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劳莉娅 唯唯 初到美国，因为生计，我和一位瘫痪的美国老太太邂逅。她的一头金发混几乎无法觉察的银丝，淡蓝色的眼睛，薄薄的嘴唇，唇上和下巴有一层细细的绒毛。这就是格劳莉娅。她虽然已经去世十多年了，但我却怎么也无法忘记这位美人。 当时格劳莉娅67岁，两年前突然在上楼梯时莫名其妙地摔倒，从此便经常在意料之外摔倒，以至于再也无法正常行走。格劳莉娅平生最怕医院，她认为医生总是带讨好人的假笑，好像在说，“放心吧，有我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没看到我脸上充满信心的笑容吗?!”紧接，善良的天性又会使她很快原谅医生：“整天望痛苦的人，怎么能真笑出来呢？” 格劳莉娅患的是脊髓多发瘤，医生说需要手术。手术可能使她永远瘫痪，但不手术可能使她死亡。“可能”这个词很有欺骗性，给人一种知识渊博深思熟虑的感觉，貌似给你提供了好几条出路，其实充其量只有两条路——要么瘫痪，要么死亡，两者任选其一。它是用来逃避责任的工具。医生几乎很少提到、病人也很少想到，“可能”也代表可能不瘫痪和可能不死亡。 总之，格劳莉娅选择了瘫痪。在她的理解范围内，这大概是最好的选择。 离出院还有两天，格劳莉娅的女儿四处奔波，为母亲寻找家庭护理。面试了不少人，但还没找到合适人选。 有人嫌活太累，有人嫌钱太少，有的根本干不了。找到我时她已精疲力尽。 我答应可以试试，她简直喜出望外。我那时身无分文，有一份管吃管住的工作，怎么能轻易放过。 她直接把我带到医院，让我和她母亲打个照面。格劳莉娅笑容满面地审视我，我也笑容满面。面试有时候很奇怪，当双方都希望对方能喜欢自己时，会使出浑身解数摆出最可爱的样子，根本无法试出真东西。 过了笑容关，下面是体力关。女护士看了看我：一个不到一百磅，带眼镜，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女子。她耸耸肩膀，笑摇摇头。然后开始训练我怎样搬动瘫痪病人，怎样导尿，洗澡，活动四肢，清理大便等等。没多久，她开始为我的力气和灵巧而吃惊，因为我可以将一个170磅的瘫痪病人顺利地从床上搬到轮椅上。训练持续了两个小时，离开时我浑身大汗，第二天早上全身痛得几乎爬不起来。 两天后，我提唯一的行李——一只皮箱，搬进了格劳莉娅家。她住在渔人码头的富人楼群里一个两层楼的二楼，房子是租来的。一间卧室，一个客厅，一个厨房和一个洗漱间。客厅的沙发拉开来，就是我的卧榻。她的卧室很大，一个大床放在屋子的中间，从四面都可以走到床边。初一进来，感觉躺在床上的格劳莉娅像一件展品。床角上悬挂一个巨大的鸟笼，和一只精力充沛从早到晚叫个不停的蓝羽毛小鸟。这些吵吵闹闹，活蹦乱跳的生物制造出一种假相，使孤独的人感到自己仍然是如火如荼生活的一部分。 我带紧张的热情，极尽所能地付出体力、精力、脑力和本能的适应力，完成了第一个星期的新生活。我和格劳莉娅像被放在一个盒子里的两只虫子，在一定的距离之间，互相用触角感受对方，感受空气中每一点异常。客厅和卧室间没有门，每一点小动静，都会使我们不由得想到睡在临屋的那个人，她睡了吗？她在想什么？她会需要我吗？ 格劳莉娅家第一位应该提到的成员，当然是她的丈夫查克。他大腹便便，看上去满不在乎，常常表现出很傲慢的样子。查克复员军人，曾在朝鲜战场打过仗。第一次见面，他告诉我他在鸭绿江里洗过脚，眼里流露出一丝莫名奇妙的轻蔑、怨恨和超越，彷彿那场战争破坏了他应有的美好生活，而这都是那个龌龊贫穷的中国的错，我这个中国女子也有份儿。退伍后，他在邮局做个小官，管理车辆什么的。格劳莉娅生病期间，他和一个菲律宾女人相好，从此很少回家，格劳莉娅从医院回来后，他每周回来一次，买些日用品和食物，然后就不见了影。每次回来，他总要先到床边给格劳莉娅一个吻，然后拍拍她的头说，“你最近是个好女孩吗？”格劳莉娅笑眯眯地说，“我是呀！” 查克有时会买些好吃的讨她喜欢，偶然也问我学校怎么样，习惯不习惯，甚至有几次，还带我去下饭馆。每到这种时候，格劳莉娅就会冲我做鬼脸挤眼睛。查克倒也有讨人喜欢的地方，比如给我付工钱从不拖欠。 家里的第二位成员，是格劳莉娅的女儿劳蕊，一位金发碧眼的高个子美人儿。她十九岁结婚，二十岁离婚，我去她家时她三十五岁。劳蕊在一家公司当秘书， 她给我讲了公司里很多有趣的故事。