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亮的心
夏榆
游街是我在少年時代看到的最為惊駭的事情。
我看見的游街有兩种，一為步行者。在礦區，被游街的人，或是被揪出來的反革命，或是被清查出來的地主、富農、封建把頭。那些人脖子上懸挂一個大鐵牌，牌子上用油漆寫著姓名以及罪名。名字多半被打著叉，罪名則用變型的漢字排列著。被游街的那些人低垂著頭走路，前邊有人鳴鑼開道，后邊有人擊鼓壯行。中間有人高舉手臂，高呼口號。一干人浩浩蕩蕩在街市中穿過。所到之處，圍觀者眾。還有一种游街是由解放牌大卡車拉著，游街的那位被五花大綁捆著，衣領后高高地插著一個箭牌，上寫“反革命分子XXX”。后邊有警察押著，一干人坐卡車出行，除了押解的警察，卡車車頂還架設著机槍，民兵守著机槍的，高音大喇叭綁在卡車車頂，隊伍所到之處，口號高呼，陣勢顯然威風許多。
那時，我只以為游街是礦區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知道那也是中國城鄉生活的一部分。
蘇建國就是我在那時見到的。他被卡車拉著，被人押著游街，他的罪名是反革命。我經常能看見他，后衣領高高插著一個箭牌，上寫“反革命分子蘇建國”，名字被打著紅叉，書寫著罪名的漢字被變型排列著。他的雙臂被反剪著，用麻繩五花大綁捆著，后邊有一挎著沖鋒槍的民兵站著，載著他們的卡車在馬路緩慢移動，在卡車行進的時候，有人拿著高音喇叭高呼口號：“打倒反革命分子蘇建國”。卡車上的蘇建國臉上沒有任何表情，被人摁著頭站在那里任由示眾。
在卡車緩慢地在街上行進的時候，我看見李潤琴，她在人群里跟著卡車，卡車走到哪儿，李潤琴跟到哪儿。她的神色是安靜的，甚至是死寂的，她几乎是飄乎著身行游走在游街的卡車后。我覺得在她的眼中，除了蘇建國，那些圍觀者和荷槍實彈者是不在的。
蘇建國是李潤琴的對象。我听媽說，蘇建國是活不了的，他犯的是死罪。那時候，在街頭經常會貼出宣判死刑犯的告示，告示白紙黑字，印著名字，一二三列舉著條條罪狀。告示上會詳細標明處決的時間，地點。看到這樣的告示我的感覺是又惊駭，又激動。在那些告示上，我看見過蘇建國的名字，他的罪名和他衣領上插的箭牌一樣，是反革命。告示上列舉著他的罪行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我知道在那個時候，這是一宗大罪。
現在看來，“革命”“支持革命”或者“反對革命”，只是人對“革命”的三种態度和立場。崇拜領袖、頌揚領袖、反對乃至批評領袖也是一個社會的常態，但在四十年前，這是區隔敵我營壘的一個至高無上的標准，一個不容置疑的尺度。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是敵我營壘斗爭的原則，對這個原則的殘酷性的認識是在我漸漸長大之后。
在我的家鄉，現在的李潤琴只是一個衣衫襤縷，蓬頭垢面，只會痴笑的傻女人。但是從前的李潤琴是一個超群脫俗的美麗女子。美麗的女子那時候有一個標准，就是李鐵梅。我覺得李潤琴很像李鐵梅。
那時候，能看到的電影就是《紅燈記》之類，因為沒有比較，就認為《紅燈記》是最好的。李玉和身穿鐵路服，頭戴大沿帽，提著一盞號志燈雙目炯炯，英气勃發的造型在那個時代是英雄的典范。而李鐵梅的綴著碎花的紅花襖和她的一條及臀的大長麻花辮就是一個美女的全部。在礦區廣場放映露天電影的時候，每次有《紅燈記》我都不會漏掉，我可以從銀幕的正面看，也可以從反面看，對李玉和的英雄形象和李鐵梅的美麗形容我已經是爛熟于心。所以，看到李潤琴的時候我就認定她就是李鐵梅。
