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 門 四 響 (節選) 許基鶴 做過無數次迷路或被困在四周門牆中的夢。我轉來轉去找門，卻總是被圍在牆內，那一扇扇出現的門總是給人既帶來希望又充滿失望。一扇，又一扇。這時不知哪來的風，如賊一樣從身邊溜過。 醒來后思忖：如此身陷囹圄，若問個中原因，原因后的原因，一定還有什么放不下，有什么大事所不了的，潛意識中定有什么對自己不滿的？于是拉過一張紙，寫下這么几行： 風門四響 不知進出于何處門牆 門外之門， 重重复重重 何處露出天日的光亮 團團圍住的行旅者 心何處安放 跳上，落下，沒命奔竄 每探出門外總是失望 風門四響，黑影憧憧 轉過去折過來 門牆，還是門牆 這門牆，或在生命的終極性窺探路徑中，或在懵懂的日常生活中，或在更大范圍的社會中，都可能存在。但我們仍止不住行走的腳，仍得不斷走，腳底揚起一陣陣的灰。 有時想，腳下踐著的身邊飛揚的塵土，內中應當隱藏著許多真東西。艾略特在詩中說： 一個老人衣袖上的灰 是焚燒的玫瑰留下的全部塵灰。 塵灰懸在空中 標志著一個故事在這里告終。 你吸入的塵灰曾經是一座宅邸—— 牆、護壁板和耗子。 希望和失望的死亡， 這是空气的死亡。 這詩力圖把隱藏在灰之背后的東西映顯出來。希望与失望、功績与罪過、光彩与塵灰、生与死，什么時候說得清？我們就是踏著死亡、塵土、失望，而立足于世并不斷掙扎生存，我們也是踏著生命、功績、希望，而不斷活著与向前走著。而且緊接著，我們自己也將成為這說不清道不明的一切。 我就站在塵土上，自己也是塵土，也有一粒塵土的故事。几年前我這顆塵土就曾飛去天元鎮。 會稽向東七十里，距余姚不遠處有個天元鎮。几年前養父過世前后，我去過天元兩次。這個不出名的小鎮与中國現在正處于變化中的一般小鎮面貌沒什么兩樣，也是一半老街，一半有點新式的商場樓与民房。 養父許氏的老屋在老街石橋旁，一條小河從老屋旁流過，污染得厲害，可能在熱天還會發臭。据說過去這里風光還滿不錯，大樹也不少，大熱天乘涼時節，養父的父親總在自家的門外稱之為“壇河橋”的拱起石橋邊坐著，与來往的人打招呼、或跟人閑聊，那時河邊清風習習，明月朗朗，河水漣漪中還可一見魚脊的活潑身影。可能我生父張家的人月下走過橋頭也會在河邊佇立片刻，甚至与許家的人家長里短的聊上一會。這時四處可能泛著青草味与沉沉的宁靜。只要人口不是泛濫得如塵土那樣滿地飛揚，綠意与宁靜總還是不少的吧。但不到一個世紀，時間把這里一切改造得面目全非，已很少見草木綠意，到冬天只見塵土飛揚，滿街垃圾碎瓦紙屑，到處是黑壓壓的人，擁來擠去。這樣的土地竟然与我的生命有關？這里不僅陌生，還時時引起說不清理還亂的感覺。新的人一代又一代如潮水似的涌出，其速度遠比故去的人快。在老街上這樣年輕的人嘻嘻哈哈地笑著，一大群一大群，而比他們年齡略大一點的，又立即顯出了對生活充滿了焦慮与無奈，總是有點惘然地張望著什么。就在人群熙攘的擁擠中，老一代的人正在悄悄地消失，不留痕跡地滑出這個世界。那天半夜我們一群人就是緊貼著這條肮臟的小河從屋后門走，很擁擠地把養父的遺體抬出來的，漆黑的大冷天里我腳底一滑一滑的差點踩到河邊的污濁里，這條河現在常漂浮著泡沫盒、塑料袋与糞便。 生父張氏的几間屋子与養父許氏家共處同一條老街，從橋的那頭過來，走下“壇河橋”的數級石階后，再走過去十几家門面就是，正好在老街最熱鬧的轉彎角。這是張家過去住過的几處房中的一處。現在這里的房牆与屋頂已被拆除，地基還來不及平整，留著几根朽蝕的木柱歪著。那天我對著這几根歪柱与高低不平的廢墟默看了好一會，許家的遠親給我在此廢墟前照了一張像。天上正下起蒙蒙細雨，我撐起一把花里胡哨的傘。啊，我方才知道，我所站立的地方就是我的出生地，我第一聲呱呱就如陰雨那樣洒落在這塊地基上。那時房子雖還在，但家業已是十分的破落了，我出生沒多少天后，我的生母也就是在這里，撒手离開了這個令她愁苦的世界。后來我那張撐著花哨的傘的照片印出來了，我瞧著這照片上的廢墟想，我給它寫點什么呢？但一直沒寫。我把這張照片跟二哥曾給我一張老照片對照著看，老照片拍的也是這里，只是可能方向正相反，是從后面原先有過的園子里照過來的。照片背景上有房子，園子圍著籬笆，种著樹木，中間坐著祖父祖母，四周圍著半月形的小輩們，其中有我父母，父親的兄嫂，几個繞膝的孩子。背景上的房子大概就是“益生堂”了——“益生堂”是個中藥鋪，此外還連同一個藥行，都是當時祖父開設的，家居內室應當就在店鋪的后邊吧。后來祖父讓父親又在距此七里地外的歷山鎮上再開了第二家中藥鋪，取名為“義生堂”。“益”“義”諧音即為“一”“二”，可能祖父原本有過雄心，想次第“三”“四”等一直延續發展下去吧？父親那時已收有几個學生，在“義生堂”學生意，學藥理与醫理。日本人來時，兩學生參加了抗日“三五支隊”上山打游擊，父親就關閉“義生堂”退回到天元“益生堂”，想守住這家店堂。然而不久連這“益生堂”也不得不在戰亂中關閉。我在“益生堂”舊址前徘徊時，沒想到去歷山尋找“義生堂”遺址，沒這樣的念頭。在潛意識中大概不想多尋根究底，總覺得太多苦味吧，隱隱中總想忘卻自己生命的來源。弗洛伊德曾談到人的某种健忘其實是潛意識的作怪，是故意要忘卻要隱藏要掩蓋某种事實。我身上大概就有這例子。我原本記性就差，而在某些事上更是差到極點。譬如我的生日。我只記住養母告訴我的一個生日，當后來我哥告訴了我的真生日后，我一直記不真切。妻倒是一听就記住了，也跟我提起過，但我每次听過就忘，說來也不信，這么簡單的几個數字，就是記不住。一粒塵土，一個泡影，真的假的、正面反面、記得住記不住，都一樣——或許心里壓根儿就這么個想法，所以記不住。 生命無常，同時，生命似乎也永?，生死、死生，反复循環，因此我不大在乎其中某一段生命的出生時辰与地點。不是因偶爾撞著，我大概不會特地去尋找父親的老屋、藥鋪等地址。我不過是一個綿綿不絕生命的過客：曾不知經過多么遙遠的生死反复的路途之后，終于在天元鎮上歇了一歇，又被人緊接著抱到上海，住了四十几年，又從興安路的家被騙被赶似地被“動遷組”甩向近郊的邊緣地帶，隨后呢，也就隨風所至吧……哪一處都留不住腳印、留不下几根歪斜的廢柱，早晚會被刨為平地后造起新的什么，這新的以后可能也會再被刨平，再新建……在興安路寶康里舊房動遷時，我們是最后几批走的，四周房子早已被人急不可耐地拆成廢墟，一直拆到淮海路邊上。我們几乎就住在一大堆瓦礫与塵土中度過最后几天，只見一大群惶惶然的老鼠在周圍竄來竄去。我們終于搬走。不久乘車經過這里時，灰土已被覆蓋在漂亮的大理石下面，廢墟上建起華麗大廈，衣飾華貴的男女在這儿悠閑地漫步。電視里曾播映《百年淮海路》，但長長的淮海路早已沒多少舊跡可尋了。 世界變得太急促。儿子覺得住這世界太難，不自在，抽身走了。母親在搬家后不久，也离開了我們去陪我儿子了。生命的遠程旅游，白天走一段，夜里走一段，到了一個新地方，天又慢慢亮了，重新再走，再旅游，不住地周而复始。時間就這么過去，地殼則在漫漫時間長河中不斷積淀增厚，腳下的泥土增加了，塵土一層層增多。我們在搬來的近郊的底樓里住，當陽光從窗外射下時，只見陽光中許多灰塵在不斷飛揚。妻掃地最勤奮，一邊掃一邊不時埋怨：什么地方啊，每天那么多灰！……确實，這片土地上含塵量特高。 人如灰，這儿那儿飄飛。養父許氏當時肯定是腳底粘著家鄉的灰土闖進大上海，那時他才二十不到，隨他大哥從天元鎮出來。他們是三兄弟，老二因身體不太好，又被老婆儿子拖著，無法离開，后來又很早過世了。養父很快适應了大都市的文化格局，憑借不俗的談吐与風度，居然經商一路順利。生意上他很有一套，同鄉、侄輩從鄉下出來跟他學生意的有一大幫，家里如旅館飯店，每天擠滿人，他來者不拒地招待。可能也有點想炫耀吧，花錢如流水似的，總以為賺錢容易。但錢來得快去得也快，何況他一旦玩起來不要命，三朋四友呼來擁去，追逐時尚，還沒日沒夜地賭，興致一來把生意全擱下不管。資金虧空了，就從岳母哪儿有去無回地籌措。解放后失了業，手頭上竟沒一點產業与積蓄，經營多年，到頭來卻是一場空折騰。家里坐吃山空，他仍每日游興不倦，不到深夜不肯歸家。同時他也仍時常仗義濟友，慷慨助人，甚至看到街頭可怜巴巴的流浪狗也會領到家來。他出資救濟過六七個孤儿、啞巴，培養他們讀書。解放初期政府嚴懲不法商人，不斷“打老虎”，揪資本家，當時一個內衣厂老板是他朋友，在風聲緊時恐懼地几次想跳樓自殺，妻儿拉著他痛哭，這時我養父聞訊赶來，日夜陪在一邊，不斷勸導，說得口干舌焦，熬過最恐怖的几日后，這老板終于活下來。這些事他自己從沒跟家里人講過，是他在病危時我去天元鎮，才听他周圍的人說起的。他在五十年代末因生活問題被政府送到青海勞改七年，刑滿后留場，直到退休年齡時才被允許返回到他老家天元鎮。我自他被捕后，一直沒見過他，直到97年有人說起他病危了，才急忙与妻一起赶到天元鎮，看到了他，而此間彈指已是四十年。他那間河邊老屋早已被族里人賣了，房東厚道，見他回鄉，仍借給他住。房東夫妻顯然對他很尊重，說他待人和气有禮，八十多歲的人了，腦子還特好，注意穿著，總是收拾得干淨而不俗。太寂寞時他就寫毛筆字練書法，房間里貼了不少他寫的人生格言之類。房東還跟我說，你爹剛到天元鎮不久，就有他過去的一個朋友、那個內衣厂老板的儿子特地從上海赶來看他，給他買來了天元鎮上最大的一個電視机、一只電冰箱、落地電扇及沙發等各种用具，此外還送了一筆錢，說是內衣厂老板死前對儿子囑咐過的，一定要報答的。這事曾讓天元鎮著實轟動了一陣。