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低种姓”生活
章 立 凡
我的父親章乃器生于1897年，他在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滿清帝制、北洋軍閥和國民党獨裁統治之后，對人民共和國的民主与法制建設充滿希望。他說：“憲法公布以后，資產階級吃了三顆定心丸，一、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二、保護資產階級的財產所有權；三、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地實行利用、限制、改造。”父親的老朋友羅隆基是憲法專家也是人大代表，當時曾興奮地在人代會上發言說：“中國人民就要有一部真正民主的憲法了，這是多大的一件喜事！”
這兩人當時都沒有想到，僅僅三年之后，他們會因使用《憲法》第八十七條規定的言論自由，而被扣上“右派”帽子。隨著國家民主与法制的破坏，与他們一起受難的五十五万“右派”公民及其家屬，也因而逐步喪失《憲法》所賦予的公民權利，淪為社會的賤民。
一﹐ 賤民制度，古為今用
將人分為等級，古今中外皆有之，但正式規定賤民身份的，卻不多見。
在种姓制度下，古代印度人被分為四個种姓：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首陀羅是被雅利安人征服的原住民，處于奴隸地位。 在首陀羅之下，還存在著一個沒有种姓的群體———賤民，其地位遠在前四种种姓之下，俗稱
“第五种姓”。按照印度教教義，賤民被稱為達利特人，意為“不可接触之人”。
各個种姓職業世襲，互不通婚，以保持嚴格的界限。《摩奴法典》對各個种姓的衣食住行都有煩瑣的規定。不同种姓間不能同處一室，不能同桌吃飯，不能同飲一口井里的水。倘有触犯者，輕則處罰，重則被開除出种姓之外。
開除出种姓的人及不同种姓的男女所生的子女，即成為賤民，最受鄙視。只能居住村外，不可与婆羅門接触，只能從事被認為是最低賤的職業，如抬死尸，清除糞便等。走路要佩帶特殊的標記，并不斷發出特殊聲音或敲擊器物，提示高級种姓者及時躲避。婆羅門如接触了賤民，回去后要舉行淨身儀式。
种姓制度經過長期演變，越來越复雜，在四個种姓之外，又出現了數以千計的亞种姓。雖然該制度在1947年印度獨立時即告廢止，但實際上仍頑強存在。据不完全統計，目前印度10億人口中，賤民人數約為1.6億，半數以上居住在農村。
日本“明治維新”前，華族、士族与平民之間禁止通婚，其下則為賤民，分為兩級：一是穢多，二是非人。穢多是在戰國末期到江戶初期激烈的社會變動中沒落的和歷來受賤視的人們，為了生活而從事處理死牛死馬、清掃、游藝等活計和乞討等。也有從事農耕者。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初，全國統一稱之為穢多。
非人与穢多有明确區別，身份更為低下。江戶時代的非人，有世代為非人者，也有因犯罪等而從上等身份轉落為非人者，但絕大多數是十七世紀后半葉從貧農和城市貧民中出現的沒落者。其中登入非人“人別帳”上的稱“抱非人”，無住處者叫“野非人”。非人平日以乞討為生，亦從事賤役，如帶領犯人游街和收拾死人等，在風俗上禁止束髮。
1871年（明治四年）發布的《解放令》，宣布穢多、非人“應与平民相同” ，承認他們職業、婚姻、居住的自由。但社會的歧視仍然存在，直到今天，他們仍被稱為部落民，在教育、婚姻、就業等方面受到歧視。
中國歷史上的賤民有樂戶、惰民、丐戶、蜑戶等名目，形成世襲制度，不得与良民通婚、不得參加科舉考試，不得捐錢買官以改變身份。其身份地位的形成，有所操行業上的原因，更有政治、禮教上的原因。其中最歹毒的，莫過于明成祖朱棣將反對他起兵篡位的忠臣妻孥，編入教坊司為娼。
封建時代的賤民，在全社會中所占人數是很少的。樂戶的虐政，到清朝雍正帝即位，便下旨予以革除，其后惰民、丐戶、世仆、伴當、蜑戶等賤民，也被陸續降旨成為編戶齊民﹐獲得人身自由。中華民國元年，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再度明令：解放蜑戶、惰民、丐戶，使其一律享受平等待遇。
1949年以后，開始用戶籍制度將人分為農業人口和非農人口，這是一种經濟地位的划分，農業人口事實上是二等公民。從政治地位上又將專政對象确定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坏分子“四類分子”，1957年后又增加了“右派”品种，統稱“黑五類”。雖然《憲法》沒有規定這些人是“賤民”，但政治上的“帽子”制度，足以令其世世代代不得翻身。
二﹐ 七歲儿童，“對號入座”
人對從小被賦予的身份，是在不知不覺中接受的。自從被林巧稚[1] 大夫接生到這個充滿痛苦的世界上來，直到七歲發蒙之前，我一直不懂得等級社會“出身即命運”的意義。現在回想，我的“低种姓”賤民身份，其實是自己“對號入座”領來的，但有一段認知的長過程。
1957年我剛滿七歲，是不到法定年齡的“准公民”——祖國的花朵和未來，當時正在邵力子[2]夫人傅學文辦的“培新幼儿園”接受學前教育。“反右”初起，父親成為全國斗爭的重點，就有人不斷地找已經同他分居的母親談話，施加壓力，要她表明自己的態度。我那時不懂事，但從小就被告知“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他老人家要批判父親，父親一定是有錯，因為毛主席是不會錯的。一天，母親從幼儿園接我去參加一個大會，事先教了几句話，要我上台去說。
原來這是民主建國會和全國工商聯聯合召開的一場批判會，但父親沒有到場。許多人上台發言，憤怒聲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反党反社會主義罪行。輪到我上台，把事先背好的話說了一遍，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雖然是我的父親，但我還是要反對他，跟他划清界限。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大庭廣眾面前講話，贏得了熱烈的掌聲，下台時還有人跟我熱情握手。后來听母親說，握手者是吳大琨教授——父親早年的助手，曾尊父親為恩師的人。母親也發了言，事后她凄然對我說：沒有辦法，別人是無關痛痒，我們可是有關痛痒。
懵懵懂懂地當了一次政治工具，在日后的歲月里，“划清界限”的噩夢，始終困擾著我的人生。但親情是無法用政治來割斷的。父親沒有責怪不懂事的我，也原諒了母親，他自己也有許多對不起母親的地方。
當時我不懂得母親話中的含義，后來漸漸懂得，七歲的我，今后將永遠打上一個身份的烙印，從此淪為社會的賤民。這是痛，而不是痒。
1957年秋天，我成了北京第一中心小學（后改為府學胡同小學）的一名小學生。六年的小學生活，我和別的儿童一樣快樂，沒有感覺到這個社會所發生的變化。不過我加入少先隊比別的孩子晚，而且始終是一名普通的少先隊員，連班干部都沒有當過。
那時，我對文學和繪畫很有興趣，曾在北京市少年宮舉辦的征文比賽中獲得优秀獎，并參加那里舉辦的繪畫班，夢想成為一名文學家或畫家。但父親說，“你最好去學自然科學”，母親的意見也是一樣。后來我逐漸明白，他們不主張我學文科，是因為在這個體制中，文科是高風險行業。
三﹐ 師生之間，筑起心防
韓愈《師說》開宗明義便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道理，我從小就懂得。
1963年我考上了清華附中，成為一名住校的初中學生。
那時已開始填各种表格，其中有“家庭出身”一欄。我問父親該怎么填，他說，你的哥哥姐姐以前都是填“革命干部”，我們這些民主党派成員，1949年后參加政府工作，都被承認是革命干部。
但我怎么也無法把頭上扣著“右派”頂戴的父親与“革命干部”划等號，雖然他從來不承認這頂帽子；學校里有不少气宇軒昂的“高干”、“革干”子女，我也不想与他們划等號。于是接受母親的建議，在“家庭出身”欄里填了“職員”，她曾經是父親創辦的中國征信所和港九地產公司的職員。
