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作家，建筑师，博士。任教于巴黎美丽城国家高等建筑学院。现居巴黎。
《今天》组织“中国当代建筑专辑”的想法何时萌生？可以说，始于一个时间的次序：2007年。是否在建筑的事件和与文学有关的各种历史事件中也有一个时间次序，或者一个复数的时间次序：诗歌，小说，散文，评论在《今天》版面上依次替换为戏剧，电影；或者回忆，回忆一个特定的时间：七十年代；接下来是建筑和城市的当代实践？我们在已发生的变化中变化——后者正在发生的变化期望“事物依照时间次序互相之间建立公正并修复不公正”（Anaximandre，公元5世纪）。历史，归根到底，基于时间的间替，靠一代一代对不公正的报复或修复（Herodote）。时间这个当代话题的中心，保罗·利科在《记忆，历史，遗忘》（2000）中就此表达了“一种对公正的记忆的政治”的关怀，通过“一种直接的时间经验和叙事运作”对抗“绕过记忆”（保罗·利科，《时间与叙事》，1983）。
这期建筑和城市实践的专辑，就是为组织一次当下的时间经验和叙事，尝试建立一种公正的记忆类型，使各种参与者建立多话语的文本，反抗“权力遗忘”。中国的建筑实践提供了一个阅读当代城市的范例，也就是说，提供了一个语言档案，跟写作发生对应的联系。文学写作，书写，符号和意义的介质，与“建筑”句法的时间经验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形态关系，可以说是各种今天的叙事作者在写作时间的经验的延伸，也刻下每个今天的历史实践者的参与身份。
写作建筑，也出于一种对各种城市事态的权力压力而建立批评立场的渴望，从历史的真实性提问到记忆的忠实、反抗“伤害”。本期中，孟浪通过上海在个人记忆中的印迹，揭示“被集权与资本媾和而成的一种疯狂的强力撑起，当属美学上的忒勉强”的全球城市；对历史积淀的城市“遗存”，在20多年来的城市化运动里“被糟蹋、被毁弃”，叙述“因此悲剧而痛心不已的可能更多是未来世代的人们”；而刘家琨，在悲剧的废墟上，通过对“记忆”做建筑，关注对普通生命珍视的道德复兴。
中国当代建筑实践由此出现的各方面景观的剧烈变化，并不仅仅限于上海，事实上在城市事件上四处炽扬，触目可见，可谓代理了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广告形象。然而，在这层延续的城市历史环境内部的分异中，传统和文化正在退出舞台，甚至更微妙和更难察觉的，是世态、心理和精神的彻底性转变。王澍和陈东东在对话中提醒道，“除了最核心的吃，那点味觉，几乎什么都改变了”。建筑是否可以找回失去的文化代码，重建身份环境？王澍通过建筑一种叙事的场所，让场所带着个人体验的镜头，过滤全部的文化风景，还原到时间内部，为作为记忆客体的文化语境的“娱思”注入解释，因而也激活了空间的生命延续。
文化的解体，能不能归咎于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它是不是某种现代化模式的立场，同时也自我框限了现代性思维的方法？今天的中国城市受制在“加剧差异”的反衬下。当代中国既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内部的产物，也是这次全球化的从速度、从微形到宏观及众多的革新和观念的产物。但是，中国当代的城市现代化因“现代性时期”以来的伤痕纠缠，心理上仍受先天不足的影响，与世界的城市运动刚刚接轨。在同一个时间里，需要保证同时完成蒸汽、电力和计算机的三次工业革命，它不得不同时填补所有从半殖民时期开始积累下的落后，其中包含从封建体制到发达的殖民主义的一切遗产。它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自主，平均主义，阶级斗争，对贫苦阶层的美化，对知识分子的鄙视）中解放出来，可乌托邦理想已全然失去。它最终还需要获取手段逐渐消除近十亿人口的贫困，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社会发展程度。它还必须警惕社会发展不平等，革除各种不公正，改正社会保护方面的积弱。它还要上升到保护生态，提倡对环境不造成破坏的城市持续发展的国际语境。本期中，艾未未对政治体制的批评，反映了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思潮的延续。朱涛的文章则揭示了建筑的权力意志在社会空间中造成的分裂，通过建筑的社会矛盾引入政治体制民主化的思考，表达了正在完成的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多重关系和处境。
然而，建筑师是否具备知识分子的身份，准备进入话语批评场？建筑师是否有足够的道德勇气和伦理条件承担某种社会公正的角色？在城市工地的尘埃下，此期各位作者（受访者）作为城市实践的参与者，从伦理立场的矛盾、对立和多重性中，可以看到各种当下的个人时间正在上升为社会话语。刘晓都的社会住宅“证明了一种可能性”，通过建筑语言为低收入的社群申诉生活尊严，享有质量的生活权利，“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所谓人的权利”。胡昉和刘晓都的对话突出了关心社会学、城市问题、城市主义的一种建筑师身份，肯定了在社会批判和公共空间中建筑师这一知识分子角色的可能性。
