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朱
“今天”与“今日”同一个意思，说来也巧，这一次“星星画会”回顾展是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的，我担任了策展人，现在应北岛先生之约，为《今天》杂志编辑这一期“星星画会”的专号。
一
2007年11月20日下午，“原点：‘星星’画会回顾展”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二层主展厅开幕，同时举办了“一代人：朦胧诗.中国当代诗歌”诗歌朗诵会，展览由南京艺事后素现代美术馆主办，今日美术馆协办。关于现场，我的设计方案之一，就是在今日美术馆的门厅内设置一段铁栅栏墙，它拷贝了中国美术馆东侧小花园的那段外墙，第一届“星星美展”曾经在那里举办，作品就悬挂在栅栏上。
共有十七位当年“星星画会”的成员参加了这次展览，他们是艾未未、包泡、薄云、陈延生、何宝森、黄锐、李爽、马德升、毛栗子、曲磊磊、邵飞、宋红、王克平、尹光中、严力、杨益平、赵刚。作品计一百二十三件，其中雕塑十五件，除毛栗子的两件作品外，所有作品都完成于1985年之前，“星星” 当年的两届参展作品为四十二件，复制品为二十二件。另有九件陈丹青先生当年为“星星”成员们所作的素描。展厅迎面的墙上排放了十五位参展艺术家的单幅作品，这是我眼中的、可以代表他们当年的作品，另外两位艺术家王克平、包泡因为是雕塑作品，被安排在了左侧的雕塑展区中；那个展区的背墙，用来播放十一位接受采访的艺术家的录像投影（其中严力的录像由自己提供），投影分成两排并置，声响被取消，只见那些沧桑的面孔……展厅中央摆放了四座陈列柜，展示四十六件“星星”相关的史料、以及那个年代的油印诗集、杂志。展厅后侧还隔出一个小影像厅，用来播放赵燕英女士拍摄的一部“星星”成员记录短片。
尽管做了种种措置，我对现场效果殊无把握，不过，提前一天到达的贵州籍艺术家尹光中，置身在布展现场后泪水夺眶而出，“感觉又回到了昨天”，他的泪水恍然验证了某种历史的氛围在此复现。
11月20日是一个格外晴朗的日子，而且无风。大约从下午两点半开始，人群陆续抵达，到三点左右时，展厅内已经聚满了人群。开幕式现场与朗诵会被安排在一层，朗诵会的招贴画上使用了当年的《今天》杂志封面，在设计时，这个封面以近年来对中国艺术影响甚巨的德国艺术家里希特的手法虚化了。短暂的开幕式之后，就是诗歌朗诵会。出席的诗人有多多、梁小斌、严力、宋琳、潞潞、西川、欧阳江河、孙文波、麦城、海波、臧棣、潘维、周瓒、西渡、姜涛、王艾、冷霜、蒋浩，诗歌批评家有唐晓渡、张桃洲等。我委托张桃洲先生主持了朗诵会，遗憾的是，食指、芒克、舒婷、林莽、黑大春、张枣、叶辉等尽管都事先作过沟通，并且提供与准备了朗诵的文本，却因为健康及其他原因临时未能到场。
二
这次展览从筹备到举办，大约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诗人、“星星画会”当年的成员严力先生是倡议者，在提供资料、搜集展品与串联艺术家方面，他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1979、1980年两届“美展”之后近三十年的时光里，“星星”只是香港汉雅轩（1989）、日本东京画廊（1999）举办过两次规模不大的回顾展，严力一直有意在国内寻找举办回顾展的机会，然而，这样的展览在政治后果与市场回报两方面都是未卜的，并且，具体到“星星”的内部，一些成员已生间隙，另一些成员如刘大宣、周迈由、曹立伟、赵大陆、萧大元、张世琪等已然无法联系到，另外，甘少诚先生已经去世。
2006年春天的一次杭州诗会，我征求了主持人潘维的同意，邀请了南京艺事后素现代美术馆的馆长陈海波先生一同前往，在那里他邂逅了严力，两人商定此事。最初的设想是由高名潞先生与我一起来策划这次展览，在合作过程中高先生与主办方产生了某方面的分歧，最终由我独立承担这份工作。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一个很大的挑战——我需要重启每个环节，从头开始各项工作，面临时间的压力、艺术家的信任度、外部的舆论，这些压力此前并非没有，不同的是我要独立面对。南京艺事后素现代美术馆尽管尚在草创期，人员非常有限，但是，从筹备伊始就倾其全力投入到这项展事之中。另一方面，我们得到了多方面的支持，尤其要提及今日美术馆旗下的《东方艺术.大家》杂志副主编王静，因为我在其杂志上常年开设艺术批评的专栏与之相处甚笃，她深知“星星”的历史意义，在这期间充任了我的助手，于采访中付出了很多的精力。