入學后安排我當外語課代表，我不想當，自愿當了美術課代表。美術老師吳承露先生很喜歡我，有一次他安排作業，題目是“我的家”，我回家請父親坐在書房里當模特儿，畫了一幅速寫，當作業交了卷。父親的丰富藏書和文物，也被收入畫面。吳老師將作業作為示范，在本班展示，畫中的人物和陳設引起了同學的議論。那時已很強調階級斗爭，這樣的家庭環境，顯然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于是我的“出身”從此打上問號。
學英語學到“Capitalist”（資本家）這個詞，于是有同學造了一個詞“Capitalist's son”（資本家之子）來取笑我。他們還不知道，我的“出身”比資本家要糟得多。
清華附中的老師，有不少是教授夫人，例如錢偉長夫人孔祥瑛、周培源夫人王蒂澂等。我的班主任是語文老師王女士，夫君是清華大學著名的一級教授，1957年与錢偉長、黃万里等一同被划成“右派”。王老師對我的作文能力也很欣賞，那時我經常不交作文，因為有些題目我沒法寫，例如“我的父親”、“我的家”之類。記得某個學期只交了一篇作文，期末王老師仍給了滿分。
有一次母親去參加家長會，王老師在談話中知道了父親的名字，從此對我比較注意。我的“出身”也由此被透露出去，開始被同學稱為“小右派”。我那時喜歡寫一些詩詞，還与一位同窗相互唱和，被好事者從課桌中翻出，偷偷交給班主任。于是王老師某日找我談話，囑將平日所讀之書，開列一個單子，作為教學研究的參考之用。我老老實實地將所讀的書寫成一個不短的書目，交給了老師。
不久在王老師主持下，全班開了一個批判會，批判我和那位同窗的不健康思想，我當場頂撞了她，從此在本校列入“另冊”。而那位同窗因為轉向快，加上出身“革干”，得保平安無事。
我所尊敬的老師，因為丈夫當了“右派”，就整自己的學生來表現進步，令我無比困惑，從此開始厭學，以至于留了一級，离開了原來那個班。
雖然父親表示會支持我上大學，但我自己清楚，憑“出身”論“表現”，哪個最高學府都不會敞開大門。于是率性自為，讀雜書，畫山水，練習書法篆刻，完全按照舊時文人的方式生活，与這座著名工科大學附中的學習气氛格格不入。
近年校友聚會，老同學史鐵生回憶說，立凡那時光畫畫儿不做功課，大家都感到不解。等到“上山下鄉”方才明白，人家早有先見之明，知道用功也白搭，根本沒有上大學的命。我愛讀書﹐不認同“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歪理，但那時不是“讀書無用”，而是讀書無用武之地。
我保持著對古典文學的興趣，讀了王力教授的《漢語詩律學》以后，發現自己的作品多有出律之處，于是苦心鑽研，但對于漢語中已經消失的入聲字，總是難于識別。古代詩詞韻轍依据的主要是“中州原韻”，相當于古代的河南話，我不是河南人，感到難以掌握。某日試著用家中日常的南方話來識別，忽然頓悟，原來“吳音”是有入聲的，很快就辨別清楚了。后來我讀詩詞有了一個新習慣，開卷先辯格律，漸漸發現毛澤東詩詞有許多不入律處乃至詩病。但那時已學乖，這种發現不可与外人道。
學乖還不止于保守內心秘密，自從有了被批判的教訓，我的悟性中又添了几分圓融，不再鋒芒畢露地与人爭論。王老師雖然不再是我的班主任，但仍教初中的語文。她知道自己做了對不起我的事，于是開始設法彌補，曾安排我在課外時間給全班同學講解詩詞格律。師生關系恢复了平靜，但失去了信任。
“文革”中王老師私下向我透露，當年她曾請示万邦儒校長，在万校長的指示下，于某個教室中舉辦一個不公開的展覽，將我所作的詩詞全部展示，作為本校“階級斗爭”的例證。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
時，我作為“反動學生”与韓家鰲副校長關在一起，他也證實有此事。
王老師晚年讀了我寫的父親傳略，曾打來電話鼓勵，并再度表示歉意。我說，那都是過去的事情了，您不必在意。如今王老師以及万邦儒校長等皆已去世，他們都是好老師、有成就的教育家，知識分子良心沒有泯滅。如果不是碰上那個荒唐的年代，是不至于整人的。我怀念師長給我的教育和知識，但永遠詛咒整人的歪理邪說。
四﹐ “不准革命”，樂得逍遙
轉眼到了1965年的“文革”前夜。
這几年思想領域大批判不斷，批判“人性論”、“中間人物論”、“時代精神匯合論”以及翦伯贊、羅爾剛的史學觀點等等。我為了看個究竟，便找來那些被批判的書籍文章閱讀，結果發現這些觀點不是沒有道理。那時周谷城為了捍衛自己的“時代精神匯合論”，對每篇批判文章都有反批評，但報紙不登，于是有李平心教授出來為周打抱不平，也遭批判，被稱為“自己跳出來的反面教員”。我偷偷寫了一篇文章，支持周的學術觀點，及至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及后來的批判“三家村”，才明白是權力斗爭而非學術之爭，慶幸沒有把自己的文章寄出。
1966年中共中央發出《五•一六通知》后，北京大專院校學生躁動起來，清華大學有人給蔣南翔校長貼大字報。那時本校高中的一些干部子弟，已開始不公開地批判校領導的資產階級辦學路線，校領導惟恐隔壁大學之火殃及池魚，于是宣布“內外有別”，規定大字報必須貼在指定的一間大教室里。
我知道自己“出身”不好，但那時有一條政策，叫作“一看成分，二不要‘唯成分論’，重在表現”。我對清華附中的整人之風歷來不滿，認為不符合中央的政策，于是与几位同班同學一道，在本校的一樓門廳公開貼出第一張大字報，對校領導壓制輿論的做法提出异議，不料一下子捅了馬蜂窩。
我們這几位初中同學馬上成為眾矢之的，各种反擊的大字報貼滿全校，面對強大壓力，不得不起而應戰。我連續三天几乎沒有睡覺，赶寫了不少辯駁的文章貼出。由于毛澤東批准發表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形勢開始向相反的方向轉化，這時高年級同學也在另一條戰線上出擊，貼出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批判校領導。
終于有一天，附中党支部的主要成員聚在一起捶胸頓足地大哭，說自己站錯了隊，學生們則站在門外大罵。支部的門上也被貼上一副對聯：“廟小神靈大，池淺王八多”，橫批“一群混蛋”。不久，共青團中央派出以劉晉、章建華為首的工作組進駐本校，開大會宣布校長万邦儒“停職反省”，校領導班子被宣布為“修正主義党支部”，老師們紛紛揭發校領導，并相互檢舉以圖自保。高年級的“紅衛兵”成立了校革命委員會，開始執掌大權。校長等被扣上“黑幫”帽子，開始從事掃廁所的賤役，淪為“低种姓”賤民的一員。
我那時有些幸災樂禍，曾畫了一張漫畫貼出，背景是本校的六層教學大樓，將所有被揭發為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校領導和老師，都畫了進去，里面也有素來欣賞我的美術老師吳承露。据說吳老師看了這幅畫，頗有幽默感地說：“畫得還挺像。”這是我至今追悔的一件虧心事。
回家向父親說起學校的情況，他告誡我，形勢沒有你想象的那么簡單，不要卷到這种事情里面去。
父親的政治經驗果然不錯，由于我“出身”不好，“紅衛兵”上台首先就与我“划清界限”。他們的“造反”有其政治背景，而這几個初中同學貼了第一張大字報，似乎是搶了不該搶的風頭。于是耍起政治手腕分而治之，收編了其他人，對我則實行“邊緣化”——不准革命。
我本是個自由散漫的人，貼大字報只是為了爭取發表意見的權力，而不是想掌什么權。既然“不准革命”，難道還擋得住阿Q當“逍遙派”？從此常跑圓明園遺址和頤和園，去畫風景寫生。
五﹐ “混蛋”邏輯，“基本如此”
“紅衛兵”執掌學校大權后，同學們的身心內外，開始發生“革命性”變化——以粗野為時尚。
首先流行“國罵”，据說有的女同學為表現“革命”，曾聚集在一起大練“三字經”，直練到隨時脫口而出的水平。還有一种風俗是赤腳，因為“泥腿子”代表“革命”。曾見本校某些“校花”，裸著白嫩的小腳丫，在煤渣鋪成的道路上艱難行走，真是那個年代的獨特風景。
軍服也成為時髦服裝，并配上軍用寬皮帶，以示威武雄壯。据說新“國防綠”還不夠資格，褪色的黃軍裝（俗稱“屎黃”）才能顯示出家里是“老革命”。后來“屎黃”又被認為家庭地位不夠，改為流行“將校呢”，那是高干子女們的專利。
