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萍
一天早上，我在平时常去的小吃店吃早餐。在那里，我看见了刘涛。黑亮的长发，红色羽绒服，牛仔裤和皮靴，刚下火车的她脸上没有丝毫旅途的疲惫。刘涛比我在这之前听说和想像的更漂亮。那是1984年底的事了。
据在场的朋友们讲，当时我们用眼光互相掂量了一番后，才开始说话。许多年来，我们好多次回忆起那个早上，说起彼此给对方留下的第一印象，美丽而略显张扬的刘涛，一脸幸福的刘涛……时至今日，我仍然无法忘记当初那个沉浸于爱情之中的成都女孩。
那时我们都习惯于用某种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打量和试探一切，这当然是我们成为朋友后才知道的。现在看来，未免显得多余。其实，有种东西有如皮肤一样早已贴在我们的身上、脸上，藏在我们的眼睛之中。也许他们看不出其中的端倪，但我们却能从各自的眼神里互相辨识，一切只有自己才能体会。
因为那段众所周知的爱情，那几年，刘涛经常来往于成都和西昌之间，蓝马也一样。就在前不久，我的一个西昌朋友还常常描绘一幅让他难以忘怀的场景：在成都火车站的站台上，一对恋人在那里告别，他们的神态美到极致。“你1我1在站台上告别，你2我2却手拉手飞向天边，为了逃避分离。”在刘涛的诗里，她这样写。
我写到这里，彷彿看到了刘涛毫不情愿的表情。不过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尽管一切都已过去，但这毕竟是刘涛当初一次次来到西昌以及我们能认识的原因。
和刘涛认识几个月后，小安到了西昌，和杨黎一起。当时我不在西昌，是听朋友们说的，他们大致描绘了一番一身军装的小安。后来，我好像从杨黎口中听说过他第一次看见小安时的情形：傍晚，杨黎坐在重庆三军医大校园的草坪上，远远看见前面走来几个女兵，那个最漂亮的就是小安。这和我当时想像的小安一模一样。
因为写这篇文章的缘故吧，几天来，我不断地让自己回到过去。我惊诧地看到了那两个熟悉的女孩——叛逆、忧郁、充满才华而又心高气傲……她们和现在已是那样不同。
除了成都，西昌对刘涛来说应该是相当熟悉的。十几年来，无数次地来来去去，也无数次地说起过这个地方的变化，在这些话题之间，总会有些回忆和一些情绪。小安也来过很多次，她们都喜欢这里。
所以，我想说说西昌。
十几年前，它没有这么大，这么繁华，但它的确是个美丽的地方。对于成都的阴郁来说，它的美丽在于阳光、天空、干燥的风以及目所能及的山的轮廓。那时我在一所中学教书，它位于当时的城乡结合部(现在不是了)，周围是麦田和菜地，冬天的时候，我们喜欢垫麦杆席地而坐，阳光就这样照在身上。我敢说，至少有五十个诗人在那里坐过。
八十年代中期，西昌是个闭塞的地方，不过舞厅还是很火，除了它，我几乎想不起什么其他的去处。有一次小安来(杨黎没来)，好像是秋天，白天我们在阳光下闲逛，晚上就去跳舞。一进舞厅，小安就不见了影。回家的路上，她兴奋地说：西昌的小伙子个个都帅。
我一般是在放假的时候去成都，在那里总是过得热热闹闹。我们经常跟丈夫们出入于各种诗歌聚会。这样的聚会往往气氛热烈，有关诗歌的话题彷彿无穷无尽。我们置身其中，又觉得相隔很远。
这种时候，刘涛的话要比小安和我多一些。“非非”女诗人肯定是应该在很多方面与男诗人们平起平坐的，刘涛的发言就让我们有这种感觉。小安的话虽少，语速却相当快，尽管没有什么逻辑，但直接犀利。不管是关于诗歌或是诗歌之外，她的表达总是有些出人意料，喜欢的人会觉得过瘾，不喜欢的也大有人在。杨黎说小安是“包不同”。
在农村长大的小安是有许多不同。后来我到报社当编辑时约小安写过一组文章，她在《兄弟姐妹们》里说起了自己的童年：因为姐妹多，常常吃不饱肚皮，有时连晚饭也吃不上。在油灯下做完了作业，早早地便上床睡觉。肚子饿因而睡不，各自在嘴上打牙祭，从回锅肉、红烧肉，一直说到清炖……而春天是兄妹们最快乐的日子，满山满坡的野花在风中摇摆，我们站在山顶上，看日落时分的晚霞。西天的云变幻不定，一会儿是骆驼，一会儿是一群狂奔的马，跑跑又变成个美丽的女人。我们打草，快乐地喊叫，从山顶扔石头，看谁扔得最远。
