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贵祥
非华裔的少数族裔在香港电影从来也不佔一个重要的位置。陈果的《细路祥》（1999）可以算是一个例外。这部电影描述一个小童与其菲律宾女佣Armi（由Armi Andres饰演）的细致感情关系。这个男孩喜欢其菲律宾女佣多于其父母，因为他们有较多的接触机会，而其父母则忙于在自己的茶餐厅工作。可是，在电影中的菲律宾女佣并没有甚么深刻的描写。南亚裔人士在香港的文化工业里，大多是一些被取笑的对象，极少被认真看待。其中最有名的，是江欣燕在九十年代综艺节目经常扮演的菲律宾女佣Maria。在节目中，她经常刻意说出带有某种口音的广东话。虽然没有明言，但所有人都假设了她是菲律宾女佣，而她的面孔永远也涂上黑色的炭粉，令她看起来像美国的非洲裔人多于南亚裔人。整个演出令人想起美国荷里活的黑面表演(blackface minstrelsy)。此外，在阮世生的《绝世好宾》（2004）中，一名华人前任警察也为了保护他老板的女儿而假扮成一名菲律宾司机；韦家辉《喜马拉亚星》（2005）的背景则在印度，但主要的种族角色仍由华人演员担当。这些种族角色的出现只是为了配合电影漫画化的处理手法，电影的制作人亦无兴趣处理在香港社会的种族问题。
拉克劳曾经提出，一个社会唯一能够达成的普遍性，只能是一个「霸权式的普遍性」——一种由无数可取代的个别体争逐下冒起的普遍性。而能够团结起所有个别体的原因，是个别体之间建立了一条「相等的链结」（chain of equivalences）。「相等」的逻辑，是建基于结构主义中「能指（signifier）的链结」这个概念。一个个别体能将自身普遍化，或佔领一个霸权的普遍位置，是因为它能用自身来取代其他的个别体。「相等」的意思是通过将一些外在于原有社会框架的东西，放进去这个框架之中，或索性将其取代，令到原有的位置变得复杂，于是原有的社会的组成模式便会被「去领地化」，从而产生改变。可是，在香港华人主体的霸权下，一个种族个别体取代另一个别体的情况是近乎不可能发生的。一个非华裔的种族个体，无论参与融入主流的遊戏，还是参与「相等」的做法，他都会发现他根本没法在「相等的链结」内找到任何机会将自己取代其他人，更遑论假设其个体性对普及化代表可提供任何的功能了。这是不是代表「霸权式的普世性」不适合香港的种族处境？少数族裔有没有可能在香港的普及性代表里佔一席位？在陈耀成的电影《浮世恋曲》(1992)里，中英混血演员陈令智被选作主角，代表著「香港的声音」，反映香港在九七回归前所面对的困境。她被选为女主角，并不是因为她是混血的（这反而是一个电影刻意回避的问题），而是因为她中英语均十分流利。女主角在电影中要以英语旁白的形式读出一系列的书信给莉芙?乌曼（Liv Ullmann——一个批评香港政府遣送越南难民离港是不人道的行为、却忽略了香港人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后也有可能面对与越南人类似命运的西方人。）
为未来应重置种族他者
少数族裔理解到现时的社会文化状况阻止了他们融入及代表香港，而很多受访者都表示他们对融入本地华人社群其实没有多大兴趣。他们甚至没有很强的意欲去学中文（即使他们大多懂广东话），而宁愿保留著自己的固有民族身份，过著流徙者的生活。这大概因为他们和主流社会没有任何紧密的关系，不但香港主流的华人视他们为他者，少数族裔们在很大程度上也将自己视为他者，并宁愿在社群内维持一个边缘的位置。在某个意义底下，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他们在社会上被边缘化的情况被内化，从而自我边缘化，令到他们的边缘位置进一步被巩固。而这个持续的自我边缘化过程，剥夺了他们进入「相等的链结」及争取「霸权式普世性」的意欲。
然而，香港的少数族裔与及华人社会不一定是一种本我与他者的对立。就好像香港的少数族裔一样，香港的本地人本身也不是一个单元同质的社群。那些跨国及全球化的经验，以及不断湧入的中国新移民，均为香港本土文化自身的组成及再组成带来了很多断裂、以至文化冲突的可能。我不会说主流与小众的分野在今天已然变得不明显，但可以肯定的是，愈来愈多「香港人」已经不能用单一的种族、文化、语言及宗教来为其身份作出归纳。少数族裔不一定是香港华人的他者，当香港华人在（潜）意识内都将自己定位，或被定位为「少数族裔」。种族问题在香港应该被视为一个主体在面对各种文化及历史的要求下，在象征秩序攫取的位置，而不是一个纯粹的生理肤色问题。
