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為何結束
韓少功
對于“文革”產生的原因，社會主流似乎已有共識。有人會提到中國的專制主義傳統，還有人會提到斯大林主義的影響，并由此追溯到俄國大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是非功過。更多的人可能不會這樣麻煩和耐心，干脆把“文革”歸因于“權力斗爭”或“全民發瘋”，一句話就打發掉。
我們暫不評說這些結論，但不妨換上另一個問題：“文革”為何結束？
既然反思了“產生”，就不能回避“結束”。既然產生是有原因的，那么結束也必有原因。如西方某些人士斷言，凡暴政不可能自動退出歷史舞台，必以武力除之——這就是當今美英發動伊拉克戰爭的邏輯。但通常被視為暴政的“文革”看來在這一邏輯之外。因為“文革”既不像晚清王朝結束于各地的造反，也不像二戰時期的日本軍國政府結束于外國軍隊的占領。粉碎“四人幫”基本上未放一槍，整個過程還算和平。標志著徹底結束“文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只是依托一場有關“真理標准”的大討論，在一、兩次會議中完成了實權轉移，過渡可謂平穩。這就是說，結束“文革”是行動成本較低的一次自我更新和危机化解。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說“權力斗爭”和“全民發瘋”，那么權爭瘋狂為何偏偏在這一刻停止？如果說“專制主義”或“斯大林主義”，那么這些東西為何在這一刻失靈？它們是被什么力量克服而且如何被克服？
任何轉折都有賴于社會大勢的緣聚則生和水到渠成。個人作用在歷史進程中誠然重要，但對于一個體積龐大的國家來說，其相對的效用概率必定微小。政治路線在歷史進程中也誠然重要，但往往需要更多相關基礎條件的配置，有時甚至离不開一項生產技術的悄悄革新。比如說，如果沒有70年代前期“大化肥”和“小化肥”的系統布局建設，沒有以雜交水稻為代表的良种推廣，縱有后來意義重大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恐怕也難有足夠的農產品剩余，那么肉票、布票、糧票的相繼取消，還有后來城鎮人口的劇增和市場經濟的驟興，恐怕都難以想象——這一類大事不容忽略。
但這里只說及思想政治層面的兩點：
新思潮的誕生
1976年以四五天安門運動為代表的全國抗議大潮，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民意的厚積薄發，顯現出“文革”大勢已去。在此之前，1973年廣州李一哲的大字報呼吁民主，1974年張天民等人就電影《創業》問題“告御狀”，此類體制內外不同的抗爭早已多見。從近些年來一些最新披露的資料來看，當時全國各地都活躍著眾多异端思想群落，如北京有郭路生（食指）等人組成的文學團體（見多多文），在上海（見宋永毅文）、湖北（見王紹光文）、河南（見朱學勤文）、四川（見徐有漁文）、貴州（見錢理群文）等地，則有各种地下“讀書小組”從事政治和社會的批判性思考。陳益南先生著《一個工人的十年“文革”》，也提供了一份生動而翔實的親歷性見證，記錄了一些工人造反派的心路歷程，記錄了他們思想上的迷惘和最終清醒。這些都顯示出，當年的天安門事件并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有廣闊而深厚的民間思想解放運動，有色彩各异的思想者組成了地火運行。
新思潮以民主、自由、法制、人道、社會公正等等為价值核心，其產生大致有三种情形：
一是“逆反型”，表現為對“文革”的硬抵抗。在“文革”的極權體制和政治狂熱之下，遇羅克、張志新、林昭、劉少奇、賀龍、彭德怀一類冤假錯案屢屢發生，人權災難層出不窮，迫使很多人進入了對政治和社會體制的反思。包括共產党內不少高層人士，在“文革”前曾是各項政治運動的信奉者与追隨者，習慣于服從權力的指揮棒，只是因自己后來身受其害，有了切膚之痛和銘心之辱，才有各种沉重的問號涌上心頭。胡耀邦后來成為党內“民主”的倡導者，周揚后來成為党內“人道主義”的倡導者，顯然与他們的蒙難經歷有關。
