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芸
我是個學美術的人﹐于音樂上頭﹐卻天份極差﹐我不願學任何樂器﹐學也學不會。四年前﹐我們家很鄭重地買了一架新鋼琴﹐是給兒子的﹐亮閃閃的鋼琴放在家裡﹐我又成天閑著﹐這還不夠構成一種誘惑嗎。我就上去試了試﹐但一星期後就打了退堂鼓。原因說出來﹐祇怕誰都會點頭同意﹕十來歲的兒子彈五六遍就學會的簡單曲子﹐我足弄了有五六十遍。過後﹐我把琴蓋輕輕關上﹐撫摸著鏡子般光滑的琴面想﹕就算是家中添了這麼件錚亮的傢伙白擱著看﹐也不錯。
不只是我現在成年了學不會樂器﹐其實我在兒子那樣的年齡﹐也一樣學不會。那時﹐很意外地﹐我們家居然有一架鋼琴。我說“居然有”是因為當時正處於文革的年頭﹐家裡有鋼琴的都得往外清理﹐我們家原是沒有鋼琴的﹐卻突然添出一架來﹐怎麼不是“居然”﹗
那是一種很意外的情形。70年代初我們家被下放到蘇北農村去了﹐那真是離文明很遠的偏僻角落﹐人除了在土地上苦掙溫飽﹐不擁有其它與文明有關的附屬物。我們去的那個村裡有個插隊知青﹐他在縣城的某處碰上一架鋼琴﹐想必也是由經抄家所出﹐就花了很少的錢買了下來﹐運到鄉間﹐並寄放在我們家中。他這麼做出於兩個原因﹐第一﹐他們知青的住處已如農舍無異﹕正門一間堂屋﹐左右兩間廂房﹐人住兩邊﹐中間的堂屋是公共的地方。而鄉里人除了睡覺﹐堂屋的門是不作興關著的﹐一是表示磊落不避人﹐二是表示歡迎八方來客﹐而知青的住處﹐村民去得更多了。農民們多少以為﹐知青是公家人﹐他們的地方更加是公家的地方。很難想象可以把一架鋼琴放在他們堂屋裡﹐只消每人敲一記﹐祇怕就敲壞了。而我們家是下放幹部﹐老小一家子﹐便具備了私密的家庭性質﹔也還由於我的父母是那種“年深日久”的城里人﹐萬無改造的可能﹐村民們自覺地和我們保持某種距離﹐容忍我們象城里人那樣關起門來過日子﹐鋼琴放在這樣的家裡是可靠的。第二﹐我母親會彈一點鋼琴﹐那個知青於是來向我母親學琴﹐因此﹐這些機緣湊成一處﹐我們家在被下放農村之後竟添出一架鋼琴來。
那是一架小個頭的琴﹐黑色﹐已經老舊了﹐但聲音還不錯。鋼琴是一種長壽的東西﹐往往可以活過人的一生﹐那架琴不知幾世幾年了﹐竟會流落到鄉間來﹐世界上的事情真是不可追究的。那知青其實很少來學琴﹐而我母親也很少彈﹐當時我的父母對於下放的命運非常怨天尤人﹐情緒很不好。現在回頭看看﹐其實挺可惜﹐那樣的白拿工資不做事﹐又有鄉間乾淨的陽光和空氣﹐新鮮的蔬菜和魚蝦﹐蠻可以歡喜過活的。父親是個弄畫的人﹐母親可以弄音樂--又有了琴﹐他們若是把心胸開闊出來﹐不知在鄉間能生出多少額外的詩意來呢。他們卻一個勁兒地發愁啊﹐發愁啊﹐把大把的光陰都蹧蹋掉了。後來﹐我凡碰上了不順心的日子﹐不由地就要想﹐我若是發愁啊﹐發愁啊﹐日後﹐我會不會為此後悔呢﹖人生總是由一些很好的日子和一些不好的日子構成的﹐而人是只活一次的。