他過去資助過的一個啞巴，長得瘦瘦的，人還很机靈，据說已結婚，有了一個儿子，這時听說恩人患了重病，就從外地特地赶來服侍他；他的一個青海獄中的難友，也快近六十的人了，一臉胡子拉茬的，因曾受過他的大恩而認他作干爹，也每星期從上海赶到天元鎮去待候他，一聲聲“阿爸阿爸”地叫著。 我与妻第一次下去，就是由這位養父的“干儿子”陪著去的。這位“義兄”在年輕時從部隊复員回來在一個煉鋼厂當工會小干部，為了一名遭火災職工的困難補助金的多少而与厂長爭執起來，這老兄火气大，昏了頭，打了厂長一記耳光，就此被厂長送到牢里，再被押送到青海。剛到青海他就大病一場差點死掉，全靠養父精心侍候，把自己所有值錢的東西都換了營養品來調養他，他這才又活了過來。從此他光棍一個就跟定了養父。我們三人匆匆赶下去，我腿腳痛，走不動了，叫了一輛三輪車坐著，慢慢駛近了天元鎮的老街。我們沿街一直過去，走到橋邊拐彎，停下。一眼就看到前面壓著一大片黑瓦、瓦間長著一叢叢雜草的屋脊，顯得很沉，這就是許家的老屋了。屋前地坪上鋪著青石板与青磚。剛跨進大門還沒見到人影，“義兄”已“阿爸阿爸”地叫起來。當時我怀著無法描述的心情，与妻一起隨著這位“義兄”過堂屋，拐進一側的廂房，一抬頭就看見父親躺在鄉下老式雕花大床上，倚在床背，睜大了眼，正等著。見了我，正眼直視，他原本眼睛就大，加上臉色略見憔瘦，眼睛更顯得大，目光炯炯，還是保持著我印象中的那种威嚴。他說話要言不繁，不緊不慢，條理井然，而且說的話總還能讓你慢慢琢磨出點什么來。我向他介紹了妻，妻叫他“爹爹”，他十分的高興。后來談話間他提起了外婆，于是我就順著說到外婆去世時的窘境，也簡略地說到母親的几次病情与手術。他流淚了。但我倆之間談話總是有點冷，熱不起來，我的腦子空白，喜怒哀樂什么也說不清，不知應說些什么，于是索性沉默。但他看到我妻則是十分的欣慰，和顏悅色，他想不到我的妻也會來看他，有點出乎意外的滿足。第二天他還硬撐起來，与我們同桌進餐，妻給他挾菜，他咪咪笑著，朗朗地說著話，顯然感到很是快慰，一大桌人，見他高興了大家都高興，气氛一時融洽起來。飯后一起走出大門，他在門前地坪上站一會，腰板挺得很直，頎長的身材把我們都蓋過去了；他在椅上坐下，簡直看不出病容，很精神的樣子，我們圍著他一起照了像；面對街坊們的目光，他很是得意，笑吟吟的，臉色放著光，舉止顯得越加穩重。那時他還并不知道自己患的是晚期肺癌。但我們回上海后沒過多久，等我与妻向單位請了假第二次從上海赶到天元時，他卻已是死后在門板上躺了一天了，只見腳后點著一盞油燈，身上穿著我妻在第一次來時就悄悄給他定做的壽衣。他就這樣靜靜地躺著，不知他的魂是否還在周圍徘徊，我們一屋子人守到半夜，一直說著關于他的話，也許他仍在一邊听著吧。后來殯車來了，人們把他抬了起來，他身材長，很有點沉。一大群人就從老屋后園邊門出去，沿著小河邊慢慢抬過去。我胸前捧著他的大照片，走在前面，按當地風俗，手里還得擎一把傘。漆黑的河邊一晃一晃亮著一排人們手中的香火，寒風吹過河面与人面，陰森森的涼。未燃盡的香灰帶著亮火被風刮起，在人群周圍如螢火虫那樣旋飛，更襯出周圍的黑暗。一行人就在黑暗中一腳高一腳低地沿河邊走過去。他一定從小就在這條小河邊玩，也一定從這里走出去闖入到上海。生于斯，死于斯，出門多年后又被遣回這里，現在，又半夜從河邊走過去。這次卻是不再回來了。 這就是人的一生？我早年的生活中有著他深深的烙印。他曾是我最早崇拜的對象。他有明顯的特點、是個很生動的人，身上肯定有許多故事，可惜我沒來得及了解。他舉止很有架式，頗斯文，寫的字棱角分明有力，像他的人一樣講究架式；他也能無師自通地畫上几筆，居然畫得不俗，有一次因閑得無聊時還幫鄰居家劈竹裁紙，又扎又糊，竟然做出一只很大很神气的獅子燈來！据我所知他從來沒弄過這類東西，完全是憑著一些印象，憑著心靈手巧創造出來的。他确實有很多的聰明，精力旺盛，善于辭令，三教九流都能打交道，有時很能顯露鎮懾人的威嚴。我自小怕他，有很長一段時期我還經常琢磨他，琢磨他的威勢、風度。他一般話不多，但一旦說起來也會滔滔不絕，尤其興致來時，言辭精彩非常，說到特別動情處還會掉淚。于是我小時候會痴痴地听他講，恭而敬之地听，或者正襟危坐，或者筆直站立。記得小時候有一次外婆姨婆兩姐妹來我們家玩，話說得太晚就不走住下了，房間里搭起臨時床鋪，他們讓我早早地睡，但我正起勁地听父親講故事，就躺在床上閉了眼假睡。后來知道父親當時講的就是電影《魂斷藍橋》，父親講得是那樣的好，我知道家里人外婆姨婆母親都听得很感動，但大概沒有比我更感動的了，盡管因人小，有的地方不太理解，但我确是被真正地感動了。那印象真是太深了，那悲傷讓人的心被絞得那么痛、而那感情又是美得讓人的心直哆嗦，直到今天我那閉著眼拳著一雙小手鑽在被窩里偷听的境象還歷歷在目。因為故事美再加上講得美，我覺得父親真是了不起……而一晃，卻已是那么多年過去，父親自己卻完成了另一种苦澀的悲劇故事。現在，他身上种种隱藏著的故事終于如灰一樣被風吹散，再也無法拾掇。世界上每天都會湮滅無數的故事。正如這里的老屋，大概不用過許多年，也會被拆掉，即使也可能會留下几根歪著的殘存的柱子，但等不多久就會被徹底平整；甚至旁邊那條河，也終有一天會被填埋，什么痕跡也不會留下。 我手頭沒有他留下的能代表他個性的東西。這東西是指一些小物件什么的，一件沒有。養母對他有著太多的怨恨，在几十年的艱難生活中，她早已把他過去生活中的一切痕跡都有意地抹掉了。這可以理解，她因為他而曾遭受十分的不幸，甚至還連帶著她的母親，我喚作外婆的，也被他一起拖進苦難中：外婆的所有財產被他揮霍一盡后，終于在窮困中耗盡了生命之油。但親是緣，怨也是緣。聚是緣，散也是緣。在養父他去世不久，養母她竟也匆匆地過世，隨他而去了。母親，母親！我從沒見到過自己的生母，她在我生下不久就暴病而亡。在我的情感中，養母就是我母親。我三歲時下肢患骨結核住院許多日子，父親已有點厭煩，离得遠遠的，找他自己的樂去了，而母親卻一直日夜陪在我身邊。她的性格与父親完全不同，她嫻靜溫和，本分地護著一個家，總是想在一片平靜中守住一份責任，當她一個人在家太寂寞時，會悄悄地在一本小本子上抄寫唐詩。她把自己悄悄做的事收拾得很好，從不張揚，直到她去世后整理她的遺物時我才發現她有几本抄寫詩歌的本子。我知道她過去曾寫過几大本日記，但不知什么時候已被她銷毀了。她內心自然有她自己的夢，很美的或許很辛酸的夢，但她不會使強逞狠地去爭取，她靜靜地看著心中的美麗一點一點消逝。這或許就是外婆調教而成的性格？外婆膝下就只剩下這么唯一的一個女儿了，如掌上明珠一般，女儿上學，學校在城里并不遠，是個校風很好的教會學校，但外婆還是讓“娘姨”一路陪著上學，放學時再在校門口等著接回，即使后來成了大姑娘了長得那么高挑的個儿了，還是甩不掉身后的那個影形不离娘姨。有時女儿會怨怨地對母親也對娘姨說不能离我遠點嗎？我這么大了，被同學笑話呀！但做母親的不允，她被生活中的意外嚇怕了。倒是娘姨知趣些，以后走在十步路之外，就如拖著一條長長的尾巴。女儿還是忍了這條尾巴。她是溫和的，并不激烈，她懂得體貼父母的心，知道隱忍或許就是美德。她讀小學時我外公還在世，不主張女儿讀許多書，略識几個字就行了，只求平安，只求以后嫁個好人家。女儿從學校里一次次拿回來獎品，高興地說，這是嬤嬤發給她的，說嬤嬤很喜歡她，表揚她功課好，品行好。父母听了自然也高興，但也并沒覺得什么大不了，他們并不想讓女儿一直讀書讀上去，讀到中學就已足夠了，社會上太危險，尤其是漂亮女孩。再說生活并不愁，不靠讀書來賺錢，急什么一定要拼命讀書？有時外婆的妹妹來了，外公就讓人去買戲票，一家人哄然一起去看戲。外公眼睛不行，但能听。于是就寫了請假條讓娘姨送到學校里請假。看戲還是讀書？女儿結果還是違背意愿地听從了父母。一次又一次，女孩的性格与命運也就這樣隱隱地被決定了。后來她大了，尤其在對婚姻越來越不滿時，她也會偶爾因情緒十分不好時向我外婆訴苦：當時若能一直讀書讀上去就好了，就不會有現在那樣的婚姻，命運或許會完全不同。外婆當時听了肯定如揪心一樣的難受。她哪儿不想女儿好啊，誰能料到這樣的結果？當時人人都夸她覓到這么一個出色能干的女婿，都說他前途無量啊！連外婆的兄弟，那個生意場上很成功的老手也夸過他年輕有為。但婚后，一切都變得越來越跟預想的不對。外婆起先一點也不知內情，女儿從不在母親前提起自己的委屈。一個大家庭中有許多小家庭，都有一個個嬌貴的女孩，也有一個個看來很神气很發達的女婿，每當有什么家族中的大事而相聚，每個小家庭都被包裝得堂堂皇皇的，相擁而出地亮相，誰都不愿露出內中的不足來讓人笑話。隱忍似乎就是唯一的路。這一忍就是十几年，直到我養父出了事，連表面的紙也糊不住了，索性爆裂，母親就毅然提出离婚。這時再回頭一看，發現以前似乎都挺完美的家庭，其實多多少少都暴露出創傷來。婚姻的悲劇，家庭的悲劇，竟然是如此的普遍！偽飾啊隱忍啊包裝啊，終于，好吧，都攤開來了。就是這樣，這就是生活。其中當然涉及到個人的性格素質，個人的命運順逆，但其實還有一個共同的原因，那就是當時的時代背景，那正是一個复雜的轉換期的時代，如一個急遽旋轉的离心器，其中的東西、各种家庭都極容易被巨大的震蕩顛得粉身碎骨而脫离開來。于是有了許多悲劇。我養父養母就以自己的感受扮演著大都市中的某一社會層面的家庭戲劇的角色。第一幕的戲劇就這樣落下了幕布。 當外婆過世后，我就与母親很長時期內相依為命，她退休后，當我上班去時，她就時常一人關在家里。我不知她一人怎樣演著自己的戲，她寫日記？抄寫古詩？有時我勸她去公園坐坐，或者逛街散散心。她不愿，宁可孤獨一人在家，宁可不看外面花哨的世界，或許不愿勾起什么感触吧。