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书案前摆放着一张冯星平的照片，下面用醮水笔写着“整个说来你是一个十足的男子，再也找不到像你那样的人了！”这是燕妮对马克思的赞赏。说来也巧，冯先生真有点像马克思，起码是在外型上：大头、皱眉、卷发、胡子和短短的罗圈腿。可惜他们没有像马克思和燕妮那样，最后还是离异了，各奔东西。
冯星平的那幅女人体，无意中透露了一位男艺术家对女性隐藏的色情心理。这个逆光中的裸少女，一手下垂一手抚在胸前，懒恹恹的动势，表情娇柔而平庸。那挺拔的胸部、隆起的耻骨和繁茂的阴毛，具有明显的道德挑衅性，成为“野草”向“革命”观看方式挑战的一个范例。
罗群题名《欲》的油画，更为妄作，曾多次遭到中国美协某些领导的批评。这是一幅暖色调的点彩派作品，明显受了苏联外光画风的影响。金色的太阳光芒四射，从太阳中心显现的不是伟大领袖，而是一个张臂挺胸的青春胴体。其动态似乎又借用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姿势。裸体差点成为“野草”画展被禁的原因。
除与“色情”外有关外，针砭社会的艺术家也不乏其人。张仁强画一张大而凝重的作品《热土》。画面是沉重的紫红色绸子——血的象征，而混乱的笔触与凸起的油料堆砌成一幅似是而非的华夏地图。从中心到边缘扩展开来的恐怖，犹如地狱烈火煎熬着五千年文明的土地。长江、黄河、长城在图中游动，没有精确位置，似乎不再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而演化为铁镣，百般纠缠着这块版图，触目惊心。这幅画称得上“野草”的代表作，其前卫性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才突现出来。
邓庭良是杂家，用水墨画了苏武牧羊和刑天。他早年搞体育，接着搞造反，走到头搞武斗，失败后搞逃亡，把自己搞进监狱，出了监狱搞书法，从书法出发搞历史，再转向搞绘画，最终搞“野草”。照他自己的说法，“最喜欢搞的是女人”。但他的作品却是极严肃的。他画刑天，我想是他对自己政治抱负的影射。他当年造反难免有争权夺利之嫌，直到“四人帮”倒台，他被搞成了“三种人”，锒铛入狱。
我有两张油画参展。其中一幅肖像，垂死而疯乱，头发稀疏，额间宽阔，两眼如炬，惊恐至极，无可奈何又于心不死。隆起的鼻子，嘴被无意间抹去，青色的面腭，脖子无端端消失，不中不西，不土不洋，不伦不类，国籍不明的人种。背景为红色，非革命时代而是逆反时代的红色，不是正义的象征而是否定自诩为正义的象征。混乱不堪的倾向，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的杂种，有意无意间反绘画的拙劣技巧，在这拙劣中还多少保留些许半生不熟的朝气。
从这幅画题名《晚期癌症病人》看，多数人都以为我指的是时代的不可救药。其实我只想说明，从1978年到1979年，中国人的文化生存空间开始松动，在我们头上闪过充满生机的光亮，我们有可能——那怕是冒入大狱的危险——开始自由表达。直到现在，栗宪庭仍坚持说这幅画使他受到很大震撼，是整个“野草”他至今唯一记住的作品。他认为也是“野草”最重要的作品。
画展进展顺利。但在第三天闭馆前突然闯进一批穿制服的人，在展厅里走来走去，大声叫嚷：“这是反革命的画！”，“这些画最好送到台湾去展览！”我们无言以对。
到第五天下午，那排平房突然电源断了。重庆一月份通常是不出太阳的。展厅没有灯便一抹黑。一些观众从边远地方来，要花上一整天时间。大家都急，有人想办法到商店买来蜡烛，分发给观众。人们依序举着烛光移到画前，火光把人影投到画面上，那纷乱的颜色和狂暴的形象在火的诱惑下呼之欲出。黑的空间把人与画压在一起，烛光勾勒着那些面孔，或侧或逆，或明或暗，生机勃勃又神秘莫测。
展览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每天都有很多人与我们联系。连胆小的艺术家也受到鼓舞，尚未参展者在“野草”签名板上悄悄添上自己的名字。《美术》杂志派出栗宪庭、张士增来重庆调查，拍了照片，让我们增补一批新作品，要在《美术》上全面报道。
正欢欣鼓舞时，政治风云突变。一九八零年春节前中央出了九号文件，针对那些办得越来越正规的地下刊物，并追查幕后势力。《美术》杂志取消了对野草的报道计划。春节期间我们按原计划召开“野草”座谈会，到会者不足一半，许多“斗士”纷纷避开了。
挨到秋天，中国的天空又明朗起来，我们决定在筹备第二届画展前正式成立“野草画会”。
