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幼时并不知老成都的龟型都城形态，只晓得自己住过的街巷模样，晓得川西坝子一年四季有各种新鲜蔬菜，成都人因此口福不浅。还晓得当时的城里城外并无城墙城门断然隔阻，肯走的人多走几步路，不留神就进入成都平原的菜蔬林盘自然中了。见惯了老川西坝子四时不断深浅变幻的黄绿，便不觉得这城市有特别的闲静舒适，其实成都是个难得的眼福口福俱佳之地。
多年前声带长了小结不能再歌唱的母亲，离开省歌舞团后调换几个文艺单位，最后落在市群众艺术馆的话剧组工作直到退休。从歌唱演员到辅导业余话剧的职业转换一点都不诧异，那是个人为革命机器上一颗螺丝钉的时代。幸好革命时代的工人农民照样有唱歌跳舞演话剧的爱好，能帮助娱乐自己和他人的艺术馆的老师们便很受工农兵的欢迎。
去工厂农村叫做深入生活，同时知识分子又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工作性质，让母亲她们说走就走的十天半月不在家。话剧组只有母亲和她的好朋友同事蔡两人，当她们青布衣衫带上牙膏牙刷几件换洗衣物就到农村工厂部队，以我现私心想，生活肯定艰苦但一定有好玩之处吧？
好长一段时间，成都金牛区龙爪堰龙爪大队似乎是艺术馆话剧组定点辅导的地方，母亲说下乡那时就是指龙爪大队。我跟母亲去过一次去龙爪堰，欢天喜地的走去，看农村到处的绿，穿过大片的油菜花海和大小不一的荷塘清渠，景色跟城里全然两样。
龙爪堰真是远，搭慢吞吞的公共汽车到北门外下车，要走过青羊宫和杜甫草堂，青羊宫和草堂之间还有座好看的青石拱桥，依稀记得河里还有摆渡船的。过了蜀绣厂不远就是田坎路了，母亲熟门熟路的领我弯来绕去，往田野中的龙爪大队去。那次应该是暑假期间，生产队把空出来的村小教室给我们做了临时客房。小学教室不过是川西坝子上有天井的农家院房，木门木窗土墙的简朴。六十年代中的成都农村电灯少见，使煤油灯照亮。天快黑前进学校走廊，就有年轻姑娘挑来水装满水缸，洗脸漱口洗脚用。大队支书儿子双喜个不高笑眯眯的，忙前忙后招呼接待，对母亲非常敬重，记忆中母亲谦和微笑的样子也好看。那之后双喜进城时带些田里的新鲜菜蔬来常来我们家坐一会，细碎聊些家常，城里人乡下人的友谊质朴地延续到文革爆发。
当时的青羊宫杜甫草堂也坐落在城郊外，诗意的浣花溪对面就是纯粹的田园风光。浣花溪里家鸭野鸭在回游扎猛子撒欢，在纳溪边玩耍时我们还在溪边草丛里捡过热乎的鸭蛋呢。小时候我们在草堂和青羊宫都住过一阵子，对室外景色有特别的感受，以致后来搬家到城中心了，还经常去这几个公园。父母有很多文化圈子的朋友，流水不断的客人来家里闲说聊天喝酒喝茶，经常地一帮人邀约去草堂青羊宫的露天茶馆喝茶聊天。植物蓬架的荫凉下拉拢几张石桌，十来张竹椅团团围放，一堆瓜子一杯茶，多话的成年人能闲扯半天一天的。
尾巴一样随去的小毛丫头我，听他们聊天似懂非懂，记得我把某人追某女的话自顾想象为动作，凶煞的追赶画面把我自己在心里吓得缩成一团。不知是看出我的不安还是觉得大人闲话儿童不宜旁听，父母随手从茶馆旁的竹林断条细竹，找茶房要根缝衣线拴在竹竿上，哄我去茶馆旁的湖塘边钓鱼，那帮文绉绉俊男淑女继续喝茶摆龙门阵，他们就在近旁看得见我，不怕我掉下湖水去。
