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哭
汪建輝
　　
我出生于1966年，那一年正好是“文化大革命”開始。由于呆在一個小地方，再加上年齡小，渾渾濁濁的一直到了小學三年級，我才能夠自覺地意識到“文化”——那一年我所在的工厂分配來了一批知青。我們叫這些新分來的知青為“新工人”。當時恰好有几個新工人被分配住在我家的隔壁。于是我有了跟他們接触的机會。

最早覺得他們不同于我們父母的是他們帶來了几本書，現在我記得的有《水滸傳》《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還有一些他們說我們小孩還不能看的書。

新來的工人借給了我“小孩子可以看的書”。于是我整天都沉浸于“水滸”“三國”中。一開始父親看到我喜歡看書是很高興的，后來他發現我竟然入迷了，于是就不准我看了。理由是這些書上的內容不考試，所以讀了沒有用。他要求我讀那些“有用”的書。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句話在我小的時候就有著完美的詮釋。我就在晚上父母親都睡著的時候，用一節電池，一個小電珠和一根細電線，點亮如豆的電珠躲在被窩里偷偷地看。直到有一天父親起來小便發現了被窩里頭的光線，揭開被子才發現我在里面看著“水滸”。一怒之下，他就將正看著的書撕了。那一次我真正傷心地哭了。不僅是因為書是跟新工人借的，而且我知道這一次之后他們再也不會借書給我看了。

由于長期在昏暗的燈光下躲著看書，不知不覺中我的眼睛近視了。之后，我的成績迅速掉了下來。是因為看不見黑板。記得有一次上數學課，快下課時，老師叫一個同學上去把黑板擦了（那位老師擦黑板時都叫學生擦，因為擦黑板就要吸粉筆灰，粉筆灰吸多了就要生癌）。黑板擦淨后，老師又在上面寫了一道題，并突然宣布考試，要我們把這道題給做出來。我交的是白卷，連題目也沒有抄。老師看了之后大怒，把我叫上講台，并讓我伸出手用教鞭狠狠地在我的手掌上打了三下，然后叫我到一邊去站著，要我好好想想為什么答不上來。我想這還用想嗎﹖因為我看不見嘛﹗可是我不敢說，還是低著頭。老師要我說，我不說，正在僵持，這時有一個同學站起來說：“老師，他眼睛近視，看不見黑板。”我以為老師的態度會改變一些，或者會安慰我几句，可是沒有想到他卻大聲地吼道：“活該，誰叫你不去配眼鏡！”希望突然變為虛無，而后又轉為失望。我哭了，這是我第一次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哭，我顧不上這些了，只顧哭，好像這個世界只我一個人。那時我才知道，哭的人之所以能哭得那樣丟人，是因為他顧不了別人，他將別人給丟了，他只顧得了自己。

我還有一次“哭”是在毛主席逝世追悼會上。那時我讀小學四年級。之所以將哭字打上引號是因為那次不是真心哭，而是出于一种恐懼，不知道為什么的恐懼。對于一件事恐懼，而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恐懼。打個比方，那時我經常將毛主席的席字寫成了度字——“毛主度”，每次寫錯我都害怕極了，用手遮往，不敢讓別人看見。又不敢涂掉，于是我便將“度”字描成了粗粗的“席”，為了裝得像些，我又只好將“毛主”兩個字也描得粗粗的。這樣“毛主席”三個字便跳了出來，一目了然。由于經常寫錯，我便經常地把這三個字描粗，沒想到這竟然還受到了老師的表揚。有一次老師在班上對同學們說我最熱愛毛主席，因為我總要把毛主席三個字多寫几筆，使毛主席顯得非常得突出有力。開追悼會那天，老師要求我們全部都穿白衣服，一定要白色的衣服，沒有不行。我沒有白衣服正在家急得團團轉，真不知該怎么辦。沒有不行，誰知道這個“不行”包含了些什么。

