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我走在凤凰城墙根下的小街上，一边是巨石砌成的高大城墙，一边是灯笼悬挂的古式商店。我发现东张西望的游客几乎是这条街上的大多数，当地人相形见少，想从当地人的脸上分辨出汉人苗人来，竟是不能，于是想起沈从文在七十年前所说的凤凰：“碉堡多数也已残毁了，营汛多数成为民房了，人民已大半同化了。”今天我来凤凰，民房已成为商铺了，只怕未被同化的已是凤毛麟角。因为这原因，几乎每一个缠着青布头巾的苗族男子或者背着竹篓的苗女，只要从街上走过，都免不了要上游客的镜头。他们个头矮小，使得高高盘起的头巾和压在整个背上的竹篓异常显眼。我在不久前读过一篇获奖的新闻报导，报导说湖南人与各省人相比身材最矮，男子平均一米六五，女子平均一米五五。而此时出现在眼中的凤凰人，无论是汉人还是苗人，似乎比一般湖南人还要矮。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即使是中等偏下的个头，也明显高于他们，而旁边高大的城墙和巨大的石头，愈发衬出他们的瘦小。
忽然想起长城以北的蒙古人，又想起希腊半岛南部的斯巴达。蒙古人三岁就学骑马射箭，长大拉得动几十公斤的弓弩，在冷兵器时代纵横杀伐。斯巴达男人七岁就经受残酷的军事训练，二十岁就是正式军人，好勇尚武，斯巴达因此而争霸希腊半岛。与凤凰人相比，蒙古人和斯巴达人都是人高马大。瘦小的凤凰人，为何能在上百年的历史里以强兵悍卒著称？
我在不觉中停下脚步，许多念头从心底里轰然涌起，周围的一切都恍惚起来。红灯笼、青头巾、发白的竹篓、发紫的城墙、发黑的店铺，还有店铺里五彩斑斓的商品，在我的视野里化作一团模糊。
从何说起？说凤凰人，不能不说湖南人。说湖南人，不能不说苗族人。
湖南人是颇为湖南骄傲的。他们津津乐道于湖南名人，如数家珍，甚至把湖南视为名人大省。其实，唐代以前的湖南几乎没出什么历史名人，大中年间刘蜕中了进士，被人戏之为“破天荒”。宋以来直到鸦片战争以前，称得上广为人知的湖南人，恐怕只有周敦颐和王夫之了。湖南的历史名人几乎都出在鸦片战争之后，正因为中国近代史是遭受屈辱的历史，国家贫弱，百姓羸弱，才愈发显现出湖南人的血气之勇。“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湖南人魏源，清代末年最负盛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曾国藩和左宗棠是湖南人，维新派有谭嗣同、唐才常和熊希龄，革命派则有黄兴、蔡锷、陈天华和宋教仁，还有主张君主立宪的谭延□、杨度，领导共产革命的毛泽东、蔡和森，至于名帅名将，更多到无法一一列举。卒于一九○五年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曾经说湖南不仅产生中国最优秀的军人，而且是政治家的摇篮。而一九○五年以后的湖南人才更盛，一代一代、一群一群地走上政治、军事舞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究其原因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举世无出其右，窃以为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实有以致之。”“使吾人能和母系方面材料，则今日湖南人口中，其确保为纯粹汉族者，恐绝无仅有矣。”
这里说的蛮族，相当于历史上常说的南蛮。在史书上，“南蛮”与“北胡 ”一样都是笼统含混的概念，今天的学者可以有上百种解释。大抵来说，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便是胡人，长江中游以南的少数民族都被视为蛮民。无论北胡还是南蛮，其实都包括不少民族和族群。自有文字记载以来，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易聚易散，大起大落，曾经诞生过从匈奴、鲜卑直到蒙古等不少民族联合体和强大国家。兴盛时中原王朝也莫可奈何，衰败后就好像一去无踪。长江中游以南的少数民族自秦汉以来始终处在汉人统治之下，居住分散而混杂，民族名称变来化去，但上千年的脉络大致还在。尤其是人口众多的苗人，与汉人的历史同其悠久。