那時﹐我和姐姐被送到城里讀中學﹐放假才回鄉下去。有一次母親突然說要教我們鋼琴﹐姐姐聽了露出很喜歡的模樣﹐我就暗自納悶﹕這種事﹐她怎麼喜歡呢﹖可母親是說一不二的。於是輪到我的時候﹐我開始慢慢地在上面敲《東方紅》﹐我把手舉在半空裡﹐在一模一樣的白色琴鍵上努力分辨不同的音﹐結果在每一個彈下去的音之間要隔三到五秒鐘﹐然而﹐整個曲子都被我彈出來了﹐而且沒有錯。我母親坐在一邊﹐正在吃那種上海特產的黑色小核桃﹐小核桃吃起來挺麻煩﹐果仁曲裡拐彎地包在硬殼裡﹐因此她于這上頭很大地分了心﹐對我的演奏不置一詞﹐我心中得意﹐以為沒有錯就能達標。不料母親一吃完核桃﹐立刻翻臉﹐拍著腿說﹐“重來﹐這也叫音樂﹗”我當然只能重來﹐心中叫苦﹐她倒不曾再多吃些核桃。
姐姐比我精彩多了﹐不幾天﹐她就有摸有樣地在上面彈曲子了。那時候﹐村裡人都在傳﹐說那個知青把鋼琴放我們家﹐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那“沛公”就是我姐姐。的確﹐我們一回來﹐他就每天都來我們家了。我聽了傳聞﹐就在暗中窺測他﹐他中等個頭﹐臉很大﹐眉宇也就開闊﹐看上去倒是大大方方的﹐有一股城里讀書人的氣質。因為他的頭髮有一點點往上秀﹐在當時的我眼裡﹐他已經不年輕了。而我姐姐那時正雙八年紀﹐又高挑又漂亮的樣子﹐我不免就想﹕這也就是做夢罷。可這件事我和姐姐在私底下從來沒有談過﹐而我的父母除了他們的懮愁﹐對什麼事都不放在心上了。
因此那時候﹐音樂是和鄉下的草屋﹐懮愁的氣氛﹐小核桃﹐有預謀的男知青等等奇怪的東西混在一起的。
等我進大學讀書﹐讀的是美術系﹐天然地就親近音樂系﹐因為音樂美術是同盟。我們兩系的學生完全打成一片。他們誰擅長聲樂﹐誰擅長絃樂﹐聲樂得幾分幾等﹐絃樂幾分幾等﹐誰跟誰好﹐誰又跟誰不好﹐我們全都知道。
由於音樂系最出色的教授是教聲樂的﹐因此學生的注意力全在聲樂上﹐他們的尖子學生﹐就是唱得最好的人。他們于鋼琴上倒不很留意﹐他們的鋼琴課等於我們美術系的素描課﹐那不過是一個基本功訓練。
起初﹐他們系裡唱得最好的是一個女生。那個女生據說是嚴錫山的親戚﹐嚴錫山是軍閥不假﹐可是﹐能夠雄霸一方的虎狼之人﹐究竟不是等閑之輩﹐只說這個親戚﹐便有過人之相。首先她長得高大﹐個子在一米七五以上﹐五官精緻﹐皮膚雪白﹐骨相端正﹐器宇軒昂﹐她這樣的女子走出來﹐叫人眼睛是要一亮的。她給人的印象還不是漂亮﹐而通體上下有一股非凡的氣度。這樣的精神面貌在當時的中國人裡是非常罕見的﹐因此我們給她起了個外號叫“大洋馬”。“大洋馬”也插過隊﹐很難想象這個形像立在貧困的鄉間會是一種什麼效果。總之﹐她來上學時﹐年紀已經三十了﹐還沒有對象﹐什麼樣的男子配得上她呢﹖