毛澤東在青年時代，曾主張“文明其頭腦，野蠻其體魄”。到了“文化大革命”這個“以頭立地”的時代，一切都要顛倒過來，開始用肢體代替頭腦。赤腳勉強可与“野蠻其體魄”沾邊，孰料連頭腦也被野蠻化，非但“國罵”盛行，不久皮帶也成“國打”工具，全身心地投入毀滅文明的“革命”。
紅衛兵很快赶走了工作組，還先后召開過兩次大會，一次是工作組負責人劉晉回校作檢查，另一次是在清華大學禮堂斗爭團中央書記胡克實。記得主持大會的紅衛兵頭頭質問胡：“你是什么出身？”，他吞吞吐吐地說：“是資本家。”，言語間似乎又矮了一截。紅衛兵頭頭責令他跪下，胡遲疑了一下，全場狂呼口號，于是他只好從命，跪在地上接受批判。
回家后對父親談起此事，父親說胡克實的父親是他的老朋友，一家保險公司的掌門人，思想開明進步。三十年代父親在上海從事救國運動，胡先生也參加了。父親受到國民党當局的威脅時，胡先生悄悄為他雇了一名保鏢，但不讓他本人知道。父親強調：中國的資本家，絕大多數是是愛國的，不是坏人。
不久開始放暑假，那時已開始流行一副對聯：“老子革命儿好漢，老子反動儿混蛋”，橫批：“基本如此”。我當然不贊成此對聯，但已沒有興趣去辯論，因為人家既然“不准革命”，也犯不上跟著亂摻和。暑期中有“返校日”，召集大家到清華大學操場去開大會，聆听“革命的大哥哥大姐姐”們的“革命”鼓動，會場高唱“造反歌”曰：“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誰要敢說党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老子革命革命儿好漢，老子反動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你就滾他媽的蛋！”唱到最后全場齊呼：“滾他媽的蛋！”
世上有几人樂于唾面自干，承認自己是“混蛋”？像我這种“出身”不好的同學，歌當然唱不下去，但又不能公然退場，好容易熬到終場，便抽身“滾蛋”。由于“對聯”遭到普遍的反對，不久出現了一种“出身不紅”但“靠攏革命”的學生組織，稱為“紅外圍”，我對此毫無興趣。
多年后，我与當年主張“對聯” 的中心人物譚力夫相識，他那時已改名譚斌，躊躇滿志地出任康華公司副總。我曾有意探討一下這段歷史，但話到嘴邊又咽了下去，不想掃他的興。“對聯”衰敗后不久，他自己及其紅色家庭也成為受害者。“文革”所煽起的族群仇恨，是體制和教育長期形成的惡果，不是北工大學生譚力夫個人所能承擔得了的。
六﹐ 恐怖之夜，走脫羅网
1966年8月18日，按當今的說法，肯定是個商家“大順大發”的開張吉日。當日老人家臨時換上不合身的綠軍裝，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一起，神采奕奕地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紅衛兵小將的隊伍，向全世界昭告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張。
老人家后來總結說，“一生辦了兩件事”。十七年前第一件事辦成時，他在這里主持了開國大典。据說大典之日原定為1950年1月1 日，老人家改為1949年10月1日，即夏歷丁丑年的甲子日。這個日子選得不錯，本共和國至今已度過五十五個春秋。這回發動“文革”選了丙午年的丙午日，可能是翻錯了皇歷。古來年值“丙午”、“丁未”稱為“紅羊劫”，當天兩個“丙午”碰到一起，將八億中國百姓拖入一場歷時十年的浩劫，成為偉大領袖一生最大的敗筆。
當女紅衛兵宋彬彬幸福地為領袖戴上革命的紅袖章時，老人家親切地問她叫什么名字。當他得知是“彬彬有禮”的“彬”時，似不經意地說了一句：“要武嘛。”于是宋彬彬從此改名“宋要武”，引為無上光榮。
就是這金口玉言的“要武”二字，不知令全國多少人在日后的抄家和武斗中喪命。
那天我自然是沒有跟著去山呼“万歲”的資格。据父親分析，毛主席肯定要有出人意料的大動作。但這“動作”之快，是他沒有料想到的。
老人家親自寫信給清華附中紅衛兵：“你們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于是本校紅衛兵獲得無上榮光，成為全城紅衛兵的“老大”，清華附中作為紅衛兵運動的發祥地，改名“紅衛兵戰校”。
其后數日，全城處于“破四舊”的狂熱之中。記得我的一位同學史青（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史國衡之子），曾邀我到其家幫助藏匿處理“四舊”。8月23日清華園內抄家和暴力事件已不時發生，本班紅衛兵到老師家中“破四舊”，回來還得意洋洋地說：有只很大的古董花瓶被他們打碎，王老師十分心疼云云。我見形勢緊張，晚上偷偷跑到大學校園一個僻靜的電話亭，与父親通電話，得知家里也有紅衛兵來貼大字報，但他說自己能夠應付，并囑咐我暫時不要回家。
8月24日晚上，清華大學校園里一片瘋狂。前清大學士那桐題額的標志性建筑“清華園”門坊已被推倒，校領導劉冰、艾知生、何東昌及“大右派”錢偉長、黃万里等“牛鬼蛇神”，被用皮帶抽打著，在現場汗流滿面地搬運磚石……。本校一對姐妹花的母親，是一位蒙古王爺之后，人稱“善格爾公主”，在清華園一帶擁有不少房產，也被披頭散髮地拖來批斗。有位中學女紅衛兵，一路用皮帶抽打一名“反動大學生”（据說其父是上海的基督教牧師），當有人提出
“不要打人”時，她理直气壯地回答：“是毛主席叫我打的！”這時我才明白，“要武”的暗示竟有如此大的威力。
當晚回到宿舍，里面空無一人，新置的蚊帳已被撕碎，床上鋪著一張墨跡未干的大字報，將賤名打上紅叉，責令：“反動分子狗崽子，滾蛋！快滾蛋！”
既然不受歡迎，于是收拾行李，遵命“滾蛋”。不料本校四門緊閉，未經“革委會”許可禁止出入，已成“關門打狗”之勢。若不設法逃走，則皮肉之苦難于幸免。
我在運動初起受圍攻時，曾勘測全校地形以防不測，發現校園圍欄有一處不密，欄下有空間与校外小河相通。情急之下，于夜幕中鑽出圍欄，連淌兩條小河，走上校園西側的馬路，剛好有一趟末班車經過，迅速登車遠去。此時天降小雨，坐在車上，仔細品味著“惶惶然若喪家之犬”的滋味，不知進城之后，有什么樣的命運在等待著我。
我不敢去燈草胡同章宅，便去了汪芝麻胡同母親的住處，剛下公共汽車，便見一群紅衛兵蜂擁而上，查問乘客“是什么出身”。走在黑夜的凄風苦雨之中，暗自慶幸“又逃過一劫”。回到家中，母親告知本胡同的鄰居張洁鳳、傅毅茹、周康玉等几位小有資財的寡婦，均已在抄家時被打死……
我將從宿舍帶回的大字報和破蚊帳給母親看，她很是不解，以為同學間何至于有如此仇恨，要我明天回學校，好好向大家解釋一下。看來她對于嚴酷的“革命形勢”還很木然。
七﹐ 再入重圍，闖關而出
當晚心中記挂著父親的安危，一夜沒有睡好。次日一早，決定按照母親的意思，回學校看看。同時叮囑母親，探听一下父親的情況。
回到校園碰見的第一個人，是本班的輔導員，一位高年級的工農子弟。此人一向很革命，將我視為另類。一照面就板起臉宣布：“從現在起，不許你隨便走動！”快走到宿舍樓時，遇見一位本班同學，是革干子弟，曾与我一道給校領導貼過大字報，算是有過“戰斗友情”的。他搖晃著一條皮帶，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你拿上這個，回去教訓教訓你爸。”
我沒有回宿舍，徑直穿過操場，向教學樓走去。走到樓前時，見兩位女紅衛兵正在用皮帶狠狠抽打門房周大爺。据說他曾是圓明園一帶的地主，因家道敗落，解放前就把地賣光了，后來便在學校當門房糊口。周大爺平日与世無爭，好寫几筆“精气神”之類的毛筆字，每逢冬至起九，便畫上一幅“九九消寒圖”挂在門房里，每日涂黑一個梅花瓣度日。他最大的樂趣無非是炖上一鍋紅燒肉，喝兩口小酒。
此時本班同學已經在樓上望見我，招呼著要我上樓，但聲調中暗藏玄机。我見周大爺被打的慘狀，知道上去不會有好果子吃，便沒有進教學樓。
昨晚尚可鑽欄而逸，此刻卻是大白天，故技不可重施。于是鼓起勇气，大搖大擺地走向校園西側的旁門。此處有一位高年級的紅衛兵站崗，我在本校已是有名人物，他焉有不識之理。不過我當時的走路的气勢，似乎將他震懾住了，他遲疑了一下，將頭偏過，任憑我大步流星地揚長而去。
