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在二○○八年的春天来到凤凰城，或许是赶上了一个很不错的历史瞬间。城头上郁积了数百年的血腥气味固然是早已远去，无处不在的贫穷也好像在这些年消失净尽。至少，在游客穿过的街巷里是一片盛世的繁华。而另一方面，商业化还没有把这座古城席卷而去。虽然说新城区竖起了气派堂皇的旅游建筑和雕塑，但里边的老城还大致保留着。小巷两旁的人家如今几乎是家家开店，但房子门面大致未改，淳朴的乡下人做了店员，却还没有学会商业的巧诈，不致于缠着游客叫卖。走在上百年凤凰人用无数的脚印打磨得坑坑洼洼的青石板街道上，古镇的春秋沧桑自然就浸上了心头。
穿过老城正中心长长的街道，出了城门，沱江就横在眼前了。一江清澈春水，两岸婆娑翠柳，美艳的桃花在柳烟中开得正盛，让人由不得心神一荡。侧头向右看去，依山临水的吊脚楼彼此紧挨，高低参差，沿山起伏，随水弯曲，无尽头地向远方排开，更远处则被沱江的一个甩尾藏在了青龙山的怀抱里。
上了竹筏，逆流而溯，吊脚楼逐一迎面，又一座座落在身后。虽说此种建筑在中国西南部并不鲜见，但这里的吊脚楼座落在美山美水之中，在密匝匝沿江排开的楼群下是一根根细细瘦瘦插入江水中的木头，远看竟也是密麻麻的。楼顶的青瓦和木墙木窗被悠长岁月涂上了很自然的色调，青瓦深黑如铁，木墙木窗则是浅黑带黄，一派古老的青铜色彩。偶尔有身着鲜艳服装的苗族女子出现在木雕窗前，把吊脚楼衬得更为苍老。
正自默想，筏子尾梢上沉默的船夫忽然唱起了苗族民歌，倒被他吓了一跳。回头看他全无表情，嘴巴张张而已，料想他不过是奉命行事，歌声却有些味道。一曲唱罢，船要掉头，吊脚楼犹自绵延在沱江岸上，随着江水一直弯进山谷深处。目力所及之处是湛湛蓝天下的青龙山山顶，白云如抹，桃花如梦。
２
凤凰是远古传说中的神鸟，是楚人图腾。曾经在相当漫长的历史中，黄河流域的图腾是腾空的龙，长江流域的图腾是飞翔的凤。随着中原成为中国的中心，凤凰就逐渐匍匐在巨龙的影子之下，最后在神圣的皇权政治中雌化，帝王便是龙，皇後便是凤。近几十年，越来越多的凤凰图案和造型出现在楚文化出土文物中，呼应着两千多年前那只在屈原作品中飞来飞去、美丽神奇的凤凰。
湘西凤凰在春秋战国时代属于楚国，但那时候它叫做什么已不得而知，后来的史书上把它同整个湘西统称为“五溪苗蛮之地”。凤凰之名，始自清朝。
这地方实在太荒僻了，湘、黔、川三省都以荒山穷野把它甩得远远的。之所以有一个这么美丽的名字，还是因为山，据说城边的山形似凤尾。这个群山包围的荒僻之地，没没无闻似是天定，但在大半个世纪之前还是小有名气的，因为出了两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一个是熊希龄，他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兼财政总长。另一个就是沈从文，他从深山丛中的凤凰城跑到北京城，很快就名满天下，而且他那些精彩作品几乎都取材于凤凰和凤凰所在的湘西。
我出生的那年，沈从文被打入冷宫已经二十多年。及至文革结束，我上了大学，才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看到他的作品选。我想他必定是文革时受的迫害，后来又以为他落难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最后才发现他早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就被打入冷宫。至于熊希龄，仅仅因为历史学者的讨伐才略为人知，很少有人在意他是何处人氏。
其实，即使没有熊希龄和沈从文，凤凰也是不该被遗忘的。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从鸦片战争到消灭太平天国，从辛亥革命到护国护法，从抗日战争到五○年代初抗美援朝，几乎每次大规模的战争，凤凰人都扮演了最不怕死也最为惨烈的角色。然而在各种正史上，都不大愿意把凤凰这个地方多写几笔。
