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化先生 邹羽 元化先生亡故了，心中有些茫然。本来先生在官学两界交往很多，作文纪念，当然应该是由天池南溟间一班名公巨卿领衔具名，也轮不到我这样蛰居化外的失学晚辈来发表蓬蒿中的议论。但这几天回家，都在天黑以后，看一路上连绵不断的车光灯影，觉得人生际会而已。既然认识先生这么久，而且还有相从受学的经历，写几句表示谢意和怀念，还是情理中的事。即使有些话说得不妥当，先生就是知道，但见过我从小的愚鲁顽劣，应该也不会怪罪。而在我自己，则会觉得尽了责任。用英文说，好像情绪上也就可以获得closure。 Closure 这个字很难用白直的中文说通。儒门的讲究，总要慎终追远，所以这层关系一时还不得具结。至于我了他了，就步入佛说了。释氏庄严，要用其深意来串讲closure这样闭门怕痛的现代心理学语汇，可能也是徒劳。不过廿载西土，经常受到的教育是面对负面经验最好不要阻抗，而且去洙泗弦歌的旧地毕竟也很遥远，姑且就这样搪塞罢。 冬天赴上海奔外祖母丧，知道老人已经病重，原来想到医院探问，但舅父打电话去，成义叔说前两天刚刚大出血，不方便。而我回程难改，遂失掉了拜别的机会。想起来很觉遗憾。不过从另外的角度，可能也是好事。没有见到老人最后的病容，其往日的风度言笑，在记忆中会少受些影响吧。在我认识的老辈学者中间，元化先生算是边幅相当修整的一位。平时在医院接待访客，居榻答问，也很注意保持自己的仪容，有时候议论英发，机锋纵横，望之常不似有疾痛在身。现在一旦仙去，他希望遗留给后人的，想来总还是自己比较富有神采的侧面。这样说，临终不辞，似乎也找到了逃脱的藉口。 从孩提时代看见先生，到现在应该有四十多年了。稍微长成一点以后更是有很多次在一起详谈，但真正值得记述的内容并不多。高中时代，因为他说要重哲轻文史，曾经捧了一套任继愈去请教，结果被他出来。说是这类东西，有什么可看。问何以不好，则顾左右而言他。问看什么好呢，就云里雾里讲起黑格尔。那是第一次听到“范畴”一词，所以印象深刻。他的话，去买了一本《小逻辑》，好像就是在淮海路余庆路的小书店里。回家和几个同学在一起却是百看不懂，觉得任继愈虽然不该看，却好懂些。到了大学，因为读的是的外文系，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已经开始流行。一班青年学子，往往倾倒于西人文章的精致锋芒，反观元化先生等本土学者的言说，觉得粗重沉闷。所以在老先生那里的求学的兴趣也随而转淡。造府听讲，总是遇到一些很有名的人，而且他自己好像也是常常在月旦人物，于是去得少了。大四想考贾植芳先生的研究生，请先生介绍。不过没有考上。随后在教书期间，他要我把他的一篇文章翻译成英文。而我虽算是科班出身，平时大概都在看任老先生的书，四年英文读下来，程度只记账，所以捉定一本汉英字典弄来弄去，先生看了还是不满意，就去另请一位老翻译家完成这件事。这两事让我觉得非常丢脸，所以他那里好久都不敢再去登门。而当时出国成风，不久我便也跟风而去了。 同先生比较平等密切的交谈，是在九六九七年间。那时回到上海写论文，住了差不多一年的样子，因为空余时间很多，常去他府上走动，聊天听讲。谈得都很散漫，比如余叔言的行腔和余英时的行文等等。那几年先生已经有些见老，态度也温和了许多，有时聊得晚了，就留我便餐，同他一起喝粥。席间也会讲到他同我外祖父交往的旧事。文革末年，因为我外祖父出牛棚较早，所以朋友们周末往往都在我家小聚，而我外祖母总是整治一桌精致的饭菜款待。当时好像还有柯灵等人。这些都是我以前不知道的故事。去得多了，谈话的处所也常变更，有次陪他从家一直走到他在图书馆的研究室。另外几次则是走到衡山饭店的某间客房。一回在座前听讲，具体内容已经忘了，只记得他忽然离开椅子站起来，背手在地下走了两圈，然后说：“我总还是书生本色。”那时我拘坐在侧，肚子里窃笑道：“老先生你这样位高名重，如何能算书生?”