當她有時深深地責備父親時，往往是她做到關于父親的什么夢了，她恨在夢里見到他，說父親害了她也害了外婆。不過總的說來她很少說這些，總是隱隱地忍住。她跟父親离异后不再嫁人，有熱心人介紹，她也總是回絕，只是牢牢地守住我、保護我。而當她的那個冤家在天元鎮咽气之后不久，她知道后似乎有點感慨，稱贊我們厚道，隱隱中有感激我妻的神情，此外，我看她的神色，定有許多說不清道不明的感慨在心中暗暗翻騰，但她終于沒有說，還是隱住了。而不久，不過是半年多一點吧，她竟也匆匆地离開了我們，离開了這個讓她留下許多遺憾的世界。記得那天，當她微恙乍起時，我先是并不在意，后來一天，即有了不祥的直覺，我的心如被撕被絞一樣，整整一夜，有一种恐慌的痛。一清早等妻醒來，我慌亂地對妻說“不對呀，我覺得不對呀，母親她……”妻說那就赶快送醫院吧。她四處奔走聯系住院，又跟我一起輪流陪夜。母親喘著气低聲問我，是否醫生通知你們說我已是病危了？別瞞我！我笑著說別瞎猜。我妻看到同室病人需幫助什么的，總是不嫌臟地出手相助。于是母親听到不少人在她面前稱贊她媳婦的賢慧，她很高興，忙把這稱贊的話轉告給我妻，并一再評說：你為人太善良了。當母親真的感到自己身體有點不怎么對勁時，一天突然就地對我們交待了后事，她說話時緊緊望著我的妻，看得出，那神情是一种信任，是一种深深的含蓄的囑托与祝愿，托付給媳婦的不是母親她自己的什么，而是她一生的心血、她的儿子；而祝愿的，則是希望我們夫妻永久平安。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母親，真想陪伴在你身旁多說說話，總想不斷叫喚你，倚在你身邊絮叨什么，想逗你笑，讓你高興。但現在只能在夢中跟你相見了。 我原本應當很早就不在人世了，能從死亡邊緣一下跳到母親她身邊，其因緣固然是張、許兩家是同鄉街坊，比較熟悉，當時許家的境況算是比較好的，又多年沒有生育。此外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外婆与母親的為人。當時外公早已過世，外婆名下仍擁有“舒同壽”一家分號，這与曾也開過藥店的張家可算作是同行吧，再說外婆信佛，為人善良，慈眼善目，時常周濟他人，口碑很好；而母親在外婆調教下出落得賢淑优嫻，其待人溫和寬厚也是眾口一詞的。于是在當時天元鎮上為我的生死而焦慮的人說來，在上海生意正做得十分興旺的許氏家庭就成了最佳選擇。張家即通過族人街坊的聯絡后，急忙把剛滿月不久的已气息奄奄的孩子交到許家的手中。當時正值初春淫雨霏霏時節，眾人從流淚滿面的二姐怀里把一個孱弱的孩子抱走了，一直送至水邊進入一條小船的烏蓬下。 這孩子，就是我。冥冥之中命運就作這樣的安排。但把我送走，這件事從此就成了生父最大心病，成了他深深的痛。他是后來在風聲有點平息后才完全露面的。這時已發現愛妻少子一下子生生地從他身邊被命運奪走，心里就此被蒙上了揭不去的黑暗。生父的性格，与養父的有很大不同。養父活絡精明卻也愛擺闊、任情仗義又有點使性，在乎于世俗樂趣，有點清濁兼雜。而生父則似乎更注重于如何使生活与道義這兩者間的合拍，有書生式的抱負，只是似乎雖正直而不精明強干，僅憑正義与情感踏實做事，或許有著人之常情的的猶豫与脆弱，卻也有他最后的底線，保持著應有的自尊与家庭的責任。在抗日時期他藥鋪里的兩個學生經常跟他一起討論事勢，談抗日救國，很是投契，兩學生不久就成了中共党的基層骨干，其中一個后來成了抗日游擊隊的領隊，在一次失事后被日本人用刺刀開膛處死。這些他都是知道的。余姚淪陷，空襲不斷，中藥店關門后，經濟來源中斷，他先是以行醫維持生計，仍難以為繼時也出外當過教員、做過鹽場稅務。1945年因感于時局的危難，經人介紹后毅然前赴滸山抗日根据地參加農會活動、組織鄉公所，受一姓徐的中共党員直接領導，并在徐的介紹下入了党。當時農運蓬勃展開，量地收租，平息爭端，上通下達，組織開會，事務十分繁忙，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段政治活動，是他在當時形勢下抗日救國行為的一种選擇。因他有文化，做事沉穩，能獨當一面，所以一時很被器重，跟姓徐的兩人配合很好。但他運气不佳，命運隨時局之急變而變，第二年形勢急轉直下，上面通知下來，組織人員緊急北撤，鄉公所隨即解散，收繳上來的糧食仍舊歸還原主。他因有家小拖累，猶豫再三，無法隨組織出走，后來在一份本人歷史行狀交待中這樣寫道：“我在這個時候，心慌意亂，坐立不安，因為他們要去了，環境就要惡劣起來，真是進退不決”，這時姓徐的托人匆匆帶信來，囑咐几句，發給他220元“抗幣”作為生活費，讓他留下，說是以后聯系。但這聯系卻從此中斷。他生計無著，還得四處藏匿，偏禍不單行的是，我這條小生命正好在此困境中出世，我上面還有一大幫兄姐，生母獨自一人拖著這一家子人，在百般愁苦中突然暴病而亡。街坊中即有傳說她是喝鹽滷自盡的，證据是她死時皮膚竟然發黑。我那時因缺奶而奄奄一息，二姐整日淚漣漣地抱著我，不知如何是好，望著死去的母親，想著不知亡命于何處的父親，看到几個兄弟都慌亂得手足無措的樣子，真的是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總算我命大，在一些人籌措下，終于匆匆把我送至上海進入許家門內。后經外婆精心調理，我才起死回生，耷拉的腦袋才一點一點直了起來，面色也漸漸紅潤。而父親經此打擊而從此一蹶不振，風聲平緩后雖又繼續行醫養家，勉強度日，但生命之中竟如被抽空了一般，很長時間內一直神情恍惚。如此勉強拖到解放。解放后行醫者并入聯合診所，經常被組織起來開會學習，不斷填寫表格、還須交待個人歷史行狀，那段搞“農會”的歷史行狀卻如石頭那樣壓著他的心。那時的環境是一片要求進步表現積極的革命气氛，但他卻反而慢慢退了出來，只想個人開業行醫，可以清靜些自在些，只想守住自己的一份孤獨。但連這個也不順心，事情終究沒辦成，最后他毅然一甩手，歇了業。這時除了內心的糾結，總算可以擺脫外在許多束縛了。只是境況未免有點潦倒，但好在儿女已可自立，几個儿女輪流接他住著。1956年他五十歲時，在紙上留下的《五十自述》，“悲嘆昔年雄志今何在？”深深感到自己的孤獨失落一事無成，很有點抱恨終身的樣子，詩中吟詠“煙茫茫兮輕云，香靄靄兮桂蔭。哀長霄兮孤冷，抱玉兔兮自溫”……他曾打算續弦，最后卻仍然鰥居自守。常日里只是飲酒讀書抽煙感嘆吟詠，在几家子女那里來回走，往來于宁波与上海之間，可能偶爾還會佇立于鄉間小河与黃浦江畔，思念亡妻与小儿及种种可悲可嘆的往事，讓回憶不斷咬噬自己的心。 他長著個長方臉，一副眉清目秀的樣子，沉靜寡言，在我上中學時的年紀，來過我家。當時養父不在，于是母親陪著他說話。我正放學回家，只知那是父母的同鄉，鄉下來的，見他背著手在兩面牆前慢慢移動，沉吟地打量牆上鏡框里的几幅中國畫，那是我畫的“芭蕉小鳥”什么的。他看得很仔細，似有惊喜，不斷低聲地嗯嗯贊許，并不斷回過頭來打量我，久久凝視，目光中似有許多話。好像他還感嘆地對母親說起：這真有點奇呀，某某人某某人也喜歡畫畫寫寫，現在這孩子也……他又嗯了一會，不再說什么。當時我似乎并不在意他們所說的，現在猜想，他說的某某大概就是我的兩個哥吧，他們确也喜歡畫与寫，這是一种遺傳？我當時大概只顧得上得意，沒問某某是誰。文革后不久父親去世，他去世的情況我當初不知道，因正值養母大病手術后得細心調養，兄姐們知道我走不開，就把事給瞞了，很久后才告訴我。父親留下些線裝本醫學書与不少醫案處方，這些由我四哥保存著。四哥轉交給我的是一套康熙字典、白香山詩集，以及寥寥几首老人家隨意涂抹的詩稿、几頁關于自己歷史行狀的交待与當時申請醫藥業開業登記表格的底稿。 我排行第七，最小。記得在飲食攤棚里工作時，大姐站在馬路邊一直看著我，看了好久，也不說話。我覺得這個靜悄悄的鄉下女人有點怪，當時并不知道她是我大姐。好久以后才知道她就是這么個人，十分老實，不太說話，總是隨順他人，听天由命地活著，但卻一直虔誠地念佛，念阿彌陀佛。至于大哥，我對大哥的印象已淡漠，腦中已難以勾勒出他的形象，因為跟他見面的机會最少，也因為他同樣是個不太說話的人，至少我好象沒听到他說過什么，故沒留下印象，隱隱覺得也似是個淳厚的人。他在文革中早早就病逝了。三哥是個小干部，在文革期間并沒受什么沖擊，但對火藥味很濃的環境一定極不适應，整天戰戰兢兢超負荷工作，或許還听到些跟他相關的什么事吧，這不是沒有可能的。他終于精神錯亂，后來病情時好時坏，最后卻在一口井中發現了他的尸體，不清楚是自殺還是無意中失足。他能寫能畫，很受到同事們的器重，婚后有兩女儿，妻子在他發病后也沒离開他。我二姐為了這個兄弟的病及后來的死，又不知掉了多少的淚，就像過去為我而傷痛一樣。張家几乎所有的人都為三哥的病操心奔走，用盡种种辦法，但最后仍留不住三哥。唉，好好的一個人，很有才智的常受大家稱贊的，怎么竟然發瘋了呢，這在性格上至少算是脆弱的吧。我見到他時他正在服藥期，那些藥把原先長得很神气的他弄得身體肥胖浮腫，眼睛定定的，有時會笑嘻嘻地自說自話。三哥給我留下的竟然是這樣的形象！在几個哥中，跟我碰頭見面的机會最多的是二哥，因他也是住在上海，在他年齡還不太大時，鄉下正好是最困難，為減少家庭經濟壓力而從鄉下“分流”出來。他獨自一人來上海學生意，后來就一直在上海厂里當電工，就此踏實本分地工作一輩子。他平時說話不多，坐那里就不動了，身子一前一后地緩緩搖晃，一沖一沖的，如在打盹，其實并不，而是靜靜地在听你們說。