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的水晶夜
李大衛
几年前看過一篇小說，作者是一位出身薩拉熱窩的美國作家。故事的敘述者回憶小時候和父親出去看電影，放映到一半時，父親起立高呼：同志們，這些都是假的，是欺騙。從此，這位父親決心拍一部電影，名字就叫《真實》。他從舊貨店買來一台8毫米攝影机，然后編寫劇本大綱，构思來自本身的經歷，講一個鄉村少年离家去大城市謀生。接下來是選角。儿子，也就是故事的敘述者，被指定扮演過去時態的老子。像多數“作者電影”一樣，這部片子也有很強的自傳色彩。老子要求儿子忠實再現自己當年背井离鄉時的情景。村前的小路，少年肩扛木棍，挑著裹著衣物的包袱，向留下自己童年記憶的木屋揮手告別。
儿子的表演十分投入，而且表現出一點真正的才華，證据是他流下了眼淚。拍攝完畢，那位父親兼導演突然想起草地上應該還有蝴蝶，于是決定重拍。可這回蝴蝶有了，眼淚又沒了。如此這般，反反复复，儿子終于又有了分泌傷感體液的征兆，可蝴蝶的位置又教一窩馬蜂代替了。儿子掉頭鼠竄，告別的揮手像節拍机，從柔板一下變成急板。父親追求的所謂“真實”終于淪為表演，不但矯情，而且失敗；電影的拍攝也終于告吹。
這個故事說明敘述往事的困難，尤其是那些幽微的細節，一旦夢醒，便無可追述，否則，普魯斯特何以要把自己的全部生活，送上記憶的祭壇。
我的完整記憶恰好始于文革發動那年，當時我三歲。那天晚上，一群戴紅袖標的綠衣人闖進我們院子，其中一人（我還叫了他叔叔）用一杆長槍（究竟是半自動步槍還是气槍，無法核實），把我單獨圈到我們家東廂房和北屋之間的一條巷道里。后來發生的一切，對我來說只是一些聲音——摔碎瓷器的聲音，撕破紙張和織物的聲音，砸碎唱片的聲音——全是聲音。在我那個年歲，還有明确的時間觀念，不好判斷那些汪達爾人發泄了三個小時，還是更久。我想時間不會太短，因為我蹲在旮旯里，自己睡著了，就連什么時候被抱上床，都不知道。
那一夜我睡得特別好，第二天早晨醒來，發現我的玩具熊還在怀里，長毛絨腦門浸透了我的口水。地上那層厚厚的陶瓷和膠木碎片還沒有打掃。我的鋼琴上貼了兩根封條，剛好打成一個叉；原來放在鋼琴上的一個日本花瓶沒有了，這讓我感到安心，因為瓶子上有個回眸顧盼的藝妓，那副眼神一直讓我看著不自在。
很多年后，當我复述這段經歷，其他當事人都堅持說，去我們家抄家的紅衛兵沒有帶槍，而且我的鋼琴上也從來沒有過那樣一個日本花瓶。听到這些證言，我的主觀世界几乎崩潰，因為它立足的基礎竟如此不經推敲。很多事情如同夢魘，一旦夢醒，便無話可說。
拋開种种有爭議的細節，已經發生的一切，已經足以把我的早年生活，置于一個充滿歧視的環境，雖說在程度和性質上，和一個進城農民所受的歧視有所不同。我從從懂事起，最向往的就是有朝一日戴上紅領巾。然而青少年的先鋒隊組織，輕易不會接受我這种子弟，就連我們的班主任老師，對此也是深表痛惜，經常跟我說思想上入隊重于組織上入隊。過了大概兩三年，由于我的超优良表現，組織上終于破格吸收我為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那天是毛澤東的最后一個生日，老師還安排我上台給全體同學彈《我愛北京天安門》。當時那份激動，怕不亞于如今一些成年人在星條旗下宣誓的心情。
那天回家后，我在院里（這時我們已經被發配到另一個地方）找到那只常跟我玩的貓，把嶄新的紅領巾戴在它的脖子上，讓它分享我的喜悅。可惜我的貓朋友政治覺悟亟待提高，見到醒目的紅色，頓時落荒而逃，三竄兩跳上了房。等貓再次現身，已經是深夜，跑到我們家取暖的爐子下面睡覺。它裸著脖子，紅領巾早被它當成累贅，丟在了什么地方；脫穎而出的那一霎那，小家伙一定覺得特爽，跟我投環入套一樣爽。我悲憤地朝它大吼，但除了把貓再次嚇跑，根本無濟于事。我爹媽也知道出麻煩了。那一夜，他們翻箱倒柜，最后找出一條我爸年輕時買來但沒穿過的游泳褲，鮮紅的，就像染過烈士的鮮血。我媽連剪帶縫，把我爸的褲頭加工成紅旗一角的形狀，讓我第二天上學時蒙混過關。