在小安童年的记忆中，日落时分的云给了她无穷无尽的幻想，山外的世界是怎样的呢，那些孩子一天吃几顿饭？而那时，比她大一点的刘涛却在褓姆的追逐哄骗下，一口一口地吃饭。后来，童年生活完全不同的小安和刘涛都成为了诗人。
年轻时候的刘涛在衣上是新潮时髦而雅致的，但和那种人云亦云的流行又始终保持一些距离，正因为多年来的坚持，她的风格也始终如一。“现在不行了，穿什么都不好看，只有在时尚里寻找一点中庸吧。”前两年她这样说。而小安在脱下军装后，一开始就显得有些另类。尽管当时还没有“另类”的说法，我觉得用在小安身上合适。小安喜欢穿色彩鲜的棉布衣裤，这些“土”得要命的东西往她身上一套，就别有一番味。有一年夏天，我也想学学小安的穿法，买了一件棉布对襟盘扣的衬衣，结果怎么看都不好看。这两年，服装界刮起的唐装风，我想多半和小安多年前的身体力行有关。因为诗歌，我们聚在了一起，并且成为朋友。除了诗歌之外，我们也无话不谈。特别是刘涛，她喜欢用说话的方式与大家交流。她的话题很多，关于梦境，关于宇宙，关于信仰，关于爱情……我很佩服她能在那么形而上的问题上侃侃而谈，并且经常有她的真知灼见。有一次她和我谈了整整一天，太阳从我们家阳台的左边转到了右边，仍然意犹未尽。这样的长谈一开始并没有什么主题，后来说说也许就有了。原来我觉得自己是不擅言辞的，后来碰到合适的场合，也能说上几句，这应该感谢刘涛。
和小安在一起就截然不同了。她和我都很少说话，如果要说，也都是些非说不可的。诸如近啊孩子啊之类的琐事，大多数时候是沉默。小安瘾很大，酒量也不错，我们就一支接一支地抽，偶尔也碰碰杯，话说得断断续续。现在抽的女人越来越多，但我总觉得她们有种做秀的味道。不像小安，她生来就是那种应该抽的女人。我喜欢看小安拼命地抽，豪爽地喝酒，并且喜欢和她一起虚度这样的时光。如果有些酒意，小安的话就多了起来，不过风格还是不变，有点突兀，有点犀利，还有点孩子气。
单纯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
进入九十年代，小安和我忙于孩子的事情，丈夫们忙于下海挣钱，一切陡然间变得现实起来。有两年，我在成都，尽管在一个城市，尽管我们也经常见面，感觉上却不如从前那样亲近了。我们(三个人都在)惟一的一次聚会是1992年的圣诞夜，小安、刘涛、我和另一些女诗人同在刘涛家相聚。不知是谁提及要刘涛讲讲她所信仰的天主教。刘涛当时讲了有关“天主十戒”和“七罪宗”的内容，当讲到不可迷色时，一个女诗人突然语惊四座：“我就是迷色，无论老的还是小的我都迷。”大家被她这种伦理宽容主义的态度弄得十分尴尬，但又报之一笑。幸好她不怎么色，要不然还不知道要迷倒多少呢。九十年代末，美女作家风行，为此我很为小安和刘涛遗憾，私下里也常常盘算如何包装她们，好让大家都发上一笔。这件事情印象深刻，所以值得一记。
再后来刘涛和小安都离了婚。想当初她们恋爱的时候应该是带喜悦，带感恩，脸上没有丝毫的阴影……
刘涛在那个时候信了天主教。一次我去看她，只见屋子里到处是书，我不知道她为何要把书从书架上搬下来，堆在地上。她说，这些书都用不了，我现在只看圣书。后来我才知道，她本来是想把它们全都烧掉的，烧烧就烦了，只好放弃。为什么要信教？信教有什么好处？她与我谈了很多。她说，那里有源源不断的爱。一开始，刘涛就希望我也信教，那种心情我能理解，就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希望朋友们也能得到。有个朋友对刘涛说，我早就有个妈妈，现在凭空又多了一个(圣母)，我得好好想想。我也有同感，只是没说，这是我的长处。最终我没信教，但这并不妨碍我偶尔也求求天主，翻翻圣书。刘涛说我在信仰上是个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提起那段日子，我们总会大笑。刘涛说，从前她是天主教的知识分子，如今她是民间。2001年，她在西昌写了一首诗——