二是“疏离型”，表現為對“文革”的軟抵抗。當時沒有直接受到過政治迫害的更多人，也對“文革”隔膜日深和怀疑日增，是因為“文革”妨礙了他們的個人生活欲望。這些人一般沒有強烈政治意識和直接政治行為，但對“文革”形成了更為廣泛而巨大的价值离心力。70年代中期出現了青年們“革命還俗”后的“自學熱”、“藝術熱”乃至“家具熱”——上海品牌的手表和自行車也被市民們熱烈尋購。湖南著名的“幸福團”由一些干部子弟組成，尋歡作樂，放浪不羈，听爵士樂，跳交誼舞，打架斗毆甚至調戲女性。作家王朔在《陽光燦爛的日子》里描寫的一伙軍干子弟，也接近這种個人主義、頹廢主義、虛無主義的狀態。這證明即使在當時執政營壘的內部，禁欲教條也被打破，世俗興趣逐步回暖，加速了“文革”的動搖和解體。
三是“繼承型”，即表現為對“文革”中某些積極因素的借助、變通以及利用。“文革”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歷史現象，從總體上說，具有革命理想和極權體制兩种導向互為交雜和逐步消長的特征，兩者一直形成內在的緊張和頻繁的震蕩，使解放与禁錮都有异常的高峰表現。1966年，毛澤東在主要政敵失勢之后仍然發起運動，是“權利斗爭”說難以解釋的。他倡導“繼續革命”和“造反有理”，“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在隨后兩年里甚至使大部分國民享受了高度的結社自由，言論自由，全國串聯，基層自治，雖然其最終目標至今讓人疑惑不解和爭議不休，但民主的激進化程度足以讓西方人士望塵莫及。他后來政策進退失据，反復無常，越來越陷入極權弊端的困鎖，但就全社會而言，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標的合法性還是得到了曖昧的延續，如大字報等手段獲得法律保護，“反潮流”精神得到政策鼓勵。這一極為矛盾的狀態和過程，給結束“文革”留下了活口。回蕩著《國際歌》聲的四五天安門運動，以及后來被取締的“民主牆”，不過是歷史向前多走了半步，是“造反有理”的變體。
從這一點看，“文革”不同于一般的極權化整肅，比如1968年全國大亂被叫停以后，异端思潮仍在全國範圍內繼續活躍与高漲，与50年代末期“反右”以后的万馬齊喑大有區別。同是從這一點看，對“文革”的反對，也不同于一般的西方式民主，比如新思潮并不是對BBC或者VOA的照搬，亦無中產階級作為社會支撐，而是一种根植于中國歷史和現實中的中國特產。遇羅克、李一哲、楊曦光（楊小凱）、張志揚等知名异端人物的經歷證明，他們既有“逆反型”狀態，從“文革”中獲得了負面的經驗資源；又有“繼承型”狀態，從“文革”中獲得了正面的思想資源——在他們的各种文本中，紅衛兵或造反派的身份背景隱約可見，馬克思列宁主義的理論遺傳明顯可見。
正因為如此，有很多研究者認為“文革”中沒有民主，至少沒有真正的民主，因為所有造反都是在服從中央“戰略部署”的前提下進行，而且即使是异端思潮也往往帶有紅色的話語胎記。這些說法不無道理。不過歷史從來不是發生在無菌箱里，民主從來沒有標准範本。俄國葉卡德琳娜的啟蒙，是有專制前提的啟蒙。法國拿破侖的改革，是有專制前提的改革。人們并沒有因此而一筆勾銷歷史，并沒有對他們的啟蒙或改革視而不見。古希腊的民主制与奴隸制兩位一體，從來都不乏劣跡和傷痛，但后人并沒有說那不是民主。“文革”其實也是這樣，“尊王奉旨”是一方面，革命旗號之下的一題多作和一名多實，作為某些書生最難看懂的歷史常態，是不可忽略的另一方面。在這后一方面，反叛精神和平等目標既然有了合法性，就固化成一种全社會的心理大勢，如同一列狂奔的列車，脫出極權軌道并非沒有可能。回顧當時眾多异端人士，我們即使用西方某些最傲慢和最挑剔的眼光，也不能因為他們有一個紅色胎記，就判定他們与民主無緣。
