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一場游戲一場夢 – 兼与“人民文革”說商榷
喻希來
按照金鐘的建議，我們把“文革”作為一個類似于“勞改”（其英語為Laogai）的特定用語，而不是官方辭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文化革命”的簡稱。1
首先，我們要區分文革運動与文革時期，本文中所謂的文革，均指前者。文革時期的中國，是指1966—1976年的中國。在這期間發生的許多事，与文革運動并沒有直接的關系。譬如說，由于大量施用化肥，改良种子，擴大灌溉面積，中國的糧食產量在文革時期穩步上升，大大地緩解了國人的口糧問題，但這并不是文革的功勞。有些事情与文革運動有一定的關聯，但關系并不大。比如說，中國外交戰略從“三斗一多”（与帝、修、反斗，對外援助多，1972年、1973年的援助額高達國家財政支出的6.7%、7.2%
）2 轉向“一條線”（毛澤東在1973年對基辛格說：“我說要搞一條橫線，就是緯度，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3 “整那個王八蛋（指蘇聯）”4
），就不是按照文革的邏輯。按照文革的邏輯，是從“三斗一多”到“三砸一燒”（砸印度使館、印尼使館、緬甸使館，燒英國代辦處）5 ；1970年代的外交轉向固然有對極左外交反思的因素，但主要還是遵從了國際政治（合縱連橫）的邏輯。再比如說，大小“三線”和“深挖洞”，耗費了几千億人民幣，影響到几千万人的生活，确實是与文革同根生，但它的起源還要早于文革，因此也不好說是文革的產物。然而，由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革，的的确确是那個十年里的中國主旋律，是毛澤東一生中最珍愛、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是從那個年代過來的大多數中國人無法擺脫的一場劫難。
現在關于文革性質的种种論述，有許多還是在跟從毛澤東的指揮棒。毛澤東親自修改定稿的“五一六通知”說：“我國正面臨著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高潮。這個高潮有力地沖擊著資產階級和封建殘余還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陣地和文化陣地。……全党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兩年后，毛澤東又發布了“最新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党及其領導下的廣大人民群眾与國民党反動派長期斗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斗爭的繼續。”6
“文化大革命”也好，“政治大革命”，都是毛澤東欽定的性質。
其實，文革与革命風馬牛不相及。人們常說，“文化革命”是“革文化命”，是摧毀文化、踐踏文明。至于政治革命，從殷周換代到蔣毛更迭國號，自有約定俗成的含義，人們只知道陳胜吳廣革命，卻聞所未聞秦始皇革命或者秦二世革命，雖然他們都曾在政治上有大作為或大動作。而毛澤東是以“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7
自許的。“秦始皇”親自發動，億万“臣民”在“公安六條”的鳥籠里“奉旨造反”，實在不好說是什么革命。在筆者看來，与其說文革是一場革命，不如說它是一場游戲。
文革結束三十年后，它的遺跡竟然難以尋覓了。當年人人佩戴的毛主席像章成了文物販子的叫賣品，曾經印刷過几億本的“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在有些圖書館里已是“館藏書”（請把它与《圣經》、《可蘭經》和《論語》做個比較）。不要說文革前的“四舊”全盤复辟，連1949年以后一度絕跡的“風水”、“算命”、“冥婚”……也重新招搖過市了。更不用說“資本主義尾巴”沒有割盡，它今天已經是一個龐然大物，“世界革命的中心”早已淪為全球資本家的“天堂”和“樂園”。不僅現在的年輕人對于文革一竅不通，過來人對于文革也恍如隔世了，連人們對文革的記憶也受到“商業和娛樂消遣”的支配。8
毛澤東把文革的任務定為“斗批改”、“破舊立新”，而文革中的“新生事物”，又給當今的中國文化留下了多少有价值的東西？“十年一覺揚州夢”，昔日的一場游戲，在許多當事人那里今天已經成為一場夢。
文革性質：什么意義上的游戲
中文“游戲”一詞，有著廣泛的涵義，与之對應的英文詞匯包括play，game等。 席勒 、 赫伯特•斯賓塞、 谷魯斯、弗洛伊德等都曾提出過關于游戲的理論 9。
我國社會學家鄭也夫也對游戲的概念有透徹的闡述。10 本文不准備詳細地討論游戲理論，出于剖析文革的目的，只需從兩個層面了來理解游戲的概念——生活中的游戲与文化中的游戲。
梁啟超曾在討論生活中的趣味問題時把生活的領域分為四部：“一、勞作，二、游戲，三、藝術，四、學問。”11學問又可分為求學与研究。對于青少年來說，求學是工作的預備階段；過去曾經是一种業余愛好的研究，現在已經成為許多人的一种工作。同樣，高雅、自娛的藝術，由于已經成為越來越多人們的飯碗，而受到日益嚴重的媚俗、趨時的壓力。所以鄭也夫說：“對于多數人來說，游戲是与工作對立的。因此對游戲性質的探討可以從游戲与工作的比較中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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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目的是為了其結果。有時候結果會是不盡人意，但這絲毫不能改變它是工作的目的，工作是為著它而開始的。与之對比，游戲不是為了結果，而是為著過程中的愉快；絕大多數的游戲最終并沒有物質上的收益。其次，多數人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帶有被迫的性質，或是為他人所迫，或是為自身的生存所迫。而游戲不包含類似的被迫，它是自愿的，因而常常是愉快的。”在文革開始的時候，積極響應號召參加運動的人大都怀有一种歡快的心情，他們沒有想到，自己最終也會成為被戲耍的對象，到時候連哭都哭不出來。十年運動搞下來，很少有人成為真正的受益者，整個社會也從運動中“最終并沒有物質上的收益”。
“但是，在另一些人那里，工作和游戲不是對立的，工作几乎就是游戲。盡管在今天的社會中這樣的人只是少數，他們的狀態畢竟迫使我們對上述的對比做出修正，也就是說，游戲与工作的區別大約只是相對的。一方面，工作有時可以成為游戲。……一位前克格勃的官員說，他酷愛設計陰謀，他每天工作16小時，樂此不疲。那工作對他也成了游戲”“馬克吐溫說：工作的法則似乎非常不公平，但是事實就是如此，沒辦法改變：工作者從中得到的樂趣越多，他所得到的薪水也越高。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社會階層的划分除了收入、社會聲望等因素外，還有一點值得參考，就是工作中的趣味性。”“另一方面，游戲有時也可以成為工作。比如打球是游戲，但是打球在職業球員那里已經成了工作；而這又是一种很特殊的工作，因為廣大觀眾對他們的‘工作’的觀賞仍然是地道的游戲；并且盡管它是球員們的飯碗，多少球員仍然很喜歡和熱愛這項活動。由此可見工作和游戲的相互滲透。”
我們把游戲分為兩類，一類是休閑、娛樂性的，一類是獵奇、冒險性的。后一類游戲和工作的相互滲透更為明顯，可以稱之為高級游戲。隨著社會的發展，這兩類游戲在人們生活中的位置將變得越來越重要，人們的游戲者角色將与工作者角色并駕齊驅，所以鄭也夫才會有“游戲時代”的說法。而在文革時期，中國尚處于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過渡期，距离后工業社會或者信息社會還很遙遠。這是一個渴望工作、渴望溫飽的年代，游戲對于社會來說多少還是一种奢侈品。因此，盡管說文革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運動”，規模空前，參与者人數超過此前的任何一次運動，但以運動為游戲者，畢竟還是人群中的一個少數；運動時間在社會總工時中所占的比重，也只是一個少數。自始至終把文革既視為工作又視為游戲，從中獲得無限樂趣的，恐怕也只有毛澤東一人。
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寫道：“在一個理性的存在者里面，產生一种達到任何自行抉擇的目的的能力，從而也就是產生一种使一個存在者自由地抉擇其目的之能力的就是文化。”13
哈貝瑪斯解釋說：康德把文化稱之為理性的本質為了某种目的所進行的有用的活動的產物。14 而游戲理論的先驅者胡辛加說：“文化是以游戲的方式產生的，文化從一開始就是游戲著的。”15
根据維特根斯坦“家族相似”的觀點，“游戲”是沒有什么“本質的定義”的，而只是一些用法的集合。按照不同的用法，甚至可以把游戲的概念擴展到所有的文化領域。
有目的、有用的文化与無明确目的、無實用性的游戲，如何能夠重疊在一起呢？因為從人類整體或者上帝的角度來看，個人的“理性”只是一种非常有限的理性，正所謂“人一思考，上帝就發笑。”在某個人看來是有用的東西，對于整個社會來說可能是有害的。哲人偉人一生的辛勤探求，最終在上帝看來可能只是一個笑話。許多种不同社會模式的試驗，最終可能只有一种成為正果，作為延續下來的人類文明的組成部分；其他的試驗則成為過眼煙云，成為需要后人挖掘和解釋的文物遺存。古人云：“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從這個角度來說，軍事演習顯然是有用的。但如果最終戰爭沒有打起來，在后人的眼里，每年耗費巨大的演習豈不就是勞而無功的游戲？筆者年輕時候曾沒日沒夜地在遼闊的錫林郭勒草原上挖地道、布石雷，說給現在的青年人听，比天方夜譚還要可笑十倍。按照人類學家的用法，廣義的文化是人類一切活動的總和。結算一下几千年來的人類活動，只有極少部分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的階梯，絕大部分只是有過程而無結果的人生游戲。盡管毛澤東情牽夢繞，死不瞑目，希望文革能夠改變中國与世界的命運，但文革運動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給現今中國留下的痕跡還不如他在1958年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
就當時而言，文革是一場少數人積極參与（多數人是“逍遙派”、“觀望派”）的“整人”游戲（毛澤東說：“与人奮斗，其樂無窮。”16 ）。從現在來看，文革是一場很少留下文化遺產的狂飆游戲。當年的狂熱程度，可用林彪的一句話來代表：文革要“刮他10級、11級、12級台風”。他同時還說：文革的“損失可以說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績是最大最大最大”17。
即使是現今的文革擁護者、歌頌者，也很難承認這個結論--如果文革真有這么大的成績，又豈會出現“資本主義全面复辟”？
二、“文革”動机：“天師”的游戲
毛澤東在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复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18
為了證明文革的必要性和及時性，把劉少奇定性為“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讓林彪和孔夫子連成一條“又粗又長”的“黑線”，對于毛澤東及其手下來說，就都成為“完全必要”的了。然而，解釋文革的兩种主要理論——權力斗爭說和社會沖突說，都不能支持毛澤東的說法。
中共党內存在著毛澤東路線与劉少奇路線的分野以及兩种路線支持者之間的派系斗爭，這不假。1962年“七千人大會”后，劉少奇的權力有了明顯的擴大，倒向劉少奇路線的干部日益增加，但是，這還遠遠构不成對于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現實威脅。毛澤東事后曾對斯諾說：“那個時候的党權、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党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個時候我說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19
即使按照他的說法，党政軍權力中，除了（被劉少奇和鄧小平直接掌控的）党權管不了了，政權（通過周恩來）和最關鍵的軍權（通過林彪）還是听他話的。事實上，他在文革前夕曾當著其他領導人的面，訓斥劉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20
毛澤東是一個自信的人，他在內心深處并沒有把劉少奇視為真正的對手。
社會沖突說（其中包括“兩個文革”或“人民文革”說）的闡釋者之一鄭義最近提出了“趁机造反”說。21 筆者以為，盡管在“十七年”中，“官僚主義者階級”与“人民群眾”的積怨已深，但還沒有尖銳到無法壓抑的程度。“人民群眾”趁机造反，就說明不是逼上梁山，不反不行了；只有在最高領袖把文革“發動”起來，統治机器暫時癱瘓之后，才有机可趁、有空可鑽。
文革既非必要，也非必然。22 如果毛澤東愿意，他完全可以像打倒高崗饒漱石、彭德怀､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一樣，通過党內斗爭的方式來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陶鑄。文革中种种摧殘人權、滅絕人性的暴行，固然与斯大林--毛澤東式的極權專制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但這种罪孽并非文革所獨有；而文革所特有的群眾造反方式，在金氏父子六十年統治和卡斯特羅兄弟四十七年統治期間就未曾出現。
