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歌

朱朱

去年秋天趙霞隨丈夫來到南京﹐她在安頓好新家之後給我打來電話﹐表達了見面的願望。有些巧合的是﹐那陣子我正在重讀張愛玲的《半生緣》﹐書裡正好寫了兩座城市﹕上海和南京﹔倘若以這個書名做上聯的話﹐那麼用狄更斯一部小說的書名《雙城記》做下聯恐怕再合適不過了──趙霞就出生在上海﹐大概在二十四五歲的時候才從那裡離開﹐在海德堡生活了兩年的時光﹐如今回到國內﹐在南京至少要渡過三年時間﹐這裡距她的出生地很近──當她渴望外出呼吸空氣時﹐首先想到的不是這座城外無以倫比的風景﹐而是在鐵軌或高速公路上運行四小時後進入的叢林般的摩天大廈。

從她的言辭裡透露出來﹐她的成長氛圍雖然不至於像曼禎面臨過的那種哥特式恐怖﹐但無疑是一層沉重的陰影。相反﹐她非常自豪于自己在上海的朋友們﹐提及起他（她）們來仿彿如數家珍﹐從記憶之盒底小心翼翼地揀出﹐輕吹上一口氣﹐惟恐有灰塵會影響到珠子的光澤。不過﹐她也很容易受到一種傷害﹐那就是當她發現有些珠子並不完全和她美好的印象繼續保持一致的時候。因為敏感或者過於敏感﹐她正在痛心一些事物的改變。在這半年多的時間裡﹐我知道她不時地回到上海去﹐那裡幾乎不是作為她的家﹐而是作為她的“斯萬家那邊”﹐營養個性的源頭﹐以及她略顯脆弱的自尊心經常去依偎的支撐物。

這種狀態有些類似于十多年前我從上海獨自來到南京生活的初始階段﹐一段相像的軌跡﹐不同的是﹐也許我的軌跡就此到達端點﹐永遠會留在這裡﹔雖然我可以想象自己在一個月､一年或者幾年當中離開﹐去拉薩或者南極洲﹐但我終究會回歸到這座古都來。對於她而言﹐此在的生活被預先注入了離別的意識﹐相較于定居者﹐勢必多一份旁觀。在她的性格裡﹐高傲與乖巧､神經質的挑剔和耐心､躁狂和幽靜並存﹐她有一頭小母豹式的體型﹐卻往往安閒在室內黯淡的光線裡﹐做寫作和翻譯的功課。

除去對此地歷史的不熟稔､懷舊情結､寄居所導致的波動情緒等等的因素之外﹐恐怕有一種年代式的感性轉變在通過她傳達了出來﹐那可以先被寬泛地劃入到“城市情感”裡﹐再做細緻的討論。城市生活﹐真正的現代意義上的城市生活正等待其經驗者的表達﹐在那之中﹐自然往往是旅行時才被觸摸的主題﹐正如她的一首詩裡所寫的﹐“灌木朝陽的臉﹐有了一絲古銅的睡意。”更多的主題是關於隱秘､隔絕的私人空間､瑣事與臆想､閱讀和記憶､精神分裂症､詞語的游戲等等﹐在寫作形式上則具有片斷感與寓言色彩。回顧我們在近二十年的寫作方面﹐城市詩歌仍然可以說還沒有真正的誕生。我們似乎至多到達了郊區。在郊區這個特定的空間氛圍裡﹐情感和詞彙都可以更多地借助和承襲。

雖然就本質上而言﹐地點選擇從不是衡量一首詩價值的尺子﹔然而﹐正如布萊克•莫裡森與安德魯•莫申在編篡一本英國當代詩選時以序言提及的﹐文學史中有一些關鍵點﹐那時﹐感性發生了決定性的轉變。新的﹐通常是攻擊性的特徵令人震撼﹔習慣受到挑戰､被打破﹐或者簡單地作為習慣被曝光﹔陌生的主題材料伴隨形式的革新。這多少意味﹐無論年輕一代的詩人是否出於自覺﹐他們都必鬚髮起種種挑戰。趙霞則完全生活于城市背景之中﹐並且因為上海本身的國際性﹐以及國外的生活經歷﹐城市背景在多重透視裡得以確立﹔在處理新的材料時幾乎沒有任何隔膜﹐那即是她的“自然”。