他也總是溫和地待人，善解人意，總是与人為善地處理事情，在他要表示意見時，就反來复去那么几句，話不多，但意思明白，總是很中肯。相比之下，四哥似乎活潑一點，說話就多了些，但本質上仍然老實，不是強悍精明的那种。二姐是我兄弟姐妹的凝聚中心，就是她，在我生母突然去世后一直抱著我，緊緊抱著我就如緊緊拉住母親不讓她离開這個世界似的。但她最后仍然不得不忍痛送走我，她為我流了不知多少的淚。啊，二姐！她有太多的仁愛之心、太纏綿的感情，太強的家族責任心，她心里似乎一直想責無旁貸地負起凝聚与振興家族的責任來，她一次次牽頭設法把我們兄弟姐妹几家匯聚起來，每看到大家相聚一堂她就欣慰异常，而每看到我就會眼睛紅起來，一遍遍地叫喚弟弟呀，我的小弟呀！……然而宴席終究無法長久延續下去，相聚几天之后，大家又戀戀地分手了。她到底還是沒辦法能把我們一直聚下去。人分各處，散多聚少，她總是盼著下次能再聚起來。每當我們大伙儿分手、二姐又開始感傷地掉淚時，我就會深深地感到，包括我自己在內，張家的男性都顯得有點太弱，實在太弱，誰都支撐不起整個家族的興旺气象來。靠二姐一人獨自支撐實在太累了。我不知我的哥哥們心里怎么想，我卻是真的一直在抱怨自己的無能。這一點大概一定很使地下的父親失望的。父親為了振興家族（或許也感覺到自己還不夠強健有力？）曾寄希望他的儿子們更有所作為，為此他給他的五個儿子起名中都帶有一個“強”字，我的本名就叫“卓強”，瘋了的三哥叫“鐵強”。二哥叫“乃強”。但名起得再好還是無用，到底還是性格使然。父親自己的命運也始終与他作對，使他委屈地生活了一輩子；他的儿子們也都沒“強”起來，都只是艱難地生活著乃至過早地謝世，而我則是尤其的愚笨遲鈍，我妻總說我這人“木”得可以！ 看一個家族可有許多角度，強弱興衰無疑是其中一個角度。我曾跟我四哥、也多次對我妻說過，我們張家這個种，太弱了。只有精力智力超常的生理基因才可能帶來家族興旺的可能。張姓中，我們這一支實在不行。 張家這几代人顯示出來的大都是弱的柔的陰的內向的气質。一個積弱已久的家族欲求興盛，決非易事，一遇災難就可能全部覆巢。兄姐他們曾談起修族譜什么的，我并不起勁。再好的絲織品，金線銀線，复雜地纏繞著，絢麗非凡，仍免不了朽腐成灰。一些剛出土的文物，一些曾被保護了千年的色彩絢爛的絲織品，還沒待看清楚，風一吹就成了灰。即使富貴一時功勛顯赫的興旺大族再強再美，又怎樣？更何況如此之弱的張家！ 細算下來，張家也就只有大哥脈下有一枝細而嫩的芽。誰知今后能強不能強？張家似已走入一條弱而又弱之路。說是走入弱而又弱的路，因為我覺得還有這樣一种跡象：我大姐終年至誠念佛；二姐也信佛，二哥一心修持他自己的心法，而他的小儿子，即我的侄子，去年竟毅然投入寺廟，披起袈紗出家剃度為僧；此外，我与佛學也多少有點緣。這些种种，可說都是柔弱之極的跡象：与世無爭，也無能力在世上角逐什么。与儒學比較，跟儒學講究入世不同的，佛學一開始即是注重于出世無為的（雖然佛學最終還是与入世相關），与入世的積極姿態相背相悖的。于是我想，或許沿著這柔弱的“背”面“陰”面的方向再發展下去，索性再一直下去，總有一天，至極而返，陰極而复陽，以至于返至“正”面、返至純陽也未可知吧——這是“易”學的周而复始之理呀，天地間的運動無不如此的呀。出家的侄儿虔誠地說，我發心求證佛道啊，我叩大頭啊，我久久誦念啊，向著涅槃空明之境邁進啊！……在純陰之象中他全力以赴的卻是純陽之道、光明之道。古時的呂純陽修的就是純陽之道、統括陰陽、融陰陽于一體的大道。道家如此，佛家也是如此。我侄儿他修習的是喇嘛教，因許下的愿太大，修習中大病一場几乎送命，醫生神情黯然地看著這么年輕的小伙子。后來似乎好了一點，又一下子反复了，胸腹處爛出一個拳頭大的很深窟窿，流濃流血。醫生在背后直搖頭。后來醫生用一把利刃如挖爛梨一樣在他腹部在毒瘡處深深地剔除爛肉，侄儿緊咬一塊毛巾、滿臉流著冷汗挺著，渾身痛得打戰……后來他說，這是消業啊！大概非如此不可的！在陰弱不振的家族命運中，其中每個成員都得忍受种种磨難，跨過一個一個坎，死了就算，活下來的挺過去的，或許最終竟也會有人走向涅槃走向光明純陽之大道？侄儿他長得唇紅齒白，面容團圓，相貌堂堂，一場大病過后，竟又枯木逢春似的恢复得生机勃勃，惹人注目。我同他在上海博物館里觀看西藏佛教文物展覽，一起注視著玻璃櫥窗里的?金度母像，他在認讀塑像上的藏文，狀貌虔誠。我偶爾抬起頭，發現站在玻璃對面亮著一雙凝視的明眸，一個面容嬌好的姑娘正在悄悄欣賞著我那個長得很帥的侄儿。后來在展覽館一路過去，我發現似乎不斷有姑娘的目光掃在這位洒脫地自在的帥哥身上。他确是到了該有女友甚至結婚的年齡了，他修的是紅教，按教規并不妨礙結婚娶妻。但一個月后，他突然告訴我，他打算去外地一個偏僻的寺院剃度出家了。一株生机勃勃的綠樹決心長到一個清冷的山邊去領受荒野月色的安撫。好吧，我這樣對他說，祝你成功。每個生命有他自己的軌跡。任命運的安排，投入到世界不可知的運行中，誰說一定就不好？生死，強弱，陰陽，興衰，世界不停旋轉，衰極而盛，陰極而陽，什么也說不定。 張家弱，許家也不太有生气。養父許氏的天分資質應當不低，但也沒結出大果。我生母也姓許，与我養父的許家并沒直接親緣關系。不過既是同姓，也應“三百年前是一家”，不知在上面哪一代中有著脈絡關系，環視許家的几條余脈，似也平平。此外就是我養母舒家了，其線脈似也很亂很平常。有趣的是我妻竟然也姓舒，跟我養母同姓，只是沒有直接的淵源，雖是在一個同姓的大圈中——此許与那許，此舒与那舒，我說不清這是什么緣由又使同姓走到了一起。据我妻說，她兩個伯伯初到上海時，經過人民路一抬頭看見“舒同壽”藥店招牌，頓時興奮起來，當時所認識的人中姓舒的确實不多，于是特地入內詢問掌柜：你們舒姓的東家是什么地方人？問下來兩家不是一處，是兩路分支，卻也應“三百年前是一家”吧！從某种角度說，我這人也像始終在“張”“許”“舒”三姓的圈內活動。“張”“許”“舒”之外，再遠一層的就是外婆吳家的譜系，姨婆家的葉家譜系，等等，每個譜系中又能引伸出許多姓氏，如此經經緯緯枝枝蔓蔓展開去，若是男系女系兼顧的話，可編織起万千人頭攢動的网絡。而我，這么一個曾經生命岌岌乎殆哉的偶然出世的弱之又弱的人，就奇特地鑲嵌在這張大网的不起眼的一個結頭之中，既可如在煙缸里隨意摁滅煙頭一樣把我一下就摁滅了生命之火，也可把我如捉虱子那樣手指尖一撮一拎，綱舉目張，順便拉出一大串一大片的生命网絡，千頭万緒地伸展出去。摁下去，拎起來，死過去，活過來，人生舞台的戲就可以這么翻過去覆過來既偶然又必然地演。 那次在我二姐的庄橋鎮上大家圍聚燈下，你一言我一語地梳理張家族譜絲絲縷縷的脈絡，談了半天最后不了了之，許多線索都斷了。張家過去的祠堂設在余姚附近的歷山鎮，有祠堂的祭祀活動也就有相應的家族譜系的認定，也可能有譜系文本的存在。但這祠堂以及可能存在過的族譜文本早就在歷史動亂中銷毀，劫后余生的族人散亂四處，難以再聚，家族的譜系也就中斷，無法向譜系的上沿追索，我們這些留存下來的人都成了無根似的浮萍。我們零星的六七人聚在燈下，東鱗西爪地回憶故往族人的消息，我听著他們談，似乎看到鄉下老藍布被艱難磨得几近透明發毛的破舊感，這是一個家族破碎的殘片。不過在這一個斷裂破碎的家族譜系的背后，我還是看到大背景中流蕩不已的生命力。与我相關的這些生命譜系，只是龐大社會織物中極小極不起眼的一角，這一角實在沒有什么絢麗，如是歷史大劇中一個龍套水袖的偶爾一甩，連如影如幻也談不上。但或許正因無數這些鄉下老布、普通織物灰燼的積淀与打底，才可能在上面織出歷史之錦繡、支撐起跌宕的社會大戲劇；正因千万個百姓襯底的涂刷，才能后來描畫出龍鳳彩圖。于是在某一時空條件的配合下，從鄉下來的、城市來的、從農民、手工業者、商人、無業游民、讀書人中出來的种种人，歷史借用他們的手在刷白了的底面上進行神奇的描畫；以“洋務”、“戊戌”、“辛亥”、“五四”、“北伐”、“抗戰”、“解放”等等為主題的畫，就是這樣描繪出來。在中國近代“千年未遇之變局”中出了多少人物！他們大多從鄉下老藍布的背景下，踏著泥途踩著灰土走出來。 許多大人物都先后成了灰土。而在這下面更是鋪墊著無數百姓的灰。無數百姓包括与我相關的張、許等家許多人都沉淀下去作了鋪墊。我与哥及侄子等閑談時曾為父親的命運作過假設，假設他与中共組織一直順利地保持著關系，可能他會有進一步自我施展的机會，但按他的性格來看，最后仍可能逃不出命運的災難，不是死于敵我斗爭中也會在后來被打成右派，或者在文革中被整死，他過去藥鋪里跟他學生意的兩個學生就是例證，一個死得早，死于日本兵手里，另一個解放后在地方上當了干部，反右時滑了過去，但后來在文革中還是被造反派整死了。其實，再出色的人也都与平頭百姓一樣泯滅，一如地下發掘陶俑的斑斕色彩立即在空气中風化消失。一千年一万年后，這些灰土大部分都將不再被人記得，只是偶爾地，在書籍或在其它什么載體的縫隙中，會漏出一點二點他們的余輝。 歷史大劇中龍套水袖的一揮。這簡單一揮，可能內中包含風云無限。我們有時總想挖出些內中細節，其實知道多了，發現不過是一揮再揮，不過是重复，再重复。我小時隨父母一起看京戲，有時武戲中有兩軍作戰，在鑼鼓鏘鏘聲中只見許多披甲擎刀的兵將在台上象盤花那樣地繞圈走動，繞過來又繞過去，一邊還唱，唱詞不絕，我听不懂，覺得倒也好听，就問母親，古時候打仗也是這樣邊打邊唱？母親笑了，哪能這樣！這是戲！ 等我長大了，到1976年，母親患了癌症住進瑞金醫院，她患的是膀胱癌，被切除一只腎、三分之一的膀胱。當時周恩來總理就是患膀胱癌而不治的，而醫生也斷言我母親只能活几個月（万幸沒被言中）。