張顯揚說，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机是“生前怕篡權，死后怕鞭尸”。“毛澤東發動文革，确實是為身后之事，這是毫無疑問的。不過，比身后之事更加緊迫的，是眼下的大權不要被篡奪。他對形勢估計得非常嚴重，認為相當大部分的權力已經不在自己手中。……党內已經形成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為了防止他們篡奪‘党和國家（也就是他本人）的最高權力’，他不惜以73歲高齡之軀，抖擻精神，發動大規模的、群眾性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大革命’即文化大革命，把他們打倒，把已經旁落的大權統統奪回來。簡單地說，這就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最直接的原因。”23
筆者對此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毛澤東确實認為形勢嚴峻，他會采取類似華國鋒對付江青的辦法來對付劉少奇，而采用文革這樣匪夷所思的招數，正說明他對大局有著必胜的把握。應當說，他更怕的是在中國出現類似赫魯曉夫對斯大林“死后鞭尸”的情況。從彭德怀事件以后，他就經常流露出這种擔心。1965年10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插話說：“中央如果出了軍閥也好，修正主義也好，總而言之，不是馬克思主義，不造反就犯錯誤，要准備造反。”“我快要去見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給我留個修正主義尾巴，我不干！”1966年5月5日，他對阿爾巴尼亞的謝胡說：“你曉得哪一天修正主義占領北京？現在這些擁護我們的人搖身一變，就可以變成修正主義。”“我們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气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复辟。”24
6月10日，他對越南的胡志明說：我們都是70歲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准備，還來得及。25
所有這些話都說明，毛澤東發動文革，主要是為身后事做准備。
然而，僅僅從權力斗爭的角度來分析文革起因是不充分的。蘆笛說：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動的文革，是針對党官僚集團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其目的是多重的，第一當然是為了權力斗爭，把他心目中的威脅劉鄧官僚集團及其權力基礎搞掉；二是毀党造党，嘗試摸索出一個獨立于蘇聯模式的“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共產主義樂園來；三是試圖將暴民革命制度化、常規化，以此作為“反修防修”（也就是反對震懾党官僚蛻化變質）的途徑；四是經過革命斗爭洗禮，把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年一代鍛煉改造為大公無私的堅定可靠的革命接班人。26
概括地說，文革是一場“反修防修”的“實驗性革命” 27，一場真槍實彈的演習，一場劍走偏鋒的冒險游戲。
毛澤東自己使用的是“演習”一詞。1966年6月15日，毛澤東在南昌對江西省負責人說：“這次運動，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我們的青年人，沒有經過革命戰爭的考驗，缺乏政治經驗，應該讓他們到大風大浪中去經經風雨，見見世面，讓他們得到一個鍛煉的机會，使他們成為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我想通過運動，練練兵。”7月8日，毛澤東在湖南的滴水洞給江青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既然是真槍實彈的演習，毛澤東准備付出一些壇壇罐罐的代价，但整個的進程和最終的結果，都是在演習導演部（當時的說法是“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掌控之中。
本節標題中所謂“‘天師’的游戲”，主要用意不在于揭示毛澤東思想的道教淵源，而是要指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机是為自己打造“天師”的“不朽”28 地位。這里所說的“天師”，一是“天、地、君、親、師”的簡稱，二是“天下師”（或者說“全世界人民的革命導師”）的簡稱。雖然從某种意義上說，毛天師也的确可以算得上是張天師的傳人。
中國道教的“正一道”（“五斗米道”、“天師道”）是由東漢張陵 （又稱張道陵）創立，其傳人由創始人的子孫世襲，稱謂為“天師”。道書載：張道陵為漢留侯張子房八世孫。傳至1969年在台灣繼位的張源先，已經有64代天師了，其中前59代均有中國歷代皇帝給予的封號与謚號
。
毛澤東在1958年底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印發了《三國志•張魯傳》。張魯是張陵的孫子，因其母与益州牧劉焉家的關系，被劉焉任命為“督義司馬”，殺漢中太守蘇固后，“在漢中割据，以五斗米道教化人民，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權和以鬼卒、祭酒、治頭，大祭酒直到師君的寶塔式教階制。”五斗米道的政教合一政權“雄据巴漢，垂三十年”29。毛澤東在批示中寫道：“這個張魯傳值得一看”，“三國時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國的，群眾運動的”。“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條路線的運動”。“張魯祖孫三世……行五斗米道，‘民夷便樂’，可見大受群眾歡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義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飯不要錢（目的似乎是招來關中區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輕微錯誤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說服為主要方法）；‘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勞武結合，但以小農經濟為基礎），這几條，就是五斗米道的經濟、政治綱領。”最讓毛澤東興奮的是他從《張魯傳》中發現：“現在的人民公社運動，是有我國的歷史來源的。”30
斯大林活著的時候，毛澤東只能當一個“儿子党”的首領，在外交上“一面倒”，在內政上“全盤蘇化”。按照斯大林模式搞政權建設和所有制改造、計划經濟，嚼別人嚼過的饃，對于毛澤東來說缺乏刺激性，一點也不好玩。在斯大林死了以后，國際共運群龍無首，沒有人再能約束毛澤東了，毛澤東痞性大發，接連搞了兩次大賭博，第一次是三面紅旗運動，第二次是文革運動。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運動，當時公開的說法是要“超英赶美”（毛澤東在1958年5月稱，“7年赶上英國，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國”。 一個月后又加了碼：“我們3年基本超過英國，10年超過美國，有充分把握。”
31），實際上是憋著勁要甩下蘇聯，坐上國際共運的頭把交椅。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就洋洋自得地表示，“馬克思主義的主流到了東方”。8月29日中共中央通過的《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說：“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么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11月在鄭州，毛澤東說：“苦戰3年，再搞12年，15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不要發表，但不搞不好。”在同月召開的武昌會議上，毛澤東表示，即使中國先到達共產主義社會的大門口，也不進去，而要等待蘇聯。“我們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來我們的群眾路線是好辦。”“蘇聯已經搞了41年，再搞12年還沒有過渡，落在我們的后頭，現在已經發慌了。他們沒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們搶上去，蘇聯臉上無光，整個全世界無產階級臉上也無光。形勢逼人，我們要逼他先過渡，沒有這种形勢是不行的。你上半年過，我下半年過，你過我也過，最多推遲三年，否則，對世界無產階級不利，對蘇聯不利，對我們也不利。”
32毛澤東表面上說讓蘇聯“先過渡”，其實完全是一种居高臨下的腔調和心態。
三面紅旗運動的悲慘結局已為人所共知。几千万人的生命代价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并沒有多少分量（他在1957年莫斯科會議上講不要怕核戰爭，“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一定還要多”33
），對他來說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權力受損、威信下跌。在進行文革運動這場新的賭博時，他已經不敢再去触動體制的硬核——生產方式和經濟基礎，而只能在體制的軟組織和“精气神”上打主意了。事實上，文革運動對于中國經濟与社會傷筋動骨的程度，遠不及三面紅旗運動，這就更加凸顯了前者的游戲性質。大躍進造成大飢荒后，毛澤東已經放棄了在經濟上把“西方世界”“拋到我們后面去”34
的幻想，他知道那需要几十年到几百年的時間，他這輩子是等不及了，因此，要想使中國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就只能從“文化革命”入手，憑借“軟實力”（當時的說法是“精神原子彈”）与超級大國的“硬實力”一爭高下了。
按照綦彥臣的說法，文革的理想是要“造就一個全新的祭祀系統——馬恩列斯毛實際上以毛為總神祗（如林彪對毛的語錄化崇拜儀式的創造，等于略去了前四者）”。他認為：所謂“人民文革”作為造神力量，是對孔子和墨子以來“人民性”的一种反動。“有中國思想史或哲學史閱讀經驗的人應當知道在孔墨顯學時代中國產生了兩大社會進步的推動力，其影響至今而不絕：其一者孔儒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壟斷權，‘有教無類’成為教育自由化的經典總結；其二，墨子打破了宗教壟斷，堅決地否定了孔儒‘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的定式，以‘明鬼’与‘天志’觀推動了宗教自由化即祭神（鬼）的權力不再為貴族壟斷，民也可擇神而祭甚至多元選神。”“從西漢平帝開始，到東漢末乃至魏晉（包括曹氏父子），流及北宋再至清代，都出了‘禁淫祀’的反宗教自由法條（案）。‘人民文革’也在這一歷史邏輯中，它被毛澤東的反宗教策略牢牢吸住。砸爛一切与怀疑一切，結果等同于‘禁淫祀’，即除毛澤東這個現世神以外，其他的祀祭（信仰）都成為罪惡。”35
中國舊的祭祀系統是“天、地、君、親、師”，是一個多元化的體系，新的祭祀系統則要把這五者集于“毛澤東這個現世神”一身。帝制中國有“天高皇帝遠”的說法，在自然經濟狀態下，“天生之，地養之”，除了交“皇糧”（偏遠地區還不用交），皇帝老儿也与我不相干。到了毛澤東一手締造的“新社會”，結婚生養都要經過“單位”（包括農村的“大隊”）批准，种什么糧食和怎么种都要上級（從“公社”直至最高當局）來決定，真是“天大地大”不如毛領導下的“党”大了。毛澤東“焚書坑儒”的規模，超過中國“始皇帝”百倍、千倍、万倍，就政治的權威和全能而言，自然是“君”不如“毛”了。1952年陳寅恪寫過一首《呂步舒》七絕，詩曰：“證羊見慣借鋤奇，生父猶然況本師。不識董文因痛詆，時賢應笑步舒痴。”此詩首二句便分指子女清算父母、學生批判老師。發展到文革前夕，“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氛圍已經形成，在筆者這一代人中不少人都有因為“听毛主席的話”而与父母頂撞、沖突甚至決裂的經歷。但是，毛澤東還不滿足于對“天、地、君、親”的超越，他曾假惺惺地說：什么“四個偉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Great Helmsman”（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36
的确，他對“偉大導師”情有獨鐘，因為他不僅要控制人們的行為，還要控制和改造人們的心靈。了解了毛澤東對于“天師”的內心渴求，才能夠理解為什么他會對政教合一的五斗米道贊不絕口，甚至在文革中默許“紅海洋”、“主席像章”、“忠字台”、“忠字歌”、“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等類“神道”的崇拜儀式。