托馬斯的音樂生活

鄰居托馬斯每天聽晦澀的歌﹐
嘴裡叼著車庫鑰匙﹐走進走出。

他不厭倦世上的一切﹐包括
換湯不換藥的愛﹐和萬變不離其宗的亂。

女孩全都栽在他的琴弦下﹐
栽了以後﹐他把她們
軋成香馥的樂譜。

昨天那段婉轉的藍調﹐就是
藍禮帽婦人的休止符﹐顫音振得

象睫毛﹐尾調收得
臀部一樣光滑。

他總是淋漓地喝掉十一罐啤酒﹐
然後手裡夾著顱骨撥片﹐醉倒在

一堆肥嫩的內衣上。

相對於她前後的一些女詩人﹐趙霞似乎要多一份獨立思考的習慣﹐就她公開的一些詩歌劄記而言﹐她從駁雜的吸收之中開始形成了一些自我的見解﹐我們知道﹐當個人立場､怪癖乃至乖戾的念頭被暴露出來﹐寫作者自身往往要面臨壓力﹐因為她的作品會按此路線被內行檢驗一次﹐以確認她的真誠､能力和缺陷﹐尤其是有無姿態化之虞。

她數次提及《巨人傳》﹐這部書首先是對生理匱乏的一種滿足──“那麼厚﹗那麼多腳註”──對於一個被家庭制止去讀書的孩子而言﹐無疑是幻象的大蛋糕﹐一個噴泉式的夢境﹕它能夠補償時光裡的可怕空白。這種感受對於我們都不陌生﹐在這座顯示著傳統的巨大裂縫､並且與整座世界的關係既緊張又曖昧的國度裡﹐文明的啟蒙往往是個人自行完成的﹐並且不可能是在童年﹐而是發生在一個生命稍具判斷能力的少年階段﹐正如她的詩在無意中泄露和讚嘆的﹕

書入懷﹐

好像純潔
正重新開始

在總結這部書帶來的教益時﹐這位年輕的女詩人說﹐它“向我展示了一種泥沙俱下的方式﹐這對於我性格裡的潔癖傾向有糾偏的作用﹐使我動筆時少了一些顧忌。還有﹐它的龐大的詞彙量也使我無比驚訝--拉伯雷象上了癮似地動不動就使用列舉鋪排的手法﹐使詞語們帶向心力在他手裡瘋狂地旋轉﹐比雜技演員手裡的飛盤還要叫人目眩……《巨人傳》幾乎就是陳詞濫調的反義詞﹐這恰恰是詩需要的素質。”比這段話更深切的領悟則出現在一首題為《寶藍色的陀螺》的詩裡﹕

發生了什麼事﹐發生了
什麼事﹖什麼人生活在
一個怎樣的
單向的世界﹖

樹葉只有一面﹐鏡子也照不全
第二張相反的臉。

發生了什麼事﹐發生了
什麼事﹖哪一輪時間的圓圈
往復出了
重疊的墨點﹖

正在做的已完成﹐曾懮傷的
仍經歷歡欣。

在這些之中我們看到一個現實環境對成長者的留難﹐以及她與之面對面時採取的方式﹐那是一種曲折之步驟的展開﹐每一步都可以看到對自身體重的挾帶。這無疑能導致秘密的發育和呼吸方式。然而﹐假如我們更嚴格地考量此事﹐並且時時也都是把我們自己放置于其中一起加以考量﹐問題也會接踵而至。一部部域外的書都曾經像長著翅膀的小天使﹐來到我們的童年或少年生活裡書寫了童話﹐它們的精神氛圍比我們能夠估計到的更深地滲透到身心裡﹐但是很難真正契合于我們兀自在沉默裡轉動的密紋唱片般的心靈﹐吸收永遠是可被主張的﹐但是最確切和微妙的脈搏往往不在這裡。