十年过后回望，当时的样子恍然如在目前。先生是体制中人，虽然只在晚年放了短短一度上海学道，但就论学而言，却总是带有居高临下的主导意识。这种意识同他原来地下党的从龙背景不无关系，而更有意思的来源恐怕是他对自己的智力时常秉持非常独特的自负和骄傲。祖龙时代，人主玉帐衡文，词臣一片狼藉。先生早年追随胡风，也颇经挫折。不过这种天然生就的头角，却是磨而愈厉，垂老不去。以致他后来的言说虽然看似平淡从容，但在设辞造意上却是尽其讲究，炉火纯青。有些问题深思熟虑之余，简直不容他人置喙。书生云乎者，应说也不尽是党人的风雅，当有其修饰羽毛、不主故常的狂者意味在。李泽厚曾说坚守康德也可以是一种归宿，元化先生虽然也熟读黑格尔，但很难想像他会在《小逻辑》上消磨一生。至于他对刘彦和《文心雕龙》下的功夫，人所皆知，不过到晚年，似乎也有意很少说起了。 八十年代《创作论》出版后先生名满海内。有人据此说是北钱南王。其实先生的学历并不完整，西文根柢和文史功夫，都与中书君相去甚远。他经常引用韩复渠的笑话，说自己一国的英文尚未学好，哪里能说几国英文。同民国时代学院科班出身的学者比较，先生治学的长处，无乃是他从体制内的马列主义和自己喜好的黑格尔辩证法中演绎出来的思辨习惯。名之曰习惯，这实在不能算是一种具体的方法。就像黑格尔伦理学反对康德将道德归于真理命题，而希望强调总体性的伦理生活状态，所谓Sittlichkeit是也。在元化先生，这种思辨的倾向也贯穿在其言行的方方面面。中书君才雄一代，泛滥中西，但不免视学术如文艺，末流更似乎堕于游戏恶道。而相对于钱公之幽默观想，先生的性格大概要归于清峻一途，在学术的意向和作为方面，也更为斟酌谨重。终其一生，对于中国本土思辨传统的发展，应该是有比较原创性的贡献。视之北宋元佑以还，钱或可拟于坡公，先生学术，则在伊川明道之间欤。和先生断断续续聊了一年，印象最深、受惠最大的其实是很偶然的一句话。那回好像在说朱陆之辩。回国前，刚读了一部分讲论理学和心学的文章。看到钱宾四先生《朱子新学案》里头有大段朱子读书法，简单易懂，也很耐咀嚼。而先生也和余英时先生有交往，所以谈得很投机。说到朱子教人读书不急立论，而要反复贯通，令自己虚而与之委蛇。先生便发感慨道，这其实也就是黑格尔所说抽象的概括和具体的概括之分别。当时觉得眼前豁然一亮，好像以前的经历和心得，都源源汇总，绳绳相因，那种快乐的感觉真非言语可以表述。晚上回到家里，还是感慨不置，弄得我母亲责怪说，你现在也终于知道他的好。 和元化先生认识并受他的教训，是因为先外祖裘柱常先生与他交好多年，我蒙外祖父母抚育，小时候在家见到他和张可先生夫妇，则叫王家公公王家婆婆。不过“公公”这样的上海土话用国语说出来似乎不很像样，而且先生是北人，交谈须发北音，所以虽然是祖父辈，时常也胡乱以先生称之，间或添一老字以示分别。也因为这层关系，我从少年问学开始，到考大学选择专业，考研究生选择导师，回国写论文，直到最近联系回国服务，在每一阶段几乎都受到他的提点和帮助。在他眼里，或者这一些都是为了老友的眷属。但在我，总觉得受到的是师长的关怀和恩惠。 在离开上海的飞机上，脑子被王家卫式语言锁定，发现中国对我，就像一幢小时候熟悉的的灯光明亮的大房子，而外祖母的房间，又是其中我常在其中玩耍的最熟悉的一间。人到中年，那些房间的灯光都像在暗夜里一盏一盏熄灭了。而每一盏灯的熄灭，好像都会减少一个我头看望这幢房子的理由。现在外祖母死了，这幢楼里面最亮的一盏灯也终于关上了。飞行的浪漫，让我愿意相信这就是最后最痛苦的分别。但时隔数月，母亲打电话来说，元化先生也故去了。看来这样的痛苦还无法完结。不敢想像，也许它要随我度过中年。 天热了，正好装修房子，前几天去Home Depot买木料和工具，在停车场发现一个满脸胡须的中国胖子坐在车里号啕大哭。我知道那胖子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