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文革得到什么
王力雄
文革三十周年時，我為《東方》雜志的文革專刊寫了一篇文章，名為《我從文化大革命得到了什么》。那篇文章的結論是，對我個人而言，我從文革所得抵得過我在文革所失。那期專刊沒被允許問世，《東方》雜志則被勒令關閉。
一晃過去了十年，現在已經是文革四十周年。我要為這個周年寫的文章，是想看一下中國能從文革得到點什么？當然，放大到中國的范圍，我不會說從文革所得抵得過所失，但是我也不希望只把文革說成是“一場浩劫”就放在一邊。因為如果是那樣，文革的所有代价都是白付的，所有的遇難者（包括我父親）也都是白死了。我們應該為那慘痛的代价找到一些意義。同時我也相信歷史從無虛度，而智慧就是能從不管任何性質的過程得到啟迪。
領袖与官僚
對今天的中國，政治改革無疑是最重要的，也是高度危險的關口。這和文化大革命有相似之處，1966年的毛澤東也是把政治變化當作頭等大事，他面對的挑戰也是如何在自己掀起的大風大浪中安全地把握航向。
所謂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為，即使是在壓力下進行的改革，也要由執政集團認可和貫徹，因此改革應該被視為執政集團的自覺。執政集團分為領袖和官僚（專制體制的公務員由官僚控制，可視為与官僚一體）。在高度專制的結构中，領袖可以是唯一的，如皇帝或毛澤東；當今中國專制有所松弛，領袖是一個很小群體，由處于最高職位的數個當權者和有可能晉身最高職位的少數人組成。在領袖之外，政權體系的其他成員都屬于官僚集團。
一般來講，因為政治改革的目標在于制約官僚集團，官僚集團必然反對政治改革，這基本可以被當作定論。因此指望執政集團進行政治改革，只能看其領袖有無可能。政治改革當然也要制約領袖，領袖為此進行鎮壓。在領袖和官僚集團一致的情況下，政治改革不會有任何希望。社會變化只能來自危机造成政權垮台或是自下而上進行革命。這种前景暫且不在這里討論（那是另一個專題）。針對政治改革而言，如果說官僚集團的反對可以被當作定論，領袖卻非絕對如此。領袖是個人，個人總會有變數，理想、高瞻遠矚、歷史感、或是功利追求，乃至政治斗爭的需要，都可能造成領袖与官僚集團的不一致。政治改革可以為領袖帶來歷史榮譽，也是一种吸引。官僚集團則不會有這种動力，因為榮譽只會屬于領袖，官僚則只有損失。官僚中當然也會存超越性的人，但他們的超越只有在接近官僚階梯頂端時才會有意義。只要還未晉升到領袖位置，官僚的超越只能是向著更高職位的超越，而不可能是超越體制，否則就會從官僚階梯上墜落。想升遷就得接受官僚集團的法則。達到階梯頂端后還能保持超越性，那時沒有更高的權力和職位需要超越，超越才可能是針對體制的。
專制權力具有總體性和全能性，專制領袖面對的挑戰、涉及的問題，配置資源的考慮也往往是總體性的，不在體制之內，而是在體制之外或不同體制之間。這為超越提供了視野和選擇。官僚則是置身體制之內，只能在體制內生存、發展和競爭，离開體制內的生態圈就會消亡，因此官僚既無超越體制的需要，也無超越體制的可能。
明白了上述關系，下面的問題有兩個：第一，中國能否出現愿意進行政治改革的超越性領袖；第二，超越性領袖能否戰胜反對政治改革的官僚集團。
領袖的超越
多數專制領袖毫無超越性，只想把持絕對權力，然而歷史上的确出現過例外，較近的如蔣經國、戈爾巴喬夫。毛澤東也是其中一個——文化大革命就是毛力圖實現超越的一次豪賭。