實際上能見到李潤琴的時候很少，其時她是在一個叫西村的地方插隊，西村离大同有一百二十公里的路程，她要隔一個月回家一次。她回來的時候，就是節日，很多人都高興。除了她的父母就是我們這些孩子。
我高興見到李潤琴，是因為她美，她的又大又亮的眼睛，她的又長又黑的大辮子，那都是我想要看到的。每次她從西村回家，為了能夠見到她，我會等在巷口。這是我的心机，有時候就會得逞。看見她提著暖瓶出來到巷口的鍋爐房打開水，或者到街邊的供銷社去買什么東西，那時候我就會很花功夫地看她。站在一個相對僻遠、不易被她察覺的地方，我就很仔細地從她的背后看她，從頭髮看下去，看到她的手指，我很享受她帶給我的美感。在我看來，李潤琴的身上聚集了一個成年女子應該具有的全部的美。
我還很為她擔心。比如我莫名地猜想，有一個什么樣的男人与她相配，她遲早會有一個男人的，但想來想去，我覺得沒有男人能夠跟她的美匹配。我自己也不行。那時候我只有十二歲，在1976年，我還只是一個沒有發育開的孩子。雖然很喜歡她，但是內心自卑，不會因為喜歡就把自己跟她扯到一起。我只是暗中喜歡她，這种喜歡是一個男孩子与美的初次相遇，与一個美的女性初次相遇，那是一段美妙的旅程。
李潤琴是紅衛兵我是知道的。在她下鄉插隊之前，她每天出入街巷就是一身綠軍裝，腰上扎著皮帶，臂上纏著紅袖標。她最常帶在身邊的就是毛主席的語錄本。就像后來我听到過的相聲演員姜昆說過的一段相聲，那時候，人們上街、見面、買東西、甚至吵嘴之前都會先背誦一段毛主席語錄。一個人要照像，走進照像館要說：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的革命同志，為了一個革命的目標走到一起來。背誦的時候人的神情十分庄重，仿佛毛主席就在身邊，誰都不會怀疑他的嚴重性和嚴肅性。
那時候還小，我并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只是被動地跟著大人們。比如上街集會，打著燈籠或者小紙旗去游行，歡呼党的一個決議的頒布，歡慶党的一個會議召開。這樣的事情已經成了家常便飯。有時候是在白天，有時候是在深夜，只要一有號召，我們就得赶緊行動，表現出積極的姿態。所謂我們，是指我和媽。當時媽是街道居委會主任，很多事情就是由媽向大家傳達的。而在我的記憶中，自從我在1964年出生，我就已經看見和感受媽作為那個時代的一個紅色分子所經歷的紅色風暴了。變化的是我，從襁褓里，到在媽的怀抱中，再到她的后背上，到能從她的后背下來被她牽著手，最后到我能脫离牽手，自己行走，我覺得我的成長就一直是在紅色風暴中成長。而我的生長之地，是遠离毛主席，遠离北京，遠离政治文化中心的礦區。
那時候不知道還會有別樣的生活。以為每天念毛主席語錄，為最高指示上街游行歡 慶，給揪出來的黑五類開批判大會就是生活的全部。
還有，那時候以為，沒有糧食，沒有副食，吃父親從山上挖回來的野菜和從榆樹上剝下來的榆皮，拌著醬油吃，就是本來應有的生活。
我知道李潤琴到了西村插隊以后當上了播音員。那是媽告訴我的。播音員很厲害。在大喇叭里我已經見識過男女播音員在播送各种消息時候的鏗鏹和雄壯之聲，雖然我知道播音員只是在傳達某种至上而下的聲音，但是在我看來那仍然是無上光榮和無上顯赫的職業。在我嘗試著跟李潤琴說話之前我的心不住地狂跳。我見到李潤琴，會有一种畏懼，那是對美的畏懼。我并沒有想入非非。但是我在見到她的時候，仍然感到惊慌和心跳。這沒有辦法。顯然李潤琴沒有理會過我，她在巷口看見我，微笑一下，如同一道光影滌然而逝。她不知道我在這里的漫長守候，戰戰兢兢的等待。在她看來，我就是一個小屁孩儿.。