那天見母親睡著了，我從醫院草地邊采了些野花准備插在病床柜頭的藥瓶里，才擎著花走進病房，立即被護士長一聲喝住，把花扔了！什么時候了，立即要開追悼會，不能嘻嘻哈哈花花綠綠的——能坐起來的病人一律得坐起，家屬也得站立不動，大家听著，馬上就要放哀樂了……果然，她話剛斷不久，哀樂聲起來了。我与許多人一起筆直地站立。母親因為剛動過手術，只能躺著不動。我們站了很久，似乎哀樂放了很長時間。這是當時醫院里舉行的毛主席追悼會的儀式。這自然是很嚴肅很庄嚴的劇情。而劇情也真的變得很快，沒過很多日子之后，母親可以出院了，我与母親一起坐三輪車回家，突然發現馬路上的景色大變，我与母親不斷把頭轉過來轉過去地看，到處刷出巨大的標語，上面寫著“打倒四人幫”。 反過去，又反過來了，繞過去，又繞過來了。繞一大圈子其實只是歷史大劇水袖的輕輕一揮。 這一揮就揚起了許多灰。 當知道歷史上留存下來某一個名字時，已經只是一粒灰、一個符號信息，它們的背后、它們的墊底物也是無數的灰土。即使現在我們身上，也都儲存著整整一代人集體的影子，這些信息也早晚會成為一捧灰。在我出生滿月時，腦袋耷拉著，臉色焦黃，奄奄一息，當時若把我摁下去斷了气閉眼不見也就罷了，一旦活著拎起來，我能帶出一大串。整個歷史中，自然不止是我一人，不止一顆灰。歷史就是被無數的灰支撐得高高鼓起來。 歷史的灰，灰的歷史啊。 有時确會一直朝“灰”里想，覺得什么東西最終都不過是一捧灰，毫無意義可言。在灰中即使有各种故事，有各种輝煌，又有何用？你看著一捧灰，還會想著灰里的故事，還會想到有故事在，那是因為在灰旁還有你這個人在，若連你、連一切人都不在了，這灰還能怎么了？個人會死、地球會滅，一切東西最終都留不住。灰是最本質的東西。既知無結果，何須有現在？ 但又會反過來想，你怎么知道灰就是最后的結果？你怎么知道灰就不可能只是一种表象、生命就不是永?？你怎么知道宇宙毀了之后就一定沒有生命、宇宙的生滅也正如一棵草的生滅一樣不斷輪回而無中止？反正你現在活著就得按活的樣子好好地活。凡是存在著的東西都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否則就不會存在。 那么以積極的方式活，該靠一种本能感覺所指引，還是靠嚴密的邏輯證明來控制？ 在我懵懂初開之時正是解放后普及西學、老師灌輸邏輯知識及其它一大堆政治概念之時。那時學的邏輯知識可能比過去南海康有為教授一班弟子時所教的還多了。語文歷史之外有數學、几何、物理、化學、生物等等。如何整理与把握我的生命？最初就是按當時所受教育的思路：邏輯。 想來想去，從邏輯上看，与我生命相關的最重要的元素，就是人与知識。人類史中大概人口与知識可算得上是不可逆因素了，從總的看，它們的底數基本上隨著年代的增長而增長。可能在某個短期中會倒過來，某個局部地域上的人類會被毀滅，一大群人的知識會倒退，但這都是暫時現象；長期看，人口与知識總是隨地球人類史的延長而增長。這有點類似“熵”，科學上評定的一种“熱寂”現象，也是不可逆的。在我出生前后的年代中，中國的人口問題恰恰是已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同時，知識問題也同樣到了十分關鍵的時候，當時新知識的擴張几乎已涉及到全球各個角落，中國也不例外。這些就是我出生時的時代背景。這是我現在進行“尋根”反思時，在對“灰”的感嘆之后所首先采用的角度。這其實是一种邏輯的理性的角度，這一角度，或這一手段，正好是我出生后一點一點從所受的教育中學到的。 按照邏輯，人口在不斷地增長，同樣按照邏輯，在某個時候，人口會被大批毀滅。在我小時候還不太懂什么叫死亡時，在一次听廣播中卻隱隱感到了恐怖，那是鎮壓反革命的時期，廣播里正在報出一大串判決死刑的名字，有几十個吧，現在想起來當時一定是什么審判大會的實況播導，因為伴隨宣布名字的同時，又听到聲音的背后是一片聲嘶力竭的哭喊，那聲音真是太恐怖了。家里人都瞪大了眼在听，那時我還那么小，什么也不懂，但卻偏偏听懂了恐怖。 地球上覆蓋的灰土中常有磷光閃現，恍然中映現的都是些綽約模糊的人影：人啊，人啊，憧憧而來，隱伏而去。這都曾是些活生生的人口，是歷史地層積灰的主體。當我站在這灰堆中時，不得不審視与我相關的一大群糜集于此的人口，以及他們的生態背景。在墳地前，在鬧市路上，都有人影，始終在我眼前晃動。 張家不見有族譜留下，許家、舒家等也沒有。可能原先都有吧，但在歷史變遷中難免遇到意外，終于家族分散凋零、宗廟冷落遺棄，這情況下遑論族譜。我無法猜想再往上十代八代乃至几十代前這几個家族是怎樣的。家族譜系一如大樹分杈，大枝分小枝，逐漸繁榮，然而一遇災禍就如被砍伐，刈去一大片后留下寥寥數枝，甚至斷根絕种。但總的來說，國人生命力還是極強，國土災難不斷，有時大批人如螻蟻般死去，尸骨灰土厚積，但在儒家鼓勵生育的主張下，整個華人歷史，人口不見減少而反見大增。單說一個“張”吧，就是一個大姓，在中國至少有上千万人吧？据說秦統一時，全國人口不到2000万，至盛唐人口增至5000多万，明代8000万，清代乾隆時猛增至3億，解放前夕達4.5億，而現在已是十几億。在去給我生父上墳及給養父送喪的一路上，凡見略有點模樣的土丘小山，都已大煞風景，全被墳頭石碑密匝匝地占据，山腳下散布著同樣密匝匝的村居，村前往往還會流過一條肮臟的河，在陽光下泛著惡心的气泡。 我們民族的繁殖力極強。 繁殖力強的物种自然有其特殊的优勢，但也有其困難。优勢在于不易被滅种，困難則在于為生存的斗爭有時會顯得太殘酷而代价過于沉重，人活得很累，人的質量、自然生態与社會生態都每況愈下。至清季乾隆年間，人口猛增，而生產技術手段仍然老舊無大進步，大部分人盡管勤勞儉朴，但生存空間与生活資源卻越來越匱乏，失去土地的流民与日俱增，社會財富增長遠滯后于人口增長。与我相關的几個家族，在更早几代中，原先大概都可能是務農為生的吧，但到了我所知的近几代，似乎都未見有務農的。土地資源是那樣稀少，于是精明的人開始轉向商業性的經營方式：張家經營醫藥業，許家可能也曾把部分河邊屋宇充作旅店，順便作些買賣，招徠過往客商。這种生存方式，在當時鄉間那些無法擁有寬裕土地的人中，已算是很不錯的了，當時鄉鎮還未見有更顯效率的生產方式，能用上的都是傳統的老路子。但人口逐年猛長卻一點不含糊，當初許家子弟不少，張家子孫也繁多，一顆种子可爆出許多果實、繁殖更多的种子。面對人口膨脹，社會并不能提供更好的解決辦法。出路或許只有那么几條：對外擴張生存空間；通過戰爭、瘟疫、計划生育來減少人口；發展理性智慧，以先進科學技術發展經濟，促使生活資源大量產出以滿足日益增長的人口需要。但在中國當時尚無知覺這种十分窘急的情勢，而要待中國自己一點一點培養起理性智慧來迅速增加財富，不知尚待多少年月，這等得及嗎？那時中國与印度的人口數已到了几乎如蝗虫成災的地步，民間的窮酸相已很快顯露出來。或許時節因緣已到，菩薩以戰神的面目出現，西方人自天而降似的，送來可獲得更多生活物資的科學技術等新的智慧方式，這智慧方式一下子改變了傳統觀念，東方終于迎來“千年未遇之變局”！ 自鴉片戰爭之后災難接踵而至，伴隨災難而來的是种种机會：新的智慧方式、新的觀念、新的生產手段自天而降！就在外力刺激与內部困境夾擊下，為适應新的智慧与生存方式，使大量人口得以更好的安頓，中國自覺或不自覺地進行了大規模慘烈的內部整頓，整個社會的地下頓時埋葬了一批又一批尸骨，堆積起層層厚土，這一階段直至現在還沒結束，雖然最慘烈的境況大概已算是過去。一個繁殖力極強的、人口壓力過于沉重的民族處于一個千年未遇的變局中，是災難？是拯救？這是浸透淋漓墨汁的濃重一筆，墨汁狼狽地四濺，有時墨暈化得一塌糊涂，筆鋒卻仍在扭呀轉呀，長長地拖下去未完未了。我這人的一個小小墨點，也正巧這時被潑洒出來，与這一歷史階段相涉，濺在紙縫皺褶里，總算沒在困境中被摁死被擦掉，已算是大幸，算是艱難地活了下來。 在引入新觀念、安頓大量人口、乃至進入世界性的物欲擴張、空間爭奪、血腥殘殺的動蕩變化中，我父親的性格經不起如此劇烈沖擊，他不是強悍硬朗的人，即使再有理想、再有善良愿望也沒用，他終于在遭遇現實打擊之后被時代排擠在外，郁郁不得志地生活一世，內心苦苦煎熬，悄沒聲息地离開了世界。無數的人死于“千年之變局”“物化之擴張”之歷史巨輪下，我父親只是其中一顆小小的灰。他的墳混雜在鄉間一個小土坡上，与几十几百個小墳堆擁簇在一起，好不容易在亂草叢中找到。我們兄弟姐妹團團圍在土堆四周，我与二哥四哥一起在父親的墳頭培上些新土。后來大姐二姐還去宁波寺廟給父親作超度，我已沒時間去了，只能在心里祈禱。這就是我与父親在形式上最后的一种聯系了，那天在墳頭我點燃一束香，香煙裊裊，他在天之靈能收到我的信息么？我偶爾還會在案頭展開他留下的几頁文字材料，很想透過不多的文字獲得更多一些消息，但，留給我更多的卻是空白。人生到最后，總是會留下許多空白的。 我沒看到父親去世時的面容，不知他最后一刻在想些什么、有些什么表情，不知他最后是否宁靜。我在1975年給他寫過唯一的一封信，第一次在信中按眾兄姐的習慣稱法喚他“阿爹”。寫了這信之后不久他就去世了。我希望他是帶著平靜的心情离開世界的，因為他畢竟接到久离膝下的儿子的一封信了。他是讀書人，又是很重內省的人，到了最后時日，總該豁然了吧？在他苦苦等待了那么多年，妻子是再也等不回來了，但小儿子還是回來了，在他晚年最后期間，我喚了他“爹”了，我在精神上回到了他身邊，他心頭的創痛應當可以好點了吧。 其實我与生父的接触少之又少，就算得清的几次吧。相比較，我与養父之間的接触至少已保持到少年時代，一起生活了許多年。