凤凰曾经叫做镇竿。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洪秀全的造反队伍席卷长江中下游，唯有曾国藩的湘军能与之对垒，而湘军中最善战的军人是镇竿人组成的“竿军”。那些年，竿军威震四方，他们喋血激战的时候赤裸左臂，上刺“虎威常胜军”五个青字。没人说得出长江沿岸一座座城池上究竟倒下多少镇竿人的血肉之躯，能说得清楚的是率领这支队伍的田兴恕与他的同乡率先冲上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最后有几十个镇竿人做了将军。天下因此流传“ 无湘不成军，无竿不成湘”，只是漫长的岁月渐渐湮没了后一句。一九四九年以后，太平天国运动被视为伟大的农民起义，于是湘军成了挽救腐朽王朝的反动军队，洪秀全和曾国藩的历史形象两相颠覆。湘军遭到唾弃和清算，湘军中的竿军好在被人遗忘。
发生在一九三七年的淞沪战役，往前距离湘军打太平军七十多年，往后距离今天也已七十来年。这年八月，日军集中兵力，长驱直入，扬言一个月内攻陷上海，三个月内让中国屈膝投降。武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中国军队只能殊死一战，当这场大规模的战争已经以几十万人为伤亡代价持续到十一月的时候，由凤凰籍官兵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１２８师奉命迎敌，这就是嘉善阻击战。
上海眼看就要沦陷，蒋介石已下令全线撤退，凤凰人只是以成堆成山的生命抵挡炮火，拖延敌人，其惨烈之剧还要远过于他们的祖先与太平军的喋血激战。这是把肉身当做锯齿的拉锯战，白天日军的炮火无法抵挡，凤凰人只能在黑漆的寒夜与敌人肉搏，抢夺阵地。他们光着臂膀，马刀在浓重夜色和血腥气味中挥舞，摸到谁双臂着衣，大刀就挥向谁。仅此一役，七个昼夜，就有两千八百多凤凰人伤亡。
１２８师为大军的撤退和沿海工业的内迁赢得时间，得到最高统帅部的奖赏，但这种荣耀没能维持多久，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照旧把他们视为“土蛮悍苗”。一九四九年以后，即使是熟悉抗日历史的学者也断然不敢再提国民党抗日，年轻一代连淞沪战役都闻所未闻，更不必说嘉善阻击战了。
似乎命里注定一样，凤凰人在每一次大规模战争中都不能缺席，并且，最悲壮最惨烈的角色常由他们扮演。近现代中国战乱频繁，凤凰人的不怕死因此也演绎到极致，但同时又因为政治舞台的纷纭变化，使得凤凰人轰轰烈烈的流血付出很快就化为云烟。
这三十年来，湘西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回到人们的视野里，而且越来越有名了。八○年代初，久被尘封土埋的沈从文连同他那些描写湘西的作品重见天日。几年后，竿军随着湘军的重新评价而浮出水面。熊希龄也随着近代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而引起注意。至于嘉善阻击战，则直到近年才随着国民党抗日史实得到承认而被重新提起。当然，更让凤凰连同整个湘西出名的是张家界和凤凰古城的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
张家界的奇峰异岭寂寞了无数万年，终究会呼啸而出惊动世人的，凤凰古城能得以保存，则是贫穷和偏僻之下的幸运。如果说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筑起凤凰城墙的石头，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一座古老城墙比凤凰城墙的石头更为硕大。几百年间，凤凰人遭遇了比其他地方还要远为频繁的战争，因此他们筑起的城墙也尤为坚固。
３