荷下成群小鱼梭来飚去来咬细线几嘴，小银镖似的惊射四散开去，聚合得很没理由。细线上无钩无饵，我钓鱼的兴趣就此被发掘出来，立刻落入了热爱钓鱼这行当中。小鱼在静湖垂柳荷叶荷花水下闲浮，跟风说无声疯话，小我钓鱼打坐得心神凝聚，满眼宁静自然。
童年到小学生的过度也似这城乡，没明显界限的，我还是那么喜欢往外面跑的疯玩，那场文化大革命到来之际阳光田园依旧，但城市人心先大乱了。还没来得及多认得几个字的我，天天还去学校上课，教师哇啦啦教的已不是数学语文，而是在广播激情号召下打着红旗随时集合上街游行去，敲锣打鼓去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我是鼓队里的小鼓手，很神气开心走在游行队伍的前端。成都人把我们这些男女小孩通称为“半截子幺伯儿”，文革对我们来说无非是场盛大游戏，半截子幺伯儿喜欢热闹不爱过平淡规矩日子，不读书不做作业的时间过得飞快，转眼人就成了中学生。我的中学时代也无须读书学习，而以军队编制代称班级的成连排的浩荡开到成都三砖厂去“学工”，学着捧起一团调好的黄泥使劲扔在砖模中，用刮板刮去余泥再小心取开模具，把成型泥砖搬去空地上成排架空垒高，等阳光和凤去干透它们，送进砖窑烧硬就是最后一道程序了。十几岁的学生用手脚去搅拌黄泥，搬运砖胚的吃住在砖厂废窑里一月多，我们并不觉得我们是在无偿的付出童工劳动力。
学了工，学校又决定让我们再去“学军”。学军要往在离成都市三十多里外的龙泉山上，那半山上有某师范校建好但还未交付使用的宿舍教室楼，正好容我们几百个少年男女暂住。进驻中学的军宣队士兵教我们像军人一样打好背包，就步行望地势渐高的龙泉山行，城市孩子难得负重走这么远的路，走得皮塌嘴歪的好歹走拢目的地，在半山上一住又是月余。天天在军宣队工宣队的号令下出操列队跑步，半夜还不时来段夜行军，跌跌撞撞的在田坎上夜奔。
列队操练练的是手脚身体，禁不住眼睛私下乱看，这就看出了龙泉山土质稀薄适合地上的金雀花生长，山民种植的蔬菜水果品种不多不说，质量好点的都运送到成都卖去，出处不如聚处的山民们地里出啥菜乡下人就吃啥菜，老老实实随蔬菜的淡旺季过日子。我们上山是冬末春初，山地里只有蒜薹生长，学生食堂的师傅就今天炒蒜薹明天凉拌蒜薹，偶尔改善伙食不过是腊肉炒蒜薹。从不知蒜薹的味道有那么强烈，头两天吃着还好，连续吃一星期就遭罪成了闹剧。公共厕所门外几丈远处已经恶臭能把人熏翻，更糟的是肚子里的蒜茸还能直接制造臭屁。每天早晨的列队训话简直无法继续下去的，训话被训的人群体控制不住这邪气的逃逸，此起彼伏声弄得人乱笑不止，军训一月能学到啥呢？
学生不读书要学工农兵，父母他们那些臭知识分子也逃不过被改造，市文艺界的五七干校校址竟也选在龙泉山上，一卡车拉走了当父母的人不说归期，留了一院子的小孩大管小的胡乱过日子。那期间印象最深的是哥哥们和同院男孩几个突然决定要骑自行车去龙泉山上看母亲，我也要去，自然是死皮赖脸硬跟去。
费半天时间骑车到龙泉半山上，当天就匆匆往回骑。三十多里的龙泉公路在丘陵地带上盘绕，大缓坡一个比一个大，上坡不到一小半我就骑不动了，得下车推着车走，好容易推到坡顶鼓足勇气往下坡冲，自行车火箭般飞下陡路，吓得我使劲刹车。一路惊险来回，到家后车没散架人也没摔没撞，就是脚上塑料凉鞋两公分厚的后跟差点磨穿了，我的那辆破车没前刹也没后刹，我哥把前轮护泥板扔掉，叫我用塑料凉鞋后跟死踩前轮当刹车用的。那一路吓得我半死也没敢说出个怕字，我哥他们本来就不要我跟去的。