那些年，很多人都是戰戰兢兢鬼鬼祟祟的，有點像卡夫卡在《地洞》里寫的那只小獸。有一陣，有個衣著破爛的老女人偶爾會去我們家，當時我祖母從上海來北京治病，跟我們同住；她們早年在地下組織里共過事。一次她注意到我們家收音机帶短波，一下從椅子上蹦起來；一個六十多歲的女人，做出那种極富動感的彈跳，只有在卡通片里才能看到。啊，你們家還在听短波！她大喊，神情口气就像要去派出所報案。我很害怕，因為我不久前剛“進去”過，罪名是行凶未遂，反革命子女報复人民群眾。事情的起因是這樣，院里有個街道積極分子打死了那只弄丟我紅領巾的貓，据說是因為貓偷了他們家的魚。我知道后拿了把刀，去為我的貓朋友報仇，結果人小力薄，被人當場拿下送官。那是平生第一次進去（“清污”時期又被傳訊，因為弄民刊被人檢舉，罪名總算上了層次）。由于沒有造成嚴重后果，我當天就被放了，只是那把我老爸奉為至寶的芬蘭獵刀，成了片警的私人戰利品。
很多年后（确切地說是去年），我在外國讀到一篇文章，講的就是那個老女人。据說她早年是上海灘紅過一陣的美女作家，靠著這層身份，刺探過不少日本占領軍的情報，后來不知因為什么，被整得很慘。這類人的結局大多不妙，有個叫潘漢年的，即是一例。看著一個人紅顏鶴髮的滄桑變故，你會本能地體會出什么叫歷史。順便說一句，那年頭的美女作家，至少臉蛋還是貨真价實。
那些年見過的老頭老太太也有修成正果的。當時我祖父冤情“昭雪”，給我的生活帶來一次喘息之机。我老爸的麻煩，很大程度上就是他老爸株連的結果（這里也有他自己的責任。以他衣著、舉止和人際交往，怕不會有太好的群眾基礎，至少在一個不承認自由的社會里）。那個倔老頭，直到文革大禍就要臨頭，還在跟中南海的理論家抬杠，結果死路一條，只好自尋了斷。我只見過他一面，是我爹媽帶我去上海的時候，當時我兩歲。他住在淮海路一家婦女商店樓上，公寓的地板滑得像溜冰場，進門先摔一馬趴（我小時頭重腳輕，后來倒過來了），差點沒得腦震蕩。我媽護子心切跑過來看究竟，可我趴在地上，再也不敢爬起來，那份五體投地，簡直像覲見霍梅尼。等我再次見到他老人家，人已經縮減為鏡框里的一張照片，挂在我家正屋牆上（即后來改挂毛澤東像的那個位置），鏡框圍著黑紗。那是我第一次感覺到來自鬼蜮的陰森壓迫。
祖父是在死后十二年才被安葬的。那天我捧著一個空骨灰盒（真實內容早在十多年前回歸自然了），穿了一件嶄新的破棉襖，理了一個鄉下人的蓋儿頭，邁著凝重的步伐走過龍華公墓，感覺極其荒誕。去上海之前，我剛在政治課上學到一句話，叫做不要搞形式主義。禮畢之后，一些人在那個衣冠龕位前對我問寒問暖，隔一輩的勉勵我感激党的關怀，按照党的要求成長；長一輩的，則世兄長世兄短地表示如有需要關照之處，定當略效綿薄，等等等等。他們多為文壇學苑的頭面人物，可惜我所經歷的一切，已經極大促進了我的不良傾向。后來他們有人看到我寫的格調陰郁的抒情詩，搖頭嘆息。他們剛一出監，就躍躍欲試地想當意識形態警察。我猜他們心里一定在說朽木不可雕也一類的話。我知道自己將和那些文化人瑞們永遠不相為謀（反之亦然）。
后來偶爾讀到那些人關于六七十年代的文字——其中有人還對處理文革問題，提出過相當具體的設想，但都始于煽情（調情？），終于扯淡——發現他們講的都是同一個故事：偉大領袖的偉大計划被一伙奸佞宵小“劫持”，讓廣大忠義之士慘遭不幸，最后，云開見日，新一代英主果斷鏟除奸党，帶領人民邁向美好的明天。整個故事听著就像明末話本小說。此外，我猜他們運動期間听多了憶苦報告，受到了勞動人民口頭悲劇文學的影響。我們至今還能听到他們及其子女，滿怀官僚資產階級義憤地呼天搶地。
就讓忠臣們繼續托志幃房，山呼万歲，再不時挨上一頓屁板子吧。對一些死不改悔的賤骨頭，還能說什么？這些人畫不出新畫，他們唯一會做的，就是把一幅臟兮兮的舊畫顛倒過來，重新挂回牆上。他們和整治他們的人，是精神上的同類。在那幅血跡混著紫藥水涂抹出來的畫里，有兩個重要角色缺席：一是他們在挨整之前整治過的人，一是沒有資格挨整的人；而這兩种人，恰好构成中國現代文化的頂端和基石。