中国当代城市化的规模之大，反过来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城市运动，尤其影响到发达国家历史上建立起来的主导权。将百分之二十的全球人口放入经济市场以祈求脱离贫困提高生活水准，这一城市化运动自然成为各个不同地域、不同城市实践注目的焦点。珠江三角洲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城市思想实验室。刘珩在与姜珺的对谈中，提出对无节制的城市扩散化政策的批评，通过提醒土地的自然状态的不可逆转性，指出这种城市扩散化将给后人带来的危害。刘珩在“快”这个当下时间中，提出“还有一个时间差”，“考虑一种中间状态规划，所谓临时规划和临时建筑这种灵活的策略”，以适应当下城市化过程中的不可预测性。刘珩与姜珺的对话建立了一个特定的城市理论时间，针对库哈斯的“普遍城市”，以及“加剧差异”，刘珩进一步提问“后普通城市”的珠三角是什么样的情形？在肯定差异化同时，进而分析了差异的内部程序的竞争性，从“统治竞争，慢慢变成差异竞争，然后又变成一种差异的联合，就是错位竞争”。因而，“这种联合导致共赢的局面可能会使得这种差异化更加加剧，其实是越有差异就越有竞争力”，描述了一种中国城市化的理论语境。
全球化框架下的城市化运动描述了一种意志强烈的城市转型，和在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下的效应，虽然中国政权的意识形态色彩需要转语为社会主义特点的市场经济。由于城市化运动的遍地开花，民间传统及其古代文明被置换后明显摇撼了社会心理和结构，受经济、人口、内外政治尤其是观念等新事物的压力，也引进了现代性的新课题。本期许多作者看到了中国的现代性课题中，中、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对峙，尤其中国文化的本土特征对全球化同化力量的抗衡。冯原在与李少云的对谈中指出了第一性的主体：“有一个先于我们存在的中国身份”，但是，这个主体的中国身份处在不同的观念和社会阶层里，对主客体关系的理解差异极大。冯原和李少云认为，中国当代的建筑实践显示了两种游戏规则：本土的和西方理念或价值观的；而“现代性的道路、现代性把全人类都拉进了同一条船上”；但是，中国同时被看成是观念的传播地，“中国正在被纳进西方观念的全球版图之中”，“那个掌握着观念源头的学术西方对中国的态度非常宽容，但并不把中国的艺术纳入到他们的体系中去”，“西方又通过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扶持，把中国纳入到西方全球化的总体版图之中”。冯原和李少云的对谈批评了中西方的文化与观念的交流和影响背后，隐含着后殖民时期重组地理政治的国际版图的政治利益及动机。在这张正在拼合的后殖民文化版图上，王维仁通过对香港的建筑天际线历史隐喻的重理，暗示了殖民主义的去魇过程也是被接纳和整合的自身经验。
在冯原和李少云描画的三种中国当代建筑师的全球化身影上，我们能不能进一步提问：我们是否在广义上都是现代主义的孩子，像当代西方建筑师通常的自我身份确认那样？因而，我们能不能再提问：根据语言，现代主义是否指称一种行为、一种针对文化与社会先行和发明的姿态？在概念上，现代主义，这里有异于现代（或现代主义建筑思潮），后者同时也区分现代性，事实上，现代主义体现现代建筑特征的彻底化：抽象，形式的纯粹，试图给予建筑艺术全部的自主性。我们可不可以认为：现代主义者是那些与时尚保持同步的追随者，分享各种当代潮流的热情。在当代建筑师的确定自我身份的程序中，现代性这个抽象的概念，却指称了整个社会文化和观念的特征，这一社会和文化和观念的特征可在特定的时期和历史空间中受到明显的关注。现代性可使用在所有时期，如同使用于当代社会，但同时必须指出这种使用方法属于社会历史的时间秩序。
在当代中国的建筑实践中，这个现代性的时间秩序被直接引入与本土性的对话中，并且超越了思想处理为符号和概念的需要，将感受、氛围、情绪直接提供为思想表达，不仅作为思想的材料，而且直接作为思想的形式，建立了本土的现代性的特征。中国建筑师个人的本土气质与他的建筑作品的现代性这种关系，反论了经验对理性的双重性，建立了反时间性的当代世界的一个样板。中国当代的建筑和建筑师的实践，对自己的经历和意识的地域的加强，汇聚了文化绵延的非时间尺度，超越了学术摹本的传承，只接受创造力和可能性的审判，摒弃思想规则的枝节。这里，突出了一种当下主义的立场，首先对立未来主义，后者曾主宰过至今仍然是观念的仲裁者欧洲大陆，但已从欧洲的地平线上消失。各种不确定，或者不确定性本身，一如科学家的工作客体和思想范式，使当下的失去方向性的时间因而展开了（FRANCOIS HARTOG，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和时间经验，2003）。在现在和过去之间来回，但专注于当下的样式和过去与未来的关系，这一当下主义在中国建筑和城市实践那里将社会实践衔接个人伦理的、或者文化和审美的责任，如保罗·利科说的，责任伸延到我们的权力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一切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