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暧昧》的时候，我每天早上蹬着自行车送儿子去幼儿园，然后上班，一整天泡在单位，跟认识的、不认识的人谈剧本、 聊电影，不时写写公文，直到下午下班接了儿子回家。晚饭后，跟儿子玩上一会儿，九点多让妻子哄他入睡，我去书房开始写。一般只写两个小时，字数大概千余， 抽烟不到半盒，就关机上床，绝不多写。妻子对我的写作从来不问，我倒喜欢跟她分享。往往是讲着讲着，她就坐起来，边笑边听，我便边笑边讲。所笑为何，心照 不宣，因为都熟悉。第二天，这样的生活锱铢累积，周而复始。
所以说，《暧昧》的写作过程其实一点都不暧昧，缺乏暧昧的基础。就像下午回家路上买鸭脖子鸭肠，发现价钱见涨，味道 却下降；就像和党校同学们聚会，听说某某喜获升迁，某某失意放逐；就像跟大学老同学喝酒，发现某某居然离婚，某某依旧独身。无非都是世俗生活中的一片片苇 叶，一根根细草，再熟悉不过，偏巧被我拿来，写进小说而已。《暧昧》也是如此。身处官场的一男一女，男丧偶，女离异，男有心，女钟意，看似顺理成章的感 情，却因官场这个背景而变得曲意盎然，趣味丛生。彼此试探，互相过招，暧昧也由此滋生。《暧昧》里的聂于川和徐佩蓉，当然是世俗生活的一员，因而他们的一 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但也正是一个个聂于川和徐佩蓉，像一个个细胞，构成了当下中国政治体制的肌体，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趋向。我由此意识 到关注他们的艺术价值的。《暧昧》是在我生活的园田里打的一眼井，遗憾的是，因受制于内部与外部的诸多因素，打得还不够深。至于选择的本身，并没有错。
和我前一个中篇《红酒》一样，《暧昧》仍是发生在官场里的故事。《红酒》被多家杂志、报纸转载之后，读者不少；有人 异议，有人称许，多数感到惊奇，因为我生于1980年，写的“竟”是官场。我当时想，《暧昧》出来之后，应该没人再觉惊奇；如果不幸还是如此，等我再下一 篇出来之后，就不会了。生于哪个年份，我无法左右，而关注什么，表达什么，如何表达，倒在我掌控之间。在当下中国文坛版图上，我这个岁数的写作者，许多都 在关注本人遭遇，描摹自家心灵，风花雪月，青春残酷，爱恨缠绵，而且做得实在是极好，我很尊敬，很敬佩，并由衷祝贺。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乐于坚守自 己，打自己的井。当然坚守就会遇到刺激或阻力，但这对我绝对的好事。我曾在晚清于民初的社会土壤上打了一口井，就遭遇到口水与板砖，理由是我这个年龄不可 为而强为。这种观点说不上专横，只是不太专业；也谈不上野蛮，不过近似野路。因为甘苦寸心知，付出的努力自己清楚。结果这部六十万字题为《大瓷商》的长篇 小说，获得两项省级大奖之后，新近又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初评中入选。这并非标榜什么，我只是为以后的继续坚守，提出一个让自己接受的理由而已。
上世纪80一代的写作者，已经被打了包，贴上了标签。我无可避免地身在其中。打包的结果是暧昧一片，标签的结果是混 沌一团。如果非要找出与众不同，只能说我没能早恋，却是早婚，经历太少，担子甚重，不过落得个四世同堂，倒也其乐融融；缺乏挑战生存的勇气，安贫乐道，随 遇而安，不觉得世俗的日子有多无聊，也不以为传统的生活有多无趣；羞于关注自己，因为无可关注之处，乐于关注他人，因为深感生活的强大；由于年纪渐长，已 经作不来狂放恣意的语言，只有埋头经营大白话似的文句；别人之所弃，所厌，恰是我所需，所喜。不过话说回来，或许这也正是我选择《红酒》、《暧昧》这种题 材的缘起。
写到这里，我才恍然意识到，原来我写《暧昧》，潜意识里是想脱离上面说的暧昧。所幸《十月》的周晓枫老师再次赏识，而《北京文学》又如此抬举，给了我一个又一个不再暧昧的机会。幸之再三，在此感谢《十月》，感谢《北京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