“大洋馬”雖然相貌過人﹐卻又並不是那等自視甚高端著架子的淺薄之輩﹐她非常善於和各種人打成一片﹐跟我們美術系混得最熟的就是她。從來看不見她用功﹐有空只往我們宿舍跑﹐見我們都比她小﹐她也就拿出小兒女態來﹐跟我們講笑話啊﹐模仿人的口音啊﹐說逸聞趣事啊﹐跟我們笑得一起滾在床上﹐弄得我們人人都喜歡她﹐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有派頭的﹐卻又這麼生動滑稽的一個人。
她其實是非常懂事的﹐但把這懂事藏得很好﹐她跟我們作樂是一種樣子﹐不作樂時另有一種樣子。有一次﹐他們音樂系舉行演唱會﹐一個蘇州來的漂亮男生上臺獨唱﹐卻唱砸了。他非常狼狽懊惱﹐逢人便作解釋﹕燈光怎麼不好﹐樂隊怎麼出錯……傳得我們美術系上下都知道了。有一天在去飯廳的路上﹐我見“大洋馬”和他走在一起﹐聽他憤憤而談﹐而“大洋馬”呢﹐全神貫注﹐目不斜視﹐好像完全沒有看見我。我第一次看到她原來也能那樣耐心地﹐嚴肅地跟一個人談話﹐顯然她在小心地安慰他。
我而且還看到有人對她說了不大愉快的話﹐她裝著沒有聽見﹐事情就那樣不著痕跡輕輕滑過去了。
“大洋馬”身上的許多東西﹐對我當時都是很新鮮的經驗﹐她的不用功﹐她的尋樂﹐她做人的精細得體而不露棱角﹐其實全是一個人的修養和一個人的眼界。怪道她給人的感覺不是漂亮﹐更加是氣度﹐修養其實比相貌還要緊些呢。
不等到畢業﹐她就去了美國﹐她去了美國也沒有忘記我們﹐給我們寄來了她的照片。照片上她穿著深色的高領毛衣﹐外頭是一件明黃的羽絨背心--敞著﹐牛仔褲﹐運動鞋﹐斜斜地靠在校園草坪邊的長凳上﹐臉上是一種非常適意的表情……我們把這些照片傳來傳去地看﹐興奮得臉熱心跳﹐那就是美國啊﹗看看人家這姿勢﹐看看人家這穿戴--她身上的那些行頭當時件件對我們都是新鮮的物事。我們人人替她慶幸﹕這下好了﹐也就是美國那樣非同尋常的地方纔合適非同尋常的“大洋馬”﹐在那裡﹐她可以配上一匹真正的洋馬﹐然後比翼雙飛了。
很多年後聽說﹐“大洋馬”嫁的是個中國人﹐生了個聰明絕侖的兒子﹐而她不再唱歌了﹐只是在家相夫教子。
“大洋馬”走後﹐音樂系的頭把聲樂交椅就在另外兩個女生之間爭奪。 那兩個女生相貌和風格都很不同。
一個長得動人。我不說“美”卻說“動人”﹐是因為那的確是一種另類的美。 就分別看她的五官而言﹐都有缺點﹐眉毛太淡﹐眼睛不大﹐鼻子太直﹐嘴小﹐她的下頜骨比較方-- 相當違背中國仕女的標準美﹕瓜子臉。可是怪﹐她走出來就是動人得很。她通身有一種弱柳扶風﹐臨水照花的婀娜和朦朧﹐尤其是臉﹐她的眼睛好像從來都沒有完全睜開來過﹐睫毛半是羞澀半是迷茫地覆著﹐配上她嫩嫩的皮膚﹐真是招人心疼啊。她一些兒沒有那種伶俐活潑的舉動﹐倒有一種靜如處子的樣子﹐又安靜又乖順。她若碰到了人﹐無論熟人﹐生人﹐都先要愣一愣﹐嘴微微張開﹐露出小鹿般的天真和稚氣﹐那也真是招人疼。誰見了她﹐都會聯想到那種極其乾淨的﹐稚嫩的﹐叫人祇想捧在手裡小心呵護的一類東西。那時﹐校園裡比她漂亮的臉蛋大有人在﹐可像她那般“動人”的卻沒有。後來我讀《浮生六記》﹐看到芸娘形容女子的漂亮須是“美而有韻”者﹐我就想起她來。那個“韻”真是一種說不出來的東西﹐好像一個人被一種光照著﹐那光是銀白色的﹐一點兒也不強﹐可是從不消失﹐把一個人從頭到腳罩住﹐因此﹐即使她走到你跟前來﹐也能讓你覺得影影綽綽的﹐那種輕靈裊娜的朦朧感﹐便是“韻”吧。
