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
女书诗社是以“非非女诗人” 小安和刘涛、杨萍、陈小蘩为核心的一个女性写作圈。在此周围聚集了一些更为年轻的女性诗人。“非非家属”(小安语)和“非非女诗人”，曾经是一个庞大的写作圈，除小安和刘涛之外，还有杨黎的第一任女友李娟，吉木狼格的前妻杨萍；几乎集中了八十年代成都和西昌最活跃的女诗人。在那个理想主义的年代，非非女诗人勃发了自己潜在的浪漫气质和被培养出来的奉献精神。在她们“青春的柔美中，隐含十二月党人妻子的坚毅气度”。正是这样一种“我把青春献给你”的世世代代的少女情结，使得小安、刘涛，还有别的那些永远隐身在她们着名男人背后的非非家属们，度过了八十年代光荣、卓然、悲壮、孤绝、神圣的“非非”岁月。顺便说一句，这些大词是从刚刚看到的“后非非”诗人、策动者陈亚平描述“非非秘事”的一篇文章中剽窃而来的；一如该文标题。特注明出处。
我一直认为：小安是“非非”中最为重要的诗人之一(文本意义上)，虽然她并不是非非最重要的成员。小安长期在精神病院工作，现实生活之累，被她用诗歌的美妙激情来平衡。而她的诗歌，也有助于她对现实生活孤独和枯燥的短暂逃逸。相比起用“非非理论”武装起来的非非男诗人，小安的诗彷彿天生就带有非非色彩。在处理最日常的生活场景时，她完成了非非理论所期望的最理想的状态：凸现富有语感的语言本身、用口语和削弱了意义的表达，来传达平淡的诗意。
刘涛也是“非非”的重要的诗人之一，但是，在我看来，她进入非非之后的诗歌，并不太非非。相反的是，在离开诗坛日久，重新开始写作之后，她的诗才非非起来。刘涛新写的诗，好像进入了一种新的境界；而且，也更接近了非非理论所倡导的那种“从语言开始”进行写作。我以为，正是脱离了非非理论指导下的写作，以及正视自己的语言和来自女性感悟的写作，使得她的诗实际上补充了非非理论所缺失的文本。与小安一样，她们二人的诗，不亚于非非行列中的男性诗人。
陈小蘩的诗，与其说是非非，还不如说是非非非；或者说后非非。非非理论并没有在文本上给她太多的影响，她的诗一直都带有她个人非常明显的独特色彩，有些风格甚至与非非的理论相去甚远。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也是我多年来对她作品的了解。但是，这并不影响她一直是非非的坚定成员之一。
何小竹曾在《我与非非》的文章中，有过一段关于小安被诗坛忽视的剖析。他说：“小安作为杨黎的妻子，事实上，使作为诗人的小安也长期生活在杨黎的‘阴影’之中，从而遭受了 ‘非非’内部和外部有意无意的忽略和回避。这算不算误会中的误会呢？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主要的还是在于批评界的愚蠢和无知。在八十年代，一个 ‘先锋’阵营中的女性诗人，如果她的诗中没有能用弗洛伊德学说进行解说的‘潜意识’流露，没有美国自白派女诗人普拉斯的那种死亡意识和自恋、恋父情结，是不会被重视的。一个超越了性别存在而‘从语言开始’进行写作的诗人，小安的诗歌没有受到应有的评价和足的重视”。对于这段话，我同意一部分，对另一部分却不敢苟同。这里所说的“批评界的无知与愚蠢”，不知包不包括“非非”内部的批评家？因为“非非”是八十年代众多诗歌流派中，最具理论架构和组织操作规范的一个集体。用何小竹的话说就是“集体整合” ：“如果说非非是一个成功的‘品牌’，这个品牌能被广泛而有效的传播，非非的理论主张和包括名称、刊物设计、‘编后五人谈’等包装手段构成了其中的先条件，这就像“ＣＩ战略”，非非的‘品牌理念’和‘视觉识别’系统无疑都是一流的‘创意’。 我们可以从《非非》刊物中大量的批评话语中，读到一众非非男诗人的批评话语。但是，对于他们之中的优秀女诗人的评说和整合，又在哪里？
其二，一些男性批评家将小安被八十年代诗坛忽视的原因，归结为小安的诗歌不在“女性诗歌”的写作行列中，没有像“普拉斯”那样写作。“作为‘非非’诗歌流派里唯一有成就的女诗人，其诗歌恰恰归避了这些关于女性性别意识的概念”， 我更不能同意。我一直在想，将“普拉斯的诗歌”“自白派”，等同于“女性诗歌”，将“女性诗歌”等同于一个流派，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中国当代诗歌批评中最大的误读。普拉斯—自白派—女性诗歌—性反抗，这个流行了二十多年的简单模式，是批评界对女性诗歌最偷懒最简便的一个解读方法。因为很多批评家并未真正去了解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写作要领，而是望文生义地去肢解女性诗歌。要知道，“自由派”的首领人物是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厄尔；普拉斯只是“自由派”其中一员。