毛澤東的理想絕不限于成為中國人的“天師”，他還要成為全世界人民所仰慕和崇拜的“天師”。中國在一段時間里向世界輸出革命包括輸出文革，由于尼克松訪華后中國外交發生180度的大轉彎，而被掩蓋和遮蔽了。1965年，毛澤東通過林彪的文章《人民戰爭胜利万歲》，提出了“世界的農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包圍“世界的城市（北美、西歐）”的“今天的世界革命”理論。37
因為毛澤東手頭沒有足夠的鋼鐵、坦克、航空母艦和熱核導彈，他無法向希特勒和勃列日涅夫那樣去擴張和爭霸，而只能輸出“精神原子彈”，指望由“精神變物質”。“五一六通知”中說，文革不僅“關系我們党和國家的前途，關系我們党和國家將來的面貌，也是關系世界革命的一件頭等大事”。當時的外交部長陳毅說：“毛主席一聲號召，所有机關、學校都起來響應!……這個就是精神力量，精神力量變為物質力量，這個力量准備好了，就能夠打敗美帝國主義，中國就能發展世界革命。……一個政治上有眼光的人，要革命的人，對目前還不滿足的人，中國革命胜利了，還要世界革命胜利”。直到陳毅已經成為“二月逆流黑干將”的1967年3月5日，他還在表揚中國駐外“使館的大多數同志是革命的闖將，……擴大主席思想和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推動世界革命”。38
在文革高潮時期的報刊上，充斥著“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紅太陽”之類的自慰口號。
1967年11月24日新華社報道：文革一年多，各類毛著25种，460多万冊，發行到148個國家和地區。新華社為此發表短評說：“《毛主席語錄》在全世界廣泛發行，將使毛澤東思想越來越深入人心，組成一支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向舊世界發動聲勢凌厲的總攻勢，爭取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徹底胜利。”由于對外輸出文革，向別國人民宣傳毛澤東思想，僅在一年多時間里，中國就和當時50多個建交國中的30多個發生了外交糾紛，有的斷交，有的相互驅赶外交人員、新聞工作者和留學生，有的發生排斥華僑華裔事件。39
中國的獨生子女在家里可以像“小皇帝”一般胡作非為，在社會上則不能隨心所欲；同理，中國的毛天師可以在國內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到了國際上就沒有多少人買你的賬了。中國在全世界的朋友，一度只剩下阿爾巴尼亞一家。而為了維持這個惟一的“鐵哥們”，中國為200万阿爾巴尼亞人提供了將近90億元人民幣的經濟和軍事援助。40
這樣的玩法是連素來大手筆的毛澤東也玩不起的了。因此，在基辛格、尼克松訪華及毛澤東心甘情愿地充當美國反蘇戰略的小伙計之前，他就收斂了當“天下師”的野心。時至今日，毛澤東的政治繼承人已經完全喪失了革命進取心，滿足于“井水不犯河水”和“悶聲發大財”了，對于尼泊爾毛派共產党在喜馬拉雅山南麓的攻城略地，他們完全沒有一點“同志”的歡欣和“出手幫一把”的意愿。
三、“文革”主力：“白相人”的游戲
文革這場游戲是由毛澤東設計和發動的，但只靠他一個人是玩不轉的，他需要有幫手、打手和捧場的人。本節將討論文革玩家的身份、資格和出局問題。
文革在毛澤東年代的大號叫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但是，如果你把“無產階級”理解為產業工人，就大錯特錯了。王希哲說：“而工人階級呢？作為自發的工人運動，絕大部分都是以‘老保’的資格站在學生們的對立面的，他們本能地要保衛自己的利益。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毛澤東看到了這樣一种不利的形勢，他批示道：‘此件請看一看，青島、西安、長沙等地的情況是一樣的，都是組織工農反學生，這樣下去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請注意：毛澤東看到了工農運動阻止他帝制复辟計划的實現），擬由中央發一指示，不准各地這樣，然后再寫一篇社論勸工農不可干預學生運動。我們的具有歷史唯物主義造詣的‘理論家’應該明白，如此龐大的‘老保’工農運動，是不可能由几個惡意的并与人民有仇恨的官僚挑起的。”41絕大部分工人是文革的對立面（“老保”）和冷眼旁觀者。絕大部分農民也是如此。毛澤東心目中的無產階級，嚴格地說應當是無產無業階級，他們并不是現實中的工人農民，而是一种理想的“社會主義新人”。
梁啟超曾說：“我以為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不成對待名詞，只有有業階級和無業階級成對待名詞。什么是有業階級？如農民（小地主和佃丁都包在內）、買賣人（商店東家和伙計都包在內）、學堂教習、小官吏与及靠現賣气力吃飯的各种工人等，這些人或有產，或無產，很難就‘產’上畫出個分野來。什么是無業階級？如闊官、闊軍人、政党領袖及党員、地方土棍、租界流氓、受外國宣傳部津貼的學生、強盜（穿軍營制服的包在內）、乞丐（穿長衫馬褂的包在內）与及其他之貪吃懶做的各种人等”。“無業階級的人臉皮真厚，手段也真麻俐，他們隨時可以自行充當某部分人民代表。路易十四世說‘朕即國家’，他們說‘我即國民’。他們隨時可以把最時髦的主義頂在頭上，靠主義做飯碗。”42
也就是說，無業階級最喜歡代表“人民”，最喜歡搬弄“主義”、最熱衷于“革命”。
梁啟超認為在中國人中，有業階級是多數，無業階級是少數，“有業階級戰胜無業階級便天下太平，無業階級征服有業階級便亡國滅种”。毛澤東則反其道而行之，他要中國人全都變成無產無業階級。實行全社會公有制后，就人人都是無產階級了。但這還不夠，
毛澤東在1966年 5月7日 《給林彪同志的一封信 》（即“五七指示”）中還提出了全社會無業化的設想——不論軍人，工人，農民，學生，商業、服務行業、党政机關工作人員，都要兼營他業，都要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都要批判資產階級。43
取消了“術業有專攻”，每一個人都是“万金油”和“螺絲釘”，都隨著毛澤東的號令搞“大批判”、“斗私批修”，人人無產無業的大同世界就將出現。
“社會主義新人”与舊人的本質區別在于，他已經從人性中排除了“經濟人”和“政治人”的因素，成為一個完完全全的“社會人”了。“經濟人”有利益和享樂的考慮，“政治人”有權力和自尊的追求，“社會人”則是社會的一個細胞，沒有獨立的人格，以整個社會的利益為自己的利益，以最高領袖的意志為自己的意志。現實中國的農民還有“產”——住宅、農具、自留地、自留畜等，工人還有“業”——車、銑、刨、磨、鉗等，他們都還沒有擺脫“經濟人”的本性，因此，只有尚未社會經驗的青年才有培養成“社會主義新人”的可能性。
李月軍說：青少年學生的心理与人格特征遠未定型，他們本不應該在以成人為主的社會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在“文革”初期，年青幼稚而又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被塑造成充滿“革命狂熱”的“紅衛兵”一代，卻被利用來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文革”前的政治社會化把具有動員性、革命性、二元對立性等特征的政治文化內化到他們的意識之中，為他們設定了所謂的“革命接班人”的社會政治角色定位，刺激了他們原有的對成人角色的渴望感，更強化了他們的政治优越感和責任感；階級斗爭教育使他們對“革命”有無比的向往甚至崇拜感；動員型政治文化刺激了“紅衛兵”的反叛意識、張揚個性的心理及表演欲，喚醒了他們在權威體制造成的壓抑感下的獨立意識萌動；主流政治文化制造的政治危机感、焦慮感与仇恨意識也被內化到青少年學生中，變成了他們的心理渴求；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則滿足放大了他們的偶像崇拜需要。動員型政治文化与“紅衛兵”一代青少年心理的相互激蕩、積累，把作為微觀個體的“紅衛兵”聯合成一個同質群體，使“紅衛兵”們產生了體認社會政治現實的一种共享激進政治情緒，進而將之投入到“文革”這場社會政治運動中去。44
王希哲說：“一九六六年，他便蒙蔽和煽動了一大批在國民經濟體系中沒有獨立利益的青年學生起來造反，發動了一場‘紅衛兵’法西斯運動。這樣，只是這樣，才使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斯大林式官僚國家机器中最最反動的力量与中國人民的利益劇烈沖突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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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万潤南回憶，1966年8月4日，鄧小平對清華大學的學生說：毛主席讓你們吃飽了飯不念書，干什么？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46 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規定來京大串連的紅衛兵“一律免費乘坐火車”，“生活補助費和交通費由國家財政開支”。從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澤東8次接見紅衛兵和學校師生，累計達1100多万人。毛澤東下這樣大的本錢動員青年人參加文革，也是有其苦衷的。他并不是不想讓成年人跟著他的指揮棒起舞，但是嘗過歷次政治運動酸甜苦辣的人，都深知毛澤東“秋后算賬”的“陽謀”，不會輕易地上當了。而且，剛剛從三面紅旗運動導致的大飢荒中喘過一口气來的人，對于毛澤東、劉少奇兩條路線的是非曲直，有著自己基于常識的判斷。因此，毛澤東只能讓紅衛兵和造反派--其主體是不通世故、不明真相的中學生、大學生和剛剛走出校門的青年工人--來充當文革的主力。而大學生中政治比較成熟的人，如曾擔任“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司令的北京地質學院學生朱成昭，在1966年12月的時候就已經認識到文革是“三子”的游戲：導演是“騙子”、演員是“瘋子”、觀眾是“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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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所屬意的無產無業無心無肺的“新人”其實很像一种“舊人”--當年上海灘上的“白相人”。舊時的白相人是指那些沒什么正當職業和專長，卻精通吃、喝、嫖、賭的人。新時代的白相人只有少數紅衛兵或造反派頭頭有私下里吃、喝、嫖、賭的机會，多數人尋求刺激的方式是打、砸、搶、燒。白相人是一种正常社會的寄生物，是非生產性的，因此既不能在全社會普及化，也不能持久地存在下去。李月軍說：當毛澤東最終把整個“紅衛兵”群體交給“貧下中農”和“工人階級”去“再教育”后，“紅衛兵”群體的“革命”激情終于在生存的艱苦掙扎中磨盡了。48
這是文革白相人的必然歸宿。
青少年天生就有很重的玩心，不用考試，不用上課，在玩玩鬧鬧中就“咸与革命”了，當然是很開心的事。這時，馬上就出來了喝令阿Q“不許革命”的年輕的“趙老太爺”--以高干子弟為主體的“老紅衛兵”。他們的“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万歲”
49，捧出了毛澤東“造反有理”的尚方寶劍，宣稱要“搞一場無產階級的大鬧天宮，殺出一個無產階級的新世界”，取得了毛澤東的贊賞。但是，他們緊接著就搞出一個“老子英雄儿好漢，老子反動儿渾蛋”的血統論，宣稱“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造反！你們膽敢造反，我們就立即鎮壓！這就是我們的邏輯。反正國家机器在我們手里。”這就是說，參加游戲的門票掌握在他們手中，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限于“黑五類”、“狗崽子”，而是指所有的非“紅五類”，其中包括1945年以后“參加革命”的中共基層干部和普通職員的子女）不僅不能參加紅衛兵，連參加“紅外圍”的資格也要經過他們審核批准。而且，他們只許造“牛鬼蛇神”的反，不許造“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反。血統論本來是毛澤東几十年來所鼓吹的階級論的自然延伸，中共建政十七年中所貫徹的“階級路線”也正是這樣做的，只不過不像“老紅衛兵”如此毫不隱諱。然而，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清算“老階級敵人”，而是要揪出政權內部的“新階級敵人”，用林彪的話說，“現在的革命是革我們原來革過的命的命”。50
“老紅衛兵”以為文革只是他們爹媽革命的模擬和复制，這就破坏了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惹惱了“江青阿姨”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使自己在成為文革的第一批闖將后隨即成為運動的第一批絆腳石。事實上，出身問題貫穿了“三年文革”的始終，不僅是“保爹保媽”的“老紅衛兵”之類的保皇派与造反派的分界標志，也是造反派中所謂“派性”的源頭之一。譬如北京中學生的四三派和四四派，出身不好的人在四三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四四派則以這一點作為攻擊前者的口實。
“無產階級司令部”批判了包括血統論在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明确了文革的主要矛頭是針對党內各級當權派后，游戲者的資格問題在一時間被淡化了。蘆笛認為，1966年年底、1967年年初乃是“解放”后最進步的短暫時期。51