她的追求者非常之多﹐校內的﹐還有校外的﹐但她都不答理。她也和“大洋馬”一樣﹐得空就來和我們美術系的女生膩在一起﹐她不講笑話﹐聽我們講﹐乖乖地在一邊坐著﹐真看不出她是音樂系的頭塊牌子﹐也看不出是“君子好逑”中的中心人物。她只說過一次笑話﹐那是校外有個空軍飛行員來向她求愛﹐她問我們﹕“飛行員是什麼﹖不就是跟個開汽車的一樣﹖”她那樣單純卻又無意中達到深刻的話把我們都逗笑了。
她唱歌﹐和她的人一樣﹐聲音是純銀的顏色。
另一個女生﹐長得很奇特﹐她是娃娃般的圓臉﹐小鼻子小嘴﹐原是好好兒的﹐可是她好像一個玩具娃娃不小心被掉在地上﹐然後又被人踏了一腳﹐而那一腳正踏在臉上﹐使得臉的正中凹下去一塊﹐她就是那個被人踏過一腳的娃娃。
在我們年輕的時候﹐對自己的相貌不可救藥地計較﹐敏感﹐那張被踏過的娃娃臉若長在我身上﹐多半能要了我的命。可是她卻是喜眉喜眼的﹐熱情﹐愛笑﹐笑得很響。我們說前面那個女生的聲音是銀色的﹐那麼這一個的聲音就是金色的--明亮﹐耀眼。因此聲樂的最高分老是在這一金一銀之間搖擺。
可是到了快畢業的時候﹐總要定出個第一來了﹐他們音樂系上下都很緊張﹐那一金一銀就更不必說了。連我們美術系也跟著緊張﹐天天去打探消息。最後﹐結果出來了﹐那個金嗓子得第一。
有一天走在路上﹐我和“金嗓子”迎面相遇。我對她說﹐祝賀你啊。她笑嘻嘻地拉住我﹕“你知道我為什麼會得第一嗎﹖”不等我開口﹐她急忙就說﹐“我信了主了。因此我在唱歌的時候﹐什麼都不想﹐心裡只有一個信念﹕榮耀主。”我驚異地看著她﹐眼睜睜地看著她的臉在我面前明亮起來﹐那樣一張在正中被踏過一腳的臉也被一種光照耀著了﹐讓她激動﹐美麗。她眼睛都濕潤了﹕“是的﹐榮耀主﹗只是榮耀主﹗我的名次﹐我的自己全是不足道的﹐榮耀歸于我主耶穌﹗我的歌全是獻給主的﹗”
這樣一次邂逅﹐這樣一段對話就那麼清晰永久地刻在我的心版上了。這些年來﹐我並沒有加入任何宗教﹐但是我准准地知道﹐即使我們只是肉身凡胎﹐但有那麼一種境界﹐可以提昇人﹐解放人﹐昇華人﹐那就是﹕忘我。
當年我們那些女孩子們在一起﹐成天都幹什麼了﹖雖然我們和音樂系的同學如此水乳交融﹐但我們從不向她們討教任何音樂的知識﹐就像她們也從不來向我們討教美術的知識一樣﹐我們就是那樣活著﹐應付著各自需要完成的功課﹐然後﹐切膚地感到自己的和別人的喜怒哀樂﹐就是那樣一些東西﹐而不是概念裡的音樂美術﹐在悄悄地熏陶著﹐啟迪著我們的人生。