在文革吃盡苦頭的官僚集團決心防止再出現類似文革那种“劫難”，形成了一整套以“党性”、“組織性”、“紀律性”進行審查的机制，保證各級升遷者不能具有超越性，尤其是不能再產生毛澤東那种領袖。中共新的領袖是經過這种机制重重過濾產生的，早應該脫胎換骨，難道還能有超越的可能嗎？的确，這种逆向淘汰的机制很可能會在今后徹底杜絕超越性的領袖，但我尚心怀僥幸：文革中成長的這代中共高層，是不是還會存在异數？這代人的經歷如此不尋常，曾被意識形態的顛覆覺醒，在動亂的熔爐中錘煉，造過反，下過鄉，置身社會底層，再接受高等教育，接納西方思想。經歷過那种反復“淬火”的人，會像鑽石一樣存在複雜的多面，即使在某些條件下只能看到一個側面的光線（因而能通過體制重重過濾），卻不說明不存在其他側面。當其居于金字塔的頂尖，只要深藏內心深處的多樣性還能保持，就不排除在條件成熟時折射出另外的光芒。
廢除終生制是中共杜絕毛澤東的重要措施，卻恰恰埋藏下驅動領袖超越的另一种可能。任期決定了專制領袖的權力不再絕對，一旦退位就會榮耀盡失，班子被撤換，話語被頂替，阿諛逢迎者轉換新主。領袖上台之始就能從下台前任看到自身結局。相對終將從頂峰一落千丈的前景，政治改革對領袖造成的制約就不那么可怕。自己不能一直專制，民主就不再一定不好。既然歷史車輪不可倒轉，靠反對終身制上台的領袖無法否定自己昨天的義正詞嚴，期待其讓位的后起之秀也不會讓步，此時領袖可以用什么彌補失落？達到權力頂峰的人都會希望晉身偉人之列，而人人皆知下一個中國偉人將從政治改革產生，那么能夠在位時享用專制，退位前再給自己博取歷史盛名，這种合算的通吃難道不是一种誘惑嗎？
除此而外，領袖之間的權力斗爭也有啟動政治改革的可能。出于利用民意或爭取國際支持的目的，以政治改革作為資源和戰胜對手的武器，這种所謂“推動歷史進步的惡”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出現。哪怕是軍隊出于野心的干政，在世界民主大潮面前，也要打出政治改革的旗號，才會讓自己的干政顯得名正言順。
專制政權在當今世界屈指可數，中國作為主要代表，常常成為國際社會的眾矢之的。這种与文明的背离每每令中國領袖顏面無光，有理也虧三分。而中國的很多問題，台灣、香港、西藏等都卡殼在這里。加上中國社會多重危机不斷積累，哪痛醫哪的修補應付一時，最終疊床架屋、顧此失彼。當舊體制內的解決手段耗盡時，即使是形勢比人強的“危机推動”，也有可能迫使領袖進行超越舊體制的改革。
專制政權領袖擁有集中的權力，和民主制度下只能掌握部分權力的領袖不同，后者受各种制約，不可能按個人意志做出超越體制之舉，專制領袖卻可以充分使用權力體現個人意志。毛澤東能夠翻云覆雨當然不是好事，但是今日中國若不想發生自下而上的暴烈革命，走和平可控的變革之途，最好的希望就在于出現決心超越舊體制、又能善用舊權力的領袖。
毛澤東如何破解難題
領袖有無變革愿望是一個方面，另一個同樣重要的方面是有無實現變革的途徑。如果沒有途徑，領袖甚至不會暴露變革的愿望。領袖從不會有愿望就行動，而是首先要有成功的把握。
官僚集團對任何改變專制制度的嘗試，都將全力抗拒。按照通常看法，政治改革需要一個超越體制之上（如毛澤東那樣）的政治強人來推進，才能戰胜官僚集團。執政集團目前看似鐵板一塊，原因既可能是領袖与官僚共同抗拒改革，也不排除領袖有變革之心，卻有心無力，既沒有變革途徑，也缺乏毛澤東的強勢。今日官僚體制對領袖的制約比過去大了很多，一方面是領袖弱了，不再有打江山的光彩和意識形態的神圣；另一方面是官僚體制強了，有了更多自主性。毛后三十年中共的“党內民主建設”，實質就是官僚體制的不斷規范化和程序化，以制約領袖的為所欲為。