天主，要他们信是多么的难他们的哲学是那样精致又那样迷人天主，要他们信其实也不难你有你的方式 (《你有你的方式》)
十年来，她写了很多宗教味很浓的诗，我只喜欢这首。
刘涛的确比当初平和多了。
1997年的夏天，我又到了成都。我无法计算我们之间这样的来来去去已经有多少回了，而且也说不出原因。从前也许需要理由，后来就不了，如果非要找的话，可能就只是因为一个电话、一种心情。那次见面是我们认识以来相隔时间最长的一次。我住在光华村，刘涛先来，然后我们一起到大门口接小安。
刘涛在文章《诗人心女人心》中写过我们那次见面的情形：“我和小安至少有两年未见了，而杨萍和小安至少有四年未见了，因为诗，我们又走到了一起。但不像当初只是为了爱诗写诗而聚，也并非是与各自的丈夫们搞流派而聚……时隔几年，大家都变了，但又未变多少。见面仍离不开诗。小安变漂亮了，杨萍的气质仍整洁而灵秀。小安仍然那么孩子气。我们三人相聚，依依不舍，马上就要到上夜班的时间了，但她还有最后五句话要说，并声称迟到就迟到。好在她的工作的确很简单，发发药，然后就是不让一个病人跑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不说诗了，这段时间杨萍生了一个女儿，一半像狼格，一半像杨萍。小安的儿子杨又黎不知不觉已满六岁。而刘涛则忙于宗教、祈祷、内心和外部等等问题……”
那天我和小安都醉了，平时滴酒不沾的刘涛也有了一些酒意。分手时，小安说晚上等她下班我们再吃火锅。夜深了，步履蹒跚而凌乱的我们还在成都街头闲逛。从前那三个体态轻盈、脸庞秀丽、目光清澈的女子她们现在去了哪里……我们探寻的目光留连在彼此的脸上，又深入到各自的内心，但我们都秘而不宣。
不久我在西昌读到了小安的那首《终于有一个朋友来了》——
终于有一个朋友来了但她很快又走掉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来杨萍或者刘涛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来
六年过去了孩子长得像小树一样高我特别想看看三十五岁的样子至少坐在其中听听那温暖的笑声让我也学学怎样弄一个幸福的家读完这首诗，我发现自己已热泪盈眶。
小安的每首诗我都读过。如果非要让我在其中做一个选择的话，我更喜欢这几年写的。以前的诗有种灰蒙蒙的背景，有种青涩和欲说还休的神经兮兮。现在就不同了。其实在她的诗里从来没有什么特别要写的东西，日子依旧流淌而过，生活依旧缠杂不清，却没有了早年的那种好奇。什么都变得可以理解，什么都自有它的道理。眼前闪过的事物影像，经过自己的过滤筛选之后，变成了碎片，又被她懒懒散散地捡进诗里，尽管带点伤感，又可以不值一提。
我发现了这些伤感并相当锺爱。就像某种爱情被她写进了诗歌，还有某种生活。当我一翻开它们，就会怀眷恋的心情，在诗行里缅怀从前的那些日子，并且久久地沉浸其中而忘却一切。我不止一次地想，我的生活中幸好有了诗，像小安那样的诗。
其实小安的诗给予我的远远不止这些。小安从来没有问过我对她的诗的感觉，我们都知道有些东西应该是用不说的，关于诗歌我们已说得太多，就像小安在《生活的秘密》里写的那样——
大家坐下来歇一会吧仔细看看这天空云彩是不是还美丽土地上的麦子、玉米、大豆真正的麦子和玉米豌豆花依然是生气勃勃的开呵
但我还是要最后说上一句。小安的诗是中国诗歌中最美妙的一页。
听说小安又开始写小说了，我几乎是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想看到她的小说，我相信她能写得很好。这念头建立在我对小安的了解上，正因为如此，我期待她的另一次展现。