策展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与电影导演异曲同工，所有的关系必须协调，每个环节都需要过问，一个细节的错漏很可能就会影响到整体；在画册的编撰方面，除了学术上的考虑之外，我想尽量地保留下历史文献的一面，工作量因而很大，对我来说，在深夜疲惫地走出今日美术馆图书编辑中心的大门，来到丽都饭店对面的“亿多瑞”酒吧喝上一杯啤酒、玩上一局台球，就是莫大的一种享受了。
三
北岛有几句诗，不知道我是否有记错的地方，它们就像一段旋律可以贯穿于“星星”之事：
挂在鹿角上的钟停了，
生活是一次机会，
仅仅一次，
谁如果校正时间，
谁就会突然衰老。
在我看来，星星成员们远不像后来的“八五”新潮时期涌现出来的艺术家们那样适应当今社会，方力钧、张晓刚们在经历艰苦的个人奋斗期之后，已然到达了或者说被推至了中国艺术的代表与明星位置，他们积累下了国际舞台的经验，懂得营造自身的形象和展现个人魅力，而“星星”成员们的身上保留了很多僵硬、紧张与偏执的东西，他们与我的父亲相似，挽带着毛泽东时代的“套中人”形廓，这也构成了他们的可爱之处。他们的世故其实一点儿也不高深，所渴望的是得到理解、尊重与承认，绝大多数成员在访谈中显得坦率、诚挚，他们需要述说，并且，也有着太多值得述说的东西。
这次展览所激起的巨大反响，部分的原因在于它正好遭遇了艺术界近期所兴起的“历史回顾热”，在一个持续了30年的过程之后，文革以后的中国现代艺术正在被“历史化”和“对象化”。不过，黄锐先生于此前不久在深圳举办了“星星时期的黄锐”展览，却收效不大——从根本上说，“星星”的价值既在于它是一个团体性的运动，也在于它是一个我们籍以认识自身的历史寓言，它的意义亦是在流动、变化与扩散之中，这正如黄锐自己来南京观摩作品及配合我们访谈时我与之谈及的，“‘星星’回顾展应该由‘星星’以外的人来做，而且也应该由拥有不同的知识结构、不同的年代背景、不同的角度与立场的人来做，定论或许是不存在的，你们的艺术还在继续，以后会是更年轻的人来谈论‘星星’、谈论历史……”
遗忘与被逐往往是先驱的宿命，也许，对于“星星”成员而言，最重要的是应该找到一种自我解禁的方式，使自身从政治高压的梦魇之中挣脱出来，从心理现实的层面上获得解脱。以色列诗人阿米亥有一句诗说：“现在对于考古学来说还太早，/要修复已被破坏的东西却太迟。”（《此刻在风暴中》）这句有点儿中国古诗对对仗感的诗，说出了一种残忍的现实；薄云在访谈录中提及，“我的儿子在离开北京去国外求学的时候，才是十几岁的小孩。他对我说：‘爸爸，你要知道，你根本改变不了这个社会，不要再做那些傻事了。’”这个片段真令人感伤，对我来说，在整个策展过程中，不管是遇到怎样的阻力，或对某些事某些人感到失望不已，我始终抱定一个宗旨：无论如何，那一段历史都值得尊重、书写与铭记，值得我们去为之付出。
四
诗歌被边缘化，而艺术却成为一个主流。我从几年之前开始撰写艺术评论，如今评论与策展逐渐成为了我的一项工作，我的安身之所。中国当代艺术的活力确实是惊人的，同时，却又很难令人对于它的现状和未来抱一种乐观的态度。商业化之外，当代艺术也正在走向体制化，艺术家们能否抵抗住来自官方的收编，坚持独立、自由的表达，这些已成为很大的疑问。尽管这是一个危险的现实陷阱，但是，这次展览能够顺利举行，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展览同样也像当年的“星星”美展一样测试了当局，它表明现行的体制与政治气氛确实有所松动，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官方出于某种整体性考虑而做出的一种姿态。
11月28日，展览落幕。在一座空去的展馆面前，一切仿佛又变得“此情可待成追忆”了。对我来说，这一年尚有一件刻骨铭心的事情，就是我心爱的狗尼玛患病而亡，那些日子它瘫痪在筐中，望着我进进出出，想要爱抚而不得，现在当我空闲下来，任何东西却已无法再给予它。我自认有足够的勇气应对纷繁的现实，却不敢轻易触动这份内心记忆……
中国在这些年的变化之剧，也直可以用上一秒恍若隔世来形容，“回忆，对于一个人或一个国家而言，同样都需要勇气。”（朱朱，“答《世界美术》编辑问”）
20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