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退潮
一九七二年，林彪“叛逃”折戟沉沙，兵团的政治生态陡然一变。中央文件逐级传达之后，连队里的“天天读”仍然每日如仪，但大家渐渐地无心向学，竟于学毛著“雷打不动”的班组会里嘻嘻哈哈，继而打闹成一团，到底是青年人，被压抑的心性觅机便释放出来。每有此景，老林头端坐不动，却时有微笑。
再后来，“天天读”被取消了。团部广播站透过连队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一些聂耳、冼星海的解禁歌曲。那年春节团部还组织了文艺联欢会。恰巧顾指导员因此前抓阶级斗争成效卓著，被调任武装连的政治指导员。这个“斗争狂”一去，我们连队的气氛松弛了许多，毕竟老连长是个憨厚人，他只管埋头抓生产，至于阶级斗争则不怎么在行。
其实对那代知识青年而言，“林彪事件”正是分水岭，对文革的厌倦和集体离弃，始于其时。却说我和小谢、老林头散而复合，出工收工又结伴同行，聊天的话题竟比从前更拓宽了。老林头自称“老运动员”，本朝建政他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角，每闻斗争鼙鼓，他都要“站台”。斗来斗去，他也从惊惧转为麻木了。别看老林头说得轻描淡写，我和小谢都已尝过“革命洗礼”，深知其间精神凌虐之剧痛，有时夜来惊醒，竟有梦魇一般的压迫和窒息感。至此，我方知老林头从来就没有认同过新社会，他可算是真正的“残渣余孽”。或许，最初他也曾想过融入新时代，但终于做不到。念及那时候人人都朗朗上口的毛语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老林头不是这个政权的敌人，但他从来都不是它的朋友。我甚至觉得，他在深山老林里“劳动改造”，仍固执着既往的穿着和扮相，都是一种无言的表达，以划清他与这个时代的距离和界限。回想起我在连队里参加过对老林头的多次批斗会，他那白发萧然的脑袋总耷拉着，也曾让我心下恻然。但这才知晓，他的内心比我们所有人都更有尊严。
老林头从没提过我的“揭发”，正如他从不计较小谢早时交待过关于他的什么“不轨”言论。我曾嗫嚅着试图道歉，话未说完他就摇头摆手，继而道出某次运动的一个笑话就打发过去了。诸如此类的笑话他有一大堆，虽说他的笑话里听不出明显的政治意味，好像只是自嘲。但咂品之余，便知是对现实的隐晦反讽。若干年以后，我果真动笔写小说了，第一篇就是获奖的“伤痕文学”，里头有一则笑话就是出自老林头之口；而小说里绰号“过于执”的工厂支部书记，举手投足都有我们兵团连队顾指导员的影子。当我成为作家，某次整理知青生涯的旧笔记，忽有所悟。我隐约想起，小谢授意我“揭发”老林头时的古怪语气，恍似他当年如此做时就得到了老林头的提点。老林头到底是“老运动员”，斗争会的结局，全在他的掐算之中。惜乎当时我没有想到这点，未能向老林头求证。倘得他只言片语的暗示，我的负疚感当可轻得多。
无论如何，我们三人都相处融洽，甚至比以前更放言无忌。然而，兵团里难得一见的政治宽松未能持续多久，“批林批孔”运动又来了。原来林彪反党集团的本质不是“极左”而是“极右”，于是时代钟摆又向更左的一端摆荡。只不过，“林彪事件”之后，广州军区被内定为林彪“另立中央”的重灾区，兵团里军队干部的势力在收缩，原农垦总局的旧干部地位有所提升。于是，老林头终于办成退休，要回海口市了。
那天我和小谢给老林头送行，一直送到琼中县城车站。我们连队距县城营根颇远，要走20里山路。我在兵团那么多年，只徒步去过两次营根，一次是去县城电影院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另一次就是送别老林头了。
