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金铨导演逝世十周年追忆
穆晓澄
“光阴似箭”虽说是句俗话，但对我们这些已经进入中年的人来说，这形容还真是很贴切。这不，转眼间，胡金铨导演辞世已十年了。
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五日那天，我突然接到一通来自台北的电话，对方以急促的声音说道：“先跟你说一声，胡导演昨天在荣总过世了”。“你说什么？！”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上个礼拜还打电话给我，说是要推迟几天回来，九号不用去接他，怎么就进荣总了？…”我一下儿懵了。后来又说了些什么，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十二月中旬，胡金铨导演决定回台北一趟，检查检查身体。在去机场的路上，他的心情显得格外好，因为在美国筹拍了十几年的《华工血泪史》终于有了着落。由于吴宇森导演的帮忙，加上周润发同意加盟演男主角，投资方半个月前已从伦敦发来了传真，确认拨款事宜。胡导演的兴奋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我跟导演说，有些部分其实可以考虑在中国拍，比较省钱。我在国内电影圈里还有些关系，能帮上忙。导演很高兴，相约回来细谈。因为大家熟了，接接送送是常事，见面离别很少握手。然而这次例外，在登机口前，我们握了握手。导演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我，叮嘱了几句要我帮他照看的事情，便转身走向通往国际登机坪口的通道。谁能想到这最后一次握手竟然成了我们之间的永别…
初次听到胡金铨的名字是在一九八零年前后。 那时我在北京电影学院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时值文革结束不久，大陆电影业百废待兴，电影教学更像是一条“没有航标的河流”。为了应付教学，学校开始组织师生观摩港台及外国电影，统称“参考片”。其中，港台四大导演联手拍摄的《喜怒哀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导演改编自传统京剧《三岔口》的“怒”篇，更是用现代电影语言表现传统戏剧文化的典范。后来听说，合拍这部影片是为了解救李翰祥导演的一时财务之急，并传为一段影坛佳话。于是我对这几位导演肃然起敬。
八十年代中，我在美国大学里做访问学者，收入微薄。闲暇时间，有幸在郑佩佩主持的电视公司寻了份差事以接济生活。那时佩佩在自己家里制作一档美食节目，每次总要介绍几个菜。节目拍完，刚一停机，大家便一拥而上，美餐一顿。胡导演住的地方离佩佩家不远，每次佩佩自然也忘不了请导演来，席间饭后大家总是要聊上一阵子。大概因为是北京老乡，又都是电影人，我跟胡导演可以说是一见如故，特别聊得来，遂成忘年交。后来导演又认识了阿城、北岛、顾晓阳等几位北京来的作家，大家也都成了好朋友。我也通过导演认识了很多台湾来的文化界的朋友，比如张错教授、李欧梵教授、卜大中等。九零年前后，我们常在一起聚会，胡导演是当然的主角，常常聊到深更半夜，大家脸色发青，导演却满面红光。
北京人好侃，家事、国事、天下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个“尽”字，我体会是尽兴的意思。论事不分巨细实谬，尽兴就行。虽说是关心国事天下事，但细数下来，北京人当上高官的人寥寥无几，而因闲话落难的人却不在少数。旧时茶馆里挂对联，提醒大家“莫谈国事”看来是有道理的，祸从口出嘛。尽管如此，这凑热闹侃大山的习惯是改不了的，也正因为这样，北京人才更可爱。胡导演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北京。每逢在我家聚会，朋友之间拉亲带故是常事儿，请一个来仨，人不多不热闹。轮到吃饭的时候，胡导演看看来的人多了，便笑着跟我说：“瞧瞧，灾情扩大了，灾情扩大了”。而聊起天儿来，他则惟嫌听众少。
