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自立
人民文革者——一個二十一世紀新名詞——說，他們全部用心是要在體制內找到撕裂党的契机，實行類似起義之舉——這是“最最”重要的人民者的觀點，而筆者還是無法接受。
我們的看法簡單說來就是，中國問題，几千年的歷史穩定性，穩定系統問題（控制論把這种系統稱為超穩定系統：“ultrastable system”，見金觀濤），農民起義之所以循環往復，不見長進，無法突圍封建專制而只能做到改朝換代問題，其關鍵是，我們祖輩沒有發現新思潮，新體制，新人民——也就是說，他們沒有找到類似“一聲炮響”以外，帶來了什么，這個問題，本來是一個常識問題。早在古羅馬時期的民主派哲學家西賽羅就說過，凡是不能繼承偉大事務的事務，沒有偉大之處（見『法律篇』）。
中國人尋找政治體制突破，以造就偉大事務的努力，五千年來，只是到了今天，才有了一點眉目。這個進展，首先是摒棄了毛式革命，并且在摒棄這個革命的全部思想基礎上，尋找一种普世价值。再是，這個普世价值的尋找，也許甚至排除了民主的暴力（盧梭式）和科學的异化（官僚科技化體系）之觀念——這個為五•四運動所不知的思維提示——而是找到了自由主義，民主憲政和權利制衡。
至于這個新改革，新革命，如何進行，人們還在討論。但是有一點是清楚的，任何回到其他人民起義和人民革命中去的努力，都是一种复辟和倒退——因為這個努力，只是在實際上企圖規避自由主義的時代選擇，從而不具備任何歷史和現實意義。
換言之，評介歷史上任何非自由主義選擇，應該匡定，其大致上只能產生荒誕和負面意義。對于文革的批判之核心，正好在此。文革中有沒有反抗，有沒有反抗的合理性，合法性，這是個退而居其次的問題。我們說過，人民革命，甚至農民起義，不也是反抗嗎！而且是大大的反抗——但是，這個反抗，是一种對于反抗的反抗，是原地踏步甚至是倒退式反抗——馬克思就欣賞這個原地踏步——他說，羅德島就在這里，就在這里跳舞吧（大意），云云——而我們，正好要批判這個丑陋和天真的反抗。這個反抗，与其說是作用于老百姓，不如說是作用于老百姓抬出新皇帝的惡劣行徑——難道歷史不是這樣寫就的嗎？百姓打倒蔣介石，劉少奇，難道不是這樣被党炮制出來的嗎！
誰要是親信了這個謊言，就顯示他不懂得反抗本身，其實，是為了下一撥主子上台開辟道路。這是一切時代反抗者，成為反抗之反面的歷史悲劇和歷史鬧劇的實質。
我們的意思是，討論人民文革者鼓吹的“反党”和“撕裂”，其最終的意義是，在回避人民今天選擇的前提下，重蹈歷史上人民起義抑或類似農民起義的思維盲點，而不适當地夸大那种小規模存在的革命和起義之意義，達到回到“凡是反抗就是正确”——這樣一個老式思考道路上去，從而重復不應該重復的，在歷史上反復上演，而不見任何實質改觀和真正進步的，那种起義和反抗。這個“反抗就是正确”論，其實非常淺薄，非常有害。
阿倫特曾經對于那些反對共產主義的共產主義者，做過恰當無比的批判。那時，是人們起勁遵循麥卡錫主義的年代。阿倫特把他們喚作反對共產主義的“原共產主義者”。她說，他們以共產主義的方式來批判共產主義，“如果我們自身也是龍，那么，兩條龍中間哪一條龍最終會生存下來這一問題就變得毫無意義。”
我們延伸這個判斷，就是，人民文革者，就是這樣一批反對文革的原文革主義者。他們和党的斗爭，也許也是“兩條龍之間”的斗爭，而這個斗爭，其實，已經變得“毫無意義”！此其一。
二，因為，凡是不提供自由主義前途的革命和起義，其結果無一例外，是重復歷史上毫無意義的革命循環論，只是起到改朝換代和供奉新主子，壓迫新奴隸的革命。這樣的反抗和撕裂，甚至不如改革和漸進主義——如費邊主義和自由主義者所提倡的那些觀念。而人民者，既不考慮邊沁和穆勒，也不考慮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他們從來沒有這樣的思想反饋和思維習慣——這本來就是文革后遺症患者的一個思維特點。這個思維特征，究竟是一個偶然，還是他們的确在思維上留下了空白，且要一生保持，抱殘守缺呢？