在与“血統論”的斗爭中，涌現了文革時期（而非文革運動）的一位“大英雄”--《出身論》的作者遇羅克。劉曉波寫道：他不是毛澤東的“戰友”，不是武斗中的造反派，也不是戰戰兢兢、努力自我改造的順民，而是罕見的反抗暴政的先覺者。在“階級歧視”加“紅色恐怖万歲！”時代里，他是第一位反抗身份歧視和呼喚人權的斗士；在造反派們大都以“反潮流”相標榜的時代，他才是真正的“反潮流”者--只身一人反對毛澤東時代的階級歧視大潮流。故而，他才成為因反潮流而獻出年輕生命的大英雄。52
遇羅克在“紅色恐怖”盛行的1966年8月14日，就寫下《出身論》初稿，隨即被單位關押審查。在“最進步的短暫時期”里，遇羅克和弟弟遇羅文、郝治、牟志京、王建复等人“趁机造反”，自辦了一份《中學文革報》，1967年1月18日，該報第一期以三版篇幅發表了《出身論》，立刻轟動了北京乃至全國。但是，遇羅克已經超出了通常意義上的“造反”范疇，他不僅反對皇帝和貪官，而且反對造成皇帝和貪官的體制。盡管他也采用了一些語言上的偽裝，但瞞不過毛澤東體制的忠實鷹犬。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組把《出身論》宣判為“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羅克被捕；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遇羅克作為“現行反革命”受到公審，被判處死刑后押赴刑場槍決。
游戲在英語中既可譯為play，也可譯為game，兩者的含義有區別。孩子“過家家”，情侶“花前月下”，屬于play；體育運動、棋牌游戲、電腦游戲，屬于game。前者是無規則的或者是自定規則的游戲，后者是有前定規則或外在規則的游戲。毛澤東不允許卜大華（“老紅衛兵”的代表人物，“三論”的作者）和遇羅克自己play，他只允許他們參加已經安排好情節的game；但是，他本人卻不遵循任何規則包括他自己制定的規則，自始至終都在隨心所欲地play。由于毛澤東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還是競賽規則的制定者，所以他能夠在文革中始終保持贏家的地位。又由于這場game的規則“朝三暮四”，變化莫測，絕大多數積極參加者都先后被判違規出局。
卜大華忘乎所以，想要由“老紅衛兵”來認定文革游戲者的資格，這當然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但是，一旦群眾造反的大勢已成，劉鄧司令部土崩瓦解，他就要清理門戶，防止有人“渾水摸魚”、“趁机造反”了。毛澤東的資格認定標准分為兩類，一類是死規定，一類是可以隨意伸縮的活框框。
1967年1月13日 ，中共中央、 國務院 發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 》（即“公安六條”）。53 其第四條規定：“21种人”--地、富、反、坏、右分子，勞動教養人員和刑滿留場（厂）就業人員，反動党團骨干分子，反動道會門的中小道首和職業辦道人員，敵偽的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憲兵）、特（特務）分子，刑滿釋放、解除勞動教養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不准外出串連，不許改換姓名，偽造歷史，混入革命群眾組織”，從而為“革命政權”和“革命群眾”任意凌辱、欺壓、迫害甚至屠殺這些人提供了“合法的”依据。由于“21种人”中的最后一种是“家屬”，從“家屬”又很容易擴大到“親屬”，使其覆蓋面達到了人口的10%。
以上“21种人”都屬于廣義的“歷史反革命”及其家屬，而“公安六條”最核心的內容是其第二條，即對“現行反革命”的認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革命標語，喊反革命口號，以攻擊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在實際執行中，這一條又被擴展到适用于江青、陳伯達、康生等“無產階級司令部”（出席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的人以及受到前者保護的“革命干部”。在“最進步的短暫時期”，曾出現過兩條強勢的革命口號——馬克思的“怀疑一切”和毛澤東的“造反有理”，“公安六條”一出來，它們就被戴上了籠頭和去了勢（騸了蛋）。毛澤東的“人民--敵人”辯證法，在文革中達到極致。在反右運動中，他起碼還要制定“六條標准”，而根据“公安六條”的第五條，只要掌權的人認為你“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他手段，散布反動言論”，而不論是何种“反動言論”，你馬上就從“人民”的行列墜入了“敵人”的十八層地獄。由林立果手下“小艦隊”成員于新野執筆的《“571”工程紀要》指出：“他（指毛澤東）是一個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禍于別人。”“他們所謂打擊一小撮，不過是每次集中火力打擊一批，各個擊破。今天利用這個打擊那個，明天利用那個打擊這個，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批。”54
在外交部全部工作人員3000人中，僅“五一六分子”就抓出1700名，55 就是“人民--敵人”辯證法以及“一小撮--一大批”机制的一個例證。
鄭義說：由于歷史條件之限制，文革造反派不可能提出三權分立等完備的現代民主思想，但他們所向往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已然构成了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致命威脅。56
其潛台詞是：即便造反派的追求沒有跳出毛澤東“人民—敵人”辯證法的框框，但對于有權享有“巴黎公社式的”民主的“人民”來說，已經意味著一种“平等”或者說“解放”。然而，這一敘述距离當時的事實相距甚遠。在文革中談論“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專利權不屬于造反派，而屬于毛澤東。毛澤東在1966年6月1日稱，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義更重大。57
8月12日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宣稱：“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產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58
但是在紅衛兵、保皇派掌控文革領導權的時候，一味推行血統論，根本就沒心思搞什么民主選舉。到批判“資反路線”，造反派取代保守派崛起于文革舞台后，除了極少數“新思潮”的鼓吹者，“巴黎公社”這樣的字眼已經很少再被提及了。因為毛澤東本人改變了主意。從1967年“一月革命”開始，革命造反派“奪權”就在理論和實踐上完全取代了“巴黎公社式的”選舉。
因此，不算個別如流星般轉瞬即逝的案例，從整體上說，“文革造反派……向往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是一种歷史的虛构。相比而言，胡平的概括更接近歷史的真相。他說：文革就是一場比賽革命的革命。文革中群眾之間的斗爭，主要不是表現為异端或异教對正統的矛盾，而是表現為爭奪同一個正統的競爭，爭奪同一個權威支持的競爭。文革的參与者必然會關心自己在這場競爭中的地位，他們希望自己能跑在眾人的前面，至少是不要被運動所拋棄。換句話，大家都希望通過運動證明自己的革命性，顯示出自己比別人更革命，唯恐被眾人視為不革命或反革命。59
競賽革命或者表演革命，進是為了“奪權”，退是為了自保。而要表現自己的革命性，一是要“無限忠于毛主席”，二是“對待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殘酷無情”。“人民文革”的基本邏輯就是要分清“延安与西安”——人民与敵人，革命与反革命。這是一條在背后不斷抽著造反派向極左狂奔的鞭子。“照理說，毛澤東關於文革的理論和路線本身就夠左的了；然而在實踐中，群眾的做法往往比毛的理論還要更左，有時候，甚至連毛本人都無法對那些極端行為的泛濫實行有效的約束。究其實，這种極端行為的泛濫正是那种政治結构和政治運作机制的自然結果，盡管毛本人不一定對這种效應有清楚的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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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只想讓人們在文革中“白相”一番、演習一場，然后就按照“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部署而鳴金收兵。“拿時間來講，原來他希望半年，以后說一年總可以結束。”（鄧力群：《介紹与答問》）“1966年10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個運動才五個月。可能要搞兩個五個月，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王年一：《評〈“文化大革命”十年史〉》）。61
然而，他未能如愿。因為，不論是紅衛兵、造反派，還是參与了文革運動的其他人，只要是“狠斗私字一閃念”尚未大功告成者，其人性中總是或多或少地潛伏著白相人以外的其他維度，只要條件适宜，就會自覺不自覺地流露出經濟人和政治人的本來面目。蘆笛寫道：“壓力一旦從普通群眾轉移到老干部頭上去后，許多老‘階級敵人’自然就‘跳了出來’。以往歷次運動的受害人擠滿了各級政府机關，要求平反；工厂工人舉行游行示威，要求增加早被凍結了的工資；臨時工和合同工要求轉為正式工，享受和正式工人一樣的福利；就連复員、轉業、退伍軍人都組成了龐大的‘兵團’，要求為他們服役結束時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給予經濟補償。”“不幸的是，這种健康趨勢尚未來得及蔓延全國，形成气候，便被中央和造反派那新時代的積極分子們在短期內合力扼殺了，因而在文革史上無足輕重。”62
文革中經濟人最突出的代表是一個爭取合同工、臨時工權益的全國性群眾組織--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簡稱“全紅總”）。該組織于1966年11月8日成立，主要負責人“王振海的父親是國府警官，周牧的父親是國軍將領”，“他們兩人都因為家庭出身不好而被掃出學校大門。”“全紅總”于12月25日封閉勞動部，26日封閉全國總工會，同日受到江青的接見和支持。1967年1月2日，“全紅總”与全國總工會、勞動部簽署《聯合通告》。通告保障合同工、臨時工、外包工在文革期間“一律不得解雇”；1966年6月1日以后被解雇的“必須立即召回本單位，參加運動，參加生產，補發解雇期間的工資”。4日，江青指示緩發《聯合通告》。8日，“全紅總”在西苑飯店會議廳召開“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談會”（原定名稱“國際記者招待會”，因太敏感而改），受到周恩來“家丑外揚”的嚴厲批評。22日，“全紅總”在天安門廣場召開有30万人參加的集會示威。23日，一批打著首都三司、二司、一司等等旗號的紅衛兵受中央文革小組之命前來包圍全總大樓，搗毀“全紅總”總部，公安机關也于同日綁架了王振海。2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取締全國性組織的通告》，勒令所有全國性組織一律撤銷。1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文革
期間對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外包工處理問題的通告》，宣布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勞動部、中華全國總工會聯合通告是非法的，應予以取消。各省市勞動局根据“三團體”的聯合通告所決定的一切文件，一律作廢。此后，“全紅總”負責人均被逮捕和判刑。周牧（現名方圓）被判刑二十年，其他人從十五年到五年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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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政治人的典型有“新思潮”諸君 64，還有楊小凱在《牛鬼蛇神錄》里面寫到的劉鳳翔等人。“他地位曾經很高，50年代是湖南一家報紙的總編輯，被打成右派，他對這個體制可以說看得徹底清楚，他想從文化革命、天下大亂的局面中實現一些自己的想法，他想，既然把大家發動起來了，而且無產階級專政机器也砸爛了，就給人們留下了活動的余地。他就聯絡了一大批右派，非常清醒地、非常自覺地既要改變他們右派的命運，又要改變中國當時那种專制制度。”65
劉鳳翔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中被判處死刑，罪名是“組織反革命組織’中國勞動党‘，煽動上山為匪，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 66