另一方面﹐閱讀所捐助的觀念之繭只配在一個詩人的最初階段使用﹐他（她）必將使自己赤裸起來﹐當一隻昆蟲孵化以後﹐它要做的是與母親並飛﹐去充滿威脅的大氣裡練習捕捉﹐並且抖落去尚且隱藏在身體褶皺裡的繭之殘渣。詩人與他特定現實的關係變得無比重要﹐他將逐漸明白﹐每一個詞語都是從離自我的最近之處攫取而來的﹐“你攫取它﹐你抓住它”﹔而與其說這才是保證詞彙量增加的途徑﹐不如說是每個詞語帶著無窮的熱量將其它詞語包含于自身的方式。

有一種被這位女詩人意識到的､並且明確加以演化的精神質感﹐在於《巨人傳》裡那種蓬勃而毛茸茸的､滑稽而痛快的生理追求﹐一種自在的､蒙昧的低俗景況。她深受這方面的吸引﹐在我看來﹐它構成了她寫作裡最具成熟意味的部份﹕

一個人腹腔深處的惡﹐大概只能經由時間
被循序漸進地揭開。揭得如此之慢﹐叫那些
曾受猥褻的﹐個個不能容忍。

攜帶最舊和最新的惡﹐她（他）仍然穿衣吃飯。
甚至半閉眼﹐在芳香的廁所抽高盧香煙。

在她身上有一隻隱秘的獨眼在工作﹐它所欲檢視的正是每個人的腹腔﹔她那不動聲色的表現之下﹐這只獨眼忙碌如同一位下水道工人﹐習慣深層的臭氣和複雜､斑駮的人性構造﹐並且視之為更有生趣和意味的一部份。她的觀察力在警醒之中增強﹐偶爾達到了刻骨的深度──我知道她沒有放過身邊的所有人﹐她總是貪婪而好奇地研究﹐而限制她的則是情感的理想化﹐突發性的厭惡﹐也許我們都要經歷這樣的階段﹕以自身充當純潔的尺度時﹐發現的是一座崩潰而無望的世界。事實上﹐世界繼續這樣那樣地運行﹐我們都作為沙礫努力地吸附在其上﹐正如瓦爾特•本雅明所說的﹐“純真早已是一個謊言”﹐她意識到“重要的不正是意識到自己正處於不斷的飢渴與蒙昧中嗎﹖”在我看來﹐她也的確在實踐“在單純之中醞釀奇險”的諾言﹐親近雜質即出離自戀﹐向他性和世界致敬──她沒有迫不及待地參與到世界已經被證明毫無真理可言的歡呼中﹐以及將惡視為個性來衒耀﹐而是將那種檢視式的努力很好地稱呼為“生活的難”。

她的詩歌在調式上是即刻的､鬆弛而恣意的﹐正如白天的灰塵自由地瀰漫﹔詞語之間的關係卻相當緊張﹐仿彿夜深時鼴鼠在行動﹐以致你要先習慣後者的摸索﹐才能察覺前者的舞蹈。這是一種語言的掘進意識﹐密切相關著她的自我期待。被她一再重複的題材則是在家居與出行兩方面﹐還有一些詩涉及著記憶與夢魘。緊張､或者焦慮感在她那裡是雙向的﹐生活施加這種特質于她的遣詞造句中﹐而她對詩歌技藝的關注又把這種特質施加于生活﹐如同我們大多數人一樣﹐意識在憑空地產生並且不斷變換﹐卻沒有找到一塊原鄉般的土壤往下深掘﹐並且能把我們往返于時空的際遇兌換成那裡的價值感──如此就不難理解她對自身的探問﹕“要是我由著性子寫詩﹐會怎樣﹖/詞的鞋帶﹐松在鞋面上。”往往在對技藝的先在式關注裡﹐要麼證實了一個人尚無對自身風格的把握﹐要麼意味著在一個表面停滯了﹔技藝更應該是活性和具體于每一首詩的。也許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位女詩人的寫作裡﹐還有一種詞語之間的緊張感﹐來自她對漢語裡古典詞彙的挪用﹐和當代用語的猝遇﹐其中顯明瞭更接近源頭的“渴”﹐從目前看來﹐它仿彿是一種處在嘗試階段的生物變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