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时代的中国建筑和政治经济学：1978～2008
朱涛，建筑师，ZL建筑设计公司创建人之一，任教于香港大学建筑系，现居香港。
图1 中央电视台新总部大楼施工现场，2008年1月2日，图片：CFP。
图2 四川绵竹东汽中学震后废墟，2008年5月22日，摄影：杨登峰。
2008年5月12日，中国。这一天开始显得和“往常”一样：中央政府在全力鼓动国人的热情去拥抱北京奥运会——这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盛会，离开幕日已不到三个月了；北京在忙着筹备这场盛会，并向世界展示它最近竖立起来的一系列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物：“鸟巢”、“水立方”、CCTV新总部大楼等等。政府确信全世界将会被中国所慑服：一个崛起的超级大国，将要成就奥林匹克史上最壮观的运动会，该事件将携带一系列宏伟的地标建筑被永载史册——一个建筑学的胜利，没有其它国家可以比拟。
下午2点28分，一场里氏8级地震在中国西南部的四川汶川爆发。这场灾难揭示出这个国家完全不同的另一面。
在地震带来的所有灾难和不幸中，一个现象凸现出来：乡村震区里有上万所学校损毁和众多学生被害[ 2008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在向人大常委会作义务教育法执法检查报告中首次公开承认：汶川地震对灾区学校造成严重破坏，其中四川省内就有1.4万所学校损毁，但是学生死亡人数究竟多少至今仍是个谜。]。这种不合比例的破坏和超常的死亡数目很快激起了大众对乡村学校低劣工程质量的指责——这指向一个被忽略了几十年之久的问题：乡村教育资金的匮乏。
中国一直没能实现其在2000年设下的目标：将国家GDP的4％投资于教育——这是国际上认可的满足教育投资标准的最低限[ 将国家GDP的4%用于教育投资——这是1980年代世界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平均标准，也是国际上通常认可的满足教育投资基本标准的最低限。据“中国网”（Chinanews.org.cn）2007年1月16日报导：在中国第10个五年计划期间（2000～2005），政府教育投资的比例远低于这个标准。例如，2002年中国政府的教育投资为GDP的3.41%，接下来的三年分别是3.28%、2.79%和2.82%。而近期世界各国教育投资的平均比例是7%，发达国家是9%。甚至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比例都已达到4.1%。http://www.10thnpc.org.cn/english/education/196208.htm（2008年7月11日访问)]。自1980年代末以来，中国乡村教育已经积累了550亿元的债务，其中多数是亏欠乡村教师的工资和学校的施工费用。[ Raymond Li, “Rising student toll raises alarm over rural faciliti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14, 2008.]
与乡村教育经费匮乏的局面相对比，在全国范围内，政府官员每年花费8500亿元用于公款吃喝、驾车费用和公费考察[ Wang Xiangwei, “Glitzy icons contrast with fallen school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26, 2008.]。政府在奥运会相关项目上共花费2590亿元，其中“鸟巢”花费35亿元，“水立方”9亿元，外加CCTV新总部大楼50多亿元。[ China by Numbers 2008 (Hong Kong: China Economic Review Publishing, 2008), 68-69.]