与生父張氏最后日子不同的，養父許氏最后的生病期間我還探看過他，他死后的最后面容我也看到，我赶到天元鎮時，他的臉被白布蓋著，有人揭開布讓我看了。他遺容的眉尖有點打結，面含怨恨，甚至還有點凶相。看來他在最后一刻有點不平靜，不知是因為他病理上的創痛還是他心理上的怨恨，是怨恨這個世道還是怨恨我沒有及時赶到他的跟前？過去他在青海刑滿留場前后我曾給他寫過几次信，信的語气是冷的。也是在1975年，是生父去世的那一年，當時派出所來問母親是否同意讓他來上海一起生活，于是我不得不寫信代母親表明態度，信中談到我已与生父他們接通了關系，還談到我与母親當時生活境況与母親的病，望他打消回上海复婚的想法，寫道母親身體已經夠虛弱了，不要再擾亂她平靜的生活了；寫道愿他自己也好自為之，平靜地度過晚年吧。聯系中斷多年后，到了1997年，當我得知他住在鄉下并患了晚期的肺癌后，立即給他寫了信，這是我給他寫的最后一封信，因為后來我就下鄉跟他見面了。這封信中我的語气不再如過去那樣的冷，我稱呼他“爹爹”——小時候就是這樣叫他的，我談了他在我念小學時曾為我買了一盒水彩顏料，并用這顏料給我畫了一幅仙鶴圖，讓我第二天醒來后看到這鮮活的仙鶴時欣喜万狀；我也向他描摹我的生活場景，談外婆的死、母親的病以及我自己腿腳的痛疼，甚至傾訴曾在風雪天馬路邊瘸著腿推車賣湯圓的傷心情景：有一天夜晚路燈下，忍著街角寒風的刺痛，我凍僵的手仍不停搓著糯米湯圓，周圍環繞著一圈剛從戲劇學院散出來的美麗的少男少女，他們一邊看我那飛動的手指一邊談他們的藝術——那些少男少女們差點成了我的校友，因為我以前也曾報考過這個學院，考的是“舞台美術”，差一點就進了，卻因政審而被生生地排擠在外。我搓著面粉一邊听著這些少男少女談他們的藝術，我的心在一陣陣抽搐，風從我光裸的頸項吹進去，又卷起我圍在身上的肮臟圍裙，我的身心都冷透了，當時是那么傷心……我想告訴他并非只有他一人在受苦，我和母親其實都無不例外，生活曾是那樣的艱難……他的那個稱他為“阿爸”的難友后來告訴我說，阿爸接到這封信讀著讀著哭得暈了過去。他有時是容易動情的。 人都是复雜的。我也是，我就是曾在心里先是崇拜他后來又是力求反抗他的人？而他，就是有時离我很近有時卻又离我很遠的父親？他平時不太跟我說話，更是從不有親熱的舉動。偶爾他在獨自小酌時，想起盤問我的學業了，就問了，然后就有了訓話。于是我就端正地坐在桌的一邊虔誠地听訓，不住地點頭。不過即使這樣的訓話也不多，總之很少跟我親熱地說過話。當然也有例外，偶爾會帶我出去，牽著我的手，這時我會感到手的溫暖，感到幸福，同時也有點誠惶誠恐，總是十分小心地領會著他的意思。記得我小時候有几個小學同學到我家玩，他跟他們交談，還帶我們几個一起出外游玩，叫了兩輛三輪車坐得滿滿的，去外灘兜風，然后再去逛了公園，讓我感到驕傲得不得了。回來后他要我与几個同學每人寫一篇游記。几個同學后來都借故推脫了。我則是兢兢業業寫好恭恭敬敬交上去。他略略一看，沒有笑容，沒有評語。我知道自己寫得不好，那時并不喜歡寫作文，作文成績也一直沒什么可驕傲的。或許他覺得我這孩子身上沒什么靈气，一點也激不起他的歡喜。除了跟他的一班朋友在一起時他會嘻嘻哈哈，平時他大多是板起一張可怕的臉，整天沒一句話，視家里人如陌路人，看到外婆也不招呼，晚飯吃后整理一下衣鞋（若是穿布鞋的話，必把黑布鞋底的一圈用白粉刷得雪白）就往外天南地北地游走，深更半夜方才回家。他在內心十分討厭這么一個家？但他跟那班朋友在一起時卻是那樣的活潑，几乎讓我不認得這竟然會是我的那個平時嚴肅非常的爹爹？他的那班朋友，我大多沒好感，似乎都是些油嘴滑舌油頭粉面的人。有一次母親不在家，他的那班搗蛋朋友在我家里瘋，其中有一個我們背后稱他為“黃頭發”的，因為這傢伙總是想學外國人樣，把頭發染成黃的，他叫嚷得最響。父親學花旦那樣甩著手絹扭著腰，在那班朋友放肆的笑聲中打房間里來回走，樣子十分輕薄。那時我才出醫院不久，躺在一張長沙發上，整條腿連著腰被綁著石膏，不能動彈。我看到父親這樣扭來扭去地走，當時覺得十分的詫异与別扭。后來我人大了一點，國內形勢也變了又變，似乎夾裹著人們的空間越抽越緊，母親勸他別玩到深夜才回來，說一弄堂的人沒人像你那樣深更半夜還逛在外面的。他卻理直气壯說，怕什么！八小時工作之后是我的自由！但他錯了，這環境不給他自由，到我念初中時，在國慶節之前的一個大逮捕日子里，他倒了霉，被人強制著离開這么一個讓他討厭的家了。他先被關在思南路看守所，不久又被押解到大西北，几乎近于中蘇邊境，与風雪沙礫作伴了。自然，他吃盡了苦頭，其中也生過嚴重的肺病，最后總算挺了過來。晚年又被無奈地遣送到了天元鎮、回到他自己最初的誕生地又是最后的往窩，自己的老家。 他一回到老家就在天元鎮老街上成了個受人注意的人，其中自然有鄙視的，但也不乏有利于他的种种評說，因為有不少過去受惠于他的同鄉街坊會暗中傳播他過去時日的盛況与慷慨，說他是重義气的肯幫人的好人。這時他也重新提起精神一直在努力維持自己的形象，維持著他的自尊。這時他變得十分的敏感，最受不了的是有人會偶爾提起他是個沒親沒故的孤老。當他接到我妻用快遞急送的鐵盒精裝的上海“杏花樓”月餅、全鎮一下都知道他還有個上海的孝順儿媳時，他得意非凡。后來他得知了自己的病情，并且知道我妻曾暗中為他定制了壽衣壽被等物時，他坦然又滿足，急忙把這些色彩鮮艷閃亮得有點可怕的絲織品夸張地鋪展在自己的床上，耀眼地蓋在自己身上，有一次他甚至還想把壽衣提前穿到身上去，好像他已經壽終正寢了或者想表示死活已不在意了，或許他的目的更在于向人夸耀。他在枕上睜大眼睛笑嘻嘻地看著來探望他的人，不斷用手夸張地輕輕撫摸放在床邊的嶄新閃亮的壽衣，告訴來人說這些壽衣是儿媳早就給他准備的，儿子儿媳馬上會從上海赶來探望他的。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喉舌上生出毒瘡，吃東西、說話都困難。那個曾受過他撫養的從南方來的啞吧儿不斷用毛巾從他嘴里拭抹臟東西，盡心侍候。据說他除了不太能說話外，并沒很多病痛，也不太咳嗽。不過使他不能釋怀的事一定還是有的，因為他還是眉頭打著結离開了世界，或許是因為最后沒看到我与我的妻、沒在最后時刻陪在他的身邊、沒讓街坊們看看他的儿子儿媳有多孝順？ 妻在前一次來時就在對街的一個小鋪里定制壽衣了，一個端庄的有了點年紀的婦人接待著說話。從旁邊的樣品看，那手藝很是不錯。這婦人很和善，說話不緊不慢，談吐不俗，几句關于壽衣的話交待完后即不再說生意場上的話，似乎正找著了人似的，只想表述一些關于人生的感受，她談到了我那正躺在對面屋里床上的養父，很有些自己的見地。看得出，女裁縫對我妻很有好感，兩人竟然談了好些時候。她是生于此長于此的老街坊了，人緣好，對老街坊的根底都有些了解。她緩緩地談，委婉地品評著父親的為人，有褒有貶。從這位女街坊的說話看，養父真已到了該蓋棺論定的日子了。但說實話，一個人終究還是很神秘，誰又能真的了解一個人所有秘密呢？很難蓋棺論定呀！即使我，我真的就那么了解他、真的知道他內心深處最想的是什么？不，我們所知甚微呀。 妻把女裁縫說的一些話告訴我時，我想到了養父的嫂子，養父的嫂子過去也曾是這條街上一個女裁縫，只是不做壽衣。這位過去的女裁縫在嫁給許家之前還是個小寡婦，很能干，很會說話，人也長得窈窕，身邊拖著個很小的女儿。養父的大哥那時還年輕，悄悄与她混熟了，竟然兩人偷著攜手离開老家闖蕩上海去了。沒几年后竟在上海立住了腳，大哥就把小弟也一起拉到上海。這小弟就是我養父。養父的大哥大嫂我都見到過，住在福佑路，我稱他們為大爹大嬤。大嬤雖是一身老式的打扮，還盤著老式的發髻，但細看，長相算是漂亮的，一直在里里外外的操待。大爹后來開了一家毛巾小厂，最初類似一种家庭作坊，招了不少鄉下女工，大嬤是個好幫手，管這些女工的生活与伙食，管得很緊、防得很嚴，尤其是風化方面的事。養父也參与這小厂的創建，負責推銷，做跑街。小厂一時做得很紅火，曾想換厂址繼續做大，把鄉下的侄子等小輩以及許多同鄉人都先后被招到上海來，一時間養起了一大群人，養父也買了一輛嶄新的三輪車，裝了叮當作響的鈴与?亮的車燈，還配了車夫，神气地到處跑。后來不知怎么，小厂沒發展出去，反而倒了，兄弟倆散了伙，仍各做各的。養父仍做跑街，由車夫送著進出，把毛巾等貨物盤進盤出，貨房里堆滿各式貨物，讓他的手下人搬進搬出地忙。可能由于他的揮霍無度，也可能是時局變化，反正他的生意不見擴大而反見萎縮。到了解放初期，他的侄儿輩各自獨立經營或自謀出路，有的學徒參加志愿軍去朝鮮打仗了，他這時認了先施公司進貨部主任為干爹，（養父要我叫他“阿爺”）在先施公司底樓設起毛巾柜台，那意圖是隨著解放后的形勢變化，不想冒險再作投机生意，只欲找個安定的落腳點。就這樣在先施公司做了一個時期。這期間，我也曾被帶到這柜台邊玩過，他在接待顧客之閑，不時整理櫥窗与柜台，把毛巾折疊出各种花式。我膽小，不敢走動，卻不時有公司里的小姐過來跟父親打招呼，跟我說些親熱話，還買糖果點心給我。但父親的干爹不久后即离開了先施公司歇了業，我父親也隨之撤出了柜台，跟著歇了業。又過些日子，我隨父母赴那位“阿爺”家二小姐的訂婚酒宴，卻沒見著“阿爺”，“阿娘”一再向父母解釋說“他到鄉下辦急事去了”。酒宴場上很熱鬧，尤其是對我們几個年齡相近的小朋友來說是很開心的事，大家相互湊近著悄悄地說話，不時擠著眼悄悄地笑。但現在回想起來，其實當時對大人來說，則是心情沉重、且竭力相互掩飾著的，當我在宴會后与几個小朋友樓上樓下奔走游戲時，曾瞥見“阿娘”在樓上一間房里偷著擦眼角，她小女儿正輕輕在母親耳邊急促地說著什么。