童年少年时代身体笋长，精力旺盛的盲动中少有完整记忆存活，而且我从小就是出名的马大哈，记不住事的，我一直也这样认为。近年来开始写作才惊讶发现，某些画面细节记忆其实是一直都在我的脑海里，比如我仍记得步行骑车去龙泉山途中晃眼而过的一些画面，记得那河道白缎带似在龙泉公路边左右绕淌，薄雾林盘农家画面被长腿白鹭鸶缓飞过划破的瞬间；记得某个农村自留地头洋姜肥大的枝叶，和裹着厚白布头巾的农妇面孔；尤其记得在三砖厂期间，每周我们可以回家去吃住一天拿换洗衣服再回砖厂继续劳动，不知是谁告诉我斜穿过那片小树林，走过荷塘石板路不远处，有可以坐回家的公共汽车站。
车站无奇但那大荷塘有夺人心魂的美，宽宽的石板路从荷塘中间稍弯曲的对穿过，荷叶荷花大簇大簇自在生长在路两边，农人担菜挑水咯吱咯吱走过，湿漉的在路上浓淡泼墨。荷塘四围长满了些细长身枝叶稀疏的澳洲阔叶桉，浮云遥遥飘来，天地荷塘画意十足。每次走过这塘路，满眼就只有这地老天荒的美，左顾右盼要发一阵呆。
小时会唱那首很乌托邦的歌：“我有一个理想，一个理想，长大要把农民当，要把农民当”。据说中学时代的我已经表情忧郁，想想没那么严重，我最多有点少年老成吧，更可能的是人小心虚羞怯想装出大人样儿。平心论，中学生的我心智远没成熟，不至于那么深沉复杂的。不过父亲的历史问题确实影响了我们三兄妹的前途，中学毕业我也得下乡。城市青年文革中间被大批赶下农村去，我两个哥哥下乡多年也回不了城市和父母身边。大环境下，“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子女是绝对没有革命金光大道可走的。要不是知青下乡的恶果哀怨已在全国范围凸现，原本铁板一块的青年下乡政策终于有所松动，政府开始含糊容忍越来越多家庭千方百计抵制子女下乡的行动，我是不可能长久在城里赖着不走的。终于等到允许多子女家庭留一孩子在城市的政策实施。
因此留城的我却仍然找不到工作，父亲看得着急，找也是“牛鬼蛇神”类的朱佩君先生等几位画家朋友悄悄教我学画混时间，手上有事情做心果然安定了不少。
我曾专门带几个画友去三砖厂旁那美妙荷塘写生，时间距离我中学毕业也就一两年时间后吧，一直惦记着那片美景的我，很肯定地认为那荷塘还在那里静静等我回去看望它们。
公共汽车到站了站牌还在原地，路边那些桉树还是细长的站在那里，但穿过树林就是找不到荷塘和石板路了。仿佛撒了个天大谎，我狼狈得直往树后左右探看，难道是那些细细的桉树们把荷塘藏了起来？一位过路的农民看我找得辛苦的样子好笑，告诉我说生产队早填塘卖了地！话音未落，林中小道上出现一辆黄身推土机，证言般吭哧吭哧推平一丘地貌，破相的地面十分难看。惊诧得我半天说不出话来，痛悔没有相机胶卷把荷塘拍下来啊！
事实上在我短短的生命中，老成都是一直都在变的，这荷塘之变不过是后来巨变的细小分支。那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龙爪堰和杜甫草堂已经变得不再是郊外农村，老成都不再是龟貌外形。我所见到的两三代成都人热心的把农田变为城市地基，把那肥沃的黑土地压在越来越大的城市地下，提供蔬菜粮食的田地往龙泉山脉一带退却推延。难道一定要用大城市的形式来证明现代化的程度吗？本能地质问这样的进化方式？疑问重重。
那有石板路的荷塘一直在我心中顽固地存活着，闭上眼，它们便风姿绰约，清香微泪的神回到我面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