在传说和记载中，从四千多年前的炎黄时代直到清朝末年，跟汉人和汉人祖先有过许多次大规模鏖战的南方民族似乎只有苗人和苗人的祖先。如果说两千年以来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始终是长城以南农耕民族的强敌，那么，远在游牧民族崛起的两千年前，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所遇到的强敌则是苗人的祖先，这就是历史传说中的“九黎”、“三苗”。善做兵器的蚩尤率领他的“九黎” 部落联盟曾先后打败炎帝、黄帝，直抵黄河北岸，最后因炎黄的联合而落败。后来苗人祖先又崛起于洞庭、彭蠡之间，唐尧也奈何不得，到了虞舜之时才瓦解了三苗。从此，苗人再也没能形成强大的部落联盟。周宣王的“南伐蛮方” ，战国时吴国的“南并蛮、越”，东汉名将马援的围剿武陵，写在正史上都是功德无量的盛举，今天再看，其实是官府对苗人反抗的镇压。
来凤凰之前，我一头钻进有关苗人的历史，最终发现公元前的传说如云如烟，公元后的记载都站在汉人立场。所谓“九黎”“三苗”都是部落大联盟，不可能是单一民族，就像后来所说的南蛮并非只是苗人一样。在汉人的历史记忆里，之所以把骁勇善战的蚩尤、怒触不周山的共工、作乱的欢兜乃至火神祝融一概归于苗人的祖先，与其说有一些口头传说的依据，不如说人们习惯于把历朝各代能与中原对垒的南方民族划为同一敌人，而这个敌人就是反抗最烈的苗人。矮小是他们的体格，强悍是他们的性格。
２
旅游车在蒙蒙细雨中开往南方长城。两边全是山岭，层层梯田螺旋式上升，在悠然浮动的淡烟轻雾中，绿的是橘林，红的是桃花，黄的是油菜。乍一看，好一幅田园图画，想起古人描绘湘西的诗句“蛮烟瘴雨溪州路，溪畔桃李花如雾”。梯田上出现几个苗女，戴着斗笠，背着竹篓，又让我想起不久前看到的苗族情歌。
姐叫情哥你莫撩，
我是山中土蜂包。
有朝一日撩动我，
把你螫得满头包。
又疼又养又不消。
隔山隔岭又隔岩，
知心话儿歌传来。
听见情歌把歌唱，
姐儿出门忘穿鞋，
辫子跑得竖起来！
仔细再看她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不由心中凛然。这里的山并非土山，所谓土地只是薄薄一层，不知多少万年从他乡断续吹来，累积在大石乱石上，养育了凤凰人。地面上能刨出来的大石都垒在田埂上，子子孙孙也没能清理净尽的石子石块还散乱于田间。至于那些桀骜嶙峋于梯田里的顽石，想必只是巨石露在地面的一角。有几处梯田坍塌，露出层层青石，一层约半尺来厚，墓碑一样平平整整、重重叠叠地黏结在一起。于是想，凤凰四围的山大约只有这种东西取之不竭、用之不尽。
果然，路边闪过的房舍多是青石垒成，终于见到的南方长城用的也是这种青石，铁一样冰冷坚硬。这是在公元二○○○年后才重新修过的长城，新开采出来的万年青石铺排在这里显得过于年轻，三月的细雨更把青石洗得面目清新。正感到有些失落，一段老长城出现在视野里，残破、泛黄，青石已然剥落。学者考证说，南方长城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明末被愤怒的苗民拆毁，清朝又几度修建。不知这段老旧的长城建于何年何月，更不知它经历了什么样的腥风血雨。
南方长城是明清时代曾经多次修建的浩大工程，未被毁弃之前全长三八二里，高约三米，底宽两米，有一千三百多座汛堡、碉楼、屯卡、炮台、哨台和关门，仅在凤凰县境就有八百余座。凤凰地方志对它不乏记载，沈从文作品也几次提及，最终还是像凤凰人和凤凰古城一样被世人遗忘了。两年前我第一次听说南方长城时大为惊愕，愧于自己的孤陋寡闻。后来才知有一位寻找南方长城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学者，直到二○○○年才确认它的真实存在。
也许你会觉得不管南方长城曾经有过何等规模，毕竟无法跟北方长城相提并论。但是，你可能想像不到，南方长城所承受过的战争之久之烈，却不在北方长城之下。尤其是在清朝，苗民一次次揭竿而起，官府一次次重兵镇压，南方长城一次次增修加建。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下旨不让修建北方长城，以“修得民心”为长城，以万炮齐鸣的火力为游牧民族的兴兵南下划上休止符。然而就在他做皇帝的六十年间，南方长城至少修建了四次。如果说，康熙之后对付游牧民族的北方长城上很少发生战争流血，那么，对付苗人的南方长城则染满了血迹。沈从文的散文《凤凰》里，有这样几句：
“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红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落日黄昏时节，站到那个巍然独在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碉堡，还可依稀想见当时角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
沈从文的作品往往是不动声色的叙述，即使是描写令人颤抖的人和事也笔墨冷静，但说起苗人的命运就情感激越，慷慨陈词。他的嫡亲祖母是苗人，只因为苗人而被歧视，她在为沈家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就被卖往远方。沈从文身上流着苗人的血，而且他亲眼目睹过无数遭受迫害和凌辱的苗人。