闖關成功，心情不亞于伍子胥過文昭關。回家見到母親，她已去過燈草胡同，父親那里宅門洞開，外面鄰居正在議論，說是“帶走了，帶走了”。由是判斷，他已遭厄運，生死未卜。
慘劇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每天發生，狂熱的周圍，是中國“明哲保身”的旁觀者們特有的冷漠。瘋狂持續了數日之后，清華附中紅衛兵發表《對目前形勢的十點估計》，表明要遵從偉大領袖的號召，不再采用武斗辦法對付階級敵人。由于本校紅衛兵的聲望和影響力，革命的高燒開始減退，于是我又回了一趟學校。
在校園里，見到一位被指為“作風不正”的高年級女生，被剃成了“陰陽頭”。走進教室，只見兩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學王淑瑛、孫淑綺也被“剃度”，坐在角落的“另席”上，其他同學訕笑著跟我打招呼。我問那位要我用皮帶抽父親的男同學，如當時我留在學校，是否也會遭到同等待遇？他笑著回答：“不會的，我們只想好好和你談談。”我冷笑一聲道：“只怕未必”。
此后得知，本校万邦儒、韓家鰲兩位校長，在8月24日晚遭到毒打。8月26日晚，物理教師劉澍華在斗爭會上被毒打后，從鍋爐房的高煙囪向內跳下，他的兩條腿骨插入體腔，尸體縮短了許多。同時高年級的“反動學生”如鄭光召（鄭義）、鄭國行、徐經熊等，皆在被打之列。鄭光召身強力壯，是本校高年級學習、體育“尖子學生”，只因貼大字報保過校領導，被剝去上衣，光著膀子用皮帶狠抽。他不服罪名，將一枚毛主席像章穿過皮肉，別在胸前，結果被打得腎臟出血。据老同學史鐵生回憶，上述兩位本班的女同學，也在被打之列。
十五六歲的中學少年，正處于躁動的青春期，充滿反叛的激情，追求破坏的快感。這場“史無前例”的所謂“革命”，正好為人性之惡提供了表演和宣泄的大舞台。侮辱人、打人和打死人，在當時充滿著隨意性和隨机性。以我的“出身”和個性，言語之間發生沖撞，后果是無法逆料的。
“文革”后校友們聚會，同學們多為以往的傷害相互致歉（包括那位叫我用皮帶抽父親的同學），了卻恩怨，重續友情。但孫淑綺同學從不露面，可見當年感情傷害之深。
數年前某位成為名作家的紅衛兵領袖，聲稱清華附中無人被打，聞之令人絕倒！莘莘學子無端地相互殘虐，責任或可歸咎于時代，但當事人若毫無反省之意，甚至抹殺歷史，不知与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日本極右翼有何區別？据說作家屬于有“知識分子良心”的品類，但我怀疑其中有贗品。
八﹐ 万千慘景，一堆爛賬
從學校二次脫身后的几天里，我每日在街上毫無目的地亂走，大街上不時有滿載抄家物資的卡車呼嘯駛過。曾几次沖動想去找父親，但一見到周圍隨處可見的暴力，便只有止步。直到半個月之后，才打听到父親的下落，他被紅衛兵押去參加吉祥戲院的“打人集會”，是從那里出來的唯一生還者（關于父親在這場劫難中的經歷，我已另文記述）。
我見到不少老年“黑五類”， 被剃了“陰陽頭”，由紅衛兵押送著“遣返”回鄉。全國被從城市赶回原籍的有397400人， [3] 其中北京市85198人。[4]
后來“紅色高棉”在柬埔寨采取的滅絕城市人口方式，即效法于此，不過手段更加殘酷。我在西單的大街上，見到兩名女紅衛兵，用繩索套在一名五十多歲的婦女頸上，用皮帶抽打著，像狗一樣牽著走，那婦女身著的白短衫上，好几處用墨筆寫著“反革命”……
我不知這名婦女能否活下來？但有人親見，另一名被誣以“反革命”罪名的年輕女子，抱縛在柱子上用銅頭皮帶抽打脊背，此女一聲不吭，拒絕誣服，直到貼身襯衫抽爛；于是有人提議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綁柱前，狠抽胸乳，沒打几下，女子慘叫一聲，立時斷气。我認識的一位老人家的女儿，因為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長得漂亮，同班的女紅衛兵便專門用皮帶抽她的臉……這些都屬于性變態的虐行。
記得一本精神病學書上講，特定環境下的人群，會在某种誘因下，引發集體精神失常現象，稱之為“精神病流行”。當年閉關鎖國的中國大陸，就類似這种發病環境，各种矛盾找不到宣泄的孔道，一旦被人誘導，便集體發狂，釋放出心中的魔鬼，使全國成為恐怖的大瘋人院。
前些年一位中共最高領袖的儿子訪問德國后對我說：“与經歷過納粹時代的老一輩談起中國‘文革’，他們特別能理解。”紅衛兵成為“文革” 的第一批社會打手，就類似納粹德國的“沖鋒隊”。小將們是“無知者無畏”，但充其量只是幫凶角色。北京和全國各地發生的普遍暴力，不是什么自發的“群眾革命行動”，各街道派出所都向紅衛兵提供了本轄區的抄家對象名單。据官方統計，從8月下旬到9月5日止，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
。[5] 但社會暴力造成的大量自殺者，顯然未被統計在內；被“遣返”回鄉的“黑五類”，有多少人死于凍餒，則更無從查考。
母親所住胡同里，那位和善慈祥的傅毅茹老太太，家住獨門四合院，熱心鄰里公益，曾被推選為街道主任。她年輕時應當是個美人，平日白發修齊，衣著整洁，保持著老年婦女的風度。老太太已故夫君是位舊時的小官僚，于是列入抄家名單，從褥墊下搜出短刀一把（我怀疑是有人栽贓），頓時罪在不赦，慘死于紅衛兵的皮帶之下。另一位周康玉女士也是獨居小院，据說是天津名門周家的后裔，平日十分低調，但既屬于“大資本家”眷屬，自然在劫難逃，打成半死以后，掙扎著上了吊。
母親屬于海外歸來人員，又曾留學東洋，加上与父親的關系，何以當時能幸免于難呢？一是她的鄰里關系不錯，二是管片民警對紅衛兵說，此人自解放以來，從無海外聯系，這性命交關的一言，對母親的命運重于九鼎。不過到了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期，她還是沒逃過被單位關押審查的命運。
死者已矣，苟活者活罪難逃。大街小巷中，一下子平添了許多挂著黑牌掃街掃廁所的“牛鬼蛇神”，其中許多是白髮蒼蒼的老頭老太，我所見到的最高齡者，是一位已超過九十歲的老先生。印度和日本從事賤役的賤民們，在我們這個文明古國中，又增加了不少同類，街道衛生大為改善。
這條胡同是東城區財政局所在，該局臨時成為抄家物資倉庫之一。我曾見一對老態龍鐘的夫婦，大約屬于“小業主”階層，推拉著老北京揀破爛用的四輪“地坦克”，上載一堆破舊的生活用品，步履蹣跚地到財政局請求上繳，說是奉紅衛兵命令送來的，但該局不收。問“哪儿能收？”，答“自己問去。”于是又艱難地挪走。由是得知，某些抄家對象還要服“送貨上門”的勞役。
抄家過后，北京的大小拍賣行里，堆滿各种抄來的高檔硬木家具（文物除外），以極低廉的价格出售，据說有識貨者乘机購入，發了一筆小財。至于揀垃圾獲得珠寶、黃金、銀圓者，更大有人在。
某日母親得到街道通知，每戶發給小票一張，持票可購抄家物品一件。這屬于“革命群眾”待遇，她不敢不去。稍后帶回一件三層的精巧食盒，說是周康玉家的，作价五毛。這件物品一直使人有殺人同謀的負罪感，只好當作那個荒唐年代的一件“文物”，保存至今。
這場社會財富再分配，居民廉价分得的，只是几滴余瀝，聊為封口之資罷了，真正的大頭在國庫那邊。据不完全統計，全國共沒收黃金118.8万兩，白銀30.6万兩，銀元978.9万塊，外幣729.7万元，現金、存款、公債券428.8億元，金銀飾物171.9万件，古物1000万件。北京市沒收黃金10313兩，白銀345212兩，現金55459919元，文物玉器613618件，住房52万間。
[6] 另据透露，北京市被抄家有11.4万多戶，由有關部門收購、收存的文物、字畫、硬木家具等實物330.1万件，各區、縣收存財物變价達1867万元，沒收圖書235万冊。僅西城區福綏境一個街道，就有1061家被抄，圖書字畫焚燒了八天八夜。[7]
一個有憲法的泱泱東方大國，不靠發展生產力來增加社會財富，卻靠制造“階級斗爭”來剝奪公民的私有財產，殆非為政之正道。