從歷史的嚴酷性而言，1966年的造反，和1968年的清隊——出現了革命和反革命交替使用的毛主義戲謔——歷史上最為短暫的反抗和服從的實例，就出現于茲，在這三年不到的時間里，毛重復了中國歷史上反復上演的農民起義的失敗，胜利，胜利，失敗的鬧劇。毛很欣賞農民起義，他說，“秦皇漢武”，“還看今朝”。這個循環的實例說明，反抗的庸俗和尷尬。
1949年前后的易幟，同樣說明了反抗——革命的虛妄和有害。反對壓迫剝削之舉是不是正确——這是個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今天，由于几個時代的思潮侵襲和思想爭論，馬克思主義已經沒有他昔日的絕對正确性。孫中山早就指出，美國福特公司的做法，就是對于剩余价值學說的最為實際的批判（見孫中山“民生主義”）。我們的意思是，即便退一步講，文革時期人民文革者大獲全胜，請問，他們當時獲取的自由主義政治思想資源究竟如何！如果沒有這個思想資源，他們在中國要實行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政治貨色！是巴黎公社，還是人民公社呢！他們究竟要造就何种獨特的政治體制和思想體系呢？人們可以設想，他們的胜利，慶典和宣言，是一种何等樣子的新事務呢？這些推論簡直是匪夷所思，不可理喻的事情。
我們暫且回避文革造反派，在進入官方革委會以后的墮落和穢行，實際上，這些“邊緣人”什么政治、思想資本都不具備，只是毛式走卒和棋子。
我們看到，關于革命是解放還是建政，也是西方學者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對于建設過共和和民主的西方社會而言，如果這個問題照樣存在，那么，對于中國人，這個問題就是開天辟地的新事物。這個新事物是未來時。整個新事物，沒有出現在文革之中。其中可以解釋的地方有二。一是，正如同樣是阿倫特說過，通過革命來實現社會問題是不可能實現的。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之所以墮落為恐怖政治，就是因為強行通過革命來解決社會問題而造成的。（川崎修《阿倫特公共性的复權》）
我們對于阿倫特關于革命是政治建构而非社會解放，則需進一步梳理。但是，她提供的，關乎于革命不是解放——不是毛式打倒——而是要建設政治結构也就是美國式的憲政建設，當然可以理解。我們的推論是，人民文革者沒有拿出任何政治建設的方案，以符合革命和建設的一統論——也就是說，人民者，沒有任何政治建設的資源可以提供。他們無法提供他們不同于毛式、革命式或者社會主義式的任何理論和預言。他們是要起義的，以后呢？“迎闖王，不納糧”嗎！
再接下來是，即便是社會解放，在文革里，當然也是子虛烏有的夢想。一致通過、兩報一刊、樣板戲、毛語錄……我們也許不需要再來描繪這個“社會解放”了吧！
三是，人民文革者在什么時候，什么場合下鼓吹過自由主義，這是一個大問題。他們的思想資源，除去被歪曲的巴黎公社之外，上不見他們援引其他任何思想資源，下不見他們對此加以補充的，任何毛以外主義——他們只是說，我，反党了——如此而已——但是，你的反党，其實是用党資源反党，党不但不會全反對，其有大智商者，說不定還會暗自竊喜，說，看，一個反党者，是我們思維隊伍里的人——一般而言，人們說，那些造反派又要來了，也就是說，他們的反對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的魔鬼一樣的暴力傾向——而這個傾向，是党文化真髓所在——“運動了”——人們喊道！。
我們准備分析的，他們的思想資源，其實都是毛玩弄政治、革命游戲玩剩下的一些垃圾——如巴黎公社、大民主、社會主義法制、四一四思潮（所謂造反派打天下，坐天下——本來就是他們打了天下，坐了天下——其他都是奢談——他們顛來倒去的打天下，坐天下，其實只是根据他們解釋而言，不可能根据任何民間解釋；還有不上台面的太子党思維，聯動思維，中學生幼稚的四三派思維（筆者就是四三派，知道其反叛的全部虛假）……此外，人民文革者尚有何“新思維”，至少，筆者完全不知道。在這樣一個如此貧瘠的思想基地上，旗幟所到之處，還有什么是值得人們效法的偉大造反精神呢！