中國的官辦文化，就是在這樣一群老鳥的窩里，孵育出來的，所以那些雛儿的品相，也就不問可知，雖說他們當中，也有几個速成班出身的速成“先鋒”和“另類”。假如這幅圖景尚未變成全然的黑暗，那是因為中國有過兩份雜志，一是《外國文藝》，很長時間都是內部發行；再就是鉛打油印的《今天》，加上更早的灰皮書。在我們的社會里，很多有趣的東西都是在圈內人之間交流，其操作的隱秘性，甚至不亞于房中術。難怪當年的文藝小沙龍，往往在廣大人民群眾中造成流氓集團的印象（有些圈子未必不是初級階段的性亂俱樂部）。于是就有了仇恨。
文革期間，讓我體會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仇恨。仇恨這种情感，并不向人們想象得那么自發、朴素和真摯。即人們恨的往往不是最可恨的，而是可以恨的，或者說恨得起的，至少從那些奉旨造反的人的言行上看；在一些非理性裝飾音的點綴下，仍然可以听到一條思路清晰的旋律線。我相信背后這一切，是按一种并不神秘的“仇恨經濟學”的原則運轉。經濟人（Homo
economicus）這個說法，并不像有些政治正确的時髦人士以為的那樣不經推敲。這是我們這個物种的本性。這种本性的普遍存在，使我相信人之間的平等。人生而平等，因為人生而操蛋；也正因為如此，任何人都不會，至少不應該，不論以其精英或草根身份，獲取道義上的优先權。
我看到不少人談到文革時，喜歡比附一些外國的歷史事件，像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時期、德國的納粹主義以及蘇聯1930年代的肅清運動。這些討論，我覺得意思不大，因為我們對外國歷史知之太少（譬如，有几個中國文化人對希特勒的了解，能超出《第三帝國的興亡》這個范圍？），很容易把一個嚴肅的話題談歪。我們沒有瞎做結論的權力，只要把記憶中的事件盡量老實地記載下來，就算功德無量了。我們需要的是記憶，而不是記恨。罪行必須在适當時候得到審判，但以牙還牙卻未必是伸張正義的正途。這個世界上的人，誰敢妄稱無辜？由于种种机緣巧合，紅衛兵的三個發起人，我見過其中兩個。他們都有行伍經歷，一人后來從政，另一人當了作家。他們都是貌不惊人但彬彬有禮，絕無半點頭角崢嶸的感覺。他們讓我下意識聯想到阿連特所說的，“平庸的法西斯”這個詞。
再插一句題外話：据說那位作家后來在1989年有過勇敢正直的表現。不指出這一點，是不公平的，雖然我不喜歡他的作品，更不接受他的信仰。
最后，我非常不同意年輕文人強迫一些有歷史污點的老文人忏悔的說法。忏悔（或許“告解”這個天主教譯法，對國人更有親和力？）是一件触及靈魂的事情，對一些冥頑不化之輩，這根本文不對題。再者，文人歷來被當道以倡优犬馬畜之，總不能柿子專挑軟的捏，把全部憎恨聚焦在几個可怜虫身上吧。
讀中學的時候看過一個蘇聯電影，叫《難忘的1919》。當時剛經歷過樣板戲外加“三戰一哈”的年月，飢不擇食，就連蘇聯電影都能從頭到尾看完。片子的內容忘得差不多了，不過是些不同政治路線之間的是是非非，感覺管電影的意識形態官員是些長舌婦。故事最后是一場海戰。由于英帝國主義武裝干涉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兩支艦隊就在塞瓦斯托波爾港外打起來了。鏡頭里，一個英國地中海艦隊的魚雷艇編隊突襲一艘俄國巡洋艦，斯大林同志屹立岸邊，在雄壯的樂曲聲中運籌帷幄，指揮艦上水兵輪番動用甲板上的各种軍械，而那位可怜的艦長，傻逼似的呆立在艦橋上，像一根接收命令的天線。電影最后是滾動的演職員表（現在流行叫“卡斯”），配樂一欄里，寫著我們的知識分子們崇拜的蕭斯塔科維奇的名字。原來蕭同志也參加過音樂寫作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