不知道為什么，我堅執地認為李潤琴是個幸福的女人。与其說這是一個判斷，不如說是一种期望，或者說祈愿。但是生活告訴我，我的愿望就是水中月，鏡中花。
令我吃惊的是，有一天我听到了李潤琴家里傳出來的女人的哭嚎。我的家和李潤琴的家就是一牆之隔。有人說話的時候，兩邊的屋里的人都能听見，這放大了的悲聲听起來更是震響。
那一天我听說李潤琴出事了，她在西村的男朋友因為“反革命”的罪名被警察逮捕。李潤琴的男朋友是從北京到西村來插隊的知青，据說他是利用休假的時間去了北京，他參加了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他把寫好的詩歌貼到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一側，他還抄錄了別人寫的詩歌。他的那個筆記本被人發現后上報給党組織。李潤琴的家里吵翻了天。他的父親、母親、弟弟都陷于一場突如其來的危机中。那時候，發生這樣的事情是非同小可的。
一個家庭如果出現一個反革命，他的家庭成員就會受到株連。首先政治上不再被信任，其次是生活中被另眼相待。這些是我從李潤琴和她的男友身上看到的。
蘇建國會被拉到礦區來游街。現在看起來當年策划和操作罪犯游街示眾的人是極具創意和能量的一個人，為了擴大游街示眾的影響力，被集中起來游街的這些犯人可以走遍城鄉。因為李潤琴跟蘇建國的關系，她從廣播員的崗位上被開除，遣返回家了。蘇建國被押解著游街所到達的區域就增加了李潤琴家所在的礦區。那段時間，只要听到大喇叭游街的廣播，我就往外跑，跑出街總能看見載著蘇建國的大解放牌卡車。
媽說李潤琴瘋了。突如其來的變故對她的理性是一次致命的摧毀。她的神經崩潰了。對媽的說法，我并沒有惊訝。因為我看見的這樣的情況并不少。
受難的不光是李潤琴，還有她的爹娘。李潤琴的母親叫李菊花，一個裹著小腳的老婦人。蘇建國被游街以后，居委會開始給李菊花辦學習班，理由是女儿不能跟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
都是街坊的女人，男人們下礦井干活儿不在家，就是女人和孩子。女人和孩子們就聚在一個人家，給李菊花辦學習班。女人們都坐在炕上，讓李菊花站在地上，她的小腳踩著一個小板凳，脖子上挂著個大紙牌子。紙牌上寫著字：反動把頭劉四貴的臭老婆。女人們拿著毛主席語錄，有人組織念毛主席語錄，念完了，女人們就讓李菊花承認她的罪行。不承認就不罷休，不承認就一直批斗。
李菊花以前跟四鄰都相處得好，有時過節，誰家有好吃的就送過去，炸油糕那時候比較稀罕，她做好了，就給四鄰送過來。李菊花每天就那樣站著，受不了，她又想不起承認什么錯誤。有一天她跑來跟媽說，你說咋辦呢？她撩起褲腿，她的小腿腫得老高，一按一個坑。媽就跟她說，你要不承認點什么，要不你年紀大了，老這樣被批斗怎么辦呢？她就听了媽的話。第二天再批斗她的時候，她就承認自己的錯誤，她說她給媽的雞喂食，給雞飼里下了毒。她開始胡說了，因為那些雞的死是因為雞瘟，跟她沒關系。李菊花說得越嚴重，就越离譜，主任說她不老實繼續批斗。
李潤琴的父親李樹德也遭批斗，李樹德是井下的扳道工，就是維護鐵道正常，保證礦車正常運煤的。不知道誰查出他在解放前做過把頭。把頭就是跟班隊長，就是監工。每天批斗。工人們下礦井以前，就坐在工房里學習半個小時，李菊花的老頭就戴著個大鐵牌彎著腰站在工友面前，批斗完了，工友們下井，留他在上邊打掃衛生。每天這個樣子。沒几天老頭受不了，趁人不注意就用鐵絲把自己吊在暖气上，結果被人發現送到醫院，搶救過來，但是對他的批判就更嚴厲。
游街、批判、監禁、行刑是我在少年時代看見的四种情形。