1970年代出現的閱讀潮中，無論是哈耶克，還是沙夫和伽羅締的思維，沒有出現在任何造反派的思維之中——林昭式的基督教普世价值說，也末見于李一哲和楊小凱的思維——這個現實告訴人們，文革中人民文革者的思維，大大落后于北京或者其他地方獨立思考者的思維境界。而到了今天，我們還是沒有看到人民者們，在其文章和宣言中，如何界定普世价值和文革价值的區別和本質。他們除去運用義憤填膺的大起義、大革命一類鼓噪，不見他們占有任何自由主義的思想資源，以證實和解釋人民文革，解釋人民和毛。
其實，我們講過，人民一詞能指和所指的內涵，已經被党完全強奸了。奸后怨婦情結的大爆炸，無以改變該概念的歷史過時性質。
“人民”這個詞——是毛以及其他獨裁寡頭的代名詞，像是齊奧塞斯庫，卡斯特羅和金日成等等。人民和社會主義等等詞解，已經在百科全書里變得很負面——至少相對普世价值和政治常識而言如此。至少西方人士、自由世界人士，把“人民”這個詞匯，看成是列宁主義的一個象征——雖然，筆者以為他們一多半愿意采納公民或者市民這個說法的——在其政治學里如此。我建議人民文革者還是另找理論資源。
四，有人說，你反對人民！看看人民不是在選擇克林頓或者老、小布什嗎！
難道還有比如此無知，更加無知的無知嗎？
人民在自由體制內部的含義和在“人民中國”的含義，難道可以如此危險類比，荒唐對照，且一視同“認”嗎？……毛的人民和美國人民，難道有任何享受權益方面的共同之處嗎！你，有一張選票揣在口袋里嗎？
五，是不是筆者反對“人民”呢？如何定義集權制度之下的人民意識和人民本質呢？這個問題我們寫過文章。這里再行補充之。
關于極權主義制度下之人民概念，許多讀物里都再三論述。他牽涉到我們如何定義此种制度里的人民大眾之真實狀態，包涵思想和意志，夢幻和現實狀態。按照極權主義研究學者的說法，思想的國有化，是源于經濟制度的國有化——這個論斷，已經成為共識（見哈耶克）。反之，人民之思想的非國有化，反倒是思考文革時期，國人思維之不現實的一种判斷。這個判斷得出一個結論，人民起義是不國有化的——其實，我們說過，起義和服從，只是思想一致性的硬幣之兩面而已。
何以人民是有夢想、有理想呢？結論很簡單，就是他們相信意識形態的空洞說教。在這個意識形態的大一統面前，正統，呈現出反對派和贊成派，兩种形態。其實質是，都是枉顧現實的理想主義者。正如我們不厭其煩印證阿氏所言，他們無論是反對者，還是贊成者，思維源泉，都是共產主義。
她進一步說，“徹底喪失自我這种難以置信的現象；大眾對于自己的死亡和他人的死亡表現出來的冷漠和漠不關心﹐大眾對于抽象的觀念所產生的過分嗜好；為了能逃避常識和日常性，不惜把自己的人生陷入到愚蠢的概念中去，對此傾注他們的熱情。”（見《極權主義起源》，下同）
她的這段話，同志們看懂了嗎？
這對中國人而言，是很熟悉的描述。喪失自我，爹親娘親不如毛親！
這個親，是中國人總體夢幻的一段慘劇。而除此之外，恐怖，也是造成這個慘劇的原因——阿倫特說。想想1957年，以及許多政治恐怖吧！
人們對于夢想和“抽象觀念”的膜拜，是宣傳使然，是源于毛和林共襄之造神運動。
于是，國人之人將不人，成為阿式另一段判斷的證明材料——“恐怖的鐵籠企圖使眾人變成單一的人。”邏輯的強制必須預防任何人在任何時候產生新的思考。極權主義恐怖的強制把人們壓縮成為大眾，從而消滅人与人之間的自由空間。
“邏輯演繹的強制，依靠恐怖的力量，強迫每個人加入到運動中去。
“為了使極權主義運動保持不斷運動的狀態，這兩种強制結合為一體，互相配合，相輔相成。”
（這里不得不解釋一下，阿倫特說的“運動”，是符合我們偉大領袖說的“七八年搞一次”這個真理的--她說，“極權主義支配為了使歷史的或自然的過程得到發展，并使其運動法則貫徹到整個人類社會中去，就必定要恐怖。”反而言之，恐怖，也就必須伴隨運動。等等。）
我們的解釋是：