這些公民的合法財產，“文革”結束后雖有政策予以發還，但十補九不足。房屋被占的很難清退，即便清退了，也沒人敢向國家追討這十年的房租；廉价處理的財物，不會按原值補償；黃金折价發還，原物仍躺在國家金庫；本主已死無人認領的，自然成為死帳；而由于帳目混亂、經手人中飽或被人冒領的，則更是有去無回。
母親的兩位老同學黃瑞華和周國德，一住京師，一居滬上，都是被抄戶。兩人多次到“抄家物資清理辦公室”查詢，永遠被告知“還沒查到”，窮愁潦倒中苦等到去世，也沒領回一錢一物。
父親在1971年3月10日致周恩來的一封長第一封信中，對“文革”以暴力侵犯公民人身及合法財產的行為，有如下評論：
現在有一种反常的現象，就是被打、被抄家的人都諱言被打、被抄家的事實。這可能有兩种原因，一种是怕丟面子的老一套，另一种是有人不許聲張。不管是哪一种，我認為都是應該糾正的。被抄家、被打乃是別人犯法，我有什么罪過呢？……這些惡行的違反憲法、法律就不必說了。被害人不積極揭發這种种惡行，反而把它們隱蔽起來，豈不可怪？看來，這主要地還是那些做了坏事的人自己違法背令，才不許被害人聲張的。也可以說，這是上文所說的隔离政策的一端吧。虛偽竟成為風气，可見這些人的勢力是多么大呀！
九﹐ 一言奪命，女童喪母
說過自己“紅八月”經歷，再說周邊友人。父親的那些名人朋友，就不在本文中敘述了，我要講的是兩個既非“紅五類”也非“黑五類”的人家。不過那時“黑五類”已擴展至“黑七類”，將資本家、黑幫（走資派）補入，這兩家也許勉強可以入圍。歷史總是忽略芸芸眾生類的“中間人物”，如果我不記述下來，她們的悲劇可能永遠不為人知。
前面說到，母親的几位鄰居，在抄家時被紅衛兵打死。其中最年輕的一位是張洁鳳，她曾是美洲著名僑領司徒美堂[8]的夫人。
現在的年輕人，很少知道這位司徒老人了，但在上個世紀的華人社會和洪門袍澤中，他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与陳嘉庚先生齊名的華僑領袖。司徒先生原籍廣東開平，早年到美國當勞工謀生。他身強力壯，為人豪俠仗義，逐漸成為美洲洪門的“致公堂”的掌門人之一。國父孫中山先生早年在美國從事革命活動，得到司徒先生從組織到資金的支持，孫先生還擔任了“致公堂”的“紅棍”（相當于執法者）。因此老先生的革命資歷，至少与國父是同一輩分。
司徒老人身為革命大老，反對小輩蔣介石的獨裁，故受到毛澤東的禮遇。他曾作為美洲華僑代表，參加新政協和開國大典，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等要職。1955年老人逝世時，廖承志致悼詞，周恩來、林伯渠扶靈，備極哀榮。
張洁鳳也是廣東人，但不是老人的原配。据說她曾是一名貼身使女，屬于苦出身，后來收房成為夫人。老先生逝世時她還很年輕，年方三十左右，文化不高，人長得嬌小玲瓏。她享受著國家對知名人士遺孀的待遇，每月有七十多元的生活補貼，与她家原先的警衛員同住在一個小宅院里。
一位年輕孀婦，自然有再嫁的權利。于是她不時參加一些舞會之類的交際活動，以選擇未來的生活伴侶。記得那時經常与她結伴前往的，有一位林光明女士（又名林妹殊，即前些年大名鼎鼎的气功師郭林），以及母親的老同學黃瑞華（黃紹竑前妻）。后來張女士終于覓得意中人，是一位在云南工作的工程師。
老先生沒留下多少遺產，張洁鳳作為知名人士遺孀，如果再婚，就意味著必須放棄國家的生活補貼，這是一件很艱難的事。于是張女士采取變通辦法，到云南与工程師秘密結婚，生下一名可愛的女嬰后，帶回北京生活，對外說是抱養的。
“寡婦門前是非多”，至少那位前警衛員一家是瞞不過的。內情逐漸透露出來，于是街坊四鄰對她的“生活作風”開始有所議論。如今自由開放的少男少女們，恐怕無法理解在那個禁錮人欲的年代，一位頂著“高級民主人士遺孀”名分的女子守節之艱難。這愛和被愛的權利，對于張洁鳳竟是致命的。
抄家一開始，街道便招來紅衛兵，誣稱張洁鳳是“坏分子”， 剃陰陽頭、抄家、批斗，厄運一下子降臨到無助的女人頭上。她被扯開雙臂懸吊在房梁上，輪番用皮帶抽打……張洁鳳很快奄奄一息，哀求看在年幼的女儿面上，饒她一命。但在場民警對紅衛兵示意：“革命哪有不流血的？”于是再遭暴打，當即撒手人寰，撇下年僅六歲的小女儿。
小女孩成為無母的幼雛，孤苦伶仃地靠鄰居的一點施舍活著。有時她在胡同里遇見我，照例會叫一聲“小東哥哥”，但我所能給予的，僅僅是撫摩一下稀黃的頭發，安慰兩句。我沒有隨身帶食物的習慣，也沒有錢。
在那個荒唐的年代，“黑五類”中最荒唐的品种，莫過于“坏分子”。這是一個模糊不清的概念，任何不為體制或世俗所容，而又無法扣上地、富、反、右“帽子”的人，都可以被划為“坏分子”，是一种“百搭”身份。而張洁鳳從未被戴上過任何“帽子”，只因過得比別人幸福了一丁點儿，就招來殺身之禍。
終于有一天，我在胡同里見到心酸一幕：那位頭髮花白的工程師從云南赶來，牽著女孩的手，各人手里拎著一個小包袱，蹣跚著沿胡同向大街走去，准備离開這塊傷心之地。遠遠跟在后面監視的，是街道上的几位“小腳偵緝隊”。
女孩望見我，又令人心碎地叫了一聲“小東哥哥”，我心中百感交集，望了望虎視眈眈的街道干部，欲言又止，保持著距离慢慢前行。
這是我走得最長的一段路。拐出胡同時，趁“小腳偵緝隊”看不見的空擋，我迅速上前，將所知張洁鳳慘死真相，對女孩的父親敘述了一遍。此時街道干部又跟了上來，警惕地注視著，我無言地目送父女倆上了無軌電車。
一年后工程師攜女儿從云南來看我和母親。据他說，家難發生后，接到司徒家的親戚（著名畫家司徒喬之弟婦）來信，方赶來接走女儿。這次是專程來解決遺留問題，他已經找到了當年的紅衛兵、民警以及有關單位，但問題沒有解決。
“文革”結束后，某日我接到一名女孩的署名來信，說她和爸爸到了北京，約在北海公園前門見面。我一時竟搞不清來信人是誰，如約前往，方知是張洁鳳的女儿和丈夫。女孩已長成少女，大人則更加蒼老。劫后重逢，望著相依為命活到如今的一老一小，如同噩夢醒來，良久竟相對無語。
得知張洁鳳仍未落實政策，我幫忙出了些主意，起草書信向統戰部和僑務部門申訴。張洁鳳畢竟是知名人士眷屬，終于發還財產、配給住房，給女孩安排了工作。父女從此定居北京，但死者永遠不能复生。
張洁鳳在海外洪門中，肯定夠得上“祖師奶”級的輩分，敢于冒犯她的人，難免不落個裝進麻袋、沉到水底“种荷花”的下場。她選擇留在中國大陸，做一名幸福的普通女人，然而偉大時代竟不容熱愛生活的小女子活下去，她為愛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不知道，那些置人死地的民警、街道干部和紅衛兵們，今生能否擺脫良心的折磨？我無法想象，一名眼看著母親被活活打死的六歲女孩，心靈上創傷能否愈合？我很想知道，張洁鳳彌留之際，想對至親至愛的女儿和丈夫說些什么？
十﹐ 母女攜手，化蝶雙飛
母親早年在中國公學讀書的時候，有几位要好的女同學，其中一位名叫張為璇，我稱她為張阿姨，她的女儿劉小遷，是我幼年的玩伴。
張阿姨戴著一副厚厚的深度近視眼鏡，是一位胖胖的、和藹可親的知識婦女，一口吳儂軟語。她也是個普通人，但其父張一??[9] 卻大大有名。
張老先生曾是袁世凱的重要幕僚，但因反對袁氏稱帝，几与割席，被從大總統府秘書兼政事堂机要局長的職務上調离。晚年老先生定居蘇州，父親因“七君子案”被捕入獄后在蘇州關押，他与李根源
[10]、陶家瑤[11] 等蘇州耆宿，都曾予以聲援和關照。“七君子”出獄時，老先生也是保人之一。“八一三事變”后，他改唐代詩人張繼《楓橋夜泊》紀江南寇禍慘象曰：“月落儿啼妻哭天，江南劫火不成眠，姑蘇城外寒山盡，夜半槍聲到客船。”并与李根源、馬相伯[12]等組織“老子軍”，誓死抗敵。抗戰期間他是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素以持論公正著稱，受到周恩來的尊敬。
張阿姨家道殷實，夫君劉先生是一位工程師。女儿劉小遷是個白白淨淨的小姑娘，小我一歲，曾与我在幼儿園同學，常在一起玩“過家家”游戲，我當“爸爸”，她當“媽媽”，女儿自然是洋娃娃。小孩子還不懂得“家庭”是怎么回事，有一次到張阿姨家玩，我曾正式宣布將來要与小遷妹妹結婚，被母親當場訓斥，鬧了個大紅臉。