一个民族是需要有人为它见证、为它说话的。苗族有几千年文明，几百万人口，如果不是仅有四分之一苗族血统的沈从文，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人对于苗人的真实生活和命运将是一无所知。
３
登上南方长城的最高处放眼望去，除了山脚下一片民居，四围只有大山。山连山，山环山，山叠山。我知道湘西乃湘、黔、川、鄂交界之地，由不得想像一番这段南方长城与四省之间究竟隔着多少层高山峻岭，在大山的折皱里，又隐藏着多少苗寨。我抚摸着城垛，任由细雨凉津津地洒在脖子上，一首至今还流传在湘西的苗族民谣在心头飘忽。这民谣以“苦”命名，叫做《苦歌》：
老鸦无树桩，苗家无地方。
到处漂泊哟，到处去流浪。
好的江河呀，流水响哗哗。
好的地方呀，坐的是客家。
只有高坡还没有人坐，
我们来造屋，我们坐山坡。
历史学者研究苗族的历史，几乎就是研究这个民族不断迁徙的历史。说法虽有不同，但大略而言，是从大河流域到小河流域，到溪流边，到深山里，从中原一带到洞庭、彭蠡之间，到武陵山区的湘西，到苗岭山区的黔东南。黔东南远在云贵高原，湘西则因大山重围而显得偏僻，实际上与遍地汉人的平原地区并不遥远。中国是三级地形，西高东低，湘西所在的武陵山区恰在一级与二级之间，而凤凰所处地区更处在洞庭湖平原与云贵高原之间。武陵山以东的洞庭湖平原和鄱阳湖平原，连接着从长城以北直到珠江流域的广邈平原，属于中国的一级地形。这辽阔的平原大地没有高山阻隔，都是农耕文明，汉人的雪球越滚越大，板块越结越大，无论是杀下来的游牧人还是原地停留的南方少数民族，最终不是被汉化就是被赶出去。洞庭鄱阳之间的平原地区原本还生活着为数众多的苗人，后来随着元末战乱后朱元璋移民和清初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移民，要么被汉化，要么被官府的进剿赶进了湘西这样的山区。
十五世纪以来，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施行改土归流，以官府任命的流官代替土司，虽然加快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但赋税问题，特别是遇到灾年也不加更改的苛捐杂税激化了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其中反抗最烈的是湘西苗人。十六世纪以来，产量很高而且适合在山地和丘陵栽种的马铃薯、玉米进入中国，十七世纪中期到十八世纪末恰逢康乾盛世，中国人的粮食结构、人口结构和生态结构都发生巨变。从前因为战争和天灾，中国人口徘徊在一千万到七千万之间，乾隆初年人口上了一亿，乾隆末年人口破了三亿。不断庞大的人口使得土地资源空前紧张，强大的汉人板块向偏远民族地区挤压，首当其冲的便是湘西。
凤凰是这样一个地方，官府的征服与苗人的反抗在这里不断循环、激化。苗族中最强悍的“红苗”生活在这里，“生苗”与“熟苗”的分界线在这里，而南方长城就建筑在这条分界线上。南方长城也叫苗疆边墙，其实是对付生苗的边墙，“遏苗之来，截苗之归”。元末明初以来，如果说蒙古人在兵败如山之后毕竟还有广阔的牧场，照旧是“风吹草低见牛羊”，湘西的红苗却已是退无可退。他们跟汉人一样同是把土地视为命根子的农耕民族，他们再也不愿也不能失去一代代开垦出来的挂在山坡上的耕地。远在京城的朝廷，最终发现让他们伤透脑筋的少数民族不是长城以北的蒙古人，而是湘西大山里的红苗。仅仅是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为镇压苗民起义而丧生的清军将领就多达二百多人，至于战争中死亡的清兵和苗民就不知其数了。
明朝的苗人早已变成了清朝的汉人，几十年前的生苗也已变成了熟苗，然后与尚未同化的生苗打得血肉横飞。从明嘉靖到清咸丰，不到三百年的凤凰城修筑了二百多年。从明洪武到清咸丰，不到五百年的凤凰打了一百来年的仗。朝廷派强兵悍将，被镇压被欺侮的生苗也越打越强悍。鸦片战争之前的明清五百年，很少有哪个地方的人比凤凰人经历了更多的战争苦难。所以鸦片战争之后的上百年，很少有哪个地方的人比凤凰人更不怕死。
细雨还在下着，侧面看这高高耸立的坚硬墙面，干一片，湿一片，有些地方一层层半尺厚的石头好像也被湿透了。干与湿在墙面上组成的图案，竟让我忽然想到婴儿的尿布和染血的衣服。从尿布上呱呱而泣的婴儿到战死在血泊中，从前许多凤凰人的人生就是这样开头，这样结尾的。凤凰是不该被忘记的，这并非因为凤凰人的悍勇，而是因为这悍勇背后的惨烈历史，还有这惨烈历史背后的生存环境。
〔寄自加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