“文革”結束多年以后，市場化進程中冒出很多群體事件。工人們或農民們高舉毛澤東的畫象，大唱革命時代的歌曲，抗議有些地方的貧富分化和權力腐敗，怀念著以前那种領導与群眾之間收入差別很小的日子，甚至是糧票一樣多和布票一樣多的日子。作為“文革”的遺產之一，這种“怀舊”現象引起了廣泛爭議，很難被簡單化地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也許，這种“后文革”時代社會思潮的多義性，在一定程度也正好重現了“文革”時代社會思潮的多義性，為我們留下了一面檢測歷史的后視鏡。
舊營壘的恢复
“文革”中的某些激進派曾抱怨毛澤東沒有“徹底砸爛舊的國家机器”，對“官僚主義階級”過于軟弱和姑息（見楊小凱1967年文）。這從反面泄露出一個事實：由党政官員以及大多知識分子組成的上層精英群體，當時雖然受到了重挫，但并沒有消滅，甚至沒有出局。事實上，正像陳益南在書中描寫的那樣，在1968年到1969年全國恢復秩序之際，受到沖擊的党政官員在各級“三結合”的權力重組中构成了實際性主體，并沒有全部下台。即使是下台的党政官員和知識分子，在1972年以后，經過一段時間下放勞動，也大多陸續恢復工作，重新進入了國家机器。這些富有政治能量和文化能量的群體在紅色風暴之下得以幸存，是日后結束“文革”的重要條件。
20世紀是“極端年代”（史學家霍布斯鮑姆語），政治具有多疑、狂熱以及血腥的風格。蘇聯當局在大肅反期間先后處決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的大半，蘇軍元帥的大半，還有蘇軍其它高官的大半，包括15名軍區司令中的13名，85名軍級干部中的57名。60年代的印尼政變受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官方的支持，先后共屠殺了近百万左翼人士，光是美國駐印尼大使親手圈定的捕殺對象就多達數千。街頭的割頭示眾時有所見，軍人与穆斯林極端組織聯手，在兩年之內每天至少殺害共產党嫌疑分子一千五百多人。*
作為這個血淋淋世紀的一部分，中國的“文革”也出現大量非正常減員。一時間人命如草，一部分是國家暴力所為，一部分是國家失控時的民間暴力所為——但作為長期意識形態薰陶的結果，后一种暴力仍暴露出體制的必然性，与其它暴力共同构成了極權化過程中最黑暗和最血腥的一頁。不過，就大面積的情況而言，混亂与血腥并不是當時事實的全部。紅衛兵“聯動”組織的打殺行為受到了司法追究，廣西、湖南、江西等地少數農村的打殺風潮被軍隊緊急制止和彈壓——這一類故事并非不值一提。一大批上層精英恢復名譽（如陳毅等），或者恢復權力（如鄧小平、万里、胡耀邦等），也并不是發生在“文革”終結之后。這些有別于蘇聯和印尼的現象，這种有生力量的大批保全甚至奇妙地復出，是受益于革命時期“不虐待俘虜”的政策傳統延續？抑或也得助于中國社會深層“中庸”、“和合”的柔性文化傳統遺存？……這些問題對于史家而言，也許不能說多余。
“要文斗不要武斗”，“團結干部和群眾兩個95%”，“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等等，是針對這些人的官方律令。有意思的是，在多年來的主流性“文革”敘事中，這些律令在有些地方或有些時候的名存實亡被大量潑墨，在有些地方或有些時候的大體有效卻很少落筆入文。正如同樣是20世紀的史實，蘇聯的紅色恐怖几乎家喻戶曉，而印尼的白色恐怖卻已銷聲匿跡——這很難說是輿論的正常。其實，基本的事實之一是：如果中國也成了蘇聯或印尼，如果鄧小平等大批高層人士像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皮達可夫一樣死于殺戮，或者被某個外國大使圈入捕殺名單，他們后來就不可能成批量地出山，結束“文革”的時間就必定大大后延。
從事后的回憶來看，上層精英們談得最多的“文革”經歷是“下放”——這包括党政官員和知識分子貶入下層任職，或者直接到農村、工厂、“五七干校”參加學習和勞動。近兩千万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也是与此相關的放大性安排。