后來劉先生工作調動到邯鄲，而北京市長彭真要將“复雜分子”通通清走，將偉大首都搞成“水晶城”，不允許張阿姨繼續居留。于是她听從我母親的建議，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母女獲准移居蘇州老家。小遷那時已是個身材高挑的少女，走后我再也沒見過她。
張阿姨与母親保持著通訊聯系，“文革”爆發后，人人自顧不暇，音訊中斷。不久偉大領袖支持革命師生搞“大串聯”，我因為“出身”不好，一直拖到1966年11月，才到學校“革委會”開出一份介紹信，揣上父親給的二十元錢，擠上比沙丁魚罐頭還要憋悶的火車南下。
行前父親要我去一下蘇州，看望他的老朋友周瘦鵑[13] ；母親則囑咐一定要去看張阿姨，然后到上海看望舅舅以及她的另外兩位同學。
在蘇州下車，住進“革命師生接待站”后，立即梳洗一翻，准備去張阿姨家。我那時已處在朦朦朧朧的青春萌動期，想起馬上要見到小遷妹妹，不知她如今出落成何等俏模樣，心情多少有些興奮。
張阿姨家原住在蘇州城內吳殿直巷，老宅早已易主。她給母親的信，都注明“蘇州富郎中巷XX號顧乃文”，顧氏為當地名醫，与張家是世交，張阿姨回鄉定居，便成為顧家房客。到達觀前街附近的富郎中巷時，天色已晚，我立在一座黑漆大門前怔住了——門上貼著紅衛兵的大封條。
不得已向路旁一位小姑娘打听，孰料她竟嗲聲嗲气爆出一條惊人信息：“顧-乃-文？-他死了！”我心知不好，赶快解釋是找顧家房客。經一位好心鄰居指點，我在附近的一座破院子里找到了張阿姨，但不見小遷，据說是隨學校參加學農勞動去了。
蘇州是歷史文化名城，全市被抄家的有64056戶，僅圖書、字畫、文物就抄沒十七万件以上。[14] 顧氏為姑蘇世家，宅第中亭台樓閣，曲徑回廊，當然是抄家的重點對象。他不堪斗打侮辱，跳樓自殺了。張阿姨雖是房客，但因為家中陳設講究，又是名人之后，連帶著也遭抄沒，如今已是家徒四壁。
張阿姨做了蛋炒飯給我充飢。她現在全靠丈夫寄來的工資，維持母女生活。談起北京家中情況，我据實相告，她說人活著就好。張阿姨談吐樂觀，我覺得可以放心向母親复命了，不過沒能見到小遷，心中多少有些惆悵。
我在蘇州只打听到周瘦鵑被抄家，后來才得知這位鴛鴦蝴蝶派作家兼盆景名家，在紅衛兵摧毀了他嘔心瀝血培育的盆景之后，最終殉了那些至美靈物，在自家花園投井自盡，落了個“人琴俱亡”的結局。
上海的舅舅平安，但母親的兩位同學皆遭抄家。行至杭州，“革命師生接待站”設在“南屏晚鐘”的淨慈佛院大殿里，庄嚴佛像已蕩然無存，僅發現一尊雕工精美的漢白玉觀音，橫倒在后院的山坡上，已經沒有了頭。接待站的伙食很好，但每天燒飯的燃料，是一籮筐接一籮筐的佛經雕版……。到南昌后我無心再走，折回首都。
張阿姨与母親的通訊時斷時續，到了“清理階級隊伍”的1968年，突然消息全無。母親得到一個不确切的傳聞：張阿姨和小遷一同上吊自殺，但始終不肯相信。她們既不是“黑五類”更不是當權派，沒有必死的理由。
“文革”結束后，人們開始尋找在浩劫中下落不明的親友。我在董竹君、許寶??兩位前輩的熱心幫助下，輾轉找到了張阿姨在北京的弟婦。當向這位老太太說起我母親是張為璇的同學時，她平靜地回答：“我還記得令堂，可惜為璇早已不在人世了。”這本是我心中預料的答案，但還不甘心，又問小遷妹妹下落。老太太一下子痛哭失聲：“為璇把她也帶走了！”
原來“清理階級隊伍”時，劉先生被圈禁審查，工資被扣，音訊全無。張阿姨生活來源頓時斷絕，這意味著將失去最后的自尊。她不能過那种四下哀求“嗟來之食”的生活，毅然帶著愛女走上不歸路。待到劉先生解除審查，已經家破人亡。
与周瘦鵑先生一樣，張阿姨屬于那种極有教養、斯文安逸的蘇州人，一輩子從未傷害過任何人，也禁不起任何傷害。母女兩代閨秀，像兩件洁白細薄的精巧瓷器，任何震動都可能是致命的。
我這位儿時玩伴，十七歲的花季少女，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牽著母親的手，像蝴蝶一樣從這個瘋狂的世界上悄悄飛走，消失得無影無蹤。她比我晚一年來到這個世界，但生活還沒有開始就已經結束。除了親友的哀痛之外，甚至沒有給社會留下任何記憶。
多年來一直想不明白，是什么樣的母親，能忍心讓女儿殉葬？我不敢想象當晚母女相對投繯的細節。今天忽然醒悟：“質本洁來還洁去”，是女儿自愿選擇追隨母親，保持做人的尊嚴。
行文至此，悲泣不能自抑……
十一﹐ 私設公堂，“群眾專政”
那些年流行一句話：“出身不能選擇，但道路是可以選擇的”。我屬于“可教育好的子女”，卻不肯領這份情。周恩來等革命前輩出身剝削階級家庭，受的是資產階級民主教育，背叛出身走上革命道路，可見那种教育的后果還是不錯的。但此時什么才算做“教育”，誰又有資格“教育”別人，就很難界定了。
本校軍代表曾找我談話﹕“听說你也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受害者？”我回答：“不是。”我從內心認為，從廣義的角度，大家全是受害者，包括這個做我“思想政治工作”的軍代表在內。所謂“反動路線”，根本与“資產階級”無關，倒是體制中有許多封建主義。
自從讀了遇羅克的《出身論》，我就開始向人本主義回歸，否定給活人貼標簽的哲學。我時常和一些朋友同學討論歷史、哲學和文學藝術，并換閱被禁的書籍，也“惡毒攻擊”了“無產階級司令部”。
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本校體育老師趙曉東（我同班同學的父親）跳樓自殺，頭触在階角上摔得粉碎，遺體慘不忍睹。不久我被揭發出有反動言論，于1968年12月被關進了“群眾專政”的“牛棚”。
“牛棚”坐落在本校西側，系由自行車存車棚改造而成，頂部覆蓋一層瓦楞鐵皮。所謂“改造”，只是用紅磚砌上牆壁，再分隔成單間加上鐵門而已，腳下仍是泥土地面。棚內有兩張木板床鋪和一個課桌，沒有窗戶也沒有電燈爐火，黑暗陰冷無比。看守的“革命群眾”開門的時候，借著室外的光線，可以發現鐵皮棚頂挂著白霜和冰凌。
我從被關的當晚開始受審，被要求交代“惡攻”罪行。連續審了三夜，也被毒打了三個整夜，打手大多是本校高年級“出身好”的“革命學生”。三四個人圍著我，像圍著一只拳擊沙袋，前后左右同時拳打腳踢，口鼻很快流血，頭髮被揪得一把一把往下掉。過去看漫畫有被打得兩眼直冒“金星”的畫面，小說中也有這類描寫，總覺得不可理解，這次卻親身體驗到了：拳頭耳光交加之時，确有金光從視野閃過。由是可知，耳光的“光”字蓋源于此。
清晨回到“牛棚”時，腰已被踢得直不起來了，頭皮上滿是揪出的血泡。我曾兩次從“紅色恐怖”中僥幸脫身，但這次不行，白天鐵門鎖閉，夜晚小院內探照燈晃如白晝。時值隆冬，室內溫度几乎与室外無异，几天下來，兩腳凍得腫起，連鞋都穿不上了，遑論逃跑。
管理“牛棚”的是“工宣隊”，連打三天收效不大。“軍宣隊”的軍代表來教訓我，他定了調子說：“你老子反動你也反動，是‘現行反革命’。革命群眾‘動’了你几下，是出于革命義憤，不好好交代問題別想出去。”我知道這次在劫難逃，無理可講。把心一橫，要來紙筆，自己怎么想的就怎么寫，把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都寫了出來，索性當他一回“反革命”。
過去校領導整我，我也給校領導貼過大字報，如今輪回到同一地獄。校長万邦儒和被迫揭發我的同學都關在這里，同我關在一個“棚間”的難友是副校長韓家鰲。韓校長是個溫文爾雅的人，真草隸篆都寫得很漂亮，曾在本校展出過，“文革”爆發后被扔在一間教室的角落，被我悄悄撿走作為收藏。他以前頗有知識分子風度，此刻卻破衣爛衫，蓬頭垢面，耳廓長著半圈凍瘡，每天外出与万校長等“專政對象”一起“勞動改造”。韓家鰲對我很照顧，我被打得一連几天起不了床，他天天給我打飯、打熱水。我為自己過去的冒犯向他道歉，韓校長則透露了以往校領導整人的內情，并表示自己也認為這种做法是不對的。
“牛棚”的飲食以窩頭為主，平時只許吃最便宜的素菜。我們有時只好搞“精神會餐”，各自詳盡描述自己吃過的好東西。1969年1月1日，毛澤東發表“對反革命分子和犯錯誤的人，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的“最新最高指示”后，“牛棚”中人的待遇有所改善，開始實行“人道主義”，室內安了一個煤爐。我倆最愜意的享受，就是烤窩頭抹臭豆腐，室內空气就顧不了許多了。這也有一個好處，就是看守的人不愛開門進來了。不久又進一步“人道”，遷入有暖气的宿舍樓，只好与這种享受徹底告別。
