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
这段时间，听杨萍说蓝马、狼格、扬黎、小竹等那帮诗友搞了一个文化公司，就是最近，他们将有一个大型的广告活动，在长江上租条轮船，然后把全国各地的诗人艺术家都邀上船去，他们给这条船取名为“梦之船”，船长是老诗人孙敬轩。他们把船长服都帮他订做好了。赞助这条“梦之船”的厂家均为没有名气的酒厂，“梦之船”一经在长江上环游，这些厂家就都将出名。那段时间我就开始为“梦之船”祈祷，特别是下午三点，我会为他们念慈悲串经。
为“梦之船”祈祷后，过去的生活就总是晃动在我的心门前，挥之不去。
信教初期我一度因对过往的一些否定而将诗歌也否定了。当汪小舒得知我是80年代第三代着名女诗人时，十分仰慕地来向我请教写诗的秘诀，完全出乎她的意料，我说：“诗歌是世俗的东西，你现在信教了，没必要再写诗了。”
是啊，比之于我们现在寻找到的天主，诗歌又算得了什么呢？的确如古人所云：雕虫小技而已。但却不可否认这“雕虫小技”的诗歌曾经在我生命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曾几何时它几乎成了我的宗教。
诗这个中国字即“寺中之言”，意为一个人在清净安静处的言说。清净安静处的言说自然是内心深处的言说。我不知道英语的诗(poem)原意为何。青年的内心需要言说，必须言说，而且一直在言说，并且他们还希望将此言说写在纸上，相互分享，交流。那的确是一种基本的天赋人权。我特别喜欢教宗若望保罗二世所说的一句话“青春正体现了天主原创时的喜乐。”
是的80年代那个火热的诗歌的时代的确充满了喜乐。正如一棵树在花开时是灿烂的，花谢时是破败的一样，我因看到了破败而连灿烂也给否定了，这是一种意义上的偏激，也难怪和汪小舒相同，那时我也处于信教初期的那种狂热阶段。
相遇蓝马是因为诗。
第一次在一位诗友家见到他，我对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感到他有些高，相貌是那种公认的帅。
也许是我那时太自我关注，而没有仔细的留意他吧。再说，他在整个客厅中显得很低调。
记得当时我是和小蘩一起去的，七八个男诗人，只有我们两个女诗人，我们自然成了整个客厅的中心。据他们说小蘩的性格比较内敛一些，而我却略显张扬。整个聚会就听我在那大砍现代派的诗歌理论。最后是诗人三剑客之一的周伦佑以他朗诵的《阿尔的太阳》压轴。
周伦佑的声音具有穿透力，他在这群诗友中年龄较大，个头不算高，偏瘦，戴眼镜。他、阿拉威以及黎正光同被黎正光命名为三剑客，而低调的蓝马自然不在剑客之列。
自从和蓝马在诗友的客厅相遇，到我们的最后诀别，前后十年间，我看到过无数个蓝马，每一个蓝马的外貌都有其微妙的不同。那一次，我对他产生好感，不是因为他本身，而是因为他的诗《沉沦》。
他那时正在C市某学院进修管理会计，学院离我所在的的学校很近，二人时常相互走访，探讨一些哲学和文学的问题。这时他的外貌已有微妙的变化，比在当年诗友的客厅时稍壮，蓄了络腮胡。刚从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学校教书的我，相遇了三剑客和蓝马这些诗友，感到生活很有希望。
此段时间我的生活的中心只有诗和与诗相关的内容，诸如美学、哲学，宗教。我感到我的生命中有种内在的推动力，使我总想追问一些什么。大到宇宙，小到自身。我很喜欢和蓝交谈，觉得在他壮实的身体内部，潜藏一些我身上没有的元素和智慧。和他在一起彷彿就是和他所生活的另一个城市Y城的阳光、蓝而透明的天空、风以及远山的轮廓、淳朴的山民和彝人在一起。
“攀枝花，也叫木棉，开花很红，而且花心是甜的，它的枝干笔直……”他每次讲到攀枝花就把他的手臂伸开。我彷彿能从他略憨的表情，伸开的双臂感受到攀枝花的气息，彷彿我那时所追问的一切的答案都在攀枝花中心那甜的部分。
