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蓝
推子死了
父母回山东台大沙埠村省亲，半个月后回到家时告诉我：推子死了。
推子临死前躺在病床上，看她67岁的老姐姐说：“姐啊，我死了谁给你洗衣裳？谁和你作伴儿啊？”
推子是我姥姥家的邻居，比我妈大一岁。打我记事起，就知道村里所有的人都叫她“傻推子”。我妈告诉我，1944年，日本鬼子临投降时在胶东台一带有过一次轰炸，一枚炸弹落在了推子家的囱上，掀翻了屋顶。刚三岁的推子从此就傻了。
小时候，总看见推子站在门口，嘿嘿傻笑，看到谁家媳妇有事儿忙，就把孩子接过来抱，在怀里小心地颠啊颠啊，口齿不清地哄孩子玩儿。推子力气大，就有人把她当牲口呼来唤去使，有点力气活就站在她家门口大声喊：“彪(胶东俗语，傻的意思)推子！快来！”推子就乐呵呵地跑去帮忙。连我小小年纪也会指使她：“推子，我命令你过来跟我玩！”她就赶快跑过来。我不明白的是，姥姥听到了就会我一顿，说：“没良心的小玩意儿，谁都敢欺负推子！”
推子长得黑，粗壮，穿的衣裳都是旧的。我喜欢看她那双大眼睛，睫毛很长，不论看到谁都会笑嘻嘻的，要是有男的和她说话，她就会羞涩地低下头。这种神态到她五十多岁时一直如此。村里人经常跟她说：“推子，给你介绍个对象吧？”她恼了，知道别人取笑她，说：“俺才不要！”——是啊，一个傻子，谁会娶她？
我从两岁起，总是跟推子玩儿。她陪我堆沙子，陪我捉蚂蚱。还有一次她带我走了很远，穿过村边的树林子，跑到南山脚下的桑树林中给我摘桑椹，还摘了几个蚕茧，那时我第一次知道蚕茧什么样子。我们还经常去掰青苞米，采乌梅吃，弄得嘴上脸上黑乎乎的。外村的人问我姥姥：“那么一个傻子，你把孩子交给她，放心吗？万一把孩子弄丢了、出什么事儿了怎么办？”
我姥姥淡淡地说：“没事儿，我愿意。”好像推子比谁都聪明，叫人放心。
村里有什么事情，大家争来争去，最后，有人说：推子也看见了！就都跑去问推子，因为推子不会撒谎，事情就有了结果。
推子能干是出了名的。她一个傻子，胆小怕事，干活卖死力，打猪草，割麦子，憨厚老实，比一个男劳力还。
五年前我回老家，带我的孪生女儿。推子在街门口看见了，老远就笑得睁不开眼，伸手就把孩子抱了起来。见她乐颠颠的样子，我恍惚又看到了年轻时的她，抱我在村里到处转悠。一转眼的工夫，推子老了，有了白头发，有了皱纹。
推子怎么会老呢？这样一个缺心眼儿的人，一不留神难道也会和我们大家一样，在时光中渐渐老了？——闭上眼睛，推子还是当初的模样，二十多岁，留浓密的齐耳短发，傻乎乎地朝人笑。
虽然我离开台很多年，上大学、调工作，经历了很多人和事，但不知为什么，我单单会经常想起她，每次老家来人我都会问：“推子怎么样了？”
我的父母这次回山东探亲，回来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子死了。说这话的时候，两位老人不胜唏嘘哀伤，似乎死的不是一个傻子，而是我们家里的一个亲戚。
胶东很早就实行了火葬，村里有人去世，都把骨灰供到了村外特意建的灵堂中。但不知为什么，推子的两个侄子把她的骨灰抱到村边里夹河的大桥上，一扬手撒进了滚滚河水中。这个举动让村里人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一个傻子嘛。言外之意就是谁会把她当一个正常人来尊重？有的说：真是的！感慨不已的样子。有的说：挺好，这条河不远就流进大海里，骨灰撒了，推子就跟周总理一样。
早在十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里专门写过推子，我小姨回家念给推子听，推子又惊又喜，有点不相信地憨憨笑了。这次，我父亲叮嘱我：“你写过很多人，很多大人物、大名人。但是，你一定要写写推子。你知道推子死了全村人都说什么？——一个好人死了！”
推子死了。这个世界上还剩下一个苦命人，她为了照顾这个被别人视为累赘的傻妹妹，担心她受人欺负，立誓一辈子不结婚嫁人。她就是推子的老姐姐。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推子活的时候，有一个几乎没人知晓的名字：吕家推；山东台市西郊大沙埠村人。
民间高人
老父亲小时候读过私塾，记性好得惊人，读过的古书能随口大致不差地复述下来。我们家三个孩子，不识字的时候就已经听他讲完了《西游记》《水浒传》。