正如其他在中国的少数族裔一样，香港人一直享有较大的自主及优待。香港亦很刻意地要保留自己独特的文化及地区特色，与中国大陆的其他城市保持一定的距离。中国大陆的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某程度上与北京政府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是近乎一样的。在一定程度上，少数民族在香港的位置，反映出香港华人，以及香港在中国的位置。换句话说，少数民族对于香港华人，正如香港对于中国，彼此都是对方一个不可避免的他者位置。至于这个他者的位置，香港华人的主体是意识到的，只是从来不愿意正面承认。如果香港在身份论述中引入中国来建构自己的文化生活历史，并通过依附及抗拒中国这个概念来定义自己，那么，香港忽略了的，是在自己的社群内的少数族裔，其实也形成了自身内在的他者。香港主体的核心，有部分是建基于这个内在的他者，因为他是殖民历史影响的一部分。而香港对这里的少数族裔的盲目，反映出这个城市对自身历史及文化复杂的组成部分感到迷茫。香港的少数族裔与香港华人的关系，相对于中国大陆，不单是一个「国族」与「少数族群」之间的纠缠，也是一个「少数族群」之间穿越「国族」而作出的互动。那个跨国的心理矛盾，一方面可见于，有很多在香港住了几个世代的非华人仍然视另一个地方为家乡，而另一方面，很多本地出生的华人仍拿著外国护照，维持著双重国籍，即使他们并不认真地希望在外国居住。在某个意义底下，很多香港的华人，就像很多本地的少数族裔，视自己为流徙者多于一个忠于自己祖国的中国国民。
香港华人与香港的少数族裔的接触是一个错失了的机会——双方都忽视了对方对自身的主体形成所佔据的重要位置。简而言之，邻居们在符号的层面上互相看不到对方。一个新的香港后殖民主体，只能通过重新面对这个城市的内在他者，才可能诞生。而这个重新面对的过程是需要通过重复的撞击：无论主体怎样排拒它们，一些被压抑或消除的残余，仍会不断地坚持回到自己的主体。如果这个内在他者的过度欢愉，对于香港主体的形成起著塑造的作用，它必定会持续地缠绕主体，无论主体怎样尝试去忘记它。回到香港的少数族裔问题，我希望这些撞击会正面地重复进行，而且要以一种德勒兹的形式重复。亦即是说，这不单只一个人观看到自己镜中的影像，不断复制及反射到他人身上，而是一种不断吸纳差异以达至改变的重复。这是必须通过差异，而不是复制来产生的。事实上香港华人及少数族裔的关系绝不可能是一个复制的关系。在某程度上，香港华人被理解成「少数族群」（相对于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的少数族裔尝试成为本地人（通过争夺「霸权式的普世性」），已经产生了一个差异及异质化的过程，并通过改变著现在框架来进行「重复」。
而被重复的并不是一些已有的东西，而是一些植根在既有框架，却在历史的实践过程中被隐藏下来的虚拟部分。而一些真正新颖却未被实践出来的东西是有机会通过重复而再出现的。这样，我们便可以将传统意义的国族或民族身份熔掉，以一些难以辨别、难以理解而又创新的东西取代。一般人认为香港的故事自一九九七年后便完结了。我会说，或许这个故事尚未完结，如果这个城市能够重拾在历史实践过程中失去了的创新脉搏。也就是说，我们要重新连结的，是一些香港内部早已有的，而还未被纳入为「香港」这个概念自身的东西——即我们内在的混杂剩余核心。这不是寻回已逝的过去，并将其加进历史的整体里。相反，这是在被权力的逻辑所塑造的历史连续或整体中，掘出一部分未完成的过去。「重复」的意义不是认识事情在过去是怎样发生的（亦即是我们不止关心怎样给与少数民族应得的认同，或者应该说，只是给与少数民族应得的认同并不足够），而是要重塑一段失败的过去，重新面对那些在历史的连续中被拒绝及遗忘了的部分，协助这些部分再重新建立。这是一个重新开发过去的面向，开放及建立未来的过程。「重复」是一个将历史机器涷结的行为。这也是一个通过将细节从历史的整体中分开出来，以重塑历史的行为。这是将一段被历史连续性排拒出去的、失败了的过去，重新引进符号体系的线路里。但在我们再将其放回链结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只会是一些被除去或已消失看不见的符号。它们都是隐形的，但在将来，它们将会发挥其曾经应有的价值。
（一） （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