其實，毛澤東不僅不能容忍政治人和經濟人，一經發現，就馬上打入另冊，從文革游戲中驅逐出局，他對于純粹白相人的游戲也越來不耐煩了。鄭也夫說：“象棋、圍棋、足球，都是對古代戰爭或爭斗的模擬。為什么要模擬？為了滿足我們說過的人的三种需求中的一种：牛逼，即超越他人的愿望。當人類完成了這种模擬后，他便可以在兩种空間——實際生活和模擬實際生活的游戲中，滿足他力爭超越他人的愿望。”狹義的游戲也要分個胜負輸贏，也要滿足人們對于牛逼的需要。文革中的“派性”頑症，正是源于這樣的一种自然人性。毛澤東只許自己一個人牛逼，而不允許其他任何人牛逼，文革這個游戲就越來越沒有意思，越來越玩不下去了。因此，“斗批散”，“上山下鄉”，讓白相人統統去生產第一線勞動改造，就成了“無言的結局”。
四、文革邏輯：超越于游戲者的游戲
毛澤東固然想讓文革成為他一個人的play，但是，不論他多么“英明睿智”，多么“大權在握”，他卻做不到這一點。根据加達默爾的游戲自我主體性理論，一切游戲活動都是一种被游戲過程；游戲不是游戲者的單純主體自由的行為，它具有一种獨特的本質，獨立于那些從事游戲活動的人的意識；游戲的真正主體并不是游戲者而是游戲本身，是游戲的往返運動，它必須始終有一個他者在那里存在，而且這個他者用某种對抗活動來答复游戲者從自身出發的活動；游戲的魅力在于游戲超越游戲者而成為主宰，在于吸引和束縛游戲者于游戲中的東西。67
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既是文革的發動者，也是文革的俘虜和犧牲品。
我們可以說，文革期間有兩個運動——文革和反文革，而不是兩個文革——毛文革和人民文革。文革不斷地消滅“對手”和“敵人”，同時又制造了更多的“對手”和“敵人”，因此毛澤東直到去世也沒能從文革中自拔出來。文革運動誘發和催生了反對文革的運動，反文革運動十年生聚，最終以四五運動的形式爆發出來，戰胜和終結了文革運動，這就是文革的基本邏輯和線索。文革与反文革是相互對立、此消彼長的兩個運動，而不是勾肩搭背、相伴而行的兩個運動。
王希哲是“兩個文革”說和“人民文革”說的始作俑者之一，而他在提出此說時，所要表達的是和“兩個運動”說非常相似的意思。 68他說：“我們從另一种意義上來理解文化大革命，把它理解為与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相對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從一開始，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斯大林式官僚國家机器中最最反動的力量与中國人民的利益劇烈沖突起來。于是，伴隨著毛澤東的每一步胜利，都是人民對他的認識的進一步加深和抵抗的進一步加強。經過了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一年感性認識的積累，經過了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比較理性認識的積累，終于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爆發了人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如果說文化大革命是社會矛盾尖銳化的產物，而毛澤東又是站在被官僚們壓迫的人民一邊并有解救他們的慈悲心的，那么事情就應該會是這樣：隨著運動的深入，必然是擁護毛澤東的隊伍的壯大。但當我們回顧歷史的時候，我們看到的事情恰好相反：第一階段，一九六六年，紅衛兵和小部分工人是跟毛澤東走的；第二階段，一九七四年袖珍版的文化大革命，當年的紅衛兵和几乎全體工人階級都不理睬毛澤東的號召了；第三階段，一九七六年，‘紅衛兵’和工人們不但不听話（注意，這些話還都是一些‘珍貴思想’），反而統統都造反了，站到反對毛的一邊了”。
69 他強調了李一哲思潮与極左思潮的不同：“李一哲思潮是向右走的，不是向左走的，它汲取了極左思潮的養料，但它不是‘極左思潮’哺育出來的。”“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無論在南京、北京、上海，其參加者只可能是反極左思潮的同志、朋友或同情者，而不可能是楊曦光、魯禮安等人代表的‘省無聯’、‘北決揚’。如果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六這八年時間里，楊曦光們仍發展著極左思潮，沒有任何向相反方向的反省的話，他們不但不可能投入‘四五’運動，不可能并肩与曹志杰、王軍濤、陳子明站在一起，相反，他們只可能是‘四五’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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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理論，王希哲、劉國凱、鄭義、方圓、武振榮……的“人民文革”說构成一种“家族相似”，我們從日常生活中不難發現，家族遠親之間的相貌差別其實是非常大的。對已經發表的文本進行分析，可以作出以下判斷：王希哲既否定毛文革又否定毛主義（即上文中的“珍貴思想”，或者說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從毛澤東思想官方定義中所剔除的那一部分毛澤東晚年思想）。方圓徹底否定毛文革而部分肯定毛主義。他說：“‘毛文革’的根本目的，是要把中共的‘党天下’，變成毛的‘家天下’。如果把毛反政敵的特權，解釋給人民爭‘普遍權利’，把毛反對非毛族類的官僚，解釋為反對中共的官僚制度，那真是天大的笑話。如果以此把‘人民性’的桂冠戴在這個獨裁暴君的頭上，那就不是天大的笑話，而是天大的屁話。……言行不一是很多人的毛病。毛也有這种毛病。‘毛主義’中有不少好東西，但‘毛文革’中的很難發現有啥子好東西。”71
武振榮則基本上既肯定毛文革又肯定毛主義。
武振榮划分了“毛澤東的，共產党的和人民的”三個文革。 72“毛在（1966年）8月5日的這一天，對正在進行中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砍下了一刀，‘刀下見菜’的結果是一個‘文化大革命’被‘截為’兩節：8月5日之前的一節屬于中國共產党，以后的屬于中國人民；如果說這樣的兩截沒有任何的內在的聯系的話，那么毛澤東的名字卻是唯一的聯系的橋梁，他既是中國共產党的主席，又是中國人民的‘領袖’，于是一個完全的失去了聯系的兩截子運動，就被一個毛給連成一气了。”前一個是共產党的“害人的運動”，王友琴博士的“文革受害者紀念園地”中那些接受香火的在天之靈大都是在這個運動中“殉難”的；后一個是解放人的運動，是屬于哪個時代的“7億”中國人民的運動。毛澤東的文革被一分為二，前一段与共產党文革“是難脫干系的，共產党的錯誤的一半應該由他來承擔”，后一段“毛站在‘人民的一邊’，毅然決然地支持人民造反和人民解放”。
73 如果說毛文革和人民文革最終還是分手了，那么，是造反派“不過是毛澤東的一個籌碼而已”呢，還是毛澤東扮演了造反派用來打鬼的“鐘馗”？多數人認為，不論從文革的發起、進程和結果來看，結論都應當是前者。例如王希哲就指出：“今天他們（指造反派）几乎是异口同聲地說，那并不是他們當初感受到了什么壓迫的結果，而是受了毛澤東欺騙的結果”。74
武振榮則認為是后者：“66運動中的毛澤東何嘗不是我們手中的一個籌碼呢？運用它我們砸爛了專制社會，砸爛了‘公、檢、法’，打倒了中國共產党的各級當權派，并且用毛的詞匯把自己打扮成正而八經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用毛的話來說，這是‘借助于鐘馗打鬼’。”武振榮選擇了“把人民在運動中的作用看得高于一切”這樣一個角度，“我不敢說我的研究是‘客觀’的，但我敢保證它是公正的。”75
這种“人民性”高于“客觀性”的研究取向，顯然深得毛主義的精髓。
如果要復原歷史的真相，武振榮就需要用事實來說明，“公、檢、法”在文革中真的被造反派“砸爛”了嗎，還是在軍管后變得對“階級敵人”（包括被毛澤東所拋棄的造反派）更加凶狠殘酷了？如果“你認為文化大革命是反對中國共產党，‘炮打’共產党各級司令部，從政治上解放人，還權利于人民的運動”，它就必須是這种運動，“凡所有不甘當奴隸的人，所有認為自己是人，……都應當時時想著它，期待它，并且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去促成它的發生”，這就未免太一廂情愿了。即便是為了民主的目的而去發揮“想象力”，爭取“話語權”，也不能僅憑“信仰”和“直覺”，就讓“觀念先于事實”，充當毛澤東式的“真理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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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振榮明确反對“非毛”。因為“這個精神上的毛，与20世紀60年代中葉中國人民以偉大政治解放的方式要求精神上的進步与發展有關……他是這個偉大事件中的一個构成因素……并在一個短時期內，同它粘連在一起。那個价值不是別的，就是我們所說的民主。”所以，“毛的上述預言可以被我們取來一用，變成為我們的聲音中的一個音符，既然如此，我們為什么要‘非’他呢？”。77
武振榮至今仍是毛澤東文革遺產的收藏者、鑒賞者和鼓吹者，這一點把他和几乎所有的其他“人民文革”論者區別開來。然而，可能是以辭害意，造成對讀者的誤導，也可能是在語言游戲中把自己給繞糊涂了，或者不知不覺中受到家族遠親的影響，當王希哲說“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坏，就是坏，就是坏！這條定了，不必說了。問題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一定坏’嗎？”78
他和武振榮之間的差別似乎正在變得模糊起來。難道王希哲筆下的“人民文革”從過去“向右走”的反革命運動變成了現在“向左走”的革命運動了？或者說，由于時過境遷，作為第一次文革理論基礎的毛主義現在又變成“人民政治大解放運動”的香餑餑了？行文至此，王希哲還沒有正面闡述這個問題，希望他能夠以自己的文字消除筆者的疑惑。
游戲者被游戲，其中的一個含義是，游戲者自身會在游戲中被改變。因此，文革運動的發動者和積極參与者，也會表現出反文革的一面，或者干脆變成反文革運動的先鋒和骨干。下面逐一討論反文革運動的三個組成部分：毛澤東的平衡運動，“走資派”的抵抗運動，群眾中的反抗運動。
筆者曾說：正像馬克思本人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毛本人也不是毛主義者。（在70年代，毛主義的官方闡釋者是張春橋和姚文元，教義繼承人是王洪文；但純正的毛主義者是在民間而不在廟堂之上。許多最真誠、最富創造性的毛主義者，在“文革”高潮中便被鎮壓甚至被槍斃。）他是毛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居間牽線人。毛澤東在逝世前說他一生做了兩件事，就其實質而言，第一件事是“以俄為師”、“全盤蘇化”，在中國大陸上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會制度；第二件事是試圖“青出于藍而胜于藍”，在解构斯大林模式的基礎上建立毛澤東模式的社會制度。第一件事他成功了，第二件事他失敗了。在他生前，四五運動的斗爭鋒芒就指向他晚年生命賴以寄托的“文革”；他的尸骨未寒，他“放心”的接班人便和“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攜手埋葬了毛主義。王力雄在《毛澤東主義与人間天堂》一文中很好地描述了毛澤東作為毛主義者的一面，卻令人遺憾地忽略了他作為斯大林主義者的另一面。事實上，毛澤東很難對他一生的兩大業績以及兩大主義做出決斷，畢竟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即使“文革”期間，毛澤東自始至終都在“舊政府”与“新文革”之間搞折衷、搞平衡：當后者要把前者徹底打倒，使得斯大林模式完全無法運轉時，便在1967年2月、8月以及1972年和1975年支持“舊政府”一把；當前者的气焰壓過后者，有可能否定毛主義的烏托邦設想時，便屢屢發動“反二月逆流”、“反右傾回潮”、“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給“新文革”打气、鼓勁，扶植他們“繼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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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司令”不同于他手下的“紅衛兵”、“紅小兵”，他一身二任，既是文革游戲的大玩主，又是專制政權的統治者。他不能像年青人那樣不顧一切地瘋玩，他隨時還要惦記著不能亂了自己的方寸，不能動搖政權的柱石。
毛澤東的平衡運動，首先是在毛文革与毛党魁之間搞平衡。這意味著他常常要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文革初期，毛澤東曾鼓吹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呼喚“二十世紀北京公社”；但是僅僅半年之后，“上海人民公社”真要成立了，他又極力貶低巴黎公社：“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現在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敗了，而是胜利了，那么，据我看呢，現在也已經變成資產階級的公社了……”他還否定了普選原則：“有人說選舉很好，很民主，我看選舉是個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認有真正的選舉”。最終，他將“上海人民公社”扼殺在胚胎中：“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辦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員有党員和非党員，党委放在哪里呢？”“全國都改，就得發生改變政體，改變國號，有人不承認，很多麻煩事，也沒有什么實際意義。”80