“下放”無疑具有懲罰功能。當事人的社會地位降低，還有歧視，侮辱，恐懼，困苦，家人离散，專業荒廢等傷害也往往隨之而來。這种經歷大多逼出了當事人對“文革”的合理怨恨，成為了他們日后投入抗爭的心理根源。可以想象，當這些人冤屈滿腔的時候，專案組的陰冷和大字報的專橫是他們的唯一視野。自己曾一度追隨潮流投身批斗的壯志豪情，不一定能長存于他們的記憶。而合作醫療、教育普及、文化下鄉、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等革命亮點，也很難進入他們的興奮。這里有回憶視角的逐步位移和定向，不易被后來的文本檢閱者所察覺。
在另一方面，除了少數人遭遇遣返回鄉或拘捕入監，就標准定義下的“下放”者而言，其絕大多數保留干籍甚至党籍，保留全薪甚至高薪（倒是陳益南所目擊的造反上台者從無一人提薪）——這在大批當事人后來的回憶錄中都有不經意的泄露。對比《往事并不如煙》一書中受難者們忙著化妝、看戲、赴宴的“往事”，此時的厄運當然已經夠苦了，但還是使“下放”不太像單純的懲罰。從某种意義上來說，灰溜溜的大多數“下放”者仍然不失民眾的几分尊敬，几分羡慕、巴結乃至嫉妒。他們仍然构成了潛在的社會主流，不過是在重獲權力之前，經歷了一次冷凍，接受了一次深入底層的短期教育。當局似乎想以此調整社會階層結构，強迫上層精英与下層民眾融合，嘗試革命化“五七道路”的可能。在一次已經失敗的民主大躍進以后，這無异于又來一次削尊抑貴的民粹大躍進，在世界史的范圍內同樣令人目瞪口呆。
但与當局的估計相反，民眾對革命并無持久感恩的義務，倒是對極權弊端日漸厭倦与不滿，物質和文化欲求也与禁欲化的強國路線尖銳沖突。民眾不但沒有使“下放”者受到擁護“文革”的再教育，反而給他們輸入了怀疑和抵触現實的勇气。“下放”所帶來的丰富經驗，更使他們在日后的抗爭中富有生机活力。以文學為例：作家們在批判“文革”的文學解凍中，大多有“為民請命”的姿態，即便是個人化的表達，也大多与農民、工人、基層干部心意共鳴，顯示出廣闊的人間關怀和社會視野。即便這种視野也有個人情緒濾鏡下的某种變形，但它至少把下層民眾始終當作了同情、感激、崇敬、怀念的對象，就像電影《牧馬人》所表述的那樣。這与90年代以后文學中較為普遍的自戀和冷漠，形成了明顯的對照。90年代的批判似乎還在繼續甚至正在深化，但有些文學精英一旦把“下放”過程中所積蓄的思想情感釋放完畢，興沖沖的目光就只能聚焦粉面和臥房，頂多再回望一下門弟和權位，比如對“最后的貴族”一類話題津津樂道，比如在報刊上製作出喜儿嫁給大春是錯失致富良机的笑料——他們情不自禁地把社會等級制重建當作輝煌目標，与民眾的階層鴻溝正在形成。事情到了這一步，与“文革”后期那些与民眾緊密結盟的下放者相比，這些精英的批判是否正在變味、走形乃至南轅北轍？倘若他們所向往的階層鴻溝進一步擴大，倘若擺脫極權主義的結果只是要讓社會中、下階層落入極金主義的囚籠，民眾對革命乃至“文革”的怀念沖動會不會如期到來？
執政當局在“文革”中低估了民眾的不滿，更低估了精英們在表面服從后面的不滿，以中外歷史上罕見的“下放”運動加速了自己的失敗。當精英從民眾那里一批批歸來，當他們的名字開始陸續重現于報刊和會議，“文革”的反對派實際上已經出爐成劍，已經形成了體制內的力量优勢，而且遍布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外交等各种重要崗位。此時新思潮已經入場，新中有舊。舊營壘已經復位，舊中有新。各种社會條件出現了複雜的重組，貌似強大的“文革”已成殘破的蛹殼。1974年以后的“批林批孔”和“反擊右傾翻案風”力不從心，到處受到陽奉陰違的抵制，已經預示了一個朦朧若現的結局。一旦時机到來，改革領袖就可以順從和借重民意，以實現中國的四個現代化為號召，以四五天安門運動為依托，第一打民意牌，第二打實踐牌，從而形成馬克思主義化的巨大道德威權和政治攻勢。在這一過程中，他們沒有另起爐灶，而是利用現存制度資源和制度路徑。比方逮捕“四人幫”和挫敗上海方面的割据圖謀，是利用“下級服從上級”的集權原則——華國鋒是當時最高領導，全党全軍全國都得服從。比如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則依据“少數服從多數”民主原則——“凡是派”當時盡管掌握了党、政、軍几乎所有的最高職位，但不得不尊重全會多數人的意志，向務實改革派交出實權。
