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赵一凡先生病逝后，我从他那里承继过来的《今天》资料已历经二十余载，《今天》杂志也迎来三十周年纪念日。这堆经年的纸片已然成为古董，而研究《今天》的人日见其多，积年累月，来自各国各地的近百位学者行色匆匆地到我这里，翻检出各自所需的资料，潜心去做他们的课题。除去那年潇潇女士向我索要岳重（根子）的诗歌抄稿被我婉拒（因受多多之托代为保管），扪心自问，未曾亏待过任何来访者。渐渐地，这些纸片泛黄变脆，不堪抚弄，时光也将我磨蚀得像个旧货市场的老摊主，冷眼观察着这些匆匆过客，内心里仍在企盼遇到有识之士，能将这些零散资料拿去梳理成章，以飨后人；渐渐地，猛然发现自己已过了一凡逝去的那个年龄，这才着起慌来，拾掇起一台朋友淘汰的旧电脑，再一次做起不是我这个外行人应该管的事来。
回想当年的《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这些打杂的“工作人员”就甭提了，那些如日中天的作者们，某一天在76号受到某位来访者质询各自的职业，如实作答后，竟也面面相觑，最后只好自我解嘲道：“《今天》是劳动者写给知识分子们看的。”
文字录入和校勘是个苦差事，可比起当年，一字字地刻版、打字，一页页地油印、装订，如今轻点键盘和鼠标，即可复制出漂亮的文本，通过互联网传遍世界各地。当初印芒克的诗集《心事》时，我们很想把其中的插图印成像立陶宛诗人梅热拉伊蒂斯的诗集《人》中那种黑底白线条的样式，但用手工批量油印是极难实现的，木版刷印又不能重现那流畅飘逸的线条；即便十年之后，田晓青在他开办的印刷所承印我们为多多的《里程》设计的封面时，仍在向我抱怨黑色块印刷之难。而今天在屏幕上使用电脑软件的“反相”功能，便可轻而易举地欣赏到它的效果。
于是，我成了这世上最散淡的人，独自玩味着今日文坛大腕们当年“涂抹的一片又一片/蓝”（江河）。
将问世不足两年的《今天》杂志整理成为个人诗集或专辑，并非是编者刻意所为，在三十年前即已形成这一架构，《今天》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以丛书形式出版三本诗集。《今天》的作品积蓄了十年之久，浓缩了整个一个历史时期，它有着自己成熟的作者群体，这也得益于《今天》当年力排众议，坚守同人刊物的风格，不做政治的附庸，不搞兼收并蓄的大杂烩。
始终让我心中不安的，是当年那些用自己菲薄的薪金，购买和订阅《今天》杂志的朋友们，《今天》被迫停刊后未能退还余款，也从无人索取（北大的订阅读者除外，当年在北大就读的《今天》成员王捷负责分送每一期杂志，停刊后用自己的薪金退清余款，数年后我才从周郿英那里知晓）。《今天》是靠读者的订阅款才能得以正常运作，是他们宗教般的虔诚成就了这本杂志。这深情厚德无以回报，我将尽所能，将资料整理成电子文本，以光盘或网页的形式奉献给他们。当后世的研究者们使用这些资料时，请感谢当年那些可敬的读者们。
二
我到《今天》时，已经开始在印第二期了。
1978年底，李南帮助把户口关系转回了北京，我却还滞留在内蒙草原上消磨最后的时光。她寄来《今天》，同时还有《探索》、《北京之春》等政论刊物，我已年届三十，不会再有热情和冲动，再说，读过《新阶级》之后，对本已淡漠的政治，只剩下了厌恶。十二年的插队生活，我沉浸在有限的中外古典文学阅读之中，说实话，看过《今天》创刊号后，并没有什么感觉，尤其对北岛和芒克这两个不见经传的笔名，感觉怪怪的。我与北京的文学圈子没有丝毫联系，仅仅在有数的几次探亲假期中，浏览过几本黄皮书和一些手抄作品。