左派理論家杰姆遜說：“我們現在知道，毛澤東究竟還是在他自己發動的運動所產生的最終結果面前退縮了：在文化革命的決定性時刻，在上海公社誕生之際，他阻止了党的机构的瓦解，有效地扭轉了整個集體實驗的方向（這一逆轉所產生的后果在今天看來是再明顯不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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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毛澤東在“新文革”与“舊政府”之間搞平衡。事實上，以江青為主要代表的“文革派”始終只是一批高級白相人。“盡管張春橋、姚文元長期把持輿論陣地，盡管一些造反派擔任過革委會委員、常委甚至副主任的職務，但他們始終沒有掌握過真正的權力，革委會的實權一直在參加‘三結合’領導班子的軍隊干部和老干部手里。因此，毛主義在”文革“時期便很難有机會進行真正的制度創新。”82
蘆笛說：“偉大領袖毛主席只是基于對舊式革命的幻滅，以及朦朧如夢幻的對人間天國的憧憬，便毅然發動了砸爛舊党國的人民革命，卻因徹底缺乏政治設計能力，毫無取代舊制度的新政體藍圖，更因本人深刻的內心矛盾，使得他連具體的革命綱領都提不出來，連革命對象都無法确定，便只能試圖以調和折衷的方式收場，卻又限于極度狹窄的視野，不能用西式妥協建立新式政體，最后不但未能建起他的夢中模糊天堂來，就連舊式革命改朝換代的成就都沒有取得，使得文革從奮起推翻党官僚的人民革命初期，進入人民為党內兩派打代理戰爭的中期，最后蛻變為人民因厭倦退出代理戰爭、只剩下党內兩派角斗的末期。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文革都是毛一生的最大失敗，充分體現了他作為建設性政治家的惊天動地的無能。”83
毛澤東內心偏愛“文革派”，但是又不能完全倚重“文革派”。只要“文革派”的權力一膨脹，國民經濟形勢就迅速惡化。1967年“二月逆流”后，毛澤東用中央碰頭會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職能，而中央文革是碰頭會的主體，其成員占碰頭會12名成員中的8名。然而，由于出現了7、8、9月的“全面內戰”，當年經濟出現10%的負增長，毛澤東“揮淚斬馬謖”，端出了王力、關峰、戚本禹三名文人作為替罪羊，新加入黃永胜、吳法憲、葉群、溫玉成四名軍人，碰頭會的組織結构發生改變，但實際主持人仍是江青。中共“九大”以后，政治局工作會議取代中央碰頭會，軍委辦事組成為政治局工作會議的主體，其成員占了政治局工作班子13名成員中的7名，真正的主持人也由江青變為周恩來。軍方代表實際上也是“舊政府”的組成部分，林彪、周恩來、陳伯達的組合完全壓倒了以江青為首的“文革派”，毛澤東只好把自己這一超級砝碼放在天平的左側，先后拿掉陳伯達和林彪集團，讓“文革派”揚眉吐气，重握權柄。但隨即出現國民經濟在文革期間的第二次谷底，于是毛澤東再次倚重周恩來和啟用鄧小平。王力評論說：毛澤東“原想是作為一次反修防修的大演習，要讓所有的人都表演一番。但魔鬼放出來以后，收不回去了。依靠小將，不行；依靠老將，不放心。依靠軍隊，又不行；依靠工人，讓‘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還不行。走馬燈，惡性循環，他自己也收不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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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毛澤東在發動群眾（群眾領袖）与鎮壓群眾（群眾屠夫）之間搞平衡。如果說1966年6、7月間的第一次鎮壓群眾高潮毛澤東以不在北京的方式避開了直接責任，那么從1967年1月28日毛澤東簽發中央軍委“八條命令”（其第一條規定，“對那些證据确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采取專政措施”85
）起，毛澤東的手上就沾滿了造反派和其他群眾的鮮血。毛澤東每發動一輪群眾，隨后必然會有一輪鎮壓。根据鄭義、宋永毅的調查，1968年，在毛澤東簽發關于廣西問題的“七•三布告”后，以韋國清為首的廣西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廣西軍區調動軍隊，共殺了造反派和其他群眾近20万人！僅僅賓陽縣，在1968年7、8月的“紅色風暴”期間，共有3,681人被槍殺、戳死、勒死、叉死、溺死、砸死，甚至活埋。86
到了文革后期，鎮壓造反派群眾，在群眾中挖“五一六分子”和其他“階級敵人”，就成了運動的主要任務。
毛澤東的文革把“走資派”作為運動的主要對象，后者不甘于束手就擒，自然要進行抵抗。“走資派”的抵抗運動是反文革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官方的文革敘述全面肯定“走資派”的抵抗，這是錯誤的。“走資派”抵抗活動有好有坏，對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時段來說，應當作出具體的評价。早期的抵抗活動實際上是一种以犧牲他人為代价的“比賽革命”式的自保。在文革初期，大大小小的當權派都在自己的管轄范圍內制造了一批“三家村”、“四家店”，以反右式的“引蛇出洞”然后自上而下地發動群眾打擊“階級敵人”的傳統“革命”方式來抵制（或者說干擾）毛澤東的新式“文化革命”。在這一階段，劉少奇所說的“老革命”和“毛文革”是半斤八兩，在揪人、整人游戲上只有層次的差异，沒有性質的不同。進入文革高潮后，圍繞著維持社會和生產秩序問題，抵抗運動的意義開始凸顯出來。盡管許多“走資派”是從關切自身既得利益出發來竭力保持現有秩序，但他們這樣做，也有利于大多數群眾的利益与意愿。王希哲在文革中后期“越來越感覺到”一個事實：“人們對‘激進的革命者’林彪、中央文革的憎恨是遠遠高于對‘走資派’的憎恨的。”
87 在沒有認清毛澤東的真實意圖和真實面目之前，“走資派”所進行的抵抗是自發的抵抗，在被打倒后經過逆境中的反思，便萌生出自覺的抵抗。像胡耀邦這樣的思想敏銳的“走資派”，到林彪事件發生后，不僅全面否定了毛澤東發動的文革，而且已經認識到文革得以產生的體制根源和文化基因。88
把群眾中的反抗運動放在最后來說，并不意味它最不重要，這一運動無疑是反文革運動的主干。保守派、逍遙派、造反派，先后都成為反文革運動的參与者。但是，如果認為“群眾運動是天然合理的”，認為只要是以下犯上就具有政治正确性，就仍然沒有走出文革式思維的陷阱。筆者把群眾在文革中的种种表演分為四類。
第一類是乘火打劫、落井下石。文革中發生了大量主要針對“21种人”、“走資派”、資本家、小業主和中高級知識分子的“打砸搶抄占”。這种行為并不一定是當權派轉移運動方向的詭計，或者造反派有組織的罪惡行徑，多數是群眾中自發的出气和報復（有些是明顯的個人報復，有些是所謂的“階級報復”），是“勇敢分子”無恥的流氓行為和大膽的攫取行為。這种“阿Q革命”式的暴行，是國人缺乏法治觀念（尤其是私法、民法觀念）的劣根性表現，是不應當加以欣賞和肯定的。否則，就會倒退到黃巢、張獻忠之流的水準，就會成為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擁躉。
第二類是奉旨造反。這里所謂的奉旨，不僅包括“今上”的“最新最高指示”，也包括各級當權派的“矯旨”。所以，奉旨造反者不僅包括以青年為主體的造反派，也包括以工農為主體的保守派。不論是否抱有理想主義的情怀，不論是否受過“走資派”的打壓迫害，從根本上說，造反派都是實現中國最大當權派的文革戰略部署的工具与傀儡，与省級以下當權派的工具与傀儡并沒有本質上的不同。造反派在文革結束后，被鄧小平、陳云划為永不錄用的“三种人”，當作毛文革的替罪羔羊。他們先是受騙，繼而蒙冤，在長期被封口之后，近來剛剛有机會向外界發出自己的心聲。盡管可以有“同情的理解”，卻不應當任意拔高和美化當年的造反派。即使是像楊曦光這樣的佼佼者，當年對于毛文革的本質已經有了一定的認識，卻沒有掙脫毛主義的思想枷鎖。他們是純正的毛主義者，即使反毛，也是反對作為斯大林主義者和中共最高党魁的那半個毛，而不是反對毛的“珍貴思想”。鄭義指出：利用皇帝反貪官，即利用現成的道統与法統反抗暴政，具有極大的合法性而不易招致立即鎮壓，容易形成聲勢浩大的規模，但無法擺脫專制主義的意識形態禁錮。因為這种意識形態的謊言已經成為“奉旨造反”合法性之依据。必然落入編織得十分嚴密的謊言之网。如果是不自覺地利用，就會束縛我們的思想，以謊言為真實，反而“弄假成真”，加強了謊言的欺騙性；即便是自覺地利用，也會使我們“作茧自縛”，在歷史机遇真正到來之際難以超越既定的政治框架，提出更加深刻的民主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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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是經濟維權。蘆笛認為，“‘經濟主義妖風’是文革失控的另一种表現，在我看來也就是那場大革命中唯一值得肯定的內容。”90 經濟維權運動主要發生在文革一頭一尾。一頭是在蘆笛所謂“最進步的短暫時期”。榮轉復軍人，有中小學文化程度的合同工臨時工，是社會底層中最有凝聚力和政治能動性的團體，他們成立了全國性組織，并使之成為爭取經濟權益的壓力集團，這正是典型的梁啟超所謂“對內的”國民運動，也是國際上社會運動和憲政運動的常規模式。一尾是在文革后期和文革剛剛結束的時候，也就是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要求回城的運動。這一運動獲得了成功（實現了回城目標），但犧牲了一些運動的組織者（被逮捕判刑），從而也就長期埋沒了群體性維權斗爭、壓力集團組織運作這樣一些寶貴的國民運動經驗。
第四類是政治抗議。這里所說的政治抗議，是在對毛文革和毛主義有了反思和覺悟后的意見表達，是一种自覺的思想斗爭和政治斗爭。這种抗議以遇羅克的《出身論》為早期代表，在中期分為政策批判和制度批判兩個分支。91
据趙誠說，在1974-1975年，山西省的一批前造反派成員成立了一個秘密組織（被官方破獲后稱為“張明、趙鳳歧反革命集團”），集結了几百到上千人，他們反對毛澤東的文革路線，主張回歸中共八大路線，屬于上述的政策批判分支。92
最后是到了1976年，零星和分散的抗議活動（大多數尚屬于私下探討和擴散，悄悄地制造輿論的階段，少數已經進入秘密結社和有組織反抗的階段），以悼念周恩來為契机，找到了一個突破和宣泄口，在天安門廣場上演了一場規模浩大的群眾性政治抗議運動。關于四五運動，請參見筆者專文《歷史大視野中的四五運動》（載陳子明等：《四五運動：中國二十世紀的轉折點——三十年后的回憶与思考》，香港：星輝圖書有限公司，2006年版）。
在筆者看來，只有第三類經濟維權和第四類政治抗議，才可以算得上是群眾反抗運動。從某种意義上說，四五運動是群眾反抗運動和“走資派”抵制運動暫時結盟的產物，而且還借助了毛澤東的平衡運動（他在1975年對江青等“文革派”的批評），因此可以說是反文革運動三個組成部分的大匯流。
十年文革的漫長游戲，足以消磨掉任何人的斗志和銳气。文革開始的時候，毛澤東對于世界革命是何等的雄心万丈，到了尼克松訪華時，他坦承“打倒美帝國主義”之類的革命口號是“放空炮”，他的影響力出不了長城，只是“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几個地方。”93
。當毛澤東于1974年初制止江青“三箭齊發”開展反對“走后門”的運動，說什么“開后門來的也有好人” 94的時候，哪里還有“狠斗私字一閃念”的“触及人們靈魂的革命”的影子。“革命化”的毛澤東已經成為特權階層“腐敗化”的最大保護傘。
經歷“游戲--被游戲”的十年，中國人尤其是原先的那一部分白相人也大大地改變了。文革結束后王若水對于“异化”和“人道主義”的研究，任畹町對于“人權”的呼喚，“傷痕文學”的崛起，……都表明了人性的復歸和覺醒。不是“人民文革”，而是徹底否定文革的思想解放運動和民主牆運動，才是對于“人民政治大解放”的自覺探索。
五、“文革”啟示：沒有盡頭的游戲
文革三十年周年的時候，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想要讓它脫离夢境——不論是噩夢還是美夢，進入文本闡釋的層面，他們失敗了——由鐘佩璋任社長兼主編的《東方》雜志因為籌備出一期文革專刊而被取締。到了文革四十年周年的今天，文革終于從夢囈進入到网絡話語的層面，或者說語言游戲的層面，這是一件好事，是對于鄧小平用“宜粗不宜細”、“不爭論”封殺文革研究的一种突圍。
但是筆者注意到，在目前對文革的回顧、反思与研究中，有兩种不同的傾向。其一是偏向于政治工程、革命戰略、運動操作方面的“經世致用”之學，基于第二次文革正在醞釀、隨時可能爆發的判斷，急于總結和傳播第一次文革的經驗。其二是側重于文化游戲、人生百態、倫理道德方面的“警世醒人”之學，以一种“端正人心，百年大計”的考慮，把文革作為一個人類病態的標本室、人性劣根性的展示台，把從世態（制度根源）人情（文化根源）的角度總結文革教訓作為中國歷史研究与文化建設不能繞過的一個環節。