这天，蓝马的进修已结束了，他到我的学校宿舍来辞别。二人自然又是宇宙时空，Y城的天空，风雨，田园，谈个没完。蓝在交谈时声音低沉，用词简单，有时声音轻到完全像是在耳语。我有种异样的感觉，觉得此时此刻，随他娓娓的轻声述，在他和我之间，好像有某种看不见的“场”正在形成，在此场的作用下，我似乎感到，眼前的一切正在以某种速度消失，我们的形体，他的声音乃至整个物质世界。
而蓝马所谈到的那些Y城的风、阳光、星空等却似乎就在我的面前，只是有些恍惚而已。而我给他谈得很多的是埃里蒂斯的“异域”，高更的画，以及“众神之车”“UFO”之类的话题。后来蓝马回了Y城。
他走后，我继续与“三剑客”等诗友联系，周伦佑也是Y城的，所以接触比较多的是阿拉威和黎正光。正光的诗写得很刻苦，并且也是个热心肠，喜欢组织诗友们聚会，或到某风景名胜去游玩或聚在一起做“意象游戏”。
所谓“意象游戏”，是从北京那帮朦胧诗人处学来的。
大家认为文革中断了一切，历史、文化、语言、艺术，甚至每一个个体的正常发育，所以一切都得从头来。
什么是诗？朦胧诗人们试图解这个问题，但没能彻底解，他们试图摆脱“政治”加给诗的一切，但他们写的朦胧诗却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治抒情诗”，运用象征和意象“反政治”的“政治抒情诗”；随后就出现了犹如“现代大赋”一般的“寻根”诗，杨炼等的《陶罐》是其代表作。既然一切都被中断了，所以要“寻根”，“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何处去？”通过“意象游戏”和诗歌语言的实验大家试图找到答案。这段时间我和蓝马主要以书信联系，他好像是找到了一个说话的对象，一个灵魂的听者，他说出那些内在的声音，宇宙的，自然的，造化的等等。
我很喜欢听那些声音，对我而言，他的心彷彿就是一扇通往异域的窗口，我伏在窗边就能看见一个十分深广的世界，这个异于寻常的世界使我兴奋不已。
这天阿拉威来到我学校的宿舍里，我正伏案给蓝马写信，阿拉威看见我的一封信足足有十多页，于是说：“南方女人的情绪总也抒发不完啊！”
阿拉威带新写的长诗《情侣》给我看。我知道这情侣的原型是谁。阿拉威已有一个女朋友名阿惠，二人是在一次诗歌笔会上相遇相识后相爱。此时我尚未见过这位阿惠女孩，但听正光讲起过，说是阿惠长得很清秀，具有某种古典美，因童年得病误服抗生素而不幸得了小儿麻痹症，走路略微有一点瘸。
我知道阿拉威的《情侣》中有阿惠的影子，但更多是阿娟带给他的灵感。阿拉威走后我认真读了一下《情侣》，读后使我联想到但丁《神曲》中的引导但丁到天堂去的那个贝德丽采，也想起歌德说过的那句着名的话：“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在我看来，如果说贝德丽采引导但丁飞翔，上升，而在阿拉威的《情侣》中的女性只给我一种飞翔的姿态，仅此而已。是的，80年代的所有诗人都仅仅有一种飞翔的姿态，但却没有真正飞翔过，那是一种时代和自身生命本身的局限，这是我后来意识到的。
我第一次见阿娟是在一次名“紫薇阁”的诗歌朗诵会上诵会是C 市一公园的紫薇阁召开，遂以此为名。
此时我没太留意阿娟的朗诵，而是注意朗诵者本人。阿娟有很好的身材，高佻偏瘦，紫红色的衬衣外扎，下面是牛仔裤加齐膝高筒皮靴。一头长发披肩，烫了大波浪。
自从紫薇阁与阿娟见第一面后，又因阿拉威的原因，我和阿娟以及文雪竟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诗友兼闺友。
文雪是C大哲学系的一名大三的学生，也是当时很活跃的女诗人。她们系上出了本油印的诗歌小集，名《啁秋》，小鸟啁秋之意，我因与文雪交换诗集而在C大的大门前相识。
那天我们竟然不约而同地穿了相同花色的衬衣，只是底色不同。文雪是蓝底白碎花，我穿的是咖啡色白色小花。剪爽试发型，漂亮的五官后透出一股学院的气息。
因为文雪，我认识了C大的胡冬和赵野两位第三代诗人。又因为胡冬，我、文雪和阿娟认识了万夏。
这天我从学校下班刚过马路，迎面相遇了在胡冬学校宿舍认识的万夏。刚大学毕业不久的他一脸一身的清纯，挺括的白衬衫一尘不染，颀长的身材和略显苍白的脸庞，使他看上去学生味艺术味十足，飘逸中夹一丝儿阴柔。万夏来到我面前点头摇头地打了招呼嘀咕了几句便又飘逸而去。