這一套“民主集中制”，是一种時而集權時而民主的彈性做法，与其說是制度，不如說更像是制度的未成品，有時甚至是非制度的應急運動。如果說它曾被有效地用來應對過救亡和革命的難局，但并沒有阻止過“文革”災難的發生，最終還出現了強權化和極端化的惡變，讓人們余悸難泯和暗慮難消。因此，舊營壘在成功結束危机以后，如果還要繼續往前走，如果要承擔一個人口大國全面振興的全新使命，就不得不面對制度改造和制度創新的巨大難題。
這個難題留給了未來。
結語：不難理喻的“文革”
對“文革”的簡單化敘事几乎積重難返。很多新生代和外國人被某些“傷痕”式作品洗腦以后，說起中國的“文革”，只能倒抽一口冷气，搖頭瞪眼地惊嘆“不可理喻”。這恰好証明當今主流性“文革”敘事的失敗。理喻是什么？理喻就是認識。我們需要自然科學，正是因為自然科學能把种种不可理喻的自然現象解說得可以理喻。我們需要人文社會科學，正是因為人文社會科學能把种种不可理喻的人文社會現象揭示得可以理喻--我們決不可把“文革”越說越奇，越說越怪，越說越不可理喻，再把這個認識黑洞當作自己大獲成功的勛章。
“文革”是上十億大活人真實存在的十年，是各种事變都有特定條件和內在邏輯從而有其大概率的十年，決不是一堆荒唐的瘋人院病歷再加一個离奇的宮廷斗爭神話。只要不強加偏見，只要不扭曲記憶，一個貧窮大國急切發展中的多災多難，就不會比我們身邊任何一种愛或者恨更難于理解，不會比我們身邊任何一位親人或鄰居更難于體會--從根本上說﹐他們非神非妖，“文革”就是由這些活生生的人來參与和推動，并最終予以終結的。今天，“文革”已經結束四十年了，已經退到可供人們清晰觀察的恰當距离了。我們需要更多視角与立場各异的作者，來拓展和丰富對“文革”的敘事，還“文革”中國一個不難理喻的面貌。這樣做，可能會增加批判“文革”的難度，但只會使批判更加准确和有力，成為真正的批判。
徹底否定“文革”，是多年來的官方政策和主流觀念，自有不算恩怨細賬和調整全局戰略的好處。換句話說，這种否定如果意在根除極權體制及其种种弊端，那么再怎樣“徹底”也許都不為過。即使當事人有點情緒化，也屬于人之常情。但這樣做如果只意味著遷就于思維懶惰，意味著划定學術禁區，對十年往事格諱勿論、格禁勿論、格罵勿論，那么一种妖化加神化的兩極敘事，一定會造成巨大的認識混亂和認識隱患。長長十年中与極權關系不大的事物（如惠民的創制和建設），對極權給予磨損、阻滯、演變以至克服的事物（如啟蒙的民主和革命），就可能成為連同病毒一起滅亡的寶貴生命，而結束“文革”的生動過程和歷史意義就會永遠空缺。這种歷史上似曾相識的偏執論競賽并不光榮。它不僅會給某些空幻和夸張的紅色“怀舊”之潮伏下誘因，更會使人們在西方冷戰意識形態面前未戰先亂，自我封嘴，盲目跟潮，喪失自主實踐的能力。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革”長久處于不可理喻的狀態，就會成為一截粗大的絕緣體，無法接通過去与未來。這塊絕緣體一定會妨礙人們認識“文革”前半個世紀的革命——“文革”就是從那里逐漸生長出來的；也一定會妨礙人們認識“文革”后的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文革”是后續歷史不可更換的母胎，孕育出后來各种出人意料的成功和突如其來的危机。
當中國正成為一個世界性熱門話題之際，“文革”是繞不過去的，更不應成為20世紀以來國情認知迷宮前的一把鏽鎖。
2005年7月
(此文為陳益南《青春無痕——一個工人的十年“文革”》代序，該書
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 見澳大利亞《悉尼晨報》1999年7月間Mike Head的連續報道文章及檔案材料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