我的凍腳隨著恢复供暖迅速恢复，不久被責令与韓家鰲一起參加“勞動改造”，去掃廁所并為鍋爐房運炭渣。我生平第一次有机會“合法”進入女廁所，就在此時。燒鍋爐的師傅對我們很和气也很照顧，最重的活他總是親自干，我倆只要搭把手就行。看來身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未必革命得“鐵板一塊”。
“專政對象”中還有几位有“歷史問題”的老師，我們每天在押送之下，列隊到食堂打飯，“工宣隊”的一位年輕女工，比我大不了几歲，見面總是盯著我笑。“書生落難”有人青眼相向，我多少有几分得意。我們打飯總是被安排在最后，好菜基本上賣完了，有時能買到一份有肉末的菜。春節食堂供應餃子，韓校長和我想買，押送的人沒有异議，不料有位中年“工宣隊”師傅一聲斷喝：“舊社會勞動人民過年都吃不上餃子，你們這些‘牛鬼蛇神’還想吃，沒門儿！”于是只好各買一份白菜捧回，心中琢磨著若是那位女工在場，這頓餃子還是能吃上的。
搬入宿舍樓后，實行早晚“請罪”制度。“牛鬼蛇神”們橫列一排，在偉大領袖像前低頭肅立几分鐘，類似追悼會的默哀。早“請罪”完開始勞動，晚“請罪”畢開會“斗私批修”，說的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話。
終于有一天開大會宣布“落實政策”，韓校長和兩位同學被宣布“解放”，對我的處理是“‘反革命’帽子拿在群眾手中以觀后效”。會后准備回家，那位揭發我的同學悄悄向我解釋說：“我揭發你，是為了你好。”我沒有回答，心里想的卻是猶大之吻。
十二﹐ 天道輪回，誰來寬恕？
從1966年到1969年的四年中，中國政壇的巨變影響著每一個家庭。偉大領袖不時發表“最新最高指示”，每次都有徹夜敲鑼打鼓的游行來慶祝，預示著又有一批新的遭殃者產生，人們開始厭倦這种“不斷革命”的生活。
那些曾經風頭十足的紅衛兵領袖，他們引以為榮的父母也成了運動的對象，有的被打倒，有的自殺，有的“靠邊站”。“血統”的优勢一旦被剝奪，人也變得气勢全無。紅衛兵的利用价值使盡之后，便被牽出來做替罪羊，以平息民憤。政治輪回如此迅速，使“老紅衛兵”（簡稱“老兵”）充滿了怨憤，于是組成“聯動”炮打“中央文革”。
某日無意中踏進一間空教室，只見牆頭筆墨淋漓地題著一首“反詩”，分明是要“上山打游擊”的口吻：
熊熊鬼火照天燒，倒走橫行盡魔妖。
亂世方顯男儿志，拋卻書箱進山坳。
他們的反抗很快遭到鎮壓，我曾親見清華大學“井岡山”攻打本校宿舍樓，抓走紅衛兵領袖卜大華的場面。
我發現周圍的人態度開始發生變化：我几乎不再被視為“另類”，因為被打倒的人太多了，父親不過是被早打倒了十年而已。台上干部的子女，繼續耀武揚威；而倒台干部的子女，仍保留著攀比父母級別的習慣思維定式。因父親過去曾是四級“高干”，于是我也曾莫名其妙地被某些“老兵”引為同類，但絲毫不感到有与榮焉，反而覺得哭笑不得。
有些“老兵”也主動与我攀談，發泄對這場運動的不滿，怀念起當初一起給校領導貼大字報的日子，甚至稱贊我對本校“揭蓋子” 所拔的頭籌。但我對此已無興趣，內心不斷反省自己以往的荒唐，而且從根本上否定這場運動。
記得某日与一位“老兵”，在清華園的“水木清華”后面小山上閑聊，碰巧有一位戴著大口罩的女大學生低頭走過。
“老兵”悄悄問我：“你知道她是誰？”我答不知，于是他告訴我：“她就是劉濤。”劉濤乃劉少奇之女，運動初起時与賀龍之子賀鵬飛同為清華大學革委會負責人。她不幸上了江青的當，起來揭發繼母王光美。及至父親被打倒，她的利用价值也耗盡。此時形單影只，人人視同陌路。
事隔多年后，劉濤曾向我談及被繼母禁止參加父親追悼會，言下極為傷感。我相信劉濤無非是年輕無知，被政敵所利用而已。她沒有不可饒恕的罪，錯在傷害的是繼母。
我想起了胡風，他是人大代表，享有非經人大常委會批准不受逮捕的法定特權。胡風与夫人梅志于1955年5月17凌晨被捕，18日人大常委會才開會批准逮捕胡風，沒有委員對違憲捕人提出質疑。當時的委員長劉少奇也不會想到：十二年后他身為國家主席，竟然也無法用憲法保護自己。
天道好還——“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我相信中國革命之子劉少奇被綁在臨終前的病榻上時，除了不可饒恕者以外，一定會原諒全國無數傷害他的人，其中肯定也包括自己的愛女。因為對于許多人來說，他也曾是一名傷害者。
二十世紀初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永遠結束了中國的君主專制，換來了沒有君主的專制。二十世紀中葉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結束了國民党的一党專政，換來了新的國家和憲法。但憲法所保障的公民權利，卻被主持制定者肆意踐踏，連根据憲法選出的國家主席尚不能幸免，遑論我等芸芸眾生。
儒家千年教化，自“人之初，性本善”始，國人束髮受書便知，不過知荀子另主“性惡”之說。推翻千年舊制度，教化万民十七載，要把“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性惡”被發揚光大到空前絕后的“頂峰”。率獸食人者倡之，助紂為虐者從之，在“一張白紙”上，描畫出狂野酷烈的歷史畫卷，足以獨步古今。
所有這一切，都是以一場“大革命”的名義進行的。
法國大革命的殉難者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名義而行！”將“自由”換成“革命”，有什么區別嗎？
魯迅筆下的狂人，從千年禮教的煌煌典籍之中，“仁義道德”的字縫之內的字縫之間，好不容易解讀出“吃人”二字。那場“光焰無際”思想照耀下的“大革命”，省卻了無數繁文縟節，直接張開血盆大口，不但當場吞噬活人，更吞下一代人心。
我不斷忏悔以往對師長的傷害，我不再記恨任何無知者的傷害。人們可以相互原諒以往，但歷史從未寬恕過任何罪惡。
無須通緝歷史罪人，因為從來無一漏网。
1﹐ 林巧稚(1901-1983年)，現代婦產科專家。福建廈門人。1913年就讀于廈門女子師范學校；1919年畢業后留校任教。1921年考入北京協和醫學校，1929年畢業，獲博士學位，受聘于北京協和醫院，任婦產科助理住院醫師。1931年任該院婦產科助教。1932年赴英國曼徹斯特醫學院和倫敦婦產科醫院進修。1933年前往奧地利維也納進行醫學考察。1935年在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任講師，一年后升任副教授。1939年前往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院婦產科進修。1940年回國，任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主任﹐是該院第一位中國籍女主任，同年并受聘為美國“自然科學榮譽委員會”會員；1942年協和醫院為日本軍隊侵占，离醫院自行開業同時兼任北京中和醫院(現人民醫院)婦產科主任。1946年兼任北京大學醫學院教授。1948年協和醫院复辦，她又回到該院任婦產科主任。1949年后一直在該院任原職。1959年兼任北京婦產醫院院長和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1951年當選為中國人民保衛儿童委員會委員。1955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兼任中華醫學會副會長。自1954年以來，歷任第一、二、三、四、五屆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常委，婦聯副主席等職。建國后，她曾到奧地利、蘇聯、捷克、美國、加拿大、瑞士、法國、伊朗、英國等國考察或率領醫學代表團出國訪問。1973—1977年被聘為世界衛生組織醫學研究顧問委員會(ACMR)顧問。