望万夏颀长的身影和一双长腿，我总是联想到一种梅花鹿。在胡冬处已见过他几次，我总想不起他的眼睛长什么样，因为他的眉毛太浓已经遮住了眼睛。关于他的眉毛还有一个趣闻。
说是他上中学时，一天上历史课，他却在前排的座位上做化学实验。只听轰的一声，他手中的乒乓球点燃了，火焰上腾，烧焦了他的双眉，整个教室弥漫一股焦糊味，历史老师走到他的面前说：“玩火者，必自焚！”整个教室爆发出一阵欢快的笑声。
这天，我、文雪、阿娟、胡冬、赵野等一同来到万夏的家。只见万夏忙得不可开交，又是编诗稿又是设计封面，说是要出一本第三代诗人的地下刊物。现在文雪已同他在恋爱，所以她有些担忧，“不会出什么事吧？”“不会的，我们有公章。”
其实万夏明白公章到现在还没有弄到手。有公章的机构成立了——“S省青年诗人协会”，但公章在第二代诗人骆耕野会长的手中。
那日，在省人才交流中心成立诗协，省里所有第二代第三代的非官方诗人几乎都到齐了，大家围人才中心的绿色乒乓桌。突然停电，黑暗中青年诗协成立，但会长、秘书长通通都是第二代的。在当时的万夏心中就已在酝酿一次“政变”。
星期天到了，黎正光和阿拉威约我和小蘩去基督教教堂。这段时间正光热衷于写那种“现代大赋”似的长诗，什么“光荣的音程”之类很抽象的句子总出现在他的诗中。他还对我和小蘩说：“一个诗人的知识结构很重要哦，哲学、宗教都应该研究。”来到位于C市顺成大街的基督教教堂，我扫了一眼挂在门口的一个白底黑字的扁，上书“基督教爱国会”几个字，什么意思我也没去深究，便随阿拉威、正光他们进得门来。
门内是个庭院，坐了很多人，像是在开会，有个人在前面讲话，黎正光说是位牧师。他在上面讲“道成肉身”、“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下面的听众闹哄哄的，阿拉威也不甘寂寞地开玩笑。我和小蘩非常失望，这里完全不像我们心目中想像的教堂。
这天，我下班回家，正过街时，眼前出现两个自行车的前轮，接是俩后轮，我抬起头来看，上面是一胖一瘦的身体和一胖一瘦的头。万夏和杨黎坐在自行车上，双脚地，歪脖子对我有几分诡秘地无语而笑。
我正专心走路，突遇二熟人，吓了一跳，然后神经质地大笑问：“你们干什么啊，干嘛挡住我的去路？”俩人抬腿从自行车上下来，两手扶住车龙头，一边走一边说：“我们找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呵？”
“诗协的事。”
“不能全让他们第二代掌权，要全选成我们第三代的。”
“我们任会长副会长，你来任秘书长。”
“我们有了公章才能办事。”
不容我多想，事情就这么定了。我望自行车上一胖一瘦的背影，想起第一次见到黎杨时的情景。那天，我、阿娟、文雪还有阿拉威和黎正光从石光华家出来。
这时大约晚上9点多，街上的行人和车辆已较少，我们一行人走在快车道上。这条街是C市最宽的一条街，而且也很笔直，从南通向北，中间是一个大广场，广场正中塑一尊高约100米的毛主席塑像。
我们一行人，正向广场走去，突然与一群“骑士”狭路相逢，“骑士”们纷纷从自行车上下来，一平头、身材敦实的黑衣人竟与阿拉威拳脚相向。这黑衣人就是杨黎。后来我听说，那晚他是来找阿拉威斗的。
斗的结果两败具伤。阿娟既没有和阿拉威好，也离开了杨黎。据阿娟说阿拉威很贪，什么都想要；而她和杨黎的关系就如同自己和自己的手臂的关系，砍下要流血要痛，在一起没一点感觉。
万夏和杨黎搞的“政变”于某月某日成功了！公章终于拿到了手。交接公章那天的会议我作为秘书长也参加了。会议刚开始气氛有些紧张，原会长第二代的骆耕野把那个装公章的黑色公文包拽的死死的，去厕所时也不忘把包夹在胳肢窝里。但是，或许是天意吧，第三代夺权居然成功了。接下来由万夏组阁，成立了编委会，出版了第三代着名地下诗歌刊物《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我记得大概是在编者案里有这样的句子：
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