在四川美院一间教室里，我们召开了第一次正式“野草”会员大会。第一议程就是讨论章程，那是由张仁强、张仁贵兄弟俩负责起草的。每个条款经过逐条修订后一一通过，仅有几条引起争议。章程第二章“宗旨”里有一句“我们绝不再做政治的仆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我对此持否定态度，试图把“不作政治的仆奴”改为“为纯艺术而艺术”。毋庸置疑，在物质或精神现象中哪有纯的东西，艺术更无纯可言，尤其是在那个政治污染一切的年代。我们吃够了政治的苦头，讨厌政治，但如果公然写上“不做政治的仆奴”，我们就会匍匐在另一种政治的脚下。再说，中国的政局风云多变。作为纲领性的白纸黑字，要尽量慎重，才能继续从事艺术。而张氏兄弟及西南师大的代表们非要坚持“不做政治的仆奴”，对以我为代表的观点嗤之以鼻，甚至嘲笑我们“胆小”。
我态度坚定，表示若不让步我们就退出大会，退出“野草”。双方僵持不下，几乎到了分裂的边缘。最后我提议举手表决，大家同意了，结果还是“胆小”的占多数，“不做政治的仆奴”被取消了，也幸亏取消了。
在第三章“会员的权利和义务”中，由于“不参加任何官方展览”这一条，又分成针锋相对的两派。四川美院学生们已尝到参加全国美展甚至获奖的甜头，没有必要向他们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在强权时代，文化人只要多少能偏离主流文化，任何真实的表达哪怕像彗星那样在黑暗王国中划过，也是如此珍贵。如要坚持这一点，程丛林、罗中立、张晓刚、叶永青、何多苓及几乎所有四川美院的学生都会退出“野草”画会。果然，版画系的刘世同（后不幸病逝）当即要带领一部分人退出，被大家拦住。强硬派终于妥协了。
我手里有一份“野草画会章程”的全文，在第二章“宗旨”的第二段记录着我们这代人的爱憎：
画会坚持艺术民主，充分尊重艺术家个人创作意愿，把追求真、善、美的艺术世界和艺术家的社会道义感放在首位，断然鄙弃强权、虚伪和邪恶。
不知在当年还有哪个民间艺术团体能提供如此掷地有声的历史文本。
理事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程序极为简单，先由大家口头提名，把名字写在黑板上，然后发纸、填写、唱票、统计，顺理成章，立见分晓。冯星平缺席当选为第一届“野草画会”会长（后来的会议他总是缺席）。张仁强、李德虹、马星临，邓庭良，龙全，梁波，刘沛沛，翟幼林及我当选为理事（何多苓后增补进来）。理事会作了具体分工：张仁强主管组织，邓庭良主管宣传，马星临主管理论，李德虹主管事务，我主管对外联络。“野草画会”首批会员共80人。
会后，在去食堂的路上，一伙人对我怒目而视。激进派的代表刘沛沛领着一帮人，冲着我愤怒地说：“你居然是这种人，令人失望！”我却一言不发。其实我在观念上非常极端，但在操作上尽量保持低调。和激进派相比，我比他们多了一点理性和策略意识，知道欲速则不达的浅显道理。
不久风声果然越来越紧。公安局搜查了为我们的作品拍照的林先生的家，抄走了所有的图片资料。后来得知，起因是林先生涉及另一案件，与“野草”无关。而多数艺术家闻风丧胆，杯弓蛇影。
1981年元旦期间，我们打算召开理事会讨论当前的局势，地点在会长冯星平家。我们如期而至，门锁着，没有留言条，大多数理事也未露面。后来听说冯星平、邓庭良他们很明智地避开了。由于年长，经过风雨见过世面，深知政治的险恶。那天到场的只有仁强、星临、梁波、龙全和我。我们在冯星平家门前久久徘徊，痛心疾首，最后只好悻悻离去。
第二年春天，“星星”美展的黄锐、马德升一行来到重庆，与“野草”挂上钩，先为他们安排在四川美院和重庆艺术馆讲演，接着是西南师范学院。头天晚上“野草”请他们吃饭，由张仁强、张仁贵、冉隆霞和我陪同。席间我和马德升聊天。谈到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时，我说艺术家应保持艺术的独立性与社会抗争，而不是搞政治。没想到他暴跳如雷。指着我大吼起来：“你们是帮什么人呀，我瞎了眼和你们混在一起。艺术独什么立，你不用再给我谈艺术了，你懂艺术吗？”我简直懵了，这不在我的经验范围内，但这是原则问题，绝不能妥协。我愤然把桌子拍得山响，指着马德升说：“你马上滚蛋，我不想和你多说一句话。”马德升起身拄着双拐杖要走，被众人劝阻。只有黄锐面带微笑。仁强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说这是个疯子，赶快让他滚。仁强说，千万别这样，明天要到西南师范学院讲演，通知已发出，无法更改。