2000年8月，小安和儿子杨又黎来西昌过火把节。因为工作忙，那几天我们几乎没好好摆过。白天她带儿子到处看看，晚上我们就和很多朋友聚在一起。没见过小安的人说，她比报纸上更漂亮。我坐在人群中，看少言寡语的小安，仍然一支接一支地抽，然后一杯接一杯地和大家喝酒，那种豪爽让好酒的山人也叹为观止。有天下午，狼格和小安在西昌的古城楼上喝茶，后来我问小安你们都摆了些什么，她说，摆了很多，但记不清了。其实小安一点都没变。
两个月后，我去了成都，当天没有联系上刘涛，我和小安在瞎逛了一下午之后，终于找到一个地方坐下来。我们仍然用沉默的方式交流，雪白的有时在指缝，有时又在唇间，一暗一明的头隔在桌子两边。在成都一个已经有些寒意的秋天的夜晚，在离年轻时候经常出入的地方(新二村)不远的一个火锅店，我们一直坐到人影渐渐散去。丝发出的声音，过去了的人和事全都萦绕在嘴边，又被深深地吸入腹中……小安说，你给狼格打个电话吧。我拨通了西昌的电话，我对他说，我和小安在一起，我们在吃火锅，在喝酒。
第二天，找到了刘涛，我们三人又聚在了一起。刘涛一次次地敲开小卖部的门，把啤酒呀，呀，零食呀搬回来，我们都喝得多，但没醉。我很久没听见过小安说那么多话了，那天，基本上是她在唱主角。她正在看一些书，她喜欢一些女诗人，她说精神病院的疯子写的诗其实有道理……还说起从前一些有趣的事。小安表情沉静，语调舒缓，在她轻描淡写的话语里面，藏许多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我坐在刘涛家铺印花布的沙发上，听她的声音饱满而富有质感，那年轻时的偏激早已消失殆尽。
2001年上半年，因父亲病重，我频繁地往来于成都和西昌。刚办了停薪留职的刘涛一直在我旁边，帮我分担一切。每当我下班，看见刘涛系围裙在我家里忙里忙外的样子，心里就充满了感动。在此，我要谢谢她。
那半年，闲暇的时候少之又少，在忙碌的间隙，我们又会聊起许多话题。好多事可能已经说过无数遍了，有些细节几乎能倒背如流，但只要她愿意说，我就愿意听，反过来也一样。有一次她说，信教这十年来，尽管也交了很多朋友，有教友也有诗友，但收获不多，特别是在诗歌上。“他们没有经过那道门。”(我知道她说的是“非非”)十年后，她又回到这群人中间。她发现他们依然是最有才华的一群。沉默了好久以后，她突然说，“恩宠啊，要善用。”我觉得她说话的语气有点怪，她见我一脸迷茫，笑了笑后又庄重地说：“大概是天主要我对这群人这样说吧。”在西昌的几个月里，刘涛写了很多好诗，尽管她谦虚地说她是在重新学习写诗。在这些诗里我闻到了阳光、蔬菜和水果的味道。朋友们都说，刘涛从天上回到了人间。
我们还不止一次地谈到这群诗人们，他们仍然才华横溢(好像挥霍不尽)，并且已卓有成效，还有他们之间的友谊。作为女诗人，小安和刘涛也许从头到尾都不是为了某种主义和观念写作，但她们从中受益匪浅，这种受益不仅是诗歌上的。还有我，尽管我已很久没写诗了，但我觉得自己从没有一刻离开过诗，并且保持诗歌感觉和诗歌审美上的无懈可击。
十几年过去了，小安、刘涛和我仍然在不同的城市过日子。常常想给她们打电话，又常常没打。不时也接到她们的电话，轻描淡写地说一阵，最后，我们都会问：你什么时候来啊。正像狼格在《我与“非非”》中提到的：她们彼此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稿子快写完的时候，我真的又想给小安打电话了，我们已好久没联系(不像刘涛三天两头都在打)，她还在成都吗？我本来想对她说，过年到西昌来吧，来晒晒太阳。
她们继续在写诗，而我继续没写。我想这是因为我比她们更现实。我每天想得很多，又似乎什么也没想，每天都忙忙碌碌，又似乎终日无所事事，喜欢金钱，但又厌恶奔命和劳作。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诗，如果没有诗呢——那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