其中有一件是这样的：几年前，她有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终于找到一个给总裁当秘书的差事，兢兢业业地干了不到一星期，被叫到总裁办公室，总裁铁青脸把一份文件摔在她面前，怒气冲冲地说，“你为什么把公司的机密文件发到报社去？”她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眼泪扑簌簌的掉下来。总裁看她这样子，知道她不是故意，缓和口气说：“这次本该解雇你，但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劳蕊翻来复去想不明白怎么会出这样的差错，仔细研究了传真机，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在传真机上有一个健“press”，当她把机密文件放进去后，很自然的就去按“press”(press 就是按的意思)，而这里的press 却是报社的意思。这次幸亏报社一个朋友及时发现，打电话来问是怎么回事，要不，事情就闹大了。劳蕊每隔一个星期会来看望她母亲，带些巧克力。 家里的第三位成员，是凯斯，一只母狗。她是我所见到的世界上最丑的狗。身体不大，皮包骨，干燥粗硬的短毛黑白夹杂，尖嘴猴腮，说是母狗，却长两撇八字胡，两只突出的黑眼睛贼溜溜的。我每天要带她到公园去散步，她一路走来要把路边所有公狗的尿都闻一遍，碰到老相好的尿，就撅起后腿，在上边尿上一气，好像赴约会一样，然后带阴险而满足的冷笑，一颠儿一颠儿地跟我回家。一进门就冲到床上，坐在格劳莉娅的身边，抻两条罗圈腿，像主子一样的望我。我对凯斯的坏印象，要从第一天说起。那天外面下小雨，格劳莉娅问我能不能带凯斯出去撒尿，我第一天来，哪好意思拒绝。她让我给凯斯穿上小狗雨衣，可她家却没有伞给我用。我淋在雨里牵穿雨衣的狗，走在美国的富人区。溜狗回来，劳蕊正好来看她母亲，带来一包肯德基烤，香味扑鼻，格劳莉娅吃了一块，把剩下的都给了凯斯。 我当时正饥肠咕咕，看世上最丑的狗，大嚼香喷喷的烤腿，一只眼睛还不时地斜过来看我。我怒火中烧，一肚子酸水拼命往下咽。从此，我和那母狗结下深仇大恨。 格劳莉娅的日子很平淡但很有规律，每天最重要的就是大小便。人在健康时，吃是最重要的，从早到晚，满脑子都是吃。那些山珍海味从脑子开始，到舌头，到胃肠，占据人一生多少时间，精力，钱财。可是人在生病的时候，完全没了胃口，吃变得无关紧要，排泄反而成了头等大事。我每天两次帮她导尿，将导尿管从尿道慢慢的插进去，然后轻轻按摩小腹，直到小便一滴滴流出来。大便更困难，得长时间地为她按摩腹部，有时还得戴上手套帮她排便。不过我倒是习惯，正如在医院做实习医生的时候。只是看她痛苦的样子，我常常感叹，人生残酷得真是没有道理可讲。 格劳莉娅白天看很多美国肥皂剧，那些演了十年二十年的故事，剧中的演员好像服了长生不老药，永远是那张没有皱纹的脸，永远在爱恨情仇之间纠缠不清。剧里的女人有可能跟剧里的任何一个男人发生爱情，而男人又同时和剧里所有的女人都有那么点暧昧。我白天上几小时课，回来就在厨房的桌上看书，有时和格劳莉娅聊天。 格劳莉娅年轻时是一个很浪漫任性的女人。19岁进入第一个婚姻，生了女儿劳蕊，女儿4岁时，她与一位风流英俊的水手私奔。十几年后才回来。查克是他第三个男人。 查克每次回来前，格劳莉娅都很激动，“薇，查克要回来了！”她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 脸上泛起快乐的红晕。我于是也被她的快乐情绪感染，撸起袖管，把170磅的她从床上搬到轮椅上，推到洗澡间，从上到下，给她洗得干干净净。自己也被汗水和淋浴水湿的透透的。“薇，谢谢你。”我在给她洗时，她一直在说。出了浴室，我将她一头金发吹得像丝绸一样卷在项边，脑门上盖秀气的流海儿。然后我精心为她化妆，用深棕色睫毛膏将她一碧如水的眼睛衬托得十分动人，涂上玫瑰色口红和暗红色指甲油。一切搞定后，她对镜子照个没完。我躺在客厅的地毯上一边喘气，一边和她开玩笑，说她现在是灰姑娘，就等王子拿水晶鞋来试穿了。 查克回来总是大摇大摆地在房里走来走去，当然这个家是他在付房费。格劳莉娅脸上挂最迷人的笑容，两只眼睛滴溜溜地随查克转，有时候也撒个小娇什么的。查克走后，她长长地舒口气，好久好久不说一句话。