我走进北城门，往左踅入一条狭长弯曲的小巷，随意选了家临江的饮料店坐下来。靠窗望去，对岸是挂满灯笼的老式建筑，窗下就是沱江。方才我们坐过的筏子正巧进入视野，此时这筏子上坐着几位眉开眼笑的中学生。下午四点的老店里来客稀少，当我贪看窗外风景的时候，店里小姐悄然端来一壶清茶。我举起相机要照风景，发现她站在靠窗一角的暗影里，手里巴掌大的小镜子伸在亮光中，努着嘴看口红，模样黑俏。我想把她也拍在风景里，却怕闪光灯惊动她，吓得她如鹿逃遁。我想这无疑是因为沈从文笔下的翠翠。
坐在沱江边的这个老店里，喝着清茶，沈从文笔下的人物都从阅读记忆中跑出来了。水手、土匪、侠客、将军、蛊婆、巫婆、落花洞女……沈从文所写的人物一旦读过，就很难忘记。如果说翠翠和她的祖父还有爱她的兄弟俩留下的是人性的唯美，让我甚至忘记了他们所生活的那个并不太平的年代而悠然向往；那么，其余那些出现在沈从文作品的湘西人物，尤其是湘西女人，让我每次想起都戚然恻然，不能自已。
此时我在凤凰，想起了水手柏子和他迷恋的妓女。那个雨夜，柏子“新刮过的日炙雨淋粗糙的脸”终于“贴紧了一个宽宽的温暖的脸子”，说笑打骂中把一个月的期待终于变做现实，然后他满足地离开她，走在大雨中。“这时妇人是睡眠了，还是陪别一个水手又来在那大白床上作某种事情，谁知道。柏子也不去想这个。他把妇人的身体，记得极其熟习。”
想起了来大河码头看媳妇的年轻汉子。他来自深山乡下，他的女人像许多山里人的女人一样在码头妓船里陪客。当女人在前舱陪客的时候，丈夫如他者只能在后舱里“很和平地睡觉”。但这一夜，这年轻人感到了嫉妒、羞辱和愤怒，他要独自回去了。女人以极风情的红绫胸褡和一把新买来的胡琴留住了他，船上终于快活起来了，响起了歌声琴声。然而就在这时候，两个烂醉的士兵上了船。他们抢着与他的女人亲嘴，在她身边一左一右躺下去，年轻人却只能躲进后舱里……
沈从文不仅是写底层人物的故事，而且是以他们的感觉写他们的世界，其中的悲哀全由读者去体味。沈从文曾经说“本地认为最丑的事无过于女子不贞”，但小说中所写的这些下层人连最基本的生存都很艰难，他们失去了最起码的尊严。而他的散文作品，则多次写到湘西女人因所谓贞洁而遭受残杀的惨剧。凤凰军人多，当兵的男人在外偷情、嫖妓，在满足性饥渴的同时愈发防范独守空闺的妻子，因此传统的贞节观念更被强化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有位叫刘俊卿的旅长，误以为妻子不贞，就让侍卫把太太一枪打死，要死不要活，但还想看看她尚存的一点儿热气。侍卫一打死旅长太太，马上就把她抬到旅部。“旅长看看后，摸摸脸和手，看看气已绝了，不由自主淌下两滴英雄泪，要马弁看一副五百块钱的棺木，把死者装殓埋葬了。人一埋，事情也就完结了。”沈从文写散文，同样很少发议论。即使惨到如此的惨剧，他照旧写的是“在当地人看来”：这悲剧多数人就只觉得死者可悯，因误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可不觉得军官行为成为问题。倘若女的当真过去一时还有一个情人，那这种处置，在当地人看来，简直是英雄行为了。
这个故事出自沈从文的散文名篇《凤凰》。要来凤凰旅游的人，最好先看看沈从文所写的那个凤凰。
近年来流行所谓文学排行榜，一些学者把鲁迅、张爱玲和沈从文排在一百多年来中国优秀作家的前三位。这三位大师的作品往往以各自的故乡为背景展开故事，鲁迅挖掘最深，国民性的愚昧、麻木和自大都让他犀利的笔描述得入木三分；张爱玲笔触最细，上海滩各种灰色人生让她和盘托出；沈从文则很少去谴责故乡人的愚昧和野蛮以及人心的阴暗和奸诈，他通常只是如实地描绘他们的生活以及这些生活所折射的宗教、道德和观念。
他从那种生存环境走出来的，因此他深深明白生存环境如此，宗教、道德和观念就如此，所以他的笔是宽容而悲悯的。如果你是那个时代凤凰城里的男人，落难的时候也许会遇到侠客，带着钱财上路也许会遭遇土匪，悖乎邻居的道德伦理就得受到折磨，撞上军人的刀口就得人头落地。而这侠客、土匪、四邻、军人并非截然可分的四种人，他们很可能由同一人上演。如果你是女人— —算了，还是别做这种想像。二十世纪二、三○年代的湘西，绝不缺乏当时整个中国普遍存在的贫穷和愚昧，更兼数千年的巫术之盛，数百年的战火之多，可歌可泣与可悲可叹都似乎是冥冥中注定。