第一，阿倫特對于極權主義的解釋，是對于她未經歷的文革的解釋；這說明了文革的極權主義特征之“全球化”。這些特征就是，人民是一個單數，是一個復數的單數。這里，人民文革者，也被包涵在內。
第二，意識形態同一性，在中國人的整體性質上，被判斷為，國人几乎無一例外地成為毛式人民，而非非毛式人民——整體而言如此。不排除像一些大師，是另外者。
第三，這些國人，無真正思維活動。
第四，恐怖和偽造的思維活動，合而為一。
這個基本的判斷，排除了人民者說的任何异端的存在--退一步說，排除了任何“整體”异端存在的任何可能性。
于是，在這個意義上，人民文革和文革人民，几乎毫無不同。這也是毛成功左右其革命和統治藝術的原因之根本。人民如何，是評定集權如何的另外一個說法。并不因為誹謗人民或者贊揚人民而有任何改觀。所以，人民文革者的載體人民，其實，就是阿倫特描述的人民--這樣的人民，是爆發文革和形成國恥的可悲載體，如此而已！
我們人民啟蒙的重要性，完全由此出發，不能有對于“國恥”反思的任何回避。現在，文革研究几乎到了“文革無罪人”之地步，就是因為啟蒙的失敗和人民者的糾纏不清。
六，文革主流和整體是不是一個痞子運動，新義和團運動，源起于人民革命，列宁主義和毛主義革命的革命或者起義，我們和許多作者有言在先。
現在我們來做個一個分析。這個分析就是，何以人民者的思維局限很大，很尷尬，很淺薄。一個主導思想是，66年的人民思想狀況大大倒退于57年。說個笑話，如果也有“人民反右”的話，筆者反倒是有些贊同的。因為，引蛇出洞時候，蛇們，确實打出了反對毛統的自由主義思想。這些思想已經被歷史證明為，他們來自中國的胡适，外國的憲政和民主思想，如“輪流坐庄”，反對“党天下”等等。這些思想，毛是無法利用的--一些思維之所以可以被毛利用，就是因為他們和毛思維的內在一致性，如造反，革命，起義--而反對党天下，毛無法利用其于万一。這個判斷，具有決定性。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道路和軌跡。
我們很早說過，中國的事情複雜，就在于其思想和政治勢力，政治派別，多少無法從党文化里擺脫出來。除去去了台灣的胡适等人，在大陸的自由主義者，或者1949年來入伙，或者党內反對派，其出身和党、党文化有千絲万縷的同构關係，使得其歷史和思想特征很難和自由主義思想盡相一致。于是，整體而言的反對派思維，無法，也不可能和党文化各自分离，而呈現良莠不齊，黑白兼是的思維風格和思維方式。
66年的思維狀態是，由于林彪的造神運動，在政治角逐中受到毛的支持而獲得成功以后，從64，65年開始的宣傳，開始在党文化里，加入比較一般性党文化更左，更荒唐和更殘暴的狼化內容。其中一個重要信息是，毛打出革命、造反的老旗號，以針對其政敵。顛倒了所謂打天下，和坐天下之區別。這時的思想狀態是，毛一反執政党的應有宣傳，將其改造成革命宣傳。這個革命，當然既沒有革命發動的所有應有前提，也不具備任何有价值的革命理論先導--像是法國革命的盧梭式民主和俄國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等等，當然更不具備美國革命的預設的政治框架--文革，是毛撿回其拙劣的痞子運動理論，將水滸傳里的殺人場面，再呈現于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國大地上。
這是一個絕對倒退和無恥的政治伎倆。無論從政治手段，還是從思想方式上，都是國人蒙受的一种亙古未有的恥辱和災難。這個災難，首先表現在毛成功地，設法使國人忘記了57年的“人民反右”--那些在中國大地上說出自由主義話語系統的人們。二是，其鎮壓并兼蠱惑之道，在几乎十年間成功地使得人民忘記了右派真理——提起右派，國人完全失去了判斷。所有右派人物屆時無不噤若寒蟬，保持沉默。其實，這個可悲的沉默已經開始于反右運動中后期。人們所說的毛式醬缸文化，一方面使得右派被分化瓦解，一方面，老右們自相戕害，告發，表態。他們的思想，完全被另一种可悲的共識同化。
