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曙林
1979年9月份，几位朋友准备搞画展。因为同年4月我们的摄影展览很成功，画画儿的朋友们劲头十足，信心更大。池小宁同核心的几位都很熟，早早得到了消息，并悄悄告诉我，要我做些准备。（注2）
干什么呢？准备拍一部小电影。
那时四月影会的朋友们，能在单位从事电影拍摄的很少，能够掌握与控制电影机的就更稀少了。我在1979年5月份调到煤炭科学院电影室，专门拍摄16毫米黑白电影片。小宁那时还没有掌机，但他有电影厂的经历和扎实的基本功，所以经常是我的高参。
从单位“顺”出一两盒胶片容易，多了，就要积攒些时日，特别是要把摄影机拿出来，我当时想了不少主意。不管怎样，弹药齐备，9月27日那天我们上阵了（注3）。掌机当然是小宁，我背着书包做给养。要知道，16毫米电影机一盒胶片只能拍摄三分钟，小宁拍片又狠，一拍完就要把机器打开，装一盒新胶片，挺麻烦的。那像今天拍DV，只管拍，无休无止。
当时的气氛，其实挺紧张的。美术馆东墙外，看画儿的人多，便衣也多。好在那时他们水平不高，常让我们认出来（注4）。担心只有一个，怕把机器没收了。小宁拍摄机动性强，跨度大，我在几米外紧紧跟随，起些观察保护的作用。到28号那天，情况就严重了。一大早，不知从哪里来了一群街头小混混似的青年人，起哄叫嚷，还对挂在铁栅栏和树上的作品动手动脚，有点像来砸场子的气势。九点多钟，又来了几位中年妇女，带着红袖箍，说是当地办事处的，又说是公园管理处的，反正态度强悍，嗓门极高。小宁挺立直面拍摄，一位大嫂上来就抓摄影机，那还了得，我和几位画画儿的朋友冲上去保护，小宁乘机转移阵地，一时间展场混乱无比。画画儿的朋友们都是君子动口不善动手，我当时的感受就是一句话，秀才遇到兵了。在喧嚣、争论和轻量级的接触中，作品保护住了，可是有许多真正的观众，离开了展览场地。我忽然明白，这才是这些来客的真正目的。美术馆东墙外树多，给拍摄带来依托和掩护，同时也给现场装卸胶片带来方便。我们不敢离现场太远，小宁的拍摄作风像战地记者，只是智慧和机敏更多些罢了。争执与混乱在继续，不知何时现场忽然静了许多，我突然发现现场已经被包围了，撤，来不及，机器大，又来不及收，我和小宁被四五个警察带到了美术馆里面。（注5）
我当时很紧张，机器要被扣，单位还不开除我。小宁很沉着，在一间空旷的屋子里依理据争。对方讲，并没有说你们拍照有什么错，但要按规定检查。当时没有法制概念，警察一讲，你还说啥。结果我书包里所有的胶片，拍过的，没拍的全部拿走。记得当时还用随身的暗袋把机器里没拍完的那盒也取了出来，他们要求一起拿走。
漫长的等待。我们同他们在一间屋子里，彼此无话，他们也不说话。寂静中，我曾试图向窗外望望，这才发现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我很沮丧，又很担心，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看看小宁，他黝黑的脸上大眼睛向外努着，表情严肃但不紧张，我瞬间也放松了许多。不知过了几小时，十几盒胶片如数送还。我惊奇地发现胶片已被冲洗出来。小宁要求检查一下，对方同意。我们在屋子里对着灯光把每盒冲出的胶片查了一遍，没有发现被剪去什么镜头。那几盒没拍过的，后来发现只少了几尺。（注6）
国庆节前的拍摄就是这样。
后来星星的朋友们要游行。小宁对我说，这次危险大，你别去了，我另外找个助手，咱们得保存住基地。因为我要负责所有胶片的冲洗。国庆节那天，我一直在担心，不知那边情况怎样。记得快中午时，我给李恬打过电话，因为他和小宁住的很近。李恬讲还没看见小宁。那时没有手机，也没有BB机，人一出去，就消息全无了。（注7）
焦急地等到傍晚，小宁送来拍完的胶片，向我大致讲述了一下白天的情况，就匆匆离去了。夜幕中我送他下楼，望着他骑自行车的背影，我忽然觉得，这小子真他妈行。
当时胶片的冲洗是手工操作。一盒16毫米电影胶片长100尺，约30米，冲洗前要把它缠在一个木头框子上，再轮流在不同的药水槽里上下提动，水洗后晾干，在未干透前从木框上取下，随机放在一个大布框里，再干燥一两天，就可以收盘了。那期间我都是夜晚九点以后，悄悄溜回单位，干它半宿。十一过后，小宁又去圆明园等地拍过几次，以后就没怎么再拍。即便如此，拍摄的底片也有近六大盘之多（大约九小盒可缠一大盘）。由于各种原因，这批底片当时没有拷成正片。小宁到我单位来过几次，我用观片器给他偷偷放过几段，后来就把这批16毫米电影底片封存了起来。
1983年前后，小宁准备去日本学习。他把六大盘，三铁盒底片郑重交给我，我们定了死约：小宁你不讲，我绝不讲；如果你说了，我就把底片交出去。而我又转移到另一位保存者，定了同样的死约。他是我的铁杆发小，小宁并不认识，我不告诉小宁，小宁也不问，我认为这是最安全的办法。
五年过去了，平安无事。