后來在回家路上听父母很長時間一直在討論“阿爺”“出事”的情況，好像說到“阿爺”家原先那只很大的落地收音机不見了，“阿爺”很可能是因收听“外國電台”出了事——“阿爺”的英語是很好的。但從父母神情看，那也只是猜測，究竟怎么出事，還是不清楚。這以后，父親很長時間失業在家，常獨自悶悶地在桌邊推“牌九”。一次好像是國慶節，外面街上很熱鬧，到處有擴音喇叭里傳來歌聲，父親在家里翻閱報紙，一邊跟人在議論共產党什么的，說了又說，說了又說，我忍不住在旁問了一句： 共產党是誰？…… 這時四周頓時肅靜，討論的人都停語不言。只听到外面遠處喇叭里放的歌聲一陣陣傳來，卻最終誰也沒回答我的問題。 總的來看，父親順利過，也困頓過。解放后急遽走了下坡路。他善于捕捉錢財，也很會揮霍与施舍；他維持威嚴，但興頭上又什么也不顧；他注重體面，在領受街坊朋友的稱頌上虛榮心很強，但在本質上卻仍是頗重情義、很有人情味……唉，人呀，我們平凡者，誰又能做得面面俱到？我們都不是圣人。我們在平凡瑣碎的事中打滾，喜呀樂呀，悲呀苦呀，可能臨到死前所關注的仍是些生活細事，愛呀恨呀，榮耀呀羞辱呀，但生命一晃而過，死亡不容置疑地來了，与死亡一比，什么都顯得渺小。我們就這樣活過一世。父親就這么在喜怒哀樂中一生滾了過去，我們許多人都這樣滾了過去，我自己甚至還遠沒有如他那樣敢于盡情地游戲似地生活，我老是懮懮郁郁、縮手縮腳地過著日子。做人若要“爽”，或許還是像我父親那樣，盡情而為，不顧其它。但我性格絕不像他，我老是在疑惑，在琢磨，其實這可能就是一种無能，是弱的表現，至少是蠢笨，不像父親那樣什么都能立即拿得起來。不管父親最后結果怎樣，他還是有他強的地方。他有他的生命色彩，涂抹在這世界的一張大色板上，可能是不可少的一筆。仔細看，他的色彩里真的有他自己時代特色，有中國轉型期中上海某一時期的特點，雖然也是普通人平凡的一筆。不過我不愿讓母親的色彩來襯托他，卻宁愿讓我那無能的軟弱的色彩來襯托。至今我仍在回想，我小時候曾是那樣的崇拜他，覺得他很強！ 我是太無能太單薄。我單薄的身子甚至負荷不起細小的壓力，即使是些小事，也感到沉重。想到父親最后是皺著眉离開世界的，我內心就總有點不安。或許是因為我的原因？那我只能在心里向一切跟我生命相關的亡靈致哀致歉……許多人都离我而去，去了另外的世界，我身邊真的是罩著一大片濃重的陰影，我得一步步努力，從陰影中走出，希望自己步入滿地滿身的陽光中，希望自己、也希望一切亡靈能夠最終安宁。微風掠過，有的塵埃已落定，有的似乎還在空气中不斷飛揚。安息吧。 要在上海商埠立足，并不容易。來闖蕩的人，有的長久住下，有的又無奈地离開。養父他們兩兄弟最后都是离開上海的，但离開的方式截然不同。養父的大哥大嫂，在上海一段時期中一直很穩定。大爹似乎比他的兄弟更本份更收斂，沒有呼朋喝友的熱鬧气勢，我印象中，他戴著玳瑁眼鏡，身著長衫，身高馬大卻又很穩重的樣子，話語不多，談吐很是安穩。兩兄弟都有一定的文化，但都是商人气質而不是文化人。我至今還記得大爹在福佑路老式住宅的天井的一個牆角邊總是放著几只缸，里面時常養著些甲魚、河鰻，有時是大閘蟹，据說那都是他最愛吃的。兄弟偶爾到他那儿去，大爹就會分付大嬤從缸里捉些活物，再弄些紹興霉干菜之類的家鄉菜來招待。大嫂与前夫生的女儿，比我大許多，我叫她姐姐，長得很漂亮，瓜子臉，鼻梁挺直，眼睛很懮郁——她小時候的眼睛一定不是這樣吧，當初也許是因為不喜歡她的后爸，她剛從鄉下帶到上海后就跟著別人住到一個馬戲團里了，那時她年紀并不很大，至多還是個少女吧，居然拼命要离開家，要自己過日子。現在想來，我跟她都是從鄉下上來的孩子，我的命或許比她好許多，但在性格上，她一定比我強。她在馬戲團里可能跟人練過功，學過些雜技本領，因為長得漂亮，居然也有人教她念過些書，還因此而做過報幕員，后來還當過空中飛人的演員，在空中很危險地打轉，為此她甚至還很紅過一時，出過大海報。后來經歷了一段使她很傷痛的遭遇后又回到母親与后父身邊，從此老悶著頭做家務，沒笑容沒話語也不太看人，很冷漠的樣子，只是見到我這小孩子，才略微顯露點熱情。一次大熱天時我隨父親到大爹家玩，午飯后她領我到后廂房，在地上鋪上涼席陪我午睡，輕聲給我講故事，我忘了她講些什么，只覺得她那對漂亮的眼睛是那樣的懮傷，講著講著，她就停住，望著不知什么地方發呆。后來大概她又嫁人了吧，据說還在上海，只是我一直沒再見過她，不知她現在怎樣，是否還在世上。當時她全家大部分人北上，只剩一二人留守上海，她也是其中之一。所謂北上，就是大爹大嬤他們帶著外孫离開上海去了北京，去跟遠嫁北京的女儿一起住。這在人們眼里看來自然算是一种榮幸的晉升，因為大爹与大嬤的親生女（我自然也叫她姐姐）嫁了個北京的大干部。這位姐姐也長得漂亮，兩個很深的酒窩，藏著風情万种，她臉形跟馬戲團的那位不一樣，圓里帶方，不像馬戲團的那臉相有點薄。她先前跟江西一個曾有過千畝土地大地主的儿子結婚，跟他生了兩個儿子后又不知怎么离了婚。那位大地主的貴公子留學回國后逛蕩了好多年，還來不及做什么營生，全國很快就解放了，那個大地主被鎮壓，而那位留學的公子的境況可能也不會太好。好在我那位姐姐早已幸運地跟他离了婚，命運又有了新的起點。她的兩個儿子，年齡都比我小，叫我舅舅，他們那位很時新的母親給他們打扮得也挺入時，都穿著跟他們母親一類款式的服裝——藍布解放裝，胸前有很大的翻領，還有一根很寬的腰帶，褲子也是配套藍色。不知我那位姐姐是在什么時候參与革命活動的，是通過同學還是朋友關系而接触上的？反正她認識了不少革命干部，于是有了命運的大轉折，連同她父母也跟著有了依靠，一起隨著進京定居。我養父平時很喜歡這位侄女，在她念書時就常給她買好看的服裝，帶她去玩。她在离開上海前特意帶了兩個儿子來我家跟叔嬸告別，我們就一起上复興公園拍照。記得當時她們母子仨都穿一身藍的時髦解放裝，都系著腰帶，我父親穿長衫，母親穿旗袍，我穿一套小小的呢中山裝，胸前還別了一枚和平鴿的小徽章。在公園的草地邊走了几圈，父親拿著一只大底片的老式柯特相机在陽光下橫拍豎拍。我不知怎么老是怕陽光，太陽光一刺在眼睛里就掉淚，于是照像時總是低著頭。后來這位姐姐獨自一人先去了北京。待她父母儿子一行也要動身去京的那天，我隨父親一起去送行。馬戲團姐姐做飯，我們一起團團坐著吃了晚飯，一邊說著話。到了沒話可說時，父親就要我唱戲，我哪會唱什么戲，不過是從收音机里听來几個唱腔的調子，只知道調子而不知唱詞內容，平時就順著調子哇哇亂唱，反正是用雜七雜八的音填塞進去——我以為唱戲真的就是這個樣子，從來不知道還有什么內容。父親慫恿我唱呀，唱呀，還應允給我買一把胡琴今后讓我伴奏。于是我天不怕地不怕拉開喉嚨唱了。一屋子的人，兩個小外甥都一身藍裝，眼睛忽閃忽閃地望著我。這里除了父親沒人听我這么胡亂地哼過。大爹側著頭認真听我唱了老半天，從“紹興戲”唱到“申曲”又到“京戲”，他終于忍不住，問兄弟，這唱的是什么呀？父親早就憋了老半天了，這才“扑”地笑出來，頓時滿屋子大笑……但樂極生悲，一會儿之后，我們送到火車站，看著他們上車，不斷地揚手，揚手，火車長鳴一聲，漸漸去了，只見父親一次次地拭淚。這是他們兄弟倆最后的見面。沒几年后，父親就被押解出了上海。他沒像他哥那樣的幸運，他這离開是無奈的。上海，一直在清理人口，不斷容納一批又送走一批。我養父許家那邊人就是這樣了。而我生父張家那邊，又是另一番面目。 我生父的兄長就是在上海被一下毀掉的，從此生父自己再也沒机會來上海發展。他晚年時只是偶爾到上海來，在我二哥家小住一陣，然后又回到鄉下其他儿子那邊。若來上海時，他的心一定會一陣抽緊，他會時時記得市中心的某條馬路某幢房，里面住著他的小儿子，不知他現在長得怎樣了，正在做什么。由此他或許又會想起早亡的愛妻，想到自己如孤萍浮蓬般地漂游。一次他在黃浦江畔留連徘徊很久，后來在一張小紙條上記下當時的心情：“老病窮，見人心；老病窮，眼更明”，那天他不知遭遇到什么了，感慨良多卻欲言還止。按我几個兄姐的為人看，絕對是盡孝盡善地待他的，但老人的心情似乎并不好，對這世界，他總是有著這樣那樣的忿懣，但最后仍然落下的是無奈，他無法跟命運抗爭。曾怀著一种激情，參与了短短的一段政治活動，這沒給他帶來任何好處，反而帶來人生天大的災難，壓得他一輩子喘不過气來。然而誰知道呢，或許正因后來這類同苟且偷生似的沒有激情沒有盼頭的生活，反倒使他逃過更多的麻煩而能平穩地生存下來，沒有遭受更大的政治風波呢？在那個動掇得咎的年代，不露頭面的生活或許更好。生父与養父，這兩位与我生命相關的老人，最后都老病而死在自己鄉下、埋在家鄉的土下。經歷了動蕩多變的几十年世事，他們最終都沒有舒展得意過，一個敗于政治，一個敗于生意場，終于一先一后無奈地退出了世界，退出了紛爭与煩惱。 在早早退出世界的人中，我生父的哥，也即我的伯父，最是來去匆匆。他來上海只晃蕩了很短一段日子。在這十里洋場的燈紅酒綠世界中誰把持不住自己，就早晚要出局。他那時年紀并不大，竟然落拓銷魂而歸，回老家不久就自怨自艾，早早地死去，就這一跤，一下跌出了世界。在那張唯一的全家福老照片上我見過他的臉，他倆兄弟當時生活得應當還是很順當的，各自攜妻率子，一起圍繞在老父親身邊。我生母怀中抱著我大姐，伯母抱著的是我的堂兄。大概那時是祖父最得意的一段時期了吧。就在此后沒多久，伯父受我祖父囑托，第一次押送一批麥冬、菊花等藥材到上海十六浦咸瓜街藥材行銷貨，居然這年藥材見俏，獲利甚厚。得意之間他竟然一念之差，貪戀起上海的花花世界，被人哄著這里那里轉著玩，最后竟一下收不了場，白花花的一千多大洋再也止不住地流出去，在這樣花哨的世界里，即使几万大洋又算得了什么！