却说老林头年轻时很是风流，完全符合“阶级教育”读物里对旧社会人物的脸谱化归纳。他妻子早丧，却一直不肯续弦。他有一个女儿住在海口，据知文革初年已被“揪出来”，处境每况愈下。当日送别，看着老林头的白发在长途汽车的窗口晃动，终于在扬起的红尘中远去，我心无限怅惘。实不知，退休后的老林头能否在险恶的政治风涛中安度晚年……
空山云雨
又隔了两年，兵团知青卷起回城潮。小谢的“政治结论”一直悬挂着，按说他是很难离开深山的。孰料家里给他觅得一门亲事，宛如旧时代的盲婚哑嫁，他和三元里的某位女子结婚，不久就回城了。在此之后，我也办了“病退”，回到了广州。
一九七八年我发表了两篇“伤痕文学”小说，略有文名，此时正好在广州中山五路遇上了小谢，我就让他到我家一叙。他告知，自己已选定新的人生路向，就是出国，以前合写长篇小说之议，只好免谈。说来有点可惜，小谢文才不错，谈吐机智幽默，毛笔字写得甚好，古文根底更在我之上。那次聚首，我们说起了老林头，可惜都没有他的消息……此后我也再没见过小谢了。
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顾指导员。他调去武装连任职，该连都是未成家的精壮猛男。顾指导员性格阴郁，身体不好，他妻子长相平庸，又是三个孩子的妈了，但多少有几分肉感。由于性饥渴，她便频频勾引猛男“野合”于橡胶林，和她有染的足足超过一个排！这都是文革后期的事，那时革命意识疲软了，人性里被压抑的肉欲却又勃发起来。其实很难说是哪一方的“饥渴”使然，从文学意义而论，这就是生命的原始本能。东窗事发后，武装连有几十名干部战士受到处分。顾指导员一气之下，卧病不起，我离开兵团不久就听到了他的死讯……于是蓦然觉出，其实他也很可怜。
黎族山民
我当年所在海南生产建设兵团，隶属六师十五团，在琼中县。顾名思义，琼中在整个海南岛的中部，山高林密，瘴疠弥漫。琼崖岛民有道是：一穷二白。“穷”是琼中县的谐音，“白”就是白沙县。换言之，海南第一穷的就是琼中，白沙次之。这两个县都是黎族苗族聚居的地区。
我那个连队在热带雨林深处，周围均无汉人村落，只有黎村苗寨零星地点缀于山间林际。只要登高远眺，凡有娉娉婷婷的槟榔树招展的地方必有村寨，那就是琼崖原住民的栖息之地。
我曾受过“蕉风椰雨”文学描写的感染，来到五指山中，为了寄托只见蕉叶不见椰林的单相思，曾在连队的小河边种下一排椰树苗，怎知直到我离开五指山那年，它们仍半死不活，只长成齐腰高的“小老头树”。
入山始知，此间槟榔树才是土著文化的象征。槟榔树其实要比椰子树好看得多，它挺拔而优雅，花序很特别，如同黎家的统裙；槟榔挂果，飞红点翠，如同苗女的织锦头帕。然而，对于我们来说，槟榔树意味着人烟，常在热带林莽中出没的兵团知青，在烟雨瘴疠里迷途时有发生。高挑娉婷的槟榔树乃为黎村苗寨的标志，用文革惯用话语，那是我们的“指路明灯”。
五指山深处人烟稀落，离我们连队最近的黎寨也有十里山路，他们几无货币流通，也无以物易物，我们汉黎两家鸡犬之声不相闻，更老死不相往来。只不过，自从那寨子有一复员兵返乡，这位黎家子弟在军营学会了打篮球，他回归寨子就把这“现代文明”的游戏规则传授给其他青壮黎胞，后来每隔十天半月就拉队到我们连队打对抗赛。然而，每次都被我们兵团知青以强凌弱，比分几近于大屠杀。一来二去打了几年，渐觉客军又添新血，有两张新脸孔不算庸手，显然也是才退伍的黎族军人。但黎人终究没能赢过一仗，唯一打平的一场，本来终场时我们是输了一球的，黎族人却都没有手表。我们岂能忍受输球之辱！便暗示代为计时的兵团女战士暂缓吹笛完场，果然我方攻下追平的两分，笛声即响。黎族人已是欣喜欲狂……
