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暧昧》的时候，每到倦极搁笔，我就问自己，究竟是谁在暧昧。是我，是聂于川？还是徐佩蓉？往往一想到此，就越发 疲倦，不得要义。某日稿毕，心情愉悦，网上闲逛之际，发现了一个热词，名曰“被××”。一见此词，豁然开朗，寂然一笑。原来暧昧也有很多种，可以是暧昧， 也可以是被暧昧。
大凡喜欢暧昧的，如聂于川，千方百计地将一切情感暧昧化，让它变得含混、模糊、不清楚。而不喜欢暧昧的，如徐佩蓉， 则想方设法将所有情愫明朗化，让它变得清晰、分明、不糊涂。而一旦前者占据主流，后者想不暧昧也不可得，是为被暧昧。暧昧与被暧昧，无非是一张纸的两面， 谁能力透纸背，谁就是“王”，反之则是“寇”。王者，当然要维护地位，寇者，自然要反抗统治，于是聂于川和徐佩蓉就彼此过招，互有进退，暧昧也就更加丰富 多彩。
有了这样的理解，反过来再看《暧昧》，再看自己，忽然发现其实暧昧无处不在，无人可避。我曾经看到过一种观点，我这 个年纪的创作者，也就是标签为“80后”作家的笔下，“不但农村、历史、工厂、部队、知识分子等题材退去了，就连丰富的都市生活也都远去，退缩到了青春、 校园一角”，“表现青春期少年的校园生活、男女爱恋、家庭冲突、叛逆现行的教育体制等，表现初涉世事青少年所特有的困惑和感伤情绪”，“就连这一个狭窄的 题材本身，他们也不是要提供一个反映校园生活的全面图景，而是传达这一代青年人内心的感受，所更注重的是自我感受的表达”。这样的观点是中肯的，也道明了 当前所谓“80后”创作的主要形态。不过对我这个出生于1980年的“80头”而言，也着实不幸地“被暧昧”了一把。
其实每个写作者，都会有自己的创作泉眼。泉眼中水源丰沛，创作就顺畅，反之则艰涩。而每人的泉眼量多量少，打在哪 里，各有主张。“青春”、“校园”、“困惑”、“伤感”当然是泉眼，诸多同辈创作者在此挥洒才情，成就卓绝，我由衷钦佩。与同辈们不同，我把井口设定在深 厚的社会土壤上，尽管这活吃苦受累，但我乐此不疲。我曾在清末民初的土壤上打了口井，写出一部上下两卷六十万字，题为《大瓷商》的长篇小说。一经出版，即 遭遇板砖，被人质疑。所幸《大河报》的张体义老兄给了我一个说话的机会，让我得以表达“历史题材不是中老年作家的专利”的观点。而《大瓷商》获得了今年第 十一届全国“五个一工程”文艺类图书优秀作品奖，也着实让我感到了坚持和坚守的意义。我在《十月》发表的《红酒》，井口打在了当今丰厚的社会土壤上，幸得 《中篇小说选刊》选载，又经几家报刊连载或转载，读者很多，异议、称许和惊讶都有不少。焦点在于“80”与“官场”这两个标签。这又一次让我体会到了“暧 昧”的强大，“被暧昧”的无奈。
在当下“80”一代创作的主要形态面前，我打的井或许太偏僻，水太另类，在读者和评论家看来自然算不上主流，“被暧 昧”也顺理成章。但我以为，再偏僻的井也是井，只要井中有水；再另类的水也是水，只要水里没毒。作为年纪最大的“80”一代，我马上就要29岁了。年近而 立，所思所想，所感所悟，行诸笔下，当然不会和年轻的同辈们一样。在我这个年纪，传统的中国男人大多都已结婚生子，承担着家庭和工作的责任，生活与事业的 庞杂，要我反过头去写“主流”，似乎是勉为其难，何况有那么多成绩斐然的同辈们还在那里。于是，也只好继续“被暧昧”。
和《红酒》一样，《暧昧》的井也打在当今丰厚的社会土壤上。至于井深几许，井水清冽、甘甜的程度，我无从饶舌。要说 的是我已经尽力了，我没有偷懒。可以预见的是，对《红酒》的惊讶或异议，也会延续到《暧昧》身上。或许我写《暧昧》，在潜意识里也包含了对“暧昧”的敌 意，是“被暧昧”一方对“暧昧”特有的反弹。我的井会继续钻下去，朝着历史的纵深与哲学的深层钻探，不动摇，不懈怠、不放弃。永远努力，努力，再努力。
感谢《中篇小说选刊》的编辑老师，再次对我的眷顾。
我会努力再打眼深井，并朝着既定的方向，永远打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