沈从文几乎是不动声色地写过许多人的死亡。他的祖父沈宏富是血战太平军中杀出来的英雄。竿军出了两个总督，其中一个就是做了贵州总督的沈宏富。他弟弟沈荃在血战日本人的嘉善阻击战中担任少校团长，后来做了国民党少将。中国作家中，大概没有哪个人像沈从文那样曾经执迷于将军梦，也没有哪个人比他见过更多的杀人场面和死人头颅。小时候他家离牢狱不远，看到尸体是很寻常的事，“若从杀人处走过……就走过去看看那个糜碎了的尸体，或拾起一块小小石头，在那个污秽的头颅上敲打一下，或用一木棍去戳戳，看看会动不动。”九岁那年，他接连看了一个月的大屠杀，“在道尹衙门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肮脏血污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当沈从文描述这些往事的时候，并没有写一个几岁孩子对屠杀的恐惧，更没有渲染当时他是如何地怜悯遇难者。相反，他不止一次写过他的乡亲们把好勇斗狠视为常事，包括他自己也是常跟别的孩子打架斗殴。
我相信沈从文笔触的真实，一个在凤凰城成长，见惯了死亡并梦想着当将军的孩子，对于杀人场面或死人头颅本来就不会有多少恐惧和怜悯。如果不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开放了很多，重山封闭中的凤凰多少也吹来些新鲜空气，正在湘西大山中当兵的沈从文恐怕不会在一九二二年的那个夏天跑到北京城。而没有这样一个人生转折，即使他没有战死疆场，也写不出人性审视下的凤凰。他看起来是在不动声色地描写凤凰人的死——各种各样不该发生的死，但实际上是把他心灵的颤抖默然传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去低首沉吟。
凤凰城还出了一位很值得尊敬的人物，就是熊希龄。我之所以对他心生仰慕，倒不只是因为他连连考中举人、进士，从凤凰到长沙再到京城，从大山深处的苗族子弟一直奋斗到民国第一任总理兼财政部长。维新变法中的熊希龄真正是凤凰人的不怕死，谭嗣同曾说他与唐才常、熊希龄“平日互相勉励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如果他不是因病误了行程，没能及时进京，戊戌变法的死难六君子将是七君子。
就是这样一位不怕死的凤凰人，把他人的性命看得格外珍贵。与袁世凯分道扬镳之后，他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和积蓄都捐献出来，从死亡线上先后收容了六千多孤苦儿童，拯救了不计其数的伤兵。沈从文称赞他“人格的素朴与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和深思”，竟被郭沫若定性为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从此被打入冷宫。
此次我来凤凰，徘徊在再也简陋不过的熊希龄故居前，望着几间祖厝狭小低矮的房子，想像不出这里的主人做过民国总理、财政部长，曾经为孤苦儿童捐献二十七万大洋和六万多两白银。
沈从文与熊希龄是远亲，沈家故居在老城之南，熊家故居在老城之北。两家之间除了两三条小巷，就是本文一开头说到的那条坑坑洼洼的青石板街道。我先去沈家，城北城南走了一个来回之后，在走出凤凰老城之前，由不得又拐往沈家。沈家斜对面，仅隔几户人家，那位一身苗装的老人还在吹着他的器乐。一个笨大的葫芦捧在他的手上，被他吹得千鸟齐鸣，异常欢快，沧桑多皱的脸嘻嘻而笑，让我想起传说中摇着拨浪鼓手舞足蹈的老莱子。问其年岁，回答说老了，快七十岁了。他约是我在凤凰城所见的最老的老人，但屈指一算，在他出生的那一年，熊希龄已经辞世，沈从文早已离开了凤凰城。
〔寄自加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