“话说天下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父亲端起一杯茶，慢悠悠地开讲。这幅情景牢牢地印在脑海中，再也不会忘记。
每逢过年，父亲最大的乐事就是写春联。
春联，在我们那地方俗语叫“对子”。对子写得好不好，能看出写家的水平。
据我父亲讲，他小的时候，虽然是穷乡僻壤，但读过书的人一定要在腊月二十七那天把写好的对子贴到大门框上。街坊邻居四处转悠，看看东家，看看西邻，肚子里有点墨水的人都会指指点点，评价谁家的对子写得好。倘若大家一致叫好，那家人就乐颠颠地端出花生灶糖，请邻居们尝一尝。
也有不服气的，回到家里，重新写。但不能把原先贴好的揭下来，那样就不吉利了。写好的对子放在一边收好，等来年再比试。所以，写对联在从前的农村“知识分子”中是一等的大事，文化人都愿意借此机会“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华。即使在文革期间，很多对联无非是“龙腾虎跃生产蒸蒸日上 莺歌燕舞形势一片大好”，也有那手痒的人做一点曲里拐弯的文字技巧，拟几幅对仗整齐、别开生面的春联。
打我记事起，家里每年的对联都是父亲写的。院门、家门、厨房门，都要贴。每年写的都不一样。如果写出满意的对联，父亲就比较得意。他的得意一般人看不出来，不笑，也不吭声，大门敞开，一副棋子拿在手里啪啪作响，邻居老棋友就来了。没进门抬头看到对联，退后几步——呵！叫声好。定睛再看，又叫声好！父亲一脸无所谓的样子，说：——来来来，杀一盘！只有我母亲知道，他心里高兴呢。
这些年城市里贴春联的人慢慢少，自己写春联的就更少了。大街小巷、书店书摊上成堆的春联都是印刷厂印的，也有商家、银行趁此机会做广告，免费。你想，有几个现代人再去自己写春联啊？
父亲摇头，说：那些对子，庸俗。都一样，没意思。
铺开红纸，照样自己写。于是我家门前经常会有人停住脚步，站在那里看上一会儿，点头，嘴里说：好对子！这声音父亲就是关门也能听得到。
前年春节我回家过年，父亲忽然对我说：想不想跟我出去看看？
看什么？——父亲和我骑自行车，出了城，朝东走了大约十几里地，到了一个村庄。下车，慢慢推自行车走。父亲说：“民间有高人啊，这个村就有。我去年到这儿来过，有一家对联写得绝了，虽然是抄旧联，但选得好，字也漂亮！——庭有余香谢兰郑草燕桂树，家无别唐诗字汉文章。这家有读书人，有大学问。”
……村里大多数房子是旧的，矮墙都是土垒的，很多人家院子里拴羊，跑狗，但家家户户对联贴得红的。转了几个弯，父亲说：——就是这儿！
抬头一看，这家人似乎比较穷，院门、门框都又破又旧，里面冷清得很。但门框上一副颇见内功的对联一下子把我震住了。
上联是：柳影入池鱼上树；下联是：槐荫挡道马登枝。横批：徐徐清风
鱼不可能上树，马也不可能登上枝头，但这对联有了一池清水，有了一路槐荫，异想天开的事情就成为可能——绝好对联！
父亲站在门口喊了几声，没有动静。“或许走亲戚去了？”——父亲猜测道。向院里的堂屋张望，门上贴一幅对联：荆树有花高堂乐，砚田无税子孙耕——好一个砚田无税！
等了一会不见人回来，我和父亲只好打道回府。
“如果不是这家人自己写的，那就肯定是一幅很老的对联。即使是从古书上抄来的，这家写字人的眼界也不低。瞧见那字没有？别看小院贫寒，说不定就是藏龙卧虎之地。”
我点头称是，并幽幽地叹了口气。
贵重礼物
老太太从县城来了。
她的心脏似乎有点不听使唤，把她接来省城调理一下，也是想尽尽孝。
说顺口了，“老太太”这个词招来了她激烈的反对。“我老吗？你说我老吗？”她边给孩子画画边抬起头抗议道。我嘿嘿一笑，赶忙点头认错。
其实，我娘看上去还是很年轻的，五十多岁，个头高挑，典型的胶东女性的身材。自从她来到家里，片刻就不能安宁。给孩子拆去冬的棉衣，孪生女儿每人一套。她对棉花过敏，捂大口罩，别人不知内情，还以为预防非典武装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缝完了棉衣，继续拆毛衣，看家里的什么都不顺眼，地板脏了，桌子上有灰尘了……直把每个人都指使得团团乱转。
最让人忍受不了的是她无与伦比的囉嗦，忽而絮絮叨叨，忽而慷慨陈辞，如果突然没了声音，那一定是她睡了或者到楼下跟邻居们继续唠叨了。
对此我真是“没招儿”。谁让她是生我养我、恩重如山的母亲啊。所以，每天就听她伴随钟表嘀嗒声“与时俱进”的谆谆教导，一边又心烦又心疼地看她拖生病的身体忙忙碌碌。