我對於欣賞音樂略有概念得益于後來去北京讀研究生後偶然聽來的幾堂音樂欣賞課。那時我就讀的地方叫中國藝術研究院﹐其中設有美術﹐音樂﹐舞蹈﹐戲劇﹐電影等門類的研究﹐同學都已經是各科中的專家﹐隨便就能提供給人很多專業的知識。於是音樂研究所的一個同學﹐給我們開了一堂音樂欣賞課。
那個同學是天津人﹐道地的一張“衛嘴子”﹐特別能說﹐亦是性情中人﹐因此他給的音樂欣賞是帶著很多個人情緒和感情的。他給我們講柴可夫斯基﹐說到他的第六交響曲裡面的一段行板﹐便回憶說﹐他當時在鄉下﹐生活單調苦悶﹐是老柴的音樂安慰了他﹐特別是柴六中那段如歌的行板﹐在那樣荒涼無望的日子裡﹐“象一股暖流在心上淌過去”。
音樂究竟是什麼呢﹐是一隻手吧﹖是可以伸過來﹐撫摸人內心的一隻溫暖的手吧。
此後﹐我也體驗過那樣的“暖流”﹐那時我們在北京常去聽音樂會﹐印象裡有兩個人的音樂構成了撫摸內心的“手”。一個是伯恩斯坦的鋼琴﹐一個是傅聰的鋼琴﹐這兩個人演奏的樂符一響起來﹐好像箭簇﹐直直地射進人的心裡﹐於是﹐一個人活象被魔法鎮住了﹐不能動彈﹐然後聽任他們的音樂沒頭沒腦地把自己完全淹沒﹐融化。那些次一等的音樂家做不到這樣﹐他們的樂曲就是無法走進人的心裡﹐它們滑溜溜地從耳朵裡一竄而過﹐離心還隔著好遠呢。
所謂大師究竟是怎樣的人呢﹖就是那些能很快找到通向人內心道路的人﹖
也許就是受了那幾堂音樂欣賞課的影響﹐我一直比較喜歡俄國的音樂家﹐比如我喜歡俄國的拉赫瑪尼諾夫遠超過喜歡莫扎特。拉赫瑪尼諾夫的音樂沉重﹐悲哀﹐如泣如訴﹐我一聽﹐一個人馬上就被他帶走了﹐走到一種悲傖的﹐哀怨的﹐無奈的境界裡﹐在那種境界裡﹐我看見了什麼叫人生﹐那麼淒美﹐又那麼絕望﹐叫人感動得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所有的利益計較﹐榮辱興衰在那種境界裡﹐變成了微塵﹐變成了輕煙﹐變成了委瑣和屑小。
就是這樣﹐我喜歡上了一切悲涼的音樂﹐其實我不是個哀傷的人﹐也沒有過哀傷的生活﹐可是哀傷的音樂讓我由衷覺得﹐哀傷比快樂深刻﹐它能夠表達人生中那種與生俱來﹐天老地荒的無奈﹐那好像是我們所有人生的主旋律﹐即使萬萬人之上的皇帝也不能例外。
我曾寫過一個叫“戈登醫生”的愛情故事﹐寫的時候﹐我一直不停地放二胡演奏家余曉光演奏的喜多朗的宇宙音樂﹐那音樂哀婉到無可形容﹐中國的二胡表達哀婉真是無可匹敵的﹐象一條線﹐象一注水﹐細長蜿蜒﹐不絕如縷……那是究竟說什麼呢﹐那就是訴說我們人生天高地厚的無奈吧﹗我一邊聽﹐一邊慢慢地營造出一個絕頂無奈的愛情故事﹐把自己寫得淚水漣漣的﹐後來也把讀者哄得淚水漣漣的。我究竟是寫了小說﹐還是寫了音樂呢﹖我實在是把那個故事當一首哀曲去寫的。
我漸漸知道﹐人生如歌﹐音樂從來也沒有在我們身外﹐它從我們出生的那一刻﹐不﹐在我們出生前﹐就已經曲調悠揚﹐如泣如訴地奏響了﹐於是對於我﹐音樂和美術一樣﹐便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