，它斩钉截铁，不给其对应物“是”留任何余地，吓坏了十几亿国人骨子里仍有些封建的那个老朽中国，那个用老年人的资格、分寸、步伐施加统治的骨灰级中华帝国。
李鸥梵教授刚才的发言说，北岛现在已经变得很优雅了。当年那个诗歌的京城少年已经人到中年。我想这里有一个生存的、写作上的转型，不仅北岛本人完成了，我觉得新《今天》复刊以后，经过十多年的持续努力，这个必要的转型也基本完成了。像海子那样的人，他没法完成这种转型，他干脆就连自己的肉身一块，带上汉语诗歌中少年精神写作的最后的可能性，在山海关孤独地消失了。而有着“童话诗人”之称的顾城以一种更为残酷的方式离去了。《今天》在转型完成之后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保留它的不确定性，它的漫游气质，它的小杂志本色，它的特殊的凝聚力。
在八十年代，中国年轻的外省诗人是将《今天》放在北京这个地方来考虑和对待的，就像史蒂文斯把一只坛子放在田纳西州的荒野上来观看和定义。如果将《今天》比作这只坛子，我们现在不应只将它放在中文写作的封闭语境里来看，它应该放到更开放的世界，放到全球化的语境来看。《今天》的漫游更大、更开阔了，它从老北京的胡同里、从白洋淀走出来，走到纽约，走到欧洲，走到香港。《今天》在全世界像词的游魂漂来漂去。它的那种与天地精神独相往来的漫游气质始终保持在那里，没有因政治和商业的挤压而丧失。在纪念《今天》三十周年时，我要特别提到在新的《今天》扮演重要角色的人，除了在座的北岛，翟永明，还有身在纽约的李陀，刘禾。特别是李陀，他对《今天》是非常珍贵的一个存在。
《今天》这代人已进入了中年写作阶段，也就是荷尔德林所说的“生命之半”阶段。我们开始考虑存在和写作双重意义上的“后半生”。恰逢此时，我们所处的时代也进入了“去政治化”的消费时期。中年和消费时代的同步到来，给我们的写作带来了实质性的深刻影响。写作一下子变得复杂和广阔起来。那种单纯依靠青春热血、依靠少年中国的游侠精神、依靠纯粹抒情的诗歌写作，已经很难在写作的原创性、深度、难度、敏感度、开阔度和能量感等诸多方面支撑起我们的视野、抱负、问题意识、批判精神、综合能力。所谓转型，意味着从一个单纯的诗歌和小说写手，转化为一个综合意义上的诗人和作家。
在这样一个消费的时代，金融幻象破灭的时代，资本与权力握手言欢的时代，全球的政治家基本丧失了统治者的胸怀和语言，每个国家似乎全部变成了公司，政治领袖将自己的角色定义为国家CEO，所有的体面人都在说着一种经济的、统计数字的、金钱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的故事更应该坚持讲下去，用诗歌的、文学的语言讲下去，用心灵的语言讲下去，总之这个故事不能用CEO的语言来讲，也不能用CCTV、BBC、CNN的媒体语言来讲。《今天》这三十年来其实干了两件事，第一件就是把一代人的生命放在诗歌的、文学的故事中，把心灵的问题、信仰的问题、生命的问题，与写作本身的问题放在一起考虑。第二件事情就是在汉语语言格局的历史变迁中干成了一件大事。想想看三十年前人们所使用的中文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想想看它的贫乏，它的苍白，它的拘束和麻木，还有它的党派特质。张枣告诉我，八十年代初他考硕士时，差点过不了关。当时让他翻译一篇并不复杂的文章，但他找不到与英语原文相对应的中文。他所需要的中文还没被发明出来。对比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中文，语言的开放性格局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一目了然。放在任何一个语种里，英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都不可能在短短30年里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将这个变化和古汉语、旧白话2000年的缓慢的语言进化放在一起看，是非常让人震惊的。如今人人都在享受语言格局大变迁带来的种种好处，包括那些对当代诗歌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的人。我不知道“好的中文”有没有真的诞生，但是复杂的、多元的、更具可能性的中文确实出现了。在中国三十年来的语言变革中，《今天》起的是文学推进器的决定性作用，《今天》干成的一桩大事，就是这种语言变革。
（本文是作者根据“《今天》三十年诗歌讨论会”
上的发言录音整理的，有所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