也正是因為“不行”，我母親才想出了辦法。父親找出了一件不知是哪一年他穿的白衣服，可是衣服背后破了一個大洞，總不能就這樣穿著出去。我母親說補一補就能穿，可是找不到一塊白顏色的布，于是母親拿了一個裝面粉的袋子隨手從上面剪下了一塊布把白衣服上的破洞補了起來。同學們一色穿著白衣服排著隊進入了追悼會場。哀樂響起時我們全部都低下了頭。這時哭聲四起。于是我便讓自己開始哭，奇怪，就是哭不出來，我身邊的一個女生已經哭得暈倒了，接著又有几個昏倒了。所有的人都在哭，我偷偷地看了一下。這時我開始怀疑，我的感情是否正常，我是否是對毛主席毫無感情。不可能！這不可能！因為我從來沒有認為自己恨過他。我怕他。雖然沒有見過他。我命令自己：一定要哭！為了哭，我不出聲地讓自己打了几哈欠，我的眼里開始充滿了淚水，然后竟然流了出來。這下好了，我的臉上有了淚痕，誰也不能說我不忠誠。我的緊張的心開始松了下來，可是眼淚卻就不流了。為了不讓別人看見這個過程，我將頭低得很低。低得標准是不讓人看見我的臉。像一株風中的蘆葦。這時我听見了背后的人居然笑了一聲——也許是感覺到的——很小很細的一聲，像是聲音里抽出一根絲，僅僅的一根絲，像真的絲一樣，在我的耳邊搔了一下，只有我一個人能感覺得到。我又放心了一點，想，并不是我一個人沒有真正地哭。我不是一個人。笑聲听不見了，我繼續認真地讓自己“哭”。追悼會進行得很正常順利，事后，老師也表示滿意。校長說這個追悼會開得很好，很成功，很及時，我們表現得也很好。

在開完追悼會回家的路上，我發現同學們都跟在我的背后偷偷笑。一定是笑我，我想也許是笑我裝哭、假哭。我的心自然很虛，做了賊似地低著頭也不說話，一個勁往家里走，裝作是還“沉浸”在悲痛之中。我怕別人問我，更怕當時与人爭辯。“做賊心虛”我想這是很有道理的。這個詞的發明者一定是有做賊的親身體驗。否則他就不能知道。好在別人都沒有問我什么，更沒有跟我說話，只是跟在后面嘲笑。是的，一定是嘲笑，我知道。任何有感覺的人都能感覺得到，只要有一點感覺的人就能夠去感覺它。這是人的生活經驗，也是人的交流与表達的方式。否則人与人之間就不知道是什么回事。我一路低著頭回到了家里。

回到家后，脫下衣服我才知道我的判斷并沒有錯：是嘲笑。但是并不是嘲笑我裝哭和假哭，而是笑我的衣服。原來母親在剪面粉袋時，沒在意地把面粉袋上的“淨重70公斤”的黑字給剪了下來，整整齊齊的，并且端端正正地縫在背上的中間位置，淨重70公斤；原來我的背上印著這几個字，怪不得別人要笑。也是，在哭時我的頭低得那么低，怎么還會有人看見我裝哭呢?不會的，絕對不會的，如果我現在不告訴你們，你們也不會知道。這成了我的秘密，只有我一個人知道。直到現在你們看了這篇回憶文字，并看到了這里。為了這事，我跟母親生了好几天气，怪她讓我在同學中丟面子，使大家笑我。這完全可以避免，母親說這能怪誰呢?要得那么急，家里又沒有現成的，急急忙忙的，誰還會注意那么多細節呢﹖況且那几個字的顏色已經很淡了，不注意還看不清。父親則不以為然，說：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是白衣服就行了。其他都是小事。是的，這沒有什么大不了的，連毛主席逝世了我都沒有哭(而只是“哭”)。我常常想，要是父母親死了，我也會哭嗎?是否也要用“哭”來對付?為了找出答案，我經常做試驗，想像著父母親真正地死了，我便對自己說：哭。可還是沒有眼淚。于是我又對自己說：這回可不是假的，而是你的父母真的死了。快哭！還是哭不出來。于是我便又打了兩了哈欠，眼淚就出來了。我“哭”了。

為了到那時能“哭”，我經常這樣練習自己，到后來我只要半張開嘴，向外長長地吐一口气，眼里就能夠流出眼淚。很大的一串眼淚。久了，我竟然不知道我是否還真的能哭，當我流出眼淚時那是假“哭”呢，還是真哭?