不仅在北京，而是遍布全国各大城市中，无数宏伟的地标建筑矗立起来；在震区，脆弱的校舍定向爆破般垮下——这强烈对比的画面残酷地勾画出中国当代社会现实中的极端状况，也展示出跟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发展走过了30年历程的当代中国建筑状况。（题图1、2）
1978年：摸论
“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这是中央领导人形容中国经济改革策略的经典格言。该宏伟的工程始于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该会议的主要成果是将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自1949～1976年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指引下，数百万人失去了生命。而在经济建设方面则是另外一份晦暗的记录，其中“大跃进”是最悲惨的例证。
“大跃进”（1958～1960）是毛泽东发起的经济和社会运动，力图通过激进的集体化手段，驱动全国的劳动力，使中国迅速实现工业化。该运动很快导致深重的政治、经济和环境灾难，其中包括爆发了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从1958～1962年，在短短几年里，死于饥馑的人数据估计高达3600万[ 参见 Judith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值得指出的是，就在同时，中央政府决定在北京修建“十大建筑”，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10个超大项目，耗费巨大的资源和人力，在10～12个月内建成，为的是赶上1959年10月1日的庆典。这一系列宏伟的纪念碑式建筑，急剧地改变了北京的城市空间，被称为“中国建筑史的开创性成就”——正当中国处在最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关头。（图3）
图3，1959年，“大跃进”期间北京为迎接国庆修建的“十大建筑”。
1976年是中国另一个大震荡的一年，期间一系列重大事件，如毛泽东的去世、唐山大地震、文化大革命的解体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中国的社会经济体系处在全面崩溃的边缘。到1978年末，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没有既定经验可以依靠，没有指导理论可以跟从，只能通过“摸着石头”，一步步地向前趟过改革的河流。
今天，这种试错式策略经常被称为“中国特色”的反理论的实用主义。但是，改革开始前的一个历史性觉醒不应该被忽略：正是通过一场激烈的理论讨论，中国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才获得了1978年的“反理论”立场。
1977年初，毛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提出他臭名昭着的“两个凡是”，用以巩固他新获得的地位：“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在此期间，中国已经出现了两股自下而上的强大力量呼吁变革：知识分子对民主化的要求和地方农民自发的土地承包试验。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力量，为了抗衡华国锋的教条主义，他于1977年末发动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理论大讨论，试图解答一个问题：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许多知识分子和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参与了这场讨论。到1978年中，结论被概括为一个口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取代了华成为中央领导人，正式在1978年12月的党代会上首肯了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共识。
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被称为“第一次思想解放”。在意识形态的教条终于被冲破之后，通过一场富于冒险精神的理论探讨，以“实践”为中心的“反理论”的实用主义开始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1978～2008：过河
自1979年～198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通过稳健地踏上几块大石头开始了“过河”旅程：发起农村改革、成立乡镇企业、开放沿海一系列城市为国际贸易口岸、设立经济特区、加强地方财政自主权以鼓励地方开发等。
1984年～1988年，政府掀起了改革的“第一轮高潮”，其中包括一系列鼓励市场经济的措施，包括实施价格双轨制、进行国有企业改革、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尝试初步的金融改革等。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是，严重的问题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浮现：没有健全的民主和法制保障，经济的自由化迅速导致大规模的腐败、通货膨胀和社会不公正现象。
这些负面问题引发了1989年的社会运动。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都投身其中，以争取媒体自由、司法独立和政治改革。最终，中共以极端的方式中止了这场运动，选择仅仅沿着经济发展的道路前行，而不着手进行政治改革。
1992年初期，经过一段短暂的经济萧条和政治不确定时期，邓小平进行了视察经济特区的“南巡”。邓赢得区域政府的支持，重新获得中央政府内的政治平衡，再次将中国送上经济改革的进程，而不是进行政治的结构性改造——“高速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央政府意识到当前的经济体系仍是一个介于计划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半成品，于是制定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目标，力求实现向市场经济体系的彻底转变。
一个根本的矛盾暴露无遗：要达到这个目标，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将不得不在政府和党之间划下清晰界线，实现健全的法制，创造出监督和担保市场运作的多中心的网络和独立的运作程序——所有这些都要求以一场深入的政治改革为前提条件，而这是当今执政党一直不愿意面对的话题。
简言之，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世纪之交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促成这种成功的关键在于共产党决定将高层的经济权力下放到各省和地方政府，以鼓励它们更多地依赖市场和私营经济，为农业生产和城市开发注入能量。通过将一个国家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转化，中国的改革不但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也使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之一。
但在今天，结构性的问题也充分暴露出来：经济的自由化，在没有一系列社会体制进步包括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伴随下，无法形成公平公正的市场体系。相反，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创造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权贵社会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相混合的政治－经济形态。该经济体通过市场催生出层出不穷的腐败，无情地损耗着国家的自然资源，也摧毁着社会福利系统，损害着社会赖以稳定存在的基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30年前建立起来的原则，如在今天仍要遵守，则必须要进行更深一层的检视：如果“实践”的主体是复数，那么谁的实践应该被用来检验真理？如果实践的后果有很多方面，究竟哪一方面应该被拣选来检验真理？最重要的，谁应该是检验真理的仲裁者？
经过30年的“摸着石头过河”，中国今天似乎到了河中央。河水深不可测，水流湍急。没有清晰的目的和方向可以辨认，更没有轻易可触摸的石头可以驻足。中国现在面临的本质问题是：怎么摸，什么石头，过什么河，向哪里去？
（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