那年头的人都有好凑热闹的毛病，当年李南一定是说那里有点活儿，让我去帮帮忙。于是，在回到北京的第三天，就跟她去了76号。
那天我一进门就被人当作师傅似地让进了里面那个不足四平米卧室兼库房的工作间，掀去被褥的床板上安放着一台两个木框组成的油印机，我从没干过誊印这一行，“文化大革命”时印小报也没轮上过我干，这时我的“前任”不知溜到哪里去了，我只得硬着头皮，拿起墨辊开练。插过队的人都有些动手能力，比如有人说阿城一介文人，却除了生孩子什么都会干。于是我安下心来装作个内行，一边慢慢地调着油墨，又反复调整蜡版位置，一边琢磨这活儿该怎么干……终于印出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印张。
几天后我对这项技术含量不高的工作已经熟悉了，印出的东西还算让人满意，按照惯例，我应该在技术上稍加指导，把这摊事儿移交给他们的正式工作人员，然后离开这我不熟悉的一切。我刚回北京没几天，有许多自己的事情要做，我要去寻找失散多年的亲友，还要尽快找到赖以谋生的工作……
76号人来人往，大家都很忙，手头的活儿使我无暇他顾，只有“猴子”（别人都这样叫，我那时还不知道他就是那个有着怪笔名的诗人芒克）整天在油印机旁帮我整理和添放纸张，他在整理印好的书页时，诚心诚意地奉承我几句，土里土气地赞叹：“嘿，真真着（北京土话：真清楚）！”
我渐渐干熟练了，也开始欣赏眼前翻过的一幅幅整洁清晰的印张，却没有兴趣关注其中的文字，仅仅是为了校正版面，才盯住边缘的词句看上两眼。无意中，两行熟悉的诗句出现在眼前：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
我的心一阵紧缩，它触动了我记忆中最沉重的部分。那天正好北岛在外间屋（如前所述，当时不知身旁芒克的身份），我怯生生地拿着印张去问他：
“请问，您知道这位作者现在哪儿？”（我始终保持着老北京的习惯：对不熟悉的人称您）
“怎么，你认识他？”
“嗯，是我同学……刘自立。”
“不，是老郭，”北岛忍俊不禁，“他下午来，你会见到的。”
许多天之后我才知道：这首文革中著名的的地下诗歌《相信未来》和它的作者，拥有不可胜数的版本和传说，堪称中外诗歌史上的奇迹。
郭路生来了，不是我想象中那种情感细腻心灵脆弱的诗人，发茬极短的平头，穿着比当时单调的服装还要土气，面对人们的仰慕和激赏，拘谨无措一如老农。只是在谦卑地请求大家听他朗诵近作时，才呈现给人们他作为诗人的全部。
数月后，我找到分别多年的刘自立并约北岛去拜访他，从第五期开始在《今天》上发表他风格独特的作品，他是《今天》中少有的不属于任何文学群体的作者。
三
有关东四十四条76号和它的主人刘氏兄弟，多年来为人们所传诵，然而于我却有一份抹不掉的世俗的辛酸记忆，长久地萦绕在心头，这也是我三十年后来写《今天》琐记的缘由。
76号在北京并不算是最破旧的大杂院，但院落极深，格局却不像官邸或宅门。直到某一天，偶遇房管部门的人来查房，他在翻找图纸时嘟囔了一声“慧照寺后门”，我才恍悟：原来是庙宇！它的多重院落横跨在两条胡同之间，前院的大殿早已拆掉盖楼，辟为小学校，后院存留的旧房应是僧舍。某位外省来京的造访者听到这段掌故后，大发思古之幽情，喟然叹道：“昔日僧侣们劳作和诵经之余的憩息所在，如今成了当代诗歌的滥觞之地……”
大批的知青返城，使早已紧张的居民住房雪上加霜，在这个院落里，没有比这一间半东厢房更破旧的房屋了，京城俗谚云：“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夏不凉”，即便如此，对于当年返城的大批未婚知青们亦是弥足珍贵了。哥哥刘清的户口和工作单位都在外地，弟弟刘念春从山西插队恢复高考后就读北京师范学院，76号是他们寡居的老母亲栖身之所，她把房子让给了已成家的刘念春，自己住到女儿家中。我想，这对于老年人实在是无奈之举吧。