直到那天我才知道：我能哭、會哭。才知道什么是哭。那一年——1989年——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在安徽省被抓了，關進了看守所。父親從千里以外赶來看望我。在小小的接見室里，為讓父親心里能更好受些，我決定讓自己不“哭”，可是我卻真的哭了，怎么也控制不住。眼睛像漏水的水龍頭，眼淚從里面嘩嘩地流了出來。喉嚨則相反，像生了鏽的水龍頭怎么也打不開，說不出話來，那時我才知道，只有自己讓自己不哭，卻又流出淚來才可以稱之為是真正的哭。

那天早晨，管教給我送來了一件衣服。這是一件我高中時穿的毛衣，很久便不穿了放在家里，我這次出來時跟本就沒有帶它。一定是我家人來了。我問：我家里的人來啦?我有點儿想哭。管教說：你父親來了。我又問：能否接見一下。管教答：還要等几天。說完便走了。拿著毛衣我坐在床鋪上，眼里不知不覺地流了淚，后來同號里的人告訴我說，你剛才哭了，流出了眼淚。我竟然流淚了！一個星期后，管教又來帶我出去，說去跟你父親見見面。走進小小的接待室(在審問時又叫審訊室)，我看見父親坐在一張小小的木凳上，眼睛充滿了淚水，由于已經哭得很久了，父親眼睛通紅而疲倦。我本來不想哭，因為我從來就不認為我被抓進來時所做的事是犯罪。我沒什么好忏悔，當時我認為哭和忏悔是同意詞，如果我哭了，就是在忏悔，同時這就表明了我承認了自己犯了罪。可我走進接待室看見了父親通紅的眼睛，和流在臉上的干的已經干了、濕的卻還在閃閃發亮的眼淚。誰也不能夠忍受看見自己已經年老——年過半百——的父親流淚時的情境。我怎么也說不清當時的心情，一個應該安享晚年幸福的老人在哭，為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不能帶給他幸福、歡樂，卻讓他哭了。父親在為我哭，原因在我，他在為我而擔懮、感傷。我想安慰他，使他快樂些，我對他說：爸，別哭，我沒事。很好，看，我不是，很好嗎?我沒有犯很大的事(由于邊上還站著一個監听的人員，我不敢對父親說：我沒有罪)。我極力控制著不讓自己哭，可還是哭了，話還沒有講完就哭了。說到后面我也不能听清自己說了些什么。我和父親面對面地流淚一直到時間到了，管教又把我帶回監室。我使父親傷心，我看見他的臉因痛苦而扭曲的模樣，仿佛老了十几歲。直到現在我還不敢回想父親痛苦的模樣，一旦想起。我的腦袋里就好像伸進了一只手，在里面抓擾，似乎在撈著什么。我的頭便昏昏沉沉亂亂糟糟的，又像是有人在我的頭上砸了一棒。父親在哭，一個年老的父親在哭，是誰也不忍再想起的。在過去的歲月里他已經承受了那么多的苦那么多的累。他應該輕松一下了，剩下的日子已經不多，可我卻又讓他再次承受了這么巨大的痛苦。他在為我而痛哭流涕。他應該輕松一下了，這僅僅是一個美好的愿望，我一直無法把“應該”去掉，而讓他真正地“輕松一下”。

我真實地哭過，卻從來沒有真實地笑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