大前年非典危险，我早把孩子们从幼儿园接回到家中，白天只能抽空看两眼书，晚上熬夜写字儿，第二天早上就起不来床了。我娘把卧室的门关上，怕孩子打扰我睡觉，自己跟孩子们画画、剪纸、讲故事。很快，一个月时间就培养了带有家族特征的小艺术家。前两日，我妹妹来看望她，拿一张画儿对我说：“这是孩子们画的？——明明是咱娘画的嘛！”我看了哈哈大笑，孩子们画的足可以跟姥姥画的乱真了：一模一样的花朵，一模一样奇形怪状的毛毛狗。真是名师出高徒。
中午吃饭前，老太太诡秘地对我挤挤眼，得意洋洋地哼了一声，转过脸问孩子：“乖乖，你送给我的礼物你还记得吗？”
礼物？——我疑惑了。
“姥姥刚来的时候，你忘了？”老太太用手比划对孩子说，“这么大的礼物，忘了？”她伸出小拇指，在我们面前晃了晃。
也许时间过去太长了，孩子摇摇头想不起来了。我娘张开嘴略显失望地啊了一声，很快又神秘兮兮地把手伸进怀里摸索。半晌，她掏出什么东西在手里攥，像是要显示她的珍宝般慢慢把手张开——是一粒指甲盖那么大的白色小石子儿。
孩子笑了起来，她想起来那是以前送给姥姥的石头子。我娘也笑了，随后又小心翼翼地把这粒石子儿放回怀里。
我知道，在她贴身的衣袋里，靠近心口的地方，经常放她认为比较重要的东西，比方身份证、我送给她的戒指、妹妹送给她的表，不多的零钱……现在，又多了她的五岁小外孙女送给她的一粒不起眼的小石子儿。
某位哲人说：礼物必须是令人震惊的东西。
诚哉斯言。
甜蜜“腊三粥”
十几年前的腊月初八，正是滴水成冰的三九天。妹妹从学校回来了，一瘸一拐的，进门就哈哈大笑，拍打棉衣说：“我简直就是连滚带爬穿过整个郑州城回来的。”
她就读的大学在市区的最南边，我租住的小屋在市区的最北边，坐公共汽车要一个半小时，她是骑自行车来的，路上还有冰，估计这一路摔得不轻。我笑恶狠狠：“活该！”
我们姊妹两个打小就不习惯甜言蜜语，越越亲，要是动了手，说明感情就到了一定的程度。当然，拳头落下的份量是轻柔的，声音的分贝是比较高的，大嘴叉子咧开的角度基本是往耳朵方向扩展的。
妹妹在家是老小，父母宠她，有好吃的就尽她，因此也给她养成了贪吃的坏习惯——但愿这句话别叫她看到，否则的话那就捅了马蜂窝。我曾经预言道：“你这么馋嘴，怕是一块糖就把你骗走了。”几年后的一天，她磨磨蹭蹭吞吞吐吐嘟囔说：“我简直太不幸了，你高兴吧，你的预言终于变成现实了。”果然不错，我后来的妹夫证实，他就是充分利用了我老妹的这一致命弱点，用一斤新鲜草莓把我妹妹哄到了手。“不过，那可是在一个北风呼啸、风雪弥漫、寒风刺骨的傍晚啊！”我妹妹特意调道，生怕那一斤草莓在我眼里贬值。
眼看学校寒假前快要考试了，她不顾天冷路滑跑回来，肯定又是肚子里的馋虫在蠢蠢欲动。我赶紧打开炉子做饭，一边跟她聊，对话的内容基本上是我不断在批评，她一直在承认错误，间或我们一齐哈哈大笑。自从妹妹来郑州上大学，每到周末，按照她的说法就是“不远万里”回到我的小屋，改善一下生活，跟我吵吵架说说话什么的。记得那天我们炖了一锅白菜猪肉粉条，一小碟麻辣酱，榨菜丝，几个烤得焦黄的烧饼，喷香地吃了一顿。实际上，我们说的改善生活是没法跟十几年后的今天比，但在那个时候已经算不错的了。
吃晚饭，我们又唠叨了一会儿，看看电视，就洗洗上床睡了。拉熄了灯，她总算停了嘴，但几分钟后一阵大笑又响了起来：“哎呀！今天是腊八，我专门不远万里跑回来喝腊八粥的，怎么就睡了！多对不起我摔的那几个大跟头啊！”我也想起来了，没办法，痛苦万状地问：“你忍心叫我起来？”
“不睡了，起来！熬粥。”她在被窝里只露出滴溜溜的两只眼睛，冷酷无情地说。
我边边笑边哆哆嗦嗦重新穿衣起床，打开炉子，这才发现家里哪有什么八样熬粥的食物啊，翻箱倒柜我只找出了大米、绿豆和一把花生米。妹妹叫起来：“哎呀，我记得你还有枣，别不舍得拿出来！”我嘿嘿笑了，从墙角拎起一个塑料袋，递到她面前：“你吃不吃？你要吃我可就放进去了。”她伸出脑袋一看，里面的枣已经被老鼠啃得惨不忍睹，随即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那晚，熬好了我们的“腊三粥”已经到半夜了。窗外寒风呼啸，我和我那馋嘴的老妹坐在热乎乎的被窝里，每人捧一只碗，里面是熬得稠乎乎的热粥，放进糖和蜂蜜，那甜蜜的滋味似乎一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还在我的嘴里、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