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央电视台新楼：权力资本的影像
2008年，伴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来临，中央电视台新楼封顶。在北京城区东部拥挤的摩天大楼当中，CCTV新楼在高空中大跨度悬挑的造型格外引人注目。这栋形状特殊的建筑自从2002年夏天在国际竞赛中被选为中标实施方案的那一天起，就成为公共媒体上争论的一个话题。
这栋大楼的设计师是国际知名的荷兰建筑师库哈斯。相比贝聿铭，库哈斯是西方建筑师中的激进派。贝聿铭是善于服务国家业主和大机构的中规中矩的建筑师，库哈斯则富于创新，善于颠覆常规和俗套。库哈斯的青年时期在1960年代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动荡中渡过。他在着名的五月风暴之后开始接受建筑教育，属于西方最富于反叛精神的一代。贝聿铭通过建筑作品逐渐为社会和公众所认识，成为最成功的职业建筑师之一。库哈斯则主要是通过他的着述和公共媒体积累起建筑师的声望。1994年他出版了现代建筑有史以来也许是最厚的一本自传性质的作品集。这本厚达1000页、取名为《S.M.L.XL》的书使库哈斯爆得大名，成为全世界最知名的建筑师之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库哈斯年轻时曾是荷兰一份杂志的文化专栏记者，他的建筑观点中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体系总体上的批评意识。他对传统的建筑师仅仅作为艺术家的角色不以为然，更强调建筑和城市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库哈斯是第一个对中国1990年代市场化和城市化现象进行调查和研究的西方建筑师，1996年他曾到珠江三角洲进行考察，之后出版了关于珠三角城市现象的调查报告《大跃进》。
2002年，库哈斯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新总部大楼的国际建筑设计竞赛。此时的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GDP从1979年开始每年平均以接近10%的速度增长。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39.1%。在库哈斯眼里，中国的状态在很多方面与西方国家没有什么不同或至少越来越趋于相同。经济上中国已经具备了市场化的格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口处于事实上的自由流动状态；在城市中消费阶层已经形成，媒体和网络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所有这一切似乎都表明，中国将在整体实力上赶上并超过西方。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库哈斯没有像贝聿铭那样把中国作为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主体特殊处理。既然中国正在或已经加入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中，并且成为其中越来越重要的一环，那么在中国做建筑设计和其他国家就不应该有根本上的差异和特殊性。库哈斯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找到一个与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的状态相匹配的新的建筑形式。很显然，任何已有的传统的处理手法都不足以成为这样一种意义的载体。库哈斯所找到的是一个三维的环状摩天楼。在这个环形体量中，所有的与电视节目制作和播出相关的功能和空间首尾相联，融合为一体，形成一个高效率的机构。
对这个不寻常规的建筑，中国的媒体、公众和建筑师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反应。从最直接的建筑形式和视觉感受到它的文化含义、社会意义和合理性，参与讨论的人几乎无法在任何一点达成多数一致的意见。很多人难以接受新楼的怪异的形态，另一些人则称赞它出人意料的新奇，挑战了传统建筑学的陈规陋习，具有创新性；一些人批评这个危险的平衡体根本不符合一个国家传媒机构所应有的稳重、庄严的性格气质。另一些人则声称非如此不足以表现一个崛起的大国前所未有的气度。
和香山饭店的情形看上去有些相似的是，中央电视台新楼项目的合理性也遭到质疑。从技术角度看，现代网络技术和远程通讯使得电视媒体的各个环节可以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从而降低运营成本，增加灵活性。中央电视台新楼的集中办公模式完全违背了这一规律。
但不同于香山饭店的是，公共讨论不仅仅涉及技术上和经营的合理性，而且直指项目的合法性。有人指出，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垄断企业，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其巨额收入与每一位纳税人都有关系，没有全体国民的讨论和授权，中央电视台投资的合法性必然成为一个问题。这一质疑表明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社会已经从改革开放前的一元化格局，也就是政府——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权力结构演变为由社会不同阶层组成的政府、国家、社会相分离的新形态。
但另一方面，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形成独立于政府权威的公民社会。虽然中国政府对经济、文化、社会各层面的约束大大减弱，但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和相应的法制管理。政府仍对国家和社会生活保持着控制，在看似市场化的经济活动背后是政府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目前所呈现的是一种权力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完整的现代化的形态。
当我们把中央电视台新楼置于这样的现实之中，库哈斯的设计意图与中国的语境之间的错位关系就变得一目了然。当他在设计中不加区别地把中央电视台等同于西方的大型商业机构，把设计任务设定为如何把一个巨大的商业机构的体系转化为具有活力的积极的空间体系，如何找到合适的建筑形式来表现这个庞大的传媒机构的活力和公共性的时候，他的操作建立在与事实并不完全吻合的假设上。整个项目并不像他所认为那样是一个中性的商业操作，而是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的产物。作为一个垄断传媒机构，中央电视台面对的是一个分崩离析的价值体系，它根本不可能在文化上具有任何象征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库哈斯的创新失去了社会意义和公共价值，只剩下古怪的、没有意义指向的形式。
从中国当代独特的政治经济学角度解读中央电视台新楼，我们看到的是不合理的垄断权力借用了最前卫的艺术形式塑造一种虚假的公共性。它以空间的形式凸显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困境，就是权力对资本和市场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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