1988年某天，小宁从日本回国。找到我说，想把小电影拍完，计划把星星的主要人员分别拍一下。那天小宁眉飞色舞地向我描述着分镜头剧本的细节。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几年洋没白留，当年他放弃上电影学院是对的。最后小宁提出想把那批底片取走，先把它们作成正片看一看。我说那你可要小心，万一出什么事，咱可是一对蚂蚱。小宁说不在国内洗印，日本还是安全的。小宁办事稳妥，这我相信。
最终印没印成拷贝，他后来没向我讲过。多少年来，也没有听任何朋友提起过。九十年代初，有一次小宁到我家跟我说，欧洲有一家记录片组织，想收购这部片子，问我意见。我说还是小心为妙，电影出口还要严加审查，记录片更敏感，弄不好，咱俩可全进去。那时89刚过没几年，心有余悸呀。我们商量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放放再说。
九十年代以后，小宁忙于电视电影，我们见面越来越少了，这件事好象就没有再提起过。
去年小宁病重，我曾几次想到这件事，很想问问他那批底片现在情况如何。但每次去看望他，这话总是说不出口，其实我们几个要好的朋友心里都很清楚，小宁的病已是很难治了。
直到今年六月份，小宁的胞妹池小青要去日本看护小宁，我才张口托小青在适当的时候问问他那批底片的下落。小宁病逝后，小青告诉我们，她问了，小宁说记不太清楚，可能在北京某处。后来我们协同小青在北京找了好几次，一尺胶片也没有发现。小宁临终委托李恬、任曙林、孙青青三人负责他身后所有影像资料的整理，安排和保存的工作，但没有提到那批16毫米电影胶片的事情。
也许，小宁认为它们不太重要？
也许，小宁已把它们做了安排？
也许，小宁确实把它们忘记了？
历史没有也许。平静的现实是这批胶片杳无踪迹，也许，不说也许了，我盼望着它们早日出现在世人面前。（注8）
补充一点，星星在那年国庆节后，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周旋和交涉，终于在1979年11月北海公园的画舫斋举行了第一次展览，接着1980年8月在美术馆又举行了第二次展览，至此，完成了星星的使命。
可能认为拍摄的重要性不大，小宁没有继续拍摄。而我作为业务练习，在这两次展览上拍了一些镜头，但没有刻意去保存它们。让我想不到的是，在我当年的电影作业小品中，居然分散保留着5分40秒星星画展的镜头，今天观看，则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注9)
2007年11月19日 于和平里
注1：原文题为《关于16毫米电影胶片》，做现在这个标题是要冒一点“不严谨”的风险的。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完整的历史资料，很难确证谁是“第一次”。从上世纪的设备条件以及掌握电影拍摄技术的可能上看，“中国第一次民间记录片拍摄”是有可能成立的。
注2：“四月影会”的第一次“自然?社会?人”影展是1979年4月举办的。据黄锐等人的回忆，“星星画展”的创意是在1979年9月上旬。
注3：9月27日是首次“星星美展”在中国美术馆东侧小花园展出的日子。
注4：其实也不尽然。10月1号游行的那次，几位在场者都指有便衣公安在现场拍摄，但经依据影象资料的交叉辨认，当时现场全程拍摄的仅有刘香成（时任美联社记者）、池小宁以及王瑞。当时王瑞从东北来北京，也与“四月影会”有交，但大多数人并不认识他，加上他在现场拍摄时显得毫无顾忌，于是很多人把他当作“便衣”了。这事我与王瑞“对证”过，王多少有些不解地说，我是咱们这边的，小宁应该知道啊？！但我证实小宁亦有“现场便衣拍摄”之说。
一笑。苦笑。
注5：关于9月28号对于“星星画展”的治安管理，现场情况有多人的回忆，细节大同小异。从现象上分析，应属于管理部门的依例行事，似不是“上级”的关闭指示；所以发动的是街道干部和当地派出所的力量。
尽管惯性力量对画展有种种负面判断，毕竟当时的情况是：全国美展正同时在隔壁展出，而当时刚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大谈摆脱“四人帮”的禁锢。有消息说，10月1日游行之后，当时的市委书记林乎加召集当时的美协主席刘迅，批评刘没有控制住形势。但最终的结局是，经正式批准的“星星画展”11月移地在北海公园画舫斋举行。
注6：在几个小时之内冲洗并检查了胶片，不但没有删裁、扣押，而且发还本人；这些细节说明了当时管理部门的办事效率以及背后对此事件的微妙态度。
注7：那一天小宁的助手是李恬。
注8：确如作者所说，关于这批胶片的情况，很为周围的朋友们关注，因为它们一旦被发掘，必是中国现代艺术史、记录片史乃至当代史的重要的影象资料。据我所知，小宁生前在日本和北京各有寓所，其遗孀郁代夫人亦表示协助朋友们寻找。但愿这批资料迟早浮出世面，以不负小宁等同人的赤诚之心。
注9:这些影象那天严力看到了。尽管只有5分多钟，但是画展的主要人物和场景的画面都有。应该视作重要的资料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