想想从早上起来这一通忙活，就为了这个男人的几个瞥视，而他眼里心里根本没她，我在心里为也难过。即使如此，格劳莉娅也从来不讲查克坏话。查克的菲律宾女朋友有时打电话来，和格劳莉娅在电话里大吵大闹。格劳莉娅满脸通红，愤怒之极，满嘴脏话。我在旁边激动地走来走去，用手敲打床沿给她助战。事后，格劳莉娅情绪低沉，幽幽地对我说：“对不起，薇，让你看到真的美国肥皂剧了。” 带格劳莉娅去医院，是件很大的事。除了要把她收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外，还要请她一位朋友来把她抬到楼下。那是位高大英俊的中年黑人，名字叫约翰，沉默寡言但举止非常得体。对我来说巨大的格劳莉娅连同她沉重的轮椅，被约翰轻而易举地抬起来，送到楼下专门运送残疾人的车上。一番周折后，我们便等在医生的办公室外面，半个小时后，才进到医生办公室，又等了20分钟，医生才出现。他神采奕奕，笑容可掬，操男中音，带绝对的权威姿态，向上帝一样，大步走来。他夸了半天格劳莉娅的发型，然后问了两句关于大小便的事。格劳莉娅脸上带讨好似的笑容，像小孩子在家长面前一样，尽量报喜不报忧。五分钟后，医生笑说：“既然这样，我看就不需要改处方了。那就下次再见了。”然后朝门口走去。 我终于忍无可忍，冲口而出：“对不起，医生，格劳莉娅大便很困难，三四天才解一次，睡觉也不好，夜里口干得喘不过气来。我看了一下，这是其中一种药的副作用，能不能低药量呢？能不能开点治疗便秘的药呢？”我是豁出来了。我们几天前就开始准备这次访问，今天一大早起来，费了这么大劲，才把格劳莉娅带来，不能无功而反！格劳莉娅怕医生嫌她事多，我怕什么？医生楞了一下，灿烂的笑容僵在脸上，他没想到这个小护理会让他一个医学专家重新考虑他的诊断并修改处方。医生到底见多识广，马上转过脸来望格劳莉娅，像对小孩子一样说：“你怎么不告诉我这些呀？多亏你的护理提起，这都是很重要的信息呀。”格劳莉娅脸红了起来，用一种说不出的复杂的目光望我。 从医院里出来，我们都舒了一口气。格劳莉娅对我说，“谢谢你，薇。”然后，我们三个人开开心心地一起去吃皮萨饼。 手术前，格劳莉娅曾经在一家剧院工作，那里的很多朋友都是同性恋。格劳莉娅瘫痪后，他们常来看望她.一位名叫麦克的来得最勤。他是个瘦弱文静的美国人，30多岁，个子不高，面色苍白，长长的睫毛，一双温柔深邃的褐色眼睛，说话轻柔，彬彬有礼。他每次都是乘出租车来，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和格劳莉娅聊天。有时他带一把小提琴，拉一个抒情的曲子给格劳莉娅听。有时他带一本书，用轻柔的声音念给格劳莉娅听。他们互相开玩笑，开心地欢笑，度过一个个温馨的下午。 麦克第一次来，我请他喝水，他婉言拒绝，说自己带水，我以为他嫌我们的杯子不干净。后来格劳莉娅告诉我，麦克患有艾滋病。我大吃一惊，想到进门时他给我的那个拥抱。几次以后，我为自己的担心感到羞愧。麦克自己患有不治之症，却特意租车来看望生病的朋友，用他仅有的那点生命之火，为别人带来温暖和快乐。麦克也喜欢和我聊天开玩笑，还说要到中国去玩，以至于格劳莉娅风趣地说："薇，你要让麦克改主意了。" (意思是改成异性恋了)在我离开格劳莉娅家一年后，麦克去世了。 一年后，因为要读学位我不得不离开格劳莉娅。走前一个月，我一直在帮她找新的护理来取代我，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只好把她送到老人院。送她去的路上，格劳莉娅带凄凄的笑对我说：“薇，都是你把我惯坏了。”我流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在那里住了不到一个月，就被一个粗心的看护摔到地上，把腿摔断了，于是又回到医院。我到医院去看她时，她一条腿包厚厚的纱布吊在空中。我哭了，觉得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要是不离开，她不会受这些罪。格劳莉娅微笑地望我说：“薇，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在一起的快乐日子，你独身一人跑到美国来，说明你是个坚的女子，你看，你看上去更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