武振榮是前一种傾向的代表。他說：“‘文革’是我們中國人民生活中活生生的事實，因此我能夠做的工作是在1966年我們中國人民偉大政治運動的‘寶庫’中去尋找我們中國人民因為過去運用過、所以現在可以熟練運用之武器。”他特意“運用了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特政變記》中引用的黑格爾的話，說歷史一定會以兩次形式出現，第1次是‘悲劇’，第2次是‘喜劇’。”据此，武振榮“預言這個已經失敗了的‘人民文革’一定會在將來的某一天一定會贏得最后的胜利！”“誰也‘阻止’不了‘21世紀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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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武振榮在引用馬克思語錄時是憑記憶而沒有核對原文。馬克思在《路易• 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的原話是：“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科西迪耶爾代替丹東，路易•
勃朗代替羅伯斯比爾，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
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在霧月十八日事變再版的那些情況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樣的漫畫﹗”“使死人復生是為了贊美新的斗爭，而不是為了拙劣地模仿舊的斗爭；是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務，而不是為了回避在現實中解決這個任務；是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為了讓革命的幽靈重行游蕩。”“十九世紀的社會革命不能從過去，而只能從未來汲取自己的詩情。它在破除一切對過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開始實現自身的任務的。”96“21世紀的文革”也是如此，“拙劣地模仿舊的斗爭”，只會成為“笑劇”和“漫畫”。胡平譏諷說：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這些高呼“再來一次文革”的朋友們，就象一切想入非非的吃后悔藥者一樣，在他們關于再來一次文革的想象中，別人，尤其是他們的敵人和對手們，統統都照上次文革的老劇本原封不動、一字不差地重演一遍，而唯有他自己和他們的戰友們卻可以憑著事后的聰明作出大不相同的選擇。天下哪有這等好事？你有了后見之明，別人不也一樣嗎？可見，關于再來一次文革，關于再來一次文革我要如何如何的說法，都是經不起分析的。它們只是表達一种情緒而已。文革是空城計，只能玩一次，可一不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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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前面說過，文革的玩主，一是毛澤東，二是白相人。二者現在均已無法複製。王希哲針對武振榮“人民若不發動如‘文革’那樣的政治運動就解決不了問題”的說法，批注道：“這是武先生念茲在茲的理想。但‘文革’不是人民能發動的，只能是毛澤東能發動的，毛澤東不可能活過來”。98
在社會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全球范圍內仍然處于戰略攻勢的大背景下，挾中國長期國內戰爭胜利之余勇，手中握有總體性社會的全部資源，再加上一定程度的心理變態--毛澤東長期患有嚴重的失眠症、神經衰弱和輕微的精神病——才會有毛文革。即使毛澤東現在“活過來了”，沒有國際國內的大環境，沒有白相人的配合，他也掀不起風浪了。當年的白相人主要包括學生和青年工人。前者在上山下鄉的艱難歲月中已經与“白相”絕緣。后者（主要是國營企業的青年工人）的“白相”心態或許保留得更為長久，但到現在也只剩下一些化石標本了。劉國凱說：“文革時期二十來歲的青年工人在九十年代中期平均年齡五十歲出頭，還保留著些許力量感，故喊出了再來一次文革就叫共產党完蛋的心聲。至今十年又過去了。這一呼喊業已消沉。他們都年逾花甲，正在社會底層惶惶然地度過著他們生命最后的旅程。可信照此下去，不久這一呼喊就會在世上消聲匿跡。”99
21世紀的學生已經不是“精神貴族”，21世紀的青年工人也已經不是“城市貴族”，正如方圓等當年的合同工臨時工更多地表現出經濟人的一面，在中國市場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產生“吃飽了飯沒事干，一天到晚搞文革”這种特殊類型白相人的經濟基礎已經不復存在。
從另一方面來說，經過四十年經驗教訓的啟迪，中國的民眾以及中國的民主人士對于人權、憲政、法治、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認識与覺悟早已今昔非比，還有什么必要再到文革的“武庫”中去找尋思想武器呢？有了机關槍与迫擊炮，還要關云長的大刀和張翼德的長矛干什么？如果需要挖掘革命的傳統，古今中外正宗的革命有的是，為什么偏偏盯上了“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文革“偽革命”？如果要借用毛澤東的影響力，可以宣傳《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庄嚴承諾》（笑蜀編，汕頭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中毛澤東對憲政民主的呼喚，為什么偏要拿文革中的“假民主”（即“大民主--群眾專政”）說事？原來，武振榮心中有很強的民粹主義与民族主義情結。他說：“在‘民主’的本子中，沒有‘人民是錯誤的’內容”，“民主的觀點和民主的思想不可能認為人民是‘錯誤’的，不管是昨天的人民還是今天的人民--都是一理。”“民主的理論中必須假設在政治上人民知道愛誰？也知道恨誰？在這個問題上，人民不需要‘老師’教導他們愛誰恨狠誰？怎樣愛？怎樣恨？但是到目前為止一些‘知識分子’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們這樣‘教導’人們說，1966年的中國人民愛錯了，也恨錯了！鬼才相這一套呢？”1966年中國人民（武振榮是其中的一員，因此他個人的心情就可以代表全體的心情）确實恨過“走資派”，愛過毛澤東，這就是天經地義、毋庸置疑的，如果用人權、憲政一類的西方理念來挑剔和否定中國人民的“歷史創舉”，就是“選錯了‘本子’”，
就是“吃西餐，放洋屁”，“如果民運人士在民主上只會照著西方的‘本子’鸚鵡學舌，人家憑什么看得起我們呢？我認為在‘民主’的問題上，我們中國人吃的‘西藥’太多了。”
100
主張弘揚文革經驗的論述方式仍然是文革中的基本套路--“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徹底否定文革”是“鄧小平圈套”。101 “當今民間的文革反思實際上已經被中共牽著鼻子走。最典型的表現是中共高叫要‘徹底否定文革’，民間也高叫要‘徹底否定文革’。民間的‘徹底否定’客觀上附和了共產党的政治謀略；自廢了民眾向共產党抗爭的‘武功’。”102
如果依法炮制的話，要廢掉肯定文革論者的武功其實也很容易。在共產党內部，現在已經出現了肯定毛澤東、肯定江青和張春橋、肯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否定鄧小平、否定華國鋒投降路線、否定改革開放政策的爭奪党內正統的派系。民間的肯定文革論者，是不是上了“鄧力群圈套”，客觀上附和了中共原教旨主義派系的政治謀略？
說鄧小平和中共“徹底否定文革”，這本身就不是事實。迄今為止，官方對于文革究竟是否定得太徹底了，還是太不徹底了？他們封殺文革研究和媒體報道，是為了“徹底否定文革”還是為了阻止“徹底否定文革”？最近，中共中央理論刊物《求是》發表了署名秋石的《重溫“文革”歷史教訓：總結歷史開辟未來》一文，文中寫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党、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這段話正是“不徹底否定”的一個最新樣本。文革發動者和領導者到底是犯了錯還是犯了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胡耀邦和陳云都認為毛澤東在文革中犯了罪，而現在的官方喉舌与那個時候比已經大大地倒退了。是毛澤東在文革中利用了林彪、江青（她自己說是毛澤東的一條狗），還是林彪、江青利用了毛澤東？這個基本的歷史事實至今還藏著掖著，沒有放到太陽底下來。文革首先是給党帶來災難，還是歸根結底是党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十年文革首先是十七年毛澤東路線，六十年列宁--斯大林體制的延續，還是其反動？對于意在“警世醒人”的文革研究者來說，恢復文革真相，徹底否定文革，仍然是第一位的任務。
如果不把文革視為“人民革命”，而是視為一場游戲，那么，就無須去預言未來的“第二次文革”，因為它已經在現實中粉末登場了。“网絡紅衛兵”正在揭竿而起，文革腔調和作派正在重新走紅，反資、反帝的仇恨口號一浪高過一浪。如果說文革是對革命与戰爭的模擬，网上文革就是對現實文革的模擬。雙重模擬使得网上文革的游戲性質更加濃烈。
由于以下原因，人們對于网上文革的浩大聲勢不必過于緊張。首先，网絡是一個新時代白相人集中的地方，网上點擊數根本代表不了真正的民意，就像文革中少數紅衛兵的“打砸搶”代表不了中國大多數人的良知与行為方式（或者說，不能把紅衛兵的反文化行為作為中國文化的典型）。其次，网上的人大多帶著假面具，他的言語与行為方式有异于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語与行為方式；不少人選擇了極端化的話語，有些人則是故意說反話。第三，网上君子不愿意与小人對罵，溫和派往往選擇當一個不發言的“看客”，狂熱分子則大多是積極的行動者，是网上點擊的功臣，就像“超女”的“粉絲”們那樣，一個人可以頂一百個人。在這三重扭曲之外，還有一重更嚴重的扭曲：中國的网絡并不是真正的自由空間，無所不在的權力黑手在幕后指揮著网絡公司的刪除鍵。“今日毛澤東”正在玩一种新的平衡游戲，一方面是開足馬力搞權貴資本主義或者資本--官家主義，一方面是放縱网上文革，讓極左派把水攪混，正所謂“打左燈，向右轉”。
但是，网上文革的危害性仍然值得重視，它對于階級仇恨、民族仇恨、地區仇恨、宗教仇恨的煽動，正在繼續毒化中國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心靈。即使是武振榮這樣對文革抱有好感的人也清楚地看到：“中國人心里正在面臨‘毒化’的危險的确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而這樣的問題如果在很短的時間內得不到有效解決，未來民主化運動的前景也是很難看好的啊！”“假設人和社會的‘心理’有一個總量，那么仇恨的分量的不斷加大的現象就有可能導致‘高風險社會’的來臨。反過來說也是一樣，‘高風險社會’盡管有許多的特征，人對人的仇恨可能是其中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因此我認為，若不用民主的方式疏導仇恨的情緒，以求最大限度的化解仇恨，社會被毀于仇恨火焰之中就是可以預測的問題了。”103
游戲是人的天性。包括文革和网上文革這樣的冒險游戲，都反映出人們不滿足于現狀，不滿足于平淡的日常生活，要求變革現狀，要求精神升華的理想主義沖動。鑒于游戲的虛擬、反諷、重构常常是孕育新文化的搖籃，我們不能單純從它的功用和實效來評判它的价值和意義。人類游戲的欲望是不可遏制、沒有盡頭的。20世紀的大哲學家波普，給予了烏托邦主義以最致命的打擊，卻仍將自傳命名為《無窮的探索》。筆者主張一种有節制的游戲觀。在現代“高風險社會”，人們不能僅僅追求“与天奮斗，与地奮斗，与人奮斗”的樂趣与刺激，還要警惕這种斗爭可能帶來的自然和社會災難。避免和減少風險最起碼的，就是要珍惜以往人類實驗的教訓，吸取經過長期歷史檢驗的普世价值与全球經驗，不走前人已經碰過壁的老路，不去“拙劣地模仿舊的斗爭”。
1﹐ 金鐘：《關于文革的一個建議》
2﹐ 陳東林等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208頁。
3﹐ 《毛澤東會見基辛格時的談話（節錄）》，1973年2月17日；外交部[73]辦文特1號，轉引自宮力：《從中美緩和到實行“一條線”的戰略--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國對外戰略的轉變》，載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學報》，2002年第2期。
4﹐ 李連慶：《冷暖歲月 – 一波三折的中蘇關系》，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409頁。
5﹐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247頁。
6﹐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社論：《芙蓉國里盡朝暉─熱烈歡呼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1968年4月10日。
7﹐ 李慎之：《風雨蒼黃五十年--國慶夜獨語》，載《風雨蒼黃五十年--李慎之文選》
8﹐ 徐賁：《變化中的文革記憶》
9﹐ 參見“維基百科”网站“游戲”條目。
10﹐ 參見鄭也夫：《走出囚徒困境》，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5年版；《閱讀生物學札記》，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走向游戲的時代》，未刊稿。