2﹐邵力子（1881—1967），原名聞泰，又名夙壽，字仲輝。浙江紹興人。清末舉人，同盟會會員。1910年后任上海《民立報》、《民國日報》編輯。1919年參加國民党。1920年在上海參加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党。1923年与柳亞子等人發起組織新南社。1924年任國民党上海執行部農工委員和農工部秘書。1925年离滬抵穗，任黃埔軍校秘書長兼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7月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屆執委擴大會議。1927年后，歷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長、中央監察委員、甘肅省政府主席、陝西省政府主席、國民党中央宣傳部長。抗戰期間，曾任軍委會戰地政務委員會秘書長、駐蘇大使、國民參政會秘書長。1945年8月抗戰胜利后，作為國民党政府代表參加國共重慶談判。1949年4月任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代表在北平同中共談判。《國內和平協定（最后修正案）》被南京政府拒絕后，留于北平。同年9月，出席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務委員、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常委、中蘇友協副會長等職。
3﹐ 《參考資料之四——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1966年10月。
4﹐ 參見丁曉禾編著：《老三屆朝歌•狂飆——紅衛兵童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六章。
5﹐ 《北京日報》，1980年12月20日。
6﹐ 《參考資料之四——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1966年10月。
7﹐ 參見丁曉禾編著：《老三屆朝歌•狂飆——紅衛兵童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六章。
8﹐ 司徒美堂(1868-1955)，原名羡意，字基贊，廣東開平人，1868年4月3日生。1880年去美國，在舊金山中國餐館當幫廚。1883年加入洪門致公堂，參加反對清政府的斗爭。1904年起追隨孫中山進行革命活動，后在美負責致公堂、安良堂等僑胞團體的工作。1925年中國致公党成立后，被推舉主持致公党美洲總支部的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后，与旅美進步人士共同組織紐約華僑抗日救國籌餉總會，發動華僑捐款支持祖國抗戰。1941年冬，被國民政府聘為華僑參議員。1945年3月，當選美洲洪門致公党主席。1946年4月，率美洲各地洪門代表，回國參加中國洪門全球懇親大會，并在上海任中國洪門民治党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內戰爆發后，拒絕參加國民党召開的“國民大會”。1947年，在香港以洪門老人身份支持陳其尤等人改組致公党，贊同致公党參加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1948年上書中國共產党主席毛澤東，擁護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組織聯合政府的主張，并赴美發動華僑支援祖國解放戰爭。1949年9月回國，出席中央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當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等。1955年5月8日在北京病逝。
9﹐ 張一??（1867-1943），字仲仁，蘇州人。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經濟特科進士。辛亥革命爆發后，他受袁世凱之召，任總統府秘書兼政事堂机要局長。曾經竭力反對袁世凱稱帝，不肯在“勸進表”上具名。改任教育總長。1921年退隱鄉里。1937年与李根源、馬相伯等發起“老子軍”抗日。抗戰期間任國民參政會會員，1943年在重慶逝世。
10﹐ 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又字養溪、雪生，別署高黎貢山人，云南騰沖縣人。1898年中秀才， 1903年入昆明高等學堂。次年留學日本，學習陸軍軍事，先后畢業于振武學堂与士官學校。1905年(加入同盟會，
1909年回國，任云南講武堂監督兼步兵科教官，旋升總辦。武昌起義后，与蔡鍔等發動新軍響應，成立大漢軍政府，任軍政總長兼參議院院長，繼任云南陸軍第二師師長兼國民軍總統。后參加二次革命，反袁世凱稱帝活動和“護法”斗爭等革命運動。曾任北洋政府總理，1923年因反對曹錕賄選總統退出政壇，隱居蘇州。1936年，為營救“七君子”而奔走。抗日戰爭爆發后，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与張一??等倡議組織老子軍。不久离蘇去內地。1949年以后，歷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南行政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等職。1965年病逝于北京。
11﹐ 陶家瑤(1871-?)，字星如，祖籍紹興陶堰南野堂，生于南昌。清朝貢生。曾任四川補用道和四川鹽運使。1914年任民國政府長盧鹽運使。1918年任安福國會參議院議員。1923年任江西內務司司長、北京政府財政部整理賦稅所議員，同年3月任江西省省長。1926年任全國水利局總裁。1928年去職，曾寓居上海、蘇州。
12﹐ 馬相伯（1840—1939），原名志德，又名建常，改名良，以字行，晚號華封先生，江蘇丹徒人。1862年入耶穌會，后獲神學博士學位。1869年升神父。曾任上海徐匯公學校長、清政府駐日使館參贊1903年創辦震旦學院。1905年創辦复旦公學，并兩度擔任該校校長（監督）。1907年參加梁啟超組織的政聞社。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1937年被任命為國民党政府委員。1939年11月4日病逝于越南諒山，享年100歲。遺著有《馬相伯先生文集》。
13﹐ 周瘦鵑(1895-1968) ，江蘇蘇州人。幼孤，靠母針黹收入維持生活。在上海民立中學就讀，畢業后留校教課。開始著譯小說，結識編輯包天笑，得以成名。加入南社。進中華書局，譯《歐美短篇小說叢刊》，是高爾基作品最早的中文翻譯者，曾得到魯迅的贊賞。1920年，進申報館編輯《自由談》、《春秋》副刊，又為中華圖書館編輯《禮拜六》雜志，為大東書局編輯《半月》、《紫羅蘭》、《紫蘭花片》、《新家庭》等雜志。1939年夏參加上海中西蒔花會，以二十多种盆栽參賽，得榮譽獎。次年又獲全會總錦標。辭去申報館的編務，回蘇州辟紫蘭小筑，從事園藝事業。抗戰時期，避難上海，以售賣盆栽為生。1949年后回蘇州，專事經營紫蘭小筑，并參与蘇州園林的修复規划設計，曾當選全國政協委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8年8月12日投井而死。著譯有50多种。主要有《拈花集》、《花鳥虫魚》、《瘦鵑短篇小說》、《福爾摩斯偵探案》(与嚴獨鶴合譯)等書。
14﹐ 《參考資料之四——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196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