多年知青生涯，我始终觉得，“大汉族”所代表的中原文明，对热带林莽中弱小黎族的文化进步，委实无甚贡献。球赛使诈之劣迹，更形同“民族压迫”！
就在我要离开五指山那年，某日我去边远连队探访广州知青，路过黎寨时，正与那位复员军人暨黎家球友相遇，他请我留步对酌黎家土酿山兰酒。黎人请客挺郑重的，主人切了些兽肉干，不多，大概已是全部储蓄。酒是足够的，山兰土酿不烈，可以喝很多。主人说起他的从军故事，原来他当过副班长却没能入党，加上文化低，便没能进县城或公社吃“商品粮”。酒过几巡，他点亮油灯，脸被映得酡红。他说退伍回家那天，很难过，黎族人祖祖辈辈住的茅草屋，没有一丝一毫改变，军营里的电和自来水在这里就像传说……后来他双眼濡湿了，我于是无言。
在山里山外，文革犹在高歌猛进，然而那时我已知道了革命的罩门和死穴，它从来就没有给人以幸福，甚至未曾带来过一丝发自心底的微笑。
苗寨故事
现在说到苗族。海南苗人历朝历代苦难最深，他们受汉人欺压，地位还在黎族之下。故此山中的苗人村寨要比黎寨海拔更高，地段也更差。但是，苗人的性格比黎族人更强悍，而且汉人黎人都盛传苗族人会“放蛊毒”，遇事都退避三舍。
离我们连队最近的苗寨有二十里远，由于这里是我们去其他连队找知青串门的必经之路，所以我出入苗寨的次数颇多。就我所见，苗族人比黎族人长得精神，男的要强壮些，女的更要漂亮得多；土著苗人的卫生习惯也比黎寨要好。然而，我不晓得自己的概括是否偏颇，因为这个苗寨是文革中的样板，它是被大汉族文明改造过的另类。
这个苗寨叫烟园，我怀疑这么汉化和诗意的名字不是苗人自己想出来的。诚然也难说，因为此间曾出过一个苗族秀才。烟园苗寨成为新中国的少数民族的样板，倒是在文革以前，原来只不过是学校办得好，是广东省教育厅扶植的典型。到了文革时期，没人再关心教育的事情，便改封为“农业学大寨”的模范村寨。它不被册封为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先进集体，已属万幸了。苗人很难搞“阶级斗争”，他们没有地主，五指山中土地多的是，谁愿意刀耕火种，开垦出来的那片土地就是他的。苗人只有苗王，就好比黎族的头人和峒主。不过在旧时代，苗王也不是共产党“阶级教育”里漫画化的敌人。反清起义、反军阀压迫、抗日等苗岭烽火，都是苗王策动的。共产党建政后，苗王被架空到自治区里当政协花瓶，这算是斯文；黎苗两家的头人在“镇反”时也有被枪决的；五七年时“右派”也没少划。但总的来说，要在黎苗村寨里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高度来搞文革，难度极大。于是就从“农业学大寨”入手了。
烟园苗寨“学大寨”，其实也很滑稽。五指山中的黎人苗人都不种菜不养猪，吃肉山中猎，要吃菜就放倒芭蕉树剥出嫩芯，再说他们也不怎么吃菜，满山遍野都有各种热带野果。说到“以粮为纲”，更和土著山民风马牛不相及，他们只种点旱稻和木薯，水田是没有的。原始森林带来的腐殖质，令任何一块山地都很肥沃，泥土翻开来黑得发亮。千万别笑话黎人苗人刀耕火种，我们兵团连队被要求“学大寨”，便在伐木垦荒种橡胶之余，也象征性地种点山地旱稻——我们也是刀耕火种。只消放把山火将杂草灌木烧光，再用尖木棍在布满草木灰的坡地一一戳洞，往里头丢稻种，此后完全不必再管它，收成自然就有了。这是热带土地的馈赠，而非“大寨精神”之开花结果。
因为黎族苗族均不用交公粮，实际上他们连旱稻都不多种。而烟园成了苗家“学大寨”的样板，完全是汉人工作组干部刻意摆布出来的“革命盆景”。他们在苗寨开几块水田种稻米，每年上交几担“公粮”，便成了时代典型。插上大寨红旗，让这个深山中的苗寨得到许多好处，为了修饰它的扮相，国家出钱把茅舍都拆了，盖成清一色砖瓦房。能全寨住上砖房的，它是全海南的独一号。