我失去理智，听不进劝告，转过头去，再也不想去看一眼北京来的精神病人。马德升更不让步，扬言明天的讲演不去了，今晚就离开重庆，不想再见像我这样的傻帽儿。黄锐凑近我说，老马就这德性，劝不了。并安慰我说明天他一个人去顶着。我对黄锐充满感激之情。我知道明天的讲演场面会有很多听众，再说由我主持，若马德升不参加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八十年代初的青年已有很大变化，不乐意承受过于严肃的话题。而马德升更符合他们的胃口。在四川美院及重庆艺术馆的两场讲演我都在场，不得不承认马德升是演说天才，加上他双拐拄地站在台上的殉道者形象，更具有动人的力量。冉隆霞毕尽是女性，聪颖而细腻，对大家说，明天讲演的事先别提，今晚已安排到枇杷山公园观山城夜景。
沿着暗中发光的蜿延公路，我们一行向山顶走去。都市白日的喧嚣沉寂下来，晚风吹拂，尘埃落地，我们深吸着丛林中的清新空气。朋友们轮番问我明天该怎么办。我已冷静下来，深知事关重大。
远远看去，马德升独自靠在栏杆上眺望。重庆的夜景衬托着这个寂寞而不倦的斗士的背影。我很坦然地向他走去：“没想到重庆的夜景感觉很特别吧？”他不回答我，凝视着远处。我近乎自言自语地说：“这都是因为它隐蔽在黑暗中。真实的东西会令人感到不安，难以接受。我想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今天表现得很真实，却破坏了我们之间关系的和谐。我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在真与美之间难以抉择。尽管这样，在一个绝对前提下我仍然会选择真实。中国的艺术家们打着美的幌子，制造谎言，把真的东西掩藏在黑暗中，就象我们看到的这个夜景一样。我们现在走在一起，要为之奋斗的便是粉碎非真实的现实……”我采用了一种突然切入、真诚而孤僻的态度构造一种语境，老马生硬的姿态软化了。或许不是我说服了他，而是他认同了我。那天夜里，在重庆的万家灯火之上，我们俩谈得很投入，情绪热烈。
第二天下午我们赶到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令人意外的是，美术系的领导出面欢迎，把我们视为贵宾，一起共进晚餐，并安排住宿。
西师美术系是重庆各大专院校民主选举人民代表最激进的地方。系里有黄云开为代表的“职业活动家”，几乎每天都举行各种集会或讲演。辩论之风盛行，各种观点与口号极为异端，院领导对学生们诚惶诚恐。中文系有王康诸君的“普通人”文学社，与社会上反体制潮流里应外合，颇有扭转乾坤之势。骤然间风云突变，临到毕业分配一切化为乌有，“民选代表”与“普通人”转而成为罪状，为那些野心家和告密者找到立功请赏的契机。
晚会在美术系前的空地上举行，强光灯、音响、麦克风和录音机，代表着公有制的集会水准。一切就绪，系领导致欢迎词。我走上台，克制着内心的紧张，扼要介绍了“野草”与“星星”的历程，也介绍了黄锐和马德升，然后我把黄锐请到台前。黄锐的演讲风格简朴而严肃，充满着自信。麦克风音响虽好，但广场太大，我担心他的声音是否能抵达那黑暗深处，是否能把他的经验传送给在场的每个大学生。
马德升上台，拐杖拄在水泥地上咚咚作响。远远望去，他裹着灰色的宽大衣衫，紧握着拳头，高耸着肩膀；在苍白的面孔上，眉弓突兀，颧骨高隆，头发蓬乱，牙关紧咬，沉重的身影在强光下如刀刻一般。尽管他的姿态略显夸张与矫饰，但那却是中国人苦难的象征：残缺、瘦削、阴郁、不屈。
“同胞们，公民们！”他发出呼喊，急切又悠远，声音像浪头向前推进，夹杂着秋天黑色枝叶的颤抖。他对局势的巧妙批评和对现实的讥笑挖苦，获得阵阵的欢呼和掌声。
此后我和黄锐、马德升成为好朋友，1982年春我与仁强诸君去北京观看“韩默藏画展”，老马拄着双拐带我们拜访“星星”同仁，带我们三访北岛，还为我们排队买票看话剧《贵妇还乡》，他的真诚与好客令人感动。我与黄的缘份更深，我在日本留学时跟他常来常往，他还邀请我在他的画廊办个展。
1982我们开始筹备第二届“野草”画展，因诸多原因无疾而终。黄锐和马德升在重庆时，我曾建议一起在全国办一次在野画展。然而中国的变化太快，艺术家的反叛精神被铺天盖地的商业浪潮彻底瓦解了。
从此以后，荒原上的“野草”与夜空中的“星星”，再也未在中国大陆出现过，成为了一段失踪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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