正是在這個文化整肅和思想滅絕的前提下，文革得以爆發。文革的思維，人民的思維，人民文革的思維，得以在66年產生。其延續的時間之長，是令人惊异的--這個毛思維，一直延續到人民文革者時下的鼓噪之中。
我們要說，1976年的悼周時期的擁鄧，89年的擁毛--學生把涂炭毛象者，扭送逮捕--說明，文革人民思想的遺產在起作用。雖然，事情在大致到了1970年初期，尤其是到了林彪事件后，人們開始擺脫毛思維桎梏，開始了獨立思維。以至于產生民主牆﹐產生“第五個現代化”之獨立政治見解，等等。但是，這絲毫不能說明，在文革前三年，有任何整體、主流和本質而言的民主、自由思維。這是我們判斷文革性質的前提。
所謂“打著紅旗反紅旗”者，根本就是心里只有紅旗。我們說過，异教徒資源不是圣經，不是耶穌，也不是彼得和保羅。是其他！ ’打著反 ‘者，是异教徒嗎？不是。
第二种忠誠，是嗎？不是。起義和造反者﹐是嗎？也不是。
只有那些保持沉默者，也許，只有他們，才是。我們說的是，比如，在文革里同樣受難的陳寅恪，吳宓，甚至党內文化出身的李慎之等。他們當然知道造反，起義之荒唐，但是，他們根本不可能出來說話。他們說話﹐等于找死。他們也沒有說話的机构和載體。國家是封閉的。不像俄羅斯作家可以流亡。毛不知道流亡為何物！他只是知道打倒，殺戮，要武！這就是真理的沉默和沉默的真理。
于是，文革成為一個文化黑洞。這個黑洞，由于引力巨大，跳出的光線，几乎成為例外--如遇羅克，這顆絕無僅有的星辰。
重復而言，在沒有思維的時代，是沒有政治思維的--在沒有政治思維的時代，是沒有政治訴求和政治斗爭的--我們按照阿倫特的政治含義而言--文革，不是政治斗爭和政治思維，而是獸行！
七，最后，我們來說說類似理論問題的問題。這牽涉到如何研究文革，這個問題。戲言之，文革研究，是不是要在文革檔案完全開禁以后，才可以見出眉目。這里存在几個估計。《第三帝國興亡》是掌握了檔案資料的。但是，希特勒問題，法西斯問題，甚至法西斯美學問題，還在討論。希特勒是不是對于殺戮猶太人負有直接責任，据說，德國也有不同意見。我們的意思是，文革高層決策之披露很重要。如"“伍豪事件”和“5•16事件”，就是要等待解禁檔案。
但是，并不是不解禁檔案，就不可以定出大是大非。比如，毛是不是要對殺戮負責，這樣一個問題，就不是什么解禁問題。
反而言之，如果在不能獲得解禁檔案的時間段里，過于注重材料收集而忽視理論和思想源流的梳理和判斷，就會被類似紅學研究式的繁瑣考證淹沒。我們發現，一些以為自身掌握了資料者，恰恰是一些是非不分者。他們甚至說，文革不是經濟增長很快的時期嗎？毛不是很偉大的試錯者嗎？云云。（他們其實只是根据官方數字來證明這個“很快”。你可以信任文革的官方統計嗎？你忘記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嗎？數字党，是一個對于數學的党治化產品，這個還要多說什么嗎？……）
薩特和本雅明都說過類似“從未來走向過去”（薩特），“一個特定的現在把一只救贖的手伸向即將埋沒的特定的過去”（本雅明）這些歷史不可知論的話--本雅明說，“起源”不是靠實際發現來發現的，是要和以后的發展相聯係的。他的意思挪到文革研究里，就是，是不是有人民者的“二次文革”，是解讀國人有沒有避免造反和革命的二茬罪的根本原因。在這個意義上，如果國人真的選擇了“二次”，那么，所有我們堅持的文本就會塌陷而失去意義。“將這個封閉體系炸得粉碎的是現在這個集合體。”（均見『本雅明/
走向革命批評』 伊戈爾頓）
本雅明甚至還說過，只有等到無產階級時代，普魯斯特的原意才會浮出水面。他們還引用了所謂托拉經卷的空白處，以等待上帝之填補——“現在托拉文本中字母間的空白處其實是隱約而不見的字母，這些字母我們將來最終可以解讀”。所有這些說明，歷史和未來的互相牽動，是歷史研究的根本。文革研究如何發展，也許要等待以后，等待未來，也未可知！我們現在做的事情，只是在已知範圍之內。未來，也許是歷史的揭示者，從道理上講，如此。但是我們不可以在完全知之以前，不為真理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