11﹐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5﹐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文集之三十八，12-17頁；文集之三十九，15-18頁。
12﹐ 鄭也夫：《走向游戲的時代》。下面几段中的引文均引自本文。
13﹐ 康德：《判斷力批判》（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95頁。
14﹐ 哈貝瑪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与科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19、130-131頁。
15﹐ 轉引自鄭也夫：《走出囚徒困境》，365頁。
16﹐ 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 1893-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32頁。
17﹐ 《中國共產党大事記》
18﹐ 陳東林等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430頁。
19﹐ 毛澤東：《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1970年12月18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174頁。
20﹐ 劉源、何家棟：《“四清”疑團》，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118頁。
21﹐ 鄭義：《趁机造反 — 紀念文革爆發40周年》
22﹐ 余英時在《文革受難者》（王友琴著，香港：開放雜志出版社，2004年版）序一《挽救記憶的偉大工程》中說：“有此列斯體制及其中國特色，便必然發展出文革，也必然不斷出現打死教師和其它各類知識人的慘劇。”程曉農在《中蘇文革比較》（參見朱江等：《還原歷史
文革40年紐約國際研討》）中把文革定義為共產党對文化領域和意識形態的控制，認為文革始祖不是毛，而是斯大林，文革是共產党必然產生的結果，是共產制度的需要。
23﹐張顯揚：《生前怕篡權，死后怕鞭尸 ─ 毛澤東為什么發動文化大革命》，作者贈閱的電子文本。
24﹐霞飛：《“文革”初期毛澤東為什么給江青寫信》，載北京：《党史博覽》2006年第2期。
25﹐ 陳東林等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126頁。
26﹐ 蘆笛：《從蒯大富贊江青說到“人民文革”（一）》
27﹐ 湯本在《不要忘了自由和良知 — 評毛毛的〈我的父親鄧小平的“文革”歲月〉》中說：“毛澤東把千百万人的生命的毀滅，把億万人的生命的虛擲，成就了他的‘實驗性革命’的‘成功’則是人類史上的政治災難和政治悲劇。”
28﹐ 里夫頓（robert j.Lifton）用類似于宗教心理的“不朽”概念來解釋“文革”的發動。他認為，中國的偉大領袖在晚年面臨的危机，是一种對死亡后的世界狀態的懮慮。毛澤東知道自己在生物意義上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希望他的革命生命、革命精神不會受到修正主義的威脅，希望他的著作代代相傳。“文革”是共產主義生命更新的努力，再生的施行者是青春年少、階級成份純洁的紅衛兵，他們破四舊，攻擊老一代，這是向舊時代宣戰，用心理學來說就是向死亡本身宣戰。參見徐友漁：《西方學者對中國“文革”的研究》，載徐友漁：《直面歷史》，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版，251頁。
29﹐ 趙建偉：《析毛澤東對早期道教的原始社會主義的解讀》
30﹐《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142-151頁。
31﹐ 沈志華：《蘇聯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反應及其結果 — 關于中蘇分裂緣起的進一步思考》，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网站。
32﹐ 同上沈志華：《蘇聯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反應及其結果 — 關于中蘇分裂緣起的進一步思考》。
33﹐ 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上的講話》，載《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326頁。
3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634頁。
35﹐ 綦彥臣：《沈志華作為宗教反動的“人民文革”— 答火戈先生詢問》
36﹐ 毛澤東：《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
37﹐ 林彪：《人民戰爭胜利万歲 —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胜利二十周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
38﹐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11-12、134頁。
39﹐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134、144頁。
40﹐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313頁。
41﹐ 王希哲：《毛澤東与文化大革命》后記
42﹐ 梁啟超：《無產階級与無業階級》，載《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1-2頁。
43﹐ 轉引自《人民日報》社論：《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1966年8月1日。
44﹐ 李月軍﹕《鍛造激情的木偶 ─ 論“紅衛兵”的政治社會化》，載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2005年第4期（總第91期）。
45﹐王希哲：《毛澤東与文化大革命》后記。
46﹐ 万潤南：《清華歲月（13） 周恩來和清華文革 》
47﹐ 万潤南：《清華歲月（13） 周恩來和清華文革 》。
48﹐ 李月軍﹕《鍛造激情的木偶 ─ 論“紅衛兵”的政治社會化》。
49﹐“ 紅衛兵紅文三篇”，載“新浪网”博客。
50﹐ 林彪同志重要講話(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接見曾思玉、劉丰同志的講話)，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7)320號。
51﹐ 蘆笛：《從蒯大富贊江青說到“人民文革”（三）》
52﹐ 劉曉波:《以由衷的謙卑向遇羅克致意--紀念文革四十周年》
53﹐ 李谷城：《中國大陸政治術語》，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54﹐ 《林立果571工程紀要全文》
55﹐ 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239頁。
56﹐ 鄭義：《趁机造反 — 紀念文革爆發40周年》。
57﹐ 《王力反思錄（王力遺稿）》，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601-602頁。
58﹐ 《中國共產党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載1966年8月9日《人民日報》。
59﹐ 胡平：《比賽革命的革命 — 對文化革命的政治心理學分析》
60﹐ 胡平：《比賽革命的革命 — 對文化革命的政治心理學分析》。
61﹐ 胡平：《比賽革命的革命 — 對文化革命的政治心理學分析》。
62﹐ 蘆笛：《從蒯大富贊江青說到“人民文革”（三）》。
63﹐ 方圓：《從“全紅總”談“人民文革”》；李伯特：《“全紅總”始末》
64﹐ 例如喬俊禮和杜文忠、李文博，遇羅克、張祥龍和張祥平，楊曦光（楊小凱）、魯禮安等，參見印紅標：《“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青年思潮与思想探索（1966-1976）》，北京大學博士論文，第三章。
65﹐ 徐友漁：《16學者在京舉行“文革”研討會》
66﹐ 楊小凱：《建新農場》
67﹐ 加達默爾：《真理与方法 — 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征》，上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年版，130-142頁。
68﹐ 此文完成后，筆者google到，王希哲在答复李憲源時曾說過：“人民文革”“當然可以”稱為“人民反文革”。“王希哲26年前提出這個名稱時就說，‘你叫它什么都可以’。”（王希哲：《也論人民文革》的跟帖）但是寒竹批評道：“如果把這种反文革的民主思潮看成是文革的一個組成部分，就如同把反法西斯主義運動看成是法西斯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邏輯上是講不通的。王希哲先生正是把這二者混淆在一起。”（寒竹：《我們能夠從文革中學到什么？－兼答王希哲，武振榮先生》）
69﹐ 王希哲：《毛澤東与文化大革命》后記。
70﹐ 王希哲：《關于李一哲思潮》，此文發表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號《中國之春》，后王希哲略有校訂
71﹐ 方圓：《“毛文革”真有“人民性”嗎？—与閑話先生談几句關于“人民文革”的閑話》
72﹐ 武振榮：《劉國凱〈論人民文革〉一文讀后感 — 民運人士應該紀念“人民文革”》
73﹐ 武振榮：《論毛澤東》
74﹐ 王希哲：《毛澤東与文化大革命》后記。
75﹐ 武振榮：《對一個偉大時代的回憶与理解--我經歷過的1966年政治運動》
76﹐ 參見武振榮：《論民主的想象力》、《論民主的話語權》、《論民主的信仰》、《論民主的直覺》、《論政治生活中的觀念与事實》、《論民運隊伍中的真理觀》
77﹐ 武振榮：《恐毛、非毛与出毛--從〈預言的應驗〉一文說起》
78﹐ 王希哲：《請大家來參加“中國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問答游戲》的跟帖
79﹐ 王思睿：《試析今日中國的左派光譜》，載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2001年第2期。
80﹐ 《毛澤東思想万歲》，北京：1969年，667頁，轉引自宋永毅：《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
81﹐ 轉引自郭建：《當代左派文化理論中的文革幽靈》
82﹐ 王思睿：《試析今日中國的左派光譜》。
83﹐ 蘆笛：《從蒯大富贊江青說到“人民文革”（二）》
84﹐ 轉引自《文革“紅人”今安在？》，原載1996年5月26日《亞洲周刊》
85﹐ 陳東林等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上，223頁。
86﹐ 《宋永毅在芝加哥反法西斯胜利六十周年紀念會的演講》；《專訪鄭義：廣西大規模屠殺与吃人調查》
87﹐ 王希哲：《毛澤東与文化大革命》后記。
88﹐ 參見曹志杰：《我為什么走向天安門廣場 — 四五運動回憶》中《我認識的“走資派”、“反革命”和“革命派”干部》一節，載陳子明等：《四五運動：中國二十世紀的轉折點
— 三十年后的回憶与思考》，香港：星輝圖書有限公司，2006年版。
89﹐ 鄭義：《答畢時圓問，并請提供造反派屠殺傳統階級敵人案例》
90﹐ 蘆笛：《從蒯大富贊江青說到“人民文革”（三）》。
91﹐ 參見印紅標：《“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青年思潮与思想探索（1966-1976）》，第五章。
92﹐ 參見郝建整理：《“2006 •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討會”記錄》，未刊稿。
93﹐ 《尼克松回憶錄》，中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250頁。
94﹐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488-489頁。
95﹐ 武振榮：《与〈獨立論壇〉网友談“文革”（2）》；《關于“21世紀文化大革命”的問題 — 劉國凱〈論人民文革〉讀后感（再續）》
96﹐ 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603-606頁。
97﹐ 胡平：《還會再來一次文革嗎？》
98﹐ 《王希哲對“中國第二次文革”問答游戲部分來貼的批注》
99﹐ 劉國凱：《論人民文革--為文革四十周年而作》
100﹐ 武振榮：《与〈獨立論壇〉网友談“文革”— 或者以“文革”的話題談民主》；《与〈獨立論壇〉网友談“文革”（2）》；《在“文革”問題上兩种言論之分界》。
101﹐ 武振榮：《与〈獨立論壇〉网友談“文革”（5）》
102﹐ 劉國凱：《偽劣的文革史与誤入歧途的文革反思》
103﹐ 武振榮：《“巫毒娃娃”何以風靡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