不過在我看來，領袖的強弱對啟動政治改革不构成根本障礙。過于強調政治強人的作用則是不利的。既然今日中共已不再可能產生毛澤東式的強人，認定沒有強人就不能推進政治改革，也就斷絕了中國政治改革的希望，讓擁有改革意愿的弱勢領袖無法產生付諸實踐的勇气。
其實回顧文革，仔細研究一下毛當年的超越體制，會發現并非因為他是強人就能打敗官僚集團。即使那時毛強而官僚集團弱，毛仍然長期為體制所困。他掌握政權后最多考慮的就是如何突破官僚集團的羅网。他是頭腦，有絕對權威，但頭腦實現意志离不開手和腳——也即官僚集團的日常執行和貫徹。官僚集團由成千上万有自我意識的活人組成，每人都在追求個人利益。當他們發現頭腦的意志和自身利益沖突時，會不約而同或共謀地采取陽奉陰違的手法，利用貫徹執行的權力將頭腦意志扭曲變形，使其議而不決、無法落實、不了了之。領袖無奈官僚是一個歷史難題，無論是皇帝還是毛澤東，或是現在的“中央”，根源就在于領袖對官僚集團是“以少制多”的關系。再強的領袖又如何看管得了上百万官僚呢？雖然毛被捧在神的位置，但是連他居住的北京，他都要感嘆“針插不進，水潑不進”。
毛澤東多年沒有找到解決官僚集團的方法，因為那些方法都得通過官僚集團實行。即使是被稱為“文革”前奏的“四清”，他還是想通過政權體系自身來解決官僚集團的問題。最終他發現，那根本就像是要拿刀的手去砍手本身那樣不可能，官僚集團不可能真對自身動刀。他只有尋找另外的力量對付官僚集團。
于是有了“文化大革命”。毛最終找到的辦法是甩開官僚集團，直接向民眾發布號召，指揮民眾行動。他不再通過組織系統傳達和貫徹他的意志，而是登上天安門城樓，面對民眾直接表達，授權民眾不服從官僚集團。這不是政治強人做到了迫使官僚集團服從，反而是即使以毛的權威也無法指望官僚集團服從，他只能跨過官僚集團，和民眾聯手，利用民眾力量打倒官僚集團。毛在發動文革過程中的舉動——接見紅衛兵、寫大字報、支持造反、鼓動串聯、發布“最高指示”等，都是為了實現跨過官僚集團指揮民眾的目的。
這种史無前例的超越不僅使官僚集團不能再阻擋毛的意志，連官僚集團自身也被造反民眾打得落花流水，并且為曾經“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受到懲罰。毛摧垮官僚集團靠的不是他自己，而是靠民眾。毛的作用只是指揮和保護——告訴民眾如何行動，授予民眾合法性，其余的都讓民眾自己做。事實證明，一旦像文革那樣“放手發動群眾”，即使沒有政治強人，打倒官僚集團也易如反掌。民眾之所以比最強勢的領袖都有效，就在于民眾与官僚集團的關系是以多制少。我一直認為，領袖繞過官僚集團与民眾直接聯手，利用民眾力量改造官僚集團，是毛澤東的一大發明，也是文革提供給后人的寶貴遺產。
在今天，領袖与民眾聯手的方便与當年不可同日而語。毛在1966年8次接見1200万紅衛兵，成本之高難以估量。今天只要利用電視，領袖瞬間就能面對數億民眾。可以說，政治改革最困難的問題——如何戰胜官僚集團，文革已經給出了解決之道。
毛的悲劇