他竟至于到了欠債難還、回家盤纏也沒有的地步。托人捎信，祖父气急敗坏地籌款來滬，把這昏了頭的儿子贖回老家。儿子狼狽而回，悄悄地躲著進了家里，立即緊閉門戶。名譽掃地，羞愧難當，又受了風寒，他一場大病終于不治，郁郁而死了。這一打擊使老家元气大傷，此后，祖父与父親只能苦苦經營兩家藥店，再也無力向上海發展了。 在上海能立足生存已是不易，若想有更大發展，非得有很好的資質与机遇。与張家許家相比，我養母方面人的情況似乎更好些。養母的父親姓舒，養母的母親姓吳。養母的祖父舒氏，原在鄉下時家里境況也不太好，沒田可种，向同鄉的一家較富的人家求親時被生生辣辣地回絕出來，因為窮而還遭了一頓羞辱，說是即使每天生一個女儿，也不會配給你這樣的窮鬼。气憤之下他就搭船闖向上海。具有戲劇性的是，水路上竟然又碰見那家羞辱他的富家的船，那個人家也同時往上海進發。只見那家正燈紅酒綠地在船上吃喝，舒氏這小伙子飢寒地蜷縮在一邊的黑暗的小艙內，深感自己的寒傖与悲涼。到了上海后他投身于一家中藥鋪里當學徒，因為人厚道，又勤奮好學，人緣很是不錯。三年后滿師，被升為普通職工，后來娶了妻，立意自己開鋪子。他籌款盤下一個小門面，又賒賬請木工打造柜台家什，再賒賬進藥材，憑著他的人緣關系与信譽，居然一個小藥鋪被他開成功了，招牌取名“舒同壽”。接下來他不斷借東款還西債，籌南款還北債，只希望能維持下去以待轉机。但生意依舊不見大好，年關漸至，債主不斷前來催討。想想實在無法，揮淚決定攜妻潛逃。也是天佑人助，這時一個藥材行跑街來敲門通知他，說他買進的發財票中大獎了！這張發財票正是這個跑街兜售給他的，那時上海時興彩票，有許多种類，有的彩票獎額很大——因為誰都知道這藥店老板厚道，肯幫忙，那個跑街前些日子正好手頭緊，硬把這張彩票轉售給他。那些原來的債主一听這消息后立即轉過臉來道喜，說是別急著還錢呀，那些小錢不用放在心上啦！這個“舒同壽”藥店的創建者就這樣因獲得一筆橫財而奇跡般地度過了難關。后來他重覓新址，在“九畝田”開了新店，再后來在人民路与南京路上又一連開了二家。他年紀大了時把三家店鋪分給三個儿子，自己衣錦歸鄉回老家住過一段日子，卻發現過去那家同去上海發展的富人家竟然破落下來，正在賣田賣屋。他就用寬厚的价把那家正出售的田地与大宅買了下來。老人家的晚年過得很舒坦，基本上住在鄉下，偶爾也被儿子們接回上海小住一段日子。人老了，總想到葉落歸根，三個儿子的店面很興旺，他沒什么可操心的，自己就在鄉下雇了些人种田，安心在鄉間做他的老太爺，每天黃昏總在村子、田埂上走一圈，身邊帶著些糖果小餅什么的，發給一大群隨在他身后的村里小孩，孩子們都圍著他親熱地呼喚“爺爺”，村上人也總是笑臉迎著他。 這段故事是听外婆也就是就是我養母的母親講的。這故事的出處，自然來自外公講自己父親的發跡史、幸運史，外公他們三兄弟大概從小就是听這故事長大的。可能第一代來上海開拓而有所成功的人都有點离奇的故事。我沒見到過外公，他因接連死了兩個寶貝儿子后哭瞎了雙眼，一直悒郁不樂，很早過世了。從外婆的一些零星敘述中覺得，外公三兄弟中，數外公最厚道，他是老二。老三的壽數也不長，似乎在生意上也不太精明。最精明的是老大，精力旺盛，儿女生育了一大群，見兩個兄弟死得早，又沒留下男儿，就把自己的其中兩個儿子分別過繼給兩個遺孀，讓兩個儿子各以掌柜身份為兩家出面主持店鋪業務，而他這大伯伯自己即以總經理身份獨攬三家店的大權。經濟上以股份拆算，原也太平無事，經營情況也很是不錯。但到了解放前后時期，他煩惱漸漸多起來，職工開始組織工會，不斷跟他作對，而他不久還進一步倒了大霉，反右運動中，有人檢舉說他邊喝酒邊發牢騷，有反動言論，結果在運動中被划入右派，責令做勤雜，整天揩桌掃地倒痰盂，時不時還得受訓斥，一個素來養尊處优大腹便便的人，一點一點瘦下去，人很快地頹敗下來，到了坐下后就站不起來、直哼哼的程度。他求儿子們給他去頭儿那里說說情，讓他歇一陣子，說他頭暈，渾身痛，但几個儿子誰也不敢出面。就這樣他后來生生地被折磨死了。外婆因有侄子兼過房儿的操持，早就不再過問店務，但在解放后也同樣倒了大霉，在“公私合營”后，這家原先高牆上有“福祿壽三星”浮雕的很有气派的藥店，竟被政府改建成一家整日机器隆隆響的織造厂，外婆几乎如被逐出似地被安置在金陵路一個陰暗的弄堂廂房里。我至今還記得离開那個藥店、那個我自小就在那儿玩的外婆家的最后一幕，我与母親陪著外婆從藥店樓上外婆的臥室里走出來，手里提著最后一點零星物件。外婆一步三回頭地看望四壁空空的房間，緩緩地走出房門，走下樓梯。而下面店堂里已是一片狼藉，一些工人正在用大錘破牆，蓬，蓬，一聲聲地敲，那無疑如是敲在外婆的心頭上。我后來也曾陪外婆到那間分配給她的幽暗的弄堂廂房里，去收拾打掃。但沒多久，外婆還是放棄了這間潮濕的暗房，住到女儿家來。于是我也就有了机會經常听外婆講她滿肚子的故事。 外婆自己的娘家，過去境況不錯，在宁波鄉下有許多房子与田地，房子一進一進的很深，外面有大圍牆，算得上是地方上過得去的人家。我曾看到過這些鄉下房子的照片。這些房子据說后來長期被空關，因為里面的人都紛紛住到上海去了。大概年代實在太遠，外婆很少談起她在自己老家的早年生活，我不知她年輕時在鄉下的生活景象是怎樣的，似乎說起她還曾有過一個不太正經的小兄弟，很搗蛋，游手好閑，老跟外婆作對，因為外婆時常要教訓他。他壽命不長，很早就生了一場怪病死了。外婆自己好像也不是如小說里常描寫的閨房小姐那樣老是關在內室里繡花什么的，似乎她也常到河灘邊玩耍，至少她跟我說起過在河邊常見一個不知什么輩份的遠親，是個白痴，老是呵呵地笑，口角流涎，長得老長老大了，還要他媽給他洗澡。平時在河灘頭見到有女的翹著屁股在洗什么，他喜歡偷偷繞到后面把這屁股往上一抬，頓時把這倒霉女人弄得一個元寶翻身。于是每見這白痴在河邊出現，女人們立即相互呼叫提醒，又罵又笑地逃開。大概礙著這白痴母親的身份吧（也不知是什么身份），人們也不過笑著罵罵而已，倒是白痴挨著他老媽的不少打。我小時每听到外婆說到這些，總是仍不住地大笑。外婆時常談起她的是她另一對弟妹，他們姐弟妹三人感情很好，她跟我說起她的兄弟時，那個兄弟已不在世了，我只見過他的大照片，挂在他家闊气的大廳堂里。他家就住在“中共一大會址”弄堂的隔壁几家，推開前門斜望過去就可一眼見到“一大會址”的后門。按輩份我得喚他“舅公”，但我已沒這机會叫他，我出生時他可能已經去世。從挂著的大照片上看，他是一個長得胖胖的很神气的人，才活了五十多歲、事業正十分興旺時就過早地死了。當時他可算得上是上海海味行業巨頭了，据說像那些高檔的海參魚翅之類海貨的每天批發价得由他來拍定，可見已壟斷了相當一部分海貨。他有自己的商務樓，商務已發展到海外，一個英文女秘書為他處理海外來函、擔任談判翻譯，有時也順便擔任英語輔導，為東家的三個女儿作課余補習。三位嬌小姐不太喜歡讀書，她們的一個兄弟倒是讀書用功得很，不愿隨父從商，執意出國留學，學建筑設計，于是只能由另一個兄弟來繼承父業。三姐妹嫁的都是家財滿貫的人家，大女儿出嫁時，請上海的大亨虞洽卿作證婚，婚禮極為隆重。這位顯赫的舅公十分怜愛他姐的女儿，也即我的養母，因同情姐夫的早亡，就收我養母為過房女，視如親生，一有空閑就讓家里的車夫開汽車來接她去玩。只是想不到他自己去世得也仍是太早。 我所知道的這些長輩們，都是在那個年代中、那個人口膨脹、西學東來的非常時期中，陸續從鄉下進入上海這個大商埠的。只要不是白痴、膽小的，太本份的，不求冒險的，都想到大都市來見識一番，甚至一試身手，碰碰運气。這是中國“千年未遇”之大變革中的一個現象、一個趨勢，當時整個民族的生活方式都在改變。只是身逢其時者，各人命運不一，結局不一，其中意料不到的种种悲喜劇也就伴隨著這大變革而不時出現，沖擊著在其間的每個人，包括我在內。從更深角度看，不僅我那個失足于上海灘的伯伯，不僅我那倒霉的父親，不僅我生母、養母以及其他遭受种种不幸的各种人，其實所有的人，在這大變動中誰也把握不住自己，誰都是順勢而動而已，命運几乎都不掌握在自己手里。是否眾人的命運都一定掌握在一些大人物身上？似也未必，這些大人物自己也同樣冥冥之中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所操縱。有學者說世界最終的原因是物質，也有說是精神或是別的什么，其中斑斑駁駁的細節奧妙，誰又能洞察底蘊？原因后面的原因，無窮無盡的原因……一聲震響，我能洞察聲音后面的一層又一層的聲音么？到了“大聲若希”的層面我們什么也听不見。 當我在太倉路龍山小學剛念書時，一天班主任女老師抹著淚紅著眼跟我們全班學生講起偉大領袖斯大林，說是一個偉人死了，我們該是多么傷心啊。不少女同學跟著老師一起唏噓掉淚。我也十分感動，雖然似懂非懂。放學回家，我与母親圍在桌邊嗑瓜子，突然听到外面喇叭里響起哀樂，我一下從桌邊恭敬地立正，遲疑地看了母親一眼，慎重脫下帽子，認真地低下頭來。母親惊訝地問我干嗎？我有點尷尬，不過還是支支唔唔地解釋，說這是默哀，每個人都應默哀，斯大林死了，老師說的，應當默哀。母親詫异地望望我，停頓一下之后仍嗑她的瓜子，沒阻止我，也沒被我感動，也許怕我不好意思，眼光不再朝我看。這時空中在不斷回響哀樂，久久飄蕩著一种我自以為理解了的悲傷的气氛，因為當時老師就是這樣解說的……一個偉人逝世了，死了。 死了，也就成灰土了。不過，老師當時不會這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