李波是刘念春的元配妻子，回族。据我所知天方教人是很忌讳本族的女性和外族通婚的，何况她父亲还曾担任位置较高的教职，为此父女反目，她毅然嫁给了念春。我到76号时，念春和她的关系却已经到了破裂的边缘，但我感觉不完全是因为念春作主把他们的家让给了民刊使用。这个刚强的女人，为了维系这个家庭，居然在南城又收拾出一处居所，我曾到过那里，房屋更小更破，显然是那种“私搭乱建”的，我至今记不准那棵大槐树是在屋内还是屋外，但比76号更像个家庭，很温馨，还自制了当时很时髦的简易沙发，可还是没能唤回念春的心。
李波很少到76号来，所以大多数来客在此高谈阔论时，是不会想到这里还有女主人的。我也只见过她两三次，待人挺和善，至少没给过我们这些人“脸子”看，在料理完私事后并不急着走，静静地坐在一旁听着别人谈论，有时还很关切地问上一两句。总之，我没看到通常离婚中的那些“前奏曲”，更没有让我们这些“闯入者”感到过难堪。
一年半后，空气萧索，长驻于此的芒克搬离一个多月后，约好时间让我去76号找李波取一批信件。短短的几十天，一切又恢复了常态，我曾千百次出入这里，如今却像走进一所陌生的院落，我感觉每个窗子后面都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轻轻敲开那间熟悉的小屋，只有她自己在家，满脸洋溢着她那个民族特有的健康和神情。落座后，她交给我一沓信件，那是《今天》的最后一批读者来信，是李波帮助收存的。然后滔滔不绝地讲起她接待过的最后一些来访者，那热烈的情绪使我暗暗吃惊，她丝毫没有流露出个人的哀怨，其实这与她毫不相干的一切，正该是她企盼尽早结束的噩梦。
在这间又复原为家庭的整洁的小屋里，我如坐针毡，我满面羞惭，耳根发烧，渐至听不清她讲些什么，我深深地垂下了头。我很想对她说，替《今天》所有的人说：“大姐，对不起……”
但我始终鼓不起勇气来，最后找了个借口，像个贼似地逃离了这个曾经轰轰烈烈的大院。
一两年后，我们也都相继建立了各自的小窝，我至今无法想像，自己能有勇气把它托付给凶险的波涛。
李波长我几岁，如今应该是六十开外的老年人了。我无从知道更无法想象她日后的景况，只有在心中默祷她能回归自己的民族。我不谙天方教义，但我想像真主是仁慈的，她应该得到谅解和宽恕。《今天》的朋友们应该记住她。
当年《今天》的通讯地址使用刘念春的实名，是因为去邮局取邮购款须要出示有效证件，却曾经引起过许多读者的遐想，他们在来信中揣测：是为了规避个人麻烦？还是对文学前途的憧憬而杜撰的假名……无论如何，这个名字也的确不符合当时国人取名的用字习惯。
我听说念春原名念椿。古时，为人父母者以两种最平凡的植物椿（树）和萱（草），作为自己的谦称，但念椿至今仍叫念春，恐怕是当初户籍人员或他自己的疏忽所致。念春的父亲在任民国时期美国驻华使馆高级雇员时，英年早逝，遗下子女（四人？），念春恐怕还在襁褓之中，故名念椿。其时正逢政权更迭，从他们母亲后来蜗居的这处小屋，和弟兄们的流离失所，可以想见这个家庭所遭受的一切。
我见过他们的母亲，她举止端庄高贵，总是默默无语，那是一种教养和磨难的集成。
晚年时，她曾获准出国探望子女，据说她有可能以前使馆雇员遗孀的身份移居国外，但她却依然回到了这块自她成年后便没有得到过安生的土地。
1970年代末，芒克摄于76号《今天》编辑部小屋前，墙垛即将倾圮
（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