毛的悲劇在于他雖然成功地實現了“破舊”，卻沒有成功地做到“立新”。他所表達的讓民眾直接掌權的愿望，始終沒有在實踐中找到可行方法。繞過官僚集團直接指揮民眾的結果是“天下大亂”，不能長久。而只要專制體制不變，領袖最終仍然得通過官僚集團的手腳才能掌握政權。文革結果只是讓原來的官僚結构“吐故納新”，換了新人。然而新人也會變，進入政權的“工農兵”在掌權中迅速淪為新的特權者。毛能做的只有宣稱文革將要“七八年再來一次”。他期望“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的民眾“斗私批修”，按照他的教導以多制少地看管官僚集團，從而改變領袖以少制多的劣勢。然而“六億神州”沒有變成“舜堯”，無法“万壽無疆”的他剛离開人世，尸骨未寒，官僚集團的舊人就卷土重來，隨后在“資本主義道路”上比原來走得更遠。
要避免毛的悲劇，必須在“破舊”之前解決“立新”。毛的頭腦中有他的“立新”，但是“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的邏輯決定了他的“新”立不起來。姑且不說他以“塑造新人”為基礎的“立”是否可行，“破字當頭”的順序也擺脫不了一直困擾他的悖論。因為先破后立，相當于推倒舊房再造新房，在官僚集團被打倒的情況下，新房的設計、准備材料、施工建設等是無法進行的。人們只能露宿于廢墟，組織和秩序的真空導致失控，甚至落到毛形容文革的“天下大亂”。面對無政府的危机，即使能力挽狂瀾，當務之急也是重新恢复組織和秩序，而非追求立新与超越，于是被打倒的官僚集團又會應運而生，頂多是換上新人。在建造新房的過程中，掌握具體“施工”權的官僚集團一定會按照自己意志，將新房建成他們的樂園。社會無論換了多新穎的名號，也是新瓶舊酒。文革對此已充分證明。
毛在文革中的時進時退，其實也是在因應超越官僚集團和离不開官僚集團的兩難困局。這時政治強人倒顯出重要。如果不是毛那樣強勢的人物，就不可能收拾文革的亂局。沒有“立新”的“破舊”有高度風險，只有政治強人能在不發生改朝換代情況下重建官僚集團。文革中保證社會不致失控的最重要籌碼，就是民眾對毛的“個人迷信”。因此，毛對“個人迷信”的用心培育，与其說是他的愛好，不如說是他在鍛造看家的手段。
毛澤東敢于讓天下大亂，在于他有把握力挽狂瀾。他的強不在于他能戰胜官僚集團，那靠的是民眾，他的強在于當民眾摧毀了官僚集團，他仍然有能力讓社會保持基本服從，同時能重建新的官僚集團。這是另一條需要高度重視的文革經驗：既然亂局沒有強人便無法收拾，甚至可能導致社會崩潰，在缺少毛式強人、也不存在“個人迷信”的今天，就一定要避免文革的“天下大亂”。為了保證這一點，使用毛跨過官僚集團發動民眾的方式，便不能采用文革“破字當頭”的方式，而是要把“不破不立”變成“不立不破”。
“立”意味著建立新秩序，卻不是破坏舊秩序，當新秩序建立起來后，讓舊秩序自然而然被頂替。那种“破舊”是隨“立新”實現的。代表舊秩序的官僚集團雖然不會情愿，卻沒有能力對抗得到最高授權的民眾。而“立字當頭”的順序，意味著民眾無需和官僚集團抗爭，只是不再服從，自己進行“立新”。在這樣的過程中，凡是“立新”之處新秩序已經形成，而尚未“立新”之處仍然會保存舊秩序，因此哪里都不會失序。這种“立字當頭”的結果，最終會是“破也就在其中”。
文革的啟示
問題歸結到，這种“立新”立的應該是什么“新”？或者說，什么樣的“新”才能立得起來呢？