离开北京四十余年，胡导演乡音未改。一提起老北京来，总是兴致勃勃。他说，北京那地方，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但是住久了，你还是会喜欢上她的。过去有钱人家大宅门儿，那里边儿是石榴树金鱼缸肥狗胖丫头。寥寥几句话，把个老北京活生生地摆在你跟前儿。
胡金铨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跟我同一个属性，都是属猴的，算下来应该是一九三二年生。然而，他的证件上写的却是一九三一年。“按说您应该是三二年出生才对呀”，我有一次忍不住问他。“咳”，胡导演回答道：“我离开北京的时候还不到十八岁，到了香港得混个差事，怕年纪太小人家不要，所以虚报了一岁”。大概是往回改太麻烦，也没有那个必要，于是将错就错。胡金铨四九年离开北京，靠着童年耳濡目染及私塾学来的本事在香港闯荡。他先后美国之音当过翻译、做过英文教师、干过广告绘画，后来又在长城电影公司管道具，做布景设计，跑龙套。直到一九五八年香港大导演李翰祥慧眼识才，介绍他进绍氏当了演员兼编剧，才算正式进入了电影界。一九六五年他自编自导影片《大地儿女》，跻身导演行列，并在随后的几年里，因拍《大醉侠》、《龙门客栈》、《侠女》等片而红极一时，曾被誉为香港的黑泽明。一九七五年，他在法国嘎纳电影节获得金棕榈最佳影片提名及技术大奖，并被当地一家著名电影杂志评为世界五大导演之一。在我的记忆里，他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华人导演。
胡金铨不仅是个电影导演，而且在历史、文学、音乐、美术等领域无不造诣精深。聊起中国文化，嘴边儿常挂着的是国学大师顾炎武、陈寅恪、王国维等人，对他们的著说如数家珍，难怪他的电影具有浓厚的文人气质。导演读书的嗜好众所周知，在他洛杉矶一室一厅的居所里，虽无千棵竹，但藏万卷书。他晚年不宽裕，书架是我帮他用水泥砖和木板搭起来的，沿墙摆满后，又在厅里架上几排才勉强够用。客厅就像个小图书馆。我也有些书，常笑称自己书多看得少。导演可不然，我每次去他那里，进门后都要小心翼翼，不然一定会踩着书，尤其是他的助理小余回台北以后。记得有一天，他叫我去帮他换厕所的灯泡，我进门一看，简直无从下脚，书已经快堆到门口儿了。“我来帮您整理一下吧”我说。“别咭”，他说：“待会儿要看的时候该找不着了”。
胡导演拍电影，要求极为严格，重视历史考据，讲求细节真实，从来不马虎。有一次提到拍清宫戏，他告诉我们清朝大臣身上带的朝珠因官位大小而异。官儿大的链子长，官儿小的链子短。“知道为什么吗？”他说：“嗳，大臣上朝，跪见皇上是有规矩的，朝珠必须碰着地。官儿大的链子长，腰不必弯得太厉害，不就省力了吗？”导演读书善解，博闻强记，于此可见一斑。
九四年初，我所在的电视公司与上海东方电视台合作，推出一档综合杂志型节目，题为《飞越太平洋》，内容锁定美中两地的大众生活与流行文化。其中一个单元叫“幕后新闻”，以介绍影视动态，名人行踪为主。我第一个想到要采访的就是胡导演。按阿城的话说，这叫先卖朋友。胡导演倒是愉快地接受了访问。其间，我们谈到了他的电影风格。“您是中国武侠电影的开创者”，我说，“谈谈武侠片吧”。“先得更正一下，准确地说，我的电影应该叫‘古装动作片’。小说里写的武侠，那都是瞎编的。中国不像日本，没有武侠这个阶级。在日本，武士是个职业，中国没有。你没见过中国大街上有人挎着刀，抡着板斧成天闲逛吧？所以我不管它们叫武侠片。…我不过是用了京剧、舞蹈的动作，把打斗的场面处理得比较浪漫一些罢了”。访谈结束后，我提出要拍一些工作和生活的镜头。他说，这样吧，你来拍我画画，说着从一摞书的底下抽出一个速写本，开始画了起来。我拍了几个特写镜头，放下摄影机一看，忍不住乐了，胡导演画的竟然就是我，漫画风格，特点抓得非常准。其实，画漫画也是胡导演的一大业余爱好。临走时，胡导演把这幅画送给我。至今我还把它挂在我家客厅，以为纪念。
胡导演一生拍的电影不多，但部部引人入胜。阿城曾跟我说，胡导演善于营造气氛，这是需要功力的。他还说，一个好的导演必须先是个艺术家，胡导演就是个艺术家。我想，在胡导演心里，还有什么能比艺术家的称号更珍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