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已经十八年了。那一年他六十四岁。
父亲死于脑溢血。那麽风趣开朗的一个人，突然倒下就再也没有起来。我的一个亲戚闻讯对我说的却是：你父亲的那种死法是前世修来的。现在想想，我觉得他说得对。父亲走得利索乾净，没有痛苦。他这个从来都怕和医院打交道的人，甚至临终这一关也免去了被医生用药动刀，忍痛担怕这类麻烦事，这不是上天的恩典是什麽？这种福分幷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
父亲是江苏昆山人。祖上是前清举人，家道殷实。父亲恰又是长房长孙，从小不免锦衣玉食，用一个通俗的比喻——糖水裏泡大的。到十七八岁时他已经长成一个秀骨清相的白面公子。从他留下的照片看，他年轻的时候的确相当翩翩，全然是一位典型的江南秀士。他会写诗填词，会画翎毛花卉，喜字画，喜昆曲、京剧。他是那种有闲家庭中熏陶出来的“写意朋友”，对生活重享受而且会享受。
从我小时候记事起，常常在黄昏时分坐在家门前的臺阶上等父亲下班回家。父亲执教爲业，在学校一日，不免气闷，每日回家後，必携了我到街上走走。每一次都给我买一点零食：一块烘山芋，或一碗豆腐脑。和他上街，我是爲了这些零食去的，而父亲呢？什麽也不爲。他就在街上东走走，西看看，瞧瞧碗店裏的瓷器，翻翻书店裏的旧书，也不大买什麽。他是爲了日常生活裏的声音，顔色，气味而上街的。
虽然这样，我却没有被熏陶出和他相近的气质。我是一个——用褒意的说法是——上进心很强的女孩子。我从小读书就很用功，也读得很好，这一点父亲当然是满意的。直到了我上大学之後，寒暑假回家，还能坚持读书不缀。父亲见了，往往笑眯眯地对我说：“我读大学的时候，星期天、假期，不读书，玩。”“所以啊！”我从书上抬头回答说，“现在只能委屈您老在中学教教书。”父亲听了呵呵一笑。
父亲有闲，就在家中自己画两笔写意花鸟，他喜欢恽南田，他的画风走的也是秀润的那一路。每一次我放假回家，他在半年中已积了不少，他一边把他的画挂出来给我看，一边对我母亲和姐姐挤眉弄眼地说：“噢，要给专家过目了，我的心别别地跳。”（在大学裏我恰好学艺术和艺术史）
“爸爸！”
他又呵呵地笑，住了嘴。然後我看画，他呢，看著我的脸。
看了一会，我对他说的是：“爸爸，您的画太乾净了。”
这句带有贬意的话，父亲一定是在意的。那时，我二十岁出头，在那个年纪常常会对自己拥有的东西反而满不在乎，却巴望著自己没有的。对父亲的画，我心裏想的是：“他应该画得蓬头粗服，泼辣豪放才好。”
对于他艺术的评价，实际上是我在内心裏对他做人的评价。父亲是个谦谦君子，蕴藉儒雅，不是那种血气方刚的大汉。对任何事情他都以忍耐礼让一法处之。他从不对我们孩子动怒发火，对于家庭之外的人事他亦如此，从不与人争长短高低。他的一生是不大走运的，他被国家调过几次工作，一次比一次更不好些。我们全家都清楚的是，这个局面不是他的学识和能力不够造成的，而是在那个历史时期，他的那个家庭出生使得他凡是遇到人群中进行利益分配时，常常被挤到边上去。我们全家同时也清楚的是，他性格中的不争，使他对于自己命运中的这种下滑的趋势，没有作过一次有效的抵抗，他是随遇而安的。
父亲随遇而安的能力非常强。文革中我们全家从城市下放到乡下，住两间茅屋，没有电灯，门外没有像样的路。下了雨出门，一步一滑，一身泥水，情形颇爲狼狈。父亲却能在这样的条件下，照样按了自己的意思和趣味去经营生活。
在乡下，他居然自己做了一张沙发。他用木条钉了一个靠背椅似的架子，又从当地的庙裏找来两个蒲团，仔细地用格子布包好，一横一竪地放上架子，就成了一张神形皆备的沙发，只缺些弹性。最妙的是那沙发的扶手，他不知从什麽地方寻来几根老房子上拆下来的曲裏拐弯的房椽，一正一反地搭配起来，不仅可以搁手，綫条还很优美，我和姐姐看了都很服气。他还自己做柜子，因爲木头不够，柜子後面和顶是他用树枝做成骨子，然後用布糊的！然而，他把这柜子用油漆一漆，依然鲜明动人。爲了给房间挂窗簾，他专门去了一趟县城，竟给他从布店裏觅得一种波斯卷草纹样的大花布，做成窗簾後不同凡响。这窗簾至今还被母亲收著。被粉白了的墻壁上挂著他自己画的花鸟册页，装册页的镜框也是他自己做的。这样，他把昔日在上海读书时得来的公寓套间的居住风格搬到一九七Ｏ年苏北乡下的茅屋裏。他就在这个自造的优雅小环境裏，坐在那张土沙发上，读读《花间集》《随园诗话》那样的东西。