为何要给它“整容”呢？原来烟园是文革年代罕有的对外橱窗，当然能入山瞻仰文革成果的外宾都是特殊的“国际友人”。我记得第一个去参观的是著名的日本左翼人士西园寺公一，后来还有西哈努克亲王。琼中山高林密，对“外宾”少见多怪，每次来人，兵团也要一级戒备，筛选出身成份好的兵团男女战士，穿得整整齐齐，在路边假装劳动，一方面做好安全保卫，另一方面也能点缀升平。最可笑的是琼中县营根镇的花絮，为了遮掩一排草房，县革委会指派群众展开一匹匹新布，支起来挡住贵客的视线。殊不知做得太拙劣，被西哈努克亲王看穿了，寄人篱下的他倒不敢说什么，但陪同的人报上去，县革委会吃了通报批评——不是说他们作假，而是做假做得不够得力，就成“政治事故”了。
总之，我每次经过烟园这座苗寨，都觉得像走进一个革命大盆景。我见过苗寨的党支部书记一面，是在完全意想不到的情景之下。在此之前，我对他虽然无恶感，亦无太好印象。因为我认识的黎族人都极为老实，按说苗族人性格应该更为憨直，作伪的事情很难与苗人沾边。虽说这面大寨红旗本非他们自己要扛的，但我总别有一番感受在心头。
却没有料到，一宗偶发事件把苗寨党支书推向了“风口浪尖”——某日，烟园的一位苗家少女从学校回寨子，却遭到了一个兵团战士的袭击。这个被性苦闷折磨得变态的汉族青年来自潮汕地区，是因家乡人多地少而被政府安置到海南来的。人到了某年龄阶段，生理的发育和时代的压抑令他陷入了欲海漩涡。他瞄着这个漂亮的苗家女多有时日了，终于按捺不住原始冲动，从林子里蹿出来向苗女求欢，被拒之后又扑上去要把苗女制服，怎知连扭打也不是人家对手，情急之下竟用石块把苗女砸昏。慌张的他也没来得及做下什么，就被人血吓怕了，自己赶紧跑到团部保卫科自首投案。不旋踵，我们十五团的团部就被扛着火铳猎枪和砍刀的苗人包围了，领头的就是这个苗寨党支书。我闻讯赶去现场看热闹，苗人愤怒得扭曲的面孔和那些挥舞的刀枪，令我觉得此事恐难善罢，只怕要动私刑才能平息“苗变”了。
后来，团政委这个有头有脸的现役军官和对方交涉未果，人家根本不买他的账。末了还是旧农垦农场的老场长出面，把五花大绑的强奸未遂犯推出来给苗人示众，然后与苗寨党支书再三商议，老场长和他五十年代就认识，苗民总算刀下留人，同意人犯交由兵团法办。因事涉“军民关系”，这人后来判得很重。此是后话。
就在那一次，我看到了苗民的血性，以及他们对自己的支书好像对“苗王”一般忠顺。于是，我觉得革命洪流在生活的主河道中轰隆有声地奔涌而过，对我们这群知青可谓影响深远，而对某种原生态下的人群，激流的冲刷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岁月悠悠，琼崖的土著原住民仍在山中栖息。黎村苗寨后来可曾涌现过什么杰出人物？我不甚知道。然而，我可能做对了一件事——198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昆明电影制片厂合拍一部电影《南方的岸》，剧本来自我的同名小说，我自己也是改编者之一。我要求长影的崔导演，一定要发掘和录用一个黎族演员，崔导演找到了一个黎家少女，虽说她初登银幕而且只在片中唱了一首山歌，但这却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代黎族演员——她正是黎家影星谭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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