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朱
采访时间：2007年10月
被采访人：北岛
采访人：朱朱
朱朱：在1992年伦敦大学的“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上，您回忆了从70年代到80年代初的一些往事，其中谈及在当年的《今天》中，“派生出来一个组织，就是‘星星画展’。”我们知道，星星画展的主要发起人黄锐、马德升以及一些相关的成员，在当时也都是《今天》的参与者，能否请您谈一谈当时的具体状况。
北岛：说来话长。作为《今天》杂志的创始人之一，黄锐不仅为《今天》设计封面版式，也参与编务写美术评论。不久通过朋友介绍，马德升也加入进来，他的短篇小说《瘦弱的人》及木刻发表在创刊号上。阿城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了《今天》的主要评论家，什么都评。王克平最初则是以朗诵者的身份，出现在1979年春天《今天》举办的诗歌朗诵会上。曲磊磊是从第三期起随着他的线描画一起进入《今天》的。兼诗人与画家双重身份的严力，很早就在《今天》发表诗歌……那时候不分门类，只要气味相投，就会走到一起。但由于刊物的属性与条件的限制，这些艺术家除了画画插图，并没有多少施展的余地。于是他们另找出路，开始筹备自己的团体——星星画会。可以说，《今天》与“星星画会”就像孪生兄弟一样。
朱朱：薄云先生在接受访谈时认为，西单民主墙不仅是一个民主论坛，也是现代中国文学和艺术的发源地，您同意他的这个看法吗？在您看来，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文学艺术活动之间构成了怎样的一种关系和氛围？
北岛：基本同意薄云的看法。但需要补充的是，文学是一条更深的潜流，它在地下潜伏了十年，甚至更久，一直可追溯到六十年代初。而政治上的松动只不过为它提供了浮出地表的机会。
朱朱：您也曾提及了《今天》作为文学杂志，而又身处于政治旋涡，在当时一直有一个问题：到底多深地卷入民主运动？这无疑体现了政治现实与文学艺术两者关系的复杂命题。您当时的原则是什么？现在，你如何看待与评价当时的文学艺术创作的特性与价值？
北岛：我们当时常面临这种两难的处境。而我们当时提出“纯文学”的口号绝不仅仅是一种生存策略，而是一开始就拒绝使文学沦为任何意识形态的工具。换句话说，我们相信，只有“釜底抽薪”，即从根本上颠覆官方话语而非简单的对抗，才有可能摆脱成为其“回声”的怪圈。当然，这要放在当时特殊的语境中才有意义。我现在依然觉得当时的方向是对的，这也正是《今天》为什么没有随着民主运动的失败而消亡，并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化产生持久影响的重要原因。
朱朱：您认为“星星”作为一种历史事件或一场运动的意义和影响是否远远地超过其艺术本身的价值？在星星画展上，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作品是哪些？
北岛：我们很难脱离历史语境谈论艺术价值。“星星”的开创性意义是不可替代的：它把自由精神和勇气归还给艺术家。那是破冰之旅，让后来者水到渠成。很可惜，“星星”的寿命太短了，没有足够的时间展开自身的轨迹。
朱朱：很多“星星”画会的成员都出生在高干与知识分子家庭，相对来说，他们比较便利接触到西方的各种信息，而从当时的外部条件看，原本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确实在某些方面有所松动。有人认为即使不是他们，也会有其他人出现在当年的舞台上……您对这一点怎么看？
北岛：我相信历史的每一步都走在偶然的钢丝上，而你所说的“其他人”也是对偶然的一种假设。在我看来，“星星”画会的成员“贵族的”家庭背景和他们的自身的“卑贱的”的社会地位所构成的反差，可成为理解这段历史的切入点之一：正是反叛释放了对“正统”的破坏力。
朱朱：不久前高名潞先生策划了“无名画会”的展览，在你看来，“星星”与“无名画会”以及当时的另外一些艺术团体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北岛：与“星星”相比，“无名”画会给我的印象是松散的平民艺术家团体。“无名”与“星星”完全不同，他们是建设性的、温和而非暴力的，不会对“正统”构成根本的威胁。我为“无名”画家们的那种艺术献身精神而深深感动，但我在感情上更认同“星星”：在历史转折处需要鲁迅所说的“铁屋中的呐喊”。在这个意义上，“星星”的出现是革命性的，它改变了中国艺术的航道。这也正是为什么当年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
朱朱：您认为70年代在精神上是否与“五四”进行了有意识的接续？您的作品在发轫之初就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后来又在西方居住了多年，关于西方文化与我们的本土文化，关于“现代性”这个从20世纪早期就开始的命题，您有着什么样的思考？
北岛：你把很多问题都混在一起了。“西方”、“本土”、“现代主义”、“现代性”，这些深奥复杂的概念就像牢笼，让我们从野兽变成家畜。
朱朱：在历史的每次转折之中，往往会产生一些“先驱者”，他们在后来却被遗忘、被淹没在记忆深处，在那个时期，您认为还有哪一些文学及与艺术方面的优秀人物？
北岛：虽说历史有如考古学家会不断重新挖掘，但遗漏在所难免。单说美术圈子，如今有多少人听说过彭刚呢？可他无疑是中国先锋艺术的先行者之一，远在“星星”出现在地平线之前。我想借这个回顾历史的机会，向他这样被历史忽视的艺术家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