那两间茅屋虽陋，却临河而居。河上有捉鱼的船只往来，知道这裏有一家“下放幹部”，是拿工资吃饭的主儿，一旦有了鲜鱼活虾，就沿河直摇到我家门前，买主和卖主皆相得宜。记得一年夏天，一渔人知道我们城裏人喜食甲鱼，凡捕获了甲鱼，他就给我们送来，有时一只，有时两叁只，活的。当时就请他在船头上帮我们杀好，就势在河水裏洗净了，从河岸上叁两步就拎回去烧在锅上，不到一个时辰烧好了，透鲜。父亲爲此很得意，凡有亲友出于关切动问我们的乡居生活，父亲乃告曰：“以红烧甲鱼爲家常菜，如何？”至于如何设法把家再迁回城市去，父亲却不肯操心费神了。
後来我们家搬到苏北一个县城去了，我和姐姐都不大满意，仍希望回到大城市。父亲却觉得比之于乡间的泥地草屋已不可作同日语，他又开始高高兴兴动手布置县中学分配给我们的几间旧屋，把它们弄成一处雅居。他幷且慢慢地和县城裏寻访到的几个画家开始走动，互赠字画，乐不思蜀。有一年我从学校放假回家，父亲很正经地告诉我，在这个小城裏被他发现一家不起眼的面店，汤包做得非常好吃，他要带我去尝尝。他很高兴能找到机会又可以带我去街上吃东西了。那时候我已经不是十几年坐在门槛上等他带出去吃零食的小孩。我人大了，心也大了，心中充满了人生的宏图大志，我其实不把汤包放在眼裏。但爲了不拂逆了父亲的好意，我就随他去了。那个店果然不起眼，也太不起眼了。门面黑乎乎的，店裏也暗暗的，客人却不少，在我看来都是些俗不可耐的市井小民，闹哄哄地。我捏手捏脚地坐下，捏手捏脚地吃汤包，吃完逃也似地出来了。出来之後我对父亲半开玩笑地说：“您老也‘堕落’得不成话了，肯到这种地方来吃东西。”父亲听到这“堕落”二字，纵声大笑。
父亲，您爲什麽这样大笑呢？是我说得不对吗？
直到十几年以後我才体会到父亲这样大笑的含意。
父亲知道我和他志趣不同，他很容忍我，从来不评判我，也不来指导我。只有一次，我听他讲到自己年轻时放弃过一次可以去法国学医的机遇时替他叹道：可惜了，当初如果如此这般，您今天一定不在现在的处境和位置上了，看看您现在！他对我说了下面这样的话：“我是个现实主义者，现实给我什麽我就抓牢什麽。现实不给我什麽就不强要什麽，我这一生就这样，我觉得过得挺好。”停了一停，他又补了一句话，“你肯上进，是不错的，只是太执著。”我马上缠著他问：“执著，难道不好吗？不好吗？！”他停了好半天，慈眉善目地对我笑说：“我以爲不太好。”说毕拍拍我的肩膀走开了。当时的我不能懂得父亲的话，也不赞成他的人生主张，我以爲那太过被动与消极。因爲在我看来人生的意义在于一刻不停地往上走。
现实是必须被超越的，想要的东西是应该执著地去获得的。可父亲不，他仿佛是知难而退，幷且不以居下以爲耻，不以慕上处以争。那怎麽成呢？因此，我们虽有缘成爲父女，却无缘做成朋友。
由于我不能像父亲那样：“现实不给我什麽我就不强要什麽”，于是只管横衝直撞穿山度水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我从县城到省城，从省城到京城，又从国内到了国外。爲了生命中的那份渴望，我呕心沥血，励精图治，可谓不遗馀力。这样，无论在时间上，在地理的距离上，我都觉得自己不可挽回地离父亲越来越远了。
然而，随著自己长大，成熟，我渐渐看出，人生百相，终究是舔犊抚雏，柴米衣食爲其根本，爲其至乐，此外无他。我的“上进”说穿了不过是个“欲”字罢了，“执著”不过是一个“迷”字罢了，果然“不太好”。现在的我寄居住在美国的一个小城裏，终日也不过柴米油盐过活而已，和父亲当年在苏北一个小城裏过活的情形不相上下；和父亲当年怡然自乐，不以居下以爲耻，不以慕上处以争的态度也不相上下。在平凡与平淡中我开始尝到了人生的至味。谁能料到，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天涯歧路之後，我觉得自己离父亲近了，却不是远了。
父亲，事情爲什麽会是这样的？是因爲您我既爲父女，终是不能，不该轻负了这缘份？您的散淡，您的平常，您的随缘无意，早在血缘裏就悄悄地传给了我，待机而发，指点迷津？如果是这样，父亲，身爲您的女儿，我是荣幸的。
今年夏天我回国的时候到父亲的坟上看了看，他安息在江南的秀山丽水之中。在他的寝地，满眼是绿色，周遭无人声，唯莺啼燕昵而已。我冥然独坐，在寂静中体会到：原来在父亲的不言中有一份耐心，这份耐心穿过了时间和地理，穿过了生死。他自信，既是自己的孩子，无论走得会有多远，迷得会有多深，终究是要回到他身边来的。
风从林梢吹过，一片树叶落了下来，正落在我的脚下。一只黄蝴蝶翩然从眼前飞过，越阡度陌往远处去了。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爲十几年前不能和父亲一起欣赏那个无名的江北小麵馆裏的汤包觉得非常後悔，非常後悔。
……
父亲，可惜我觉悟得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