它們貫穿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通常，行刑的地方是在山里。汽車要沿著盤旋的山路走很久才能到達行刑地。每次行刑的時候圍觀的人很多，獲悉行刑訊息的人，早晨帶著干糧去山里看，通常要步行走三十里地，那座山看上去滿山遍野到處都是人，密密麻麻如同赶集。死刑犯分別被几輛卡車載著，押往行刑地，那是山上清出來的一塊平地。死刑犯從車上押下來，押著他們的是戴著白色手套，戴著黑色墨鏡，荷槍實彈的民兵和軍警。戴墨鏡据說是怕被人認出來報仇。那些死刑犯站成一排。有的面色不改，有的哆嗦如篩糠。有的已經完全沒有力气站起來，被提著站在那里。
行刑的是摩托車隊。那些坐在車斗里的士兵据說多是神射手，他們戴著墨鏡，戴著大口罩。在一聲令下，摩托開動，車過之時，手起槍響，那些人便應聲倒地。
圍觀的人會在槍響之后涌上前去，他們會查看那些被槍決的死刑犯的狀態。据說，有的人被射出了腦漿，他們說人的腦漿就跟剛出鍋的豆腐，冒著熱气。
我一次也沒敢看過。我到了山上，就在行刑之地，但是槍響之后，我是沒有勇气靠前的，我不太敢看人的腦漿被擊出的圖景。
蘇建國被執行死刑的時候，我就在山上，但是我也沒敢走到近前。槍斃蘇建國的時候，我照例跟著上了山，照例看著他被人拖下卡車，站在岩石之下。我看見了他的臉，那是一張浮腫而麻木的臉。我想象不出他會是反革命分子，他能怎么樣反呢？他的個子很高，骨架很瘦，看上去像根電線杆子。
坐在三輪摩托車斗里的刑警等待摩托發動，摩托車輾過山石青草移動車輪的時候，戴著大口罩，白色手套的刑警端起手中的槍。摩托車開動的一瞬間，手起槍響。立在崖壁前的死刑犯應聲倒地。我的感覺就像是看見一只山羊倒在路邊。我不知道人和山羊是不同的。
我還是沒敢靠前。但是，那天，我的腦子里一直有被人描述的腦漿的圖景。那种就跟熱豆腐一樣的腦漿的形容直到我下得山去一直在腦子里揮之不去。他們使我在很長的時間，端起飯碗的時候就想嘔吐。
那些被擊斃以后的死刑犯被裝到塑膠袋用卡車拉走，在距离行刑地五十里的市郊就是殯儀館，拉來的死刑犯就送到殯儀館就地火化。當然，警察不忘在通知其家人的時候收取兩顆子彈的費用。
也有例外。有的死刑犯會被拉到醫院，進行遺體解剖。他們健康和完好的器官以及內臟或者捐給醫院，或者被移植到需要他們的人身上。媽告訴我，移植死刑犯的器官在那時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她在街道居委會工作，幫助聯系過好几次這樣的事情。
蘇建國的心臟被移植到一個名叫劉珊珊的心室里，這個女子有一個擁有實權的老革命的父親。
李潤琴被通知領取蘇建國的遺體。他的心臟被移植了。蘇建國的肉身從人間消除，但是他的心臟一直寄居在一個女性的身體里存活下來。一個被以“反革命”罪處死的男子的心臟被移植到老“革命家”的后裔的心室，她使死去的蘇建國的心臟在這個世界存活下來，這件事給我的感覺很蹊蹺。
1990年，我尋找過蘇建國的心臟寄居的身體。我听媽講了蘇建國的故事，就想找到他，那時候我已經開始寫作，我很想把蘇建國的故事寫出來，那時候我迷戀這种曲折的跟心臟有關的尋找過程。
在省城見到劉珊珊的時候，讓我感覺到世界的荒誕。那是一個脆弱而神經質的女子，看上去俏麗而有書卷气，但是据說她的性格抑郁。我見到她的時候，她在一座長滿桃樹的花園里采摘果子。這個韶華已逝的女子的身體里攜帶著一個死刑犯的心臟，我覺得這個事情比較反諷。
劉珊珊在移植了蘇建國的心臟之后又活了將近十二年。最后她還是因為心力衰竭而亡故。我知道這個消息是在1991年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