而八十年代中期，普拉斯的写作影响了许多中国诗人，包括男诗人。其中柏桦和多多都曾表示深受其影响。“死亡意识”和恋父情结，这只是普拉斯诗歌中的一部分元素。普拉斯诗歌中的表达方式，情感度和抒情节奏，这才是他们受其影响的缘由。而女性诗歌，是指诗作从女性视角出发、关注女性自身独特体验的作品。女性诗歌中的差异，只是表达形式和风格上的不同。所以，小安和其他非非女诗人的写作，虽未调，但也从未回避过女性意识和女性性别主题，对女性身份的认同在诗中有充足表现，而不是试图“超越性别”。“女书诗社”的名字就可以证明这一倾向。就像杨萍说的一样：“作为女诗人，小安和刘涛也许从头到尾都不是为了某种主义和观念写作”。她们的写作响应的是自己的心声，同时也是作为女性的心声。诚然，她们是非非成员，且从中得到某种归属感。除此之外，她们是自己。
在我看来，就像何小竹所说：如同非非的诗歌因受非非理论的张扬和时代认识的局限而被忽略一样，正是作为“非非家属”的角色设定： “杨黎办非非民刊的时候，小安“奉命写诗”，创作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并得到了杨黎“还过得去”的评价，这首处女作登在了《非非》第一期上”。比女作家们自己对写作的随意、超然、无所谓的态度更重要的一点是，作为大的男性话语场，也作为大的集体“品牌”，在这一群体中，创意总监、操控人士的策和其间的权谋争斗，多方面元素，遮蔽了小安和其他非非女诗人。与遮蔽非非男诗人吉木狼格的缘由，是相同的。那就是：集体的、历史感的、大的理论话语，遮蔽了纯粹的、自由的、个人化的文本写作。
据何小竹说：“非非流派的解体源于八九年，完成于九三年”。非非家庭的解体，也差不多在那个阶段。那也是前苏联和东德解体的时间段，众多非非诗人也在那个时候开始从商。在这个新时代，婚姻太容易解体，友情却不会，“非非的三位女诗人小安、刘涛、杨萍保持联系，她们彼此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吉木狼格这样说过。对诗歌的热爱也不会：她们再次在一起，成立了女书诗社。
时间飞快地过去了，许多年之后，当小安与刘涛、杨萍出现在白夜酒吧，她们已经是如自己调侃的那样：是“前非非家属”。许多前非非诗人已经不写诗了，而她们却一如既往。小安一如从前那样活得随意，写得淡然；刘涛却是从以前那种紧张、杂乱、复杂的心理状态和写作状态中，舒缓和明亮起来。不知道是否因为入教带给她一种解压的作用。但是，谈起诗歌来，俩人都依旧流露出一种纯真，甚至可以说是天真的态度，这已经很难在男诗人身上看到了。
那天，一众新老非非女诗人，在白夜商谈成立“女书诗社”的事。小安来前，已喝了几杯酒，在白夜，又喝了几杯，一下激动起来。她再三说要动手写评论女诗人的文章。小安每每喝酒后，表达就比较淋漓酣畅。她说：“我们就是要极端一点，就是要提女权二字”。她想了一下，又说：“我们女诗人自己来写诗评，男诗人从来就没有真正理解过女诗人的作品。我来写，我一定会写得很好。”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出，小安并没有像许多男性批评家解读的那样；认为她的写作是超越性别的。
在白夜，那天还有好几个女诗人：张凤霞、陈小蘩。她们倡议成立一个女性诗社，并注册博客，大家都上去发表作品和评论。我说：“据我以白夜俱乐部的失败经验来看，刚开始大家都热情高涨，恐怕过几个月，就都懒得去更新了，起码我就是这样的。”小安、刘涛齐说不会。我想：千万别是喝了酒之后的又一道下酒菜，按女诗人疏懒、散漫，又都家务缠身的状，全力投入是很难的。
但是，几天之后，刘涛给我发来了短信：“女书诗社”正式成立。我后来上网去过几次，果然，小安写下了她的简短、有力、带有明显个人色彩的诗评。刘涛也在上面展示了她的新作。读到杨萍和陈小蘩关于非非往事的散文，让我深深感动。而张凤霞、马兰的作品，也都显出与前辈女诗人不同的风格和观念。正是与女书诗社的接触和了解，让我动手写下这篇文章和编出这本专辑。以期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一部分被遮蔽已久的女诗人的作品。在女书诗社看到了刘涛的侄女和学生的几首诗，让我非常欣喜。在诗歌日益边缘化的今天，还有新生一代，继续热爱诗歌。由此我也编选了她们的两首诗。
我一直觉得诗歌无派。如果真有，那女诗人算是一派。尽管有时候因为身边的男人们的影响，她们偶尔会加入某些群体；尽管因为表现手段的不同，她们对诗歌的看法有分歧。但是，因为天性中的恬淡、随意，对诗歌本身的热爱和虔诚，使女性不会真正去为诗歌之外的东西争斗吵闹。而女性在写作中“惺惺相惜”的心灵沟通，使相互间的理解与认同，超越了那些充满硝的文学派别之争。也使她们的创作生命力绵延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