首先歷史已經展示，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天翻地覆”，改變的如果不是專制體制本身，而僅僅是更換官僚集團，政治本質也不會發生變化，甚至還會后退。毛斗爭了一輩子，死前發現他一生致力消滅的“資產階級”原來就在他領導的共產党內。這种荒誕劇式的結局足以告誡后人，不終結專制體制，政治改革就不會有真正的“立新”。專制體制的根本是權力源頭在上，從屬關係自上而下。改變專制體制的關鍵在于調轉權力源頭，把從屬關係變成自下而上。因此進行政治變革的領袖必須是舊體制的埋葬者，而非舊體制的挽救者，其采用跨過官僚集團聯手民眾的方式，目的不是毛對民眾的一時利用，而是要對民眾進行權力交接，一勞永逸地把權力源頭轉到民眾那里，讓民眾變成社會主人。
只有完成了這种權力交接，才能避免毛對官僚集團一時成功、終歸失敗的結局。因為權力源頭保留在專制者手中，對社會的統治便不能离開官僚集團。即使一時摧毀官僚集團，也不得不馬上重建。在那种體制中，無論專制者如何想超越，最終還是要在不可改變的以少制多劣勢中落入官僚集團的羅网。而把權力源頭轉給民眾，整合社會不再需要以重建官僚集團為前提，而是通過自治和自組織的方式自下而上進行整合。經過逐層推舉新產生的官僚，也會始終處在民眾以多制少的看管之下。
可以看出，這种交接權力不能用“轉換框架”的方式。因為“轉換框架”如同推倒老房蓋新房，面對的都是總體性問題，离不開官僚集團的行政主持和管理，因此會重新卡在毛澤東遇到的悖論上——讓官僚集團把自己掌握的權力交給民眾，無异指望讓拿刀的手去砍手本身。這种交接應該是從社會最基層單元開始，可以比喻為“更新磚瓦”。“磚瓦”能夠實現自我管理，更新也可以自我完成，不需要依靠行政系統的主持，因此可以甩開官僚集團。同時，在“磚瓦”層面又不會和官僚集團發生整體沖突，只需要以不服從、不來往与不合作的方式架空頭頂的官僚就可以，從而避免社會大的震蕩。
推動政治變革的領袖跨越官僚集團，直接交給民眾“更新磚瓦”的方法和權力，那种方法一定不會複雜，也是不需要主持的。複雜就得有主持，而只要有主持，權力最終就會落在主持者手中，民眾則會重新受擺布。這對範圍提出了要求，只有在人們可以直接溝通、協商和決策的小範圍，才能進行不需要主持的“立新”。這种小範圍就相當于這里所說的“磚瓦”。相反，代議制的普選、公投一類活動覆蓋的範圍大，必須有主持才能進行，屬于“轉換框架”，因此是不适用的。
當然，僅僅“更新磚瓦”還不夠，還需要逐步擴展，層層向上，最終自下而上地實現整個社會轉型。這要求“磚瓦”的“立新”中包含自我生長的机制，除了啟動環節要由領袖推動，一旦起步就能自行驅動和自我複製，并有自動調節功能，使“磚瓦”之間能實現自組織整合，不斷擴展并完善。那時即使不再有外力推動（如啟動改革的領袖被官僚集團罷免），“立新”也將不會停頓，不可阻擋，直到完成整個社會轉型。
現在，我們已經有了跨越官僚集團的途徑。對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剩下的關鍵是找到符合上述條件的“立新”方法。這是思想超越的任務；另一個關鍵是產生愿意超越政權的當政者，這卻是民間無法左右的。這兩個關鍵缺一不可，如果不能找到相應的方法，或者不能出現相應的政權超越者，我們能做的，就只有等待革命的腥風血雨橫掃中國，并准備在那個過程玉石俱焚。
2006年4月 寫于阿克蘇、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