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河，男，原名陈小卫，1958年11月生于浙江温州，年少时当过兵，在部队打过专业篮球。后在汽车运输企业当过经理，曾担任温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94年出国，在阿尔巴尼亚居住5年，经营药品生意。1999年移民加拿大，现居多伦多。经商多年后，现为自由写作人。近期作品有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致命的远行》，中短篇小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西尼罗症》、《夜巡》、《我是一只小小鸟》等。
一
七十年代初我的老家温州，是一个在全国没什么知名度的南方小城。干净古朴，城内多榕树及河流，根本没有商品经济的迹象。那个时候城里的人会自找娱乐，比方说，很多单位都有自己的篮球队。我大概是在读初一的时候开始见识城里有名的球员。记得有个叫“赤脚连珻”，从名号上可看出他喜欢打赤脚的。他是人民印刷厂的，个子很矮，脸红红的。我第一次看他打球，很失望他其实是穿鞋的。不过到了比赛紧要关头，他把鞋子脱了，往边上一甩。场边的人顿时叫起好来，知道好看的高潮来了。有个左撇子叫阿遥，球技平平，可远篮很准。他投篮动作很怪，像是磨刀人背磨石一样，关键时刻砍起来百发百中。那人职业是在八字桥菜场卖烧鹅的，看他挥刀斩鹅，动作很像是在投远篮。最让人佩服的是废品公司的梁兴。这个人看起来不像个打球的，头发像领导人一样往后梳，肚子也有点发福，双肩松塌象练南拳的人。他是打控球后卫的（本地人叫打顶头），他的晃动过人真如打醉拳一般优美无比，还有他的急停后仰投篮似乎只有神灵才做得出来，所以那时他的封号是“糯糯佛”。这几个人都是无师自通的本地球手，真正厉害的还是两个从部队转业回来的专业队员。一个是“麻脸杨林”。杨林生过天花，脸上有一些麻子。他是从南京军区回来的，出国打过球赛，可惜我开始看球时他已经退出赛场，按现在的话是“挂靴”了。另一个是“长票国良”。温州人叫高个子为“长票”，个子更高一点叫“老长票”。国良的身高大概在一米八九，处于“长票”和“老长票”之间。他在南京部队青年队打过球，转业后到电机厂，电机厂的球队马上成了市冠军队。国良的球我是看过的，感觉他是会飞翔一般。民间传说国良转业时“麻脸杨林”还在打球。一次他们两个有一场对手赛，结果国良连续盖了杨林三个大帽。打球的人知道被人盖帽是件很没面子的事，所以杨林自此退出球坛，金盆洗手。这个传说让很多人遗憾，觉得国良不该这样羞辱前辈，要不大家还能看杨林多打几年球的。
无独有偶，不仅是温州的百姓喜欢篮球，本地驻军温州军分区首长们也是一群篮球发烧友。温州军分区当时防区很大，位处于东海前线，管辖着洞头、南矶、北矶等岛屿，兵力很多。当时的司令员叫王福堂，资历颇深，参加过长征，第一政委是地委书记王芳（后来当过公安部长、国务委员）兼任的，所以军地关系很好。军分区养着一支凶猛的球队，首长们没事了会放他们出来和地方球队斗着玩。所以在温州打锣桥街的灯光球场里，市队和军分区队时常会捉对厮杀。现在想来，那球赛还真是好看。灯光球场大部分时间是不用买票的，每个晚上通常有两场球赛。第一场一般是女篮，或者是工厂之间的，比如什么肉联厂、拖拉机厂、豆腐干厂、剪刀厂。后面的那场才是座无虚席的大赛。有一年初一，天气奇冷，观众还是坐满了。灯光球场是露天的，冻得大家把手都插进袖口，全用跺脚来代替拍手。一个球进了，水泥看台跺脚声敲鼓一样雷动，差点把看台给震塌了。我印象里开始的几年，军分区打不过市队的。后来，军分区一个5号的队员出现了，就开始占了上风。这个家伙名字叫樊宏根，好生厉害，身体素质极棒，是绝对的大牌球星。他后来成了温州城那一代球迷的集体回忆。
我那时在温州第一中学读书。因为上学早，1972年夏天升高中时，还不到十四岁。个子开始猛长，可是身材却还纤瘦，像根豆芽。那个时候开始跟着同学在操场上打球，我是最臭的，属于“球背”。温州话难懂但比较生动，“球背”这话的意思指你是给主力队员拎球的，是跟班的混混。后来到了高一下学期，我对篮球的兴趣突然加浓了，有空的时间都会找人打球。慢慢地，我的球有了点长进，还参加了校队的试训练。那回我觉得自己是可能进校队的。我当时在家里的大院里养了两只外国种的“白洛克”大公鸡。以前我养的都是土鸡，这回的新种是我爸的一个什么人从农科所搞来的。我养了几个月，这两只鸡长得飞快，走路的样子趾高气扬，抬起头来有一米多高，我给它们起的外号是“德国人”。有一次我看到一只大老鼠钻进鸡栏里想偷吃鸡食，被它们啄了几下就啄死了。我挺喜欢它们，可这回要到校队打球，没时间养鸡了，结果就把它们杀了。可是几天之后我得知校队没有要我。这件事让我沮丧了很久，觉得很对不起屈死的“德国人”。后来，我还是进了校队。我是怎么进校队的细节已经忘了。不愉快的事情有时会容易遗忘。
1974年初，我只差一个学期就要高中毕业了，可突然学校宣布了一个中央文件，说是我们在高中毕业后都要支边支农上山下乡。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对上山下乡早已了解了，不再像比我们早一点的三届生那样带着幻想。我们眼看着很多知青已经回城，也隐约感受到上山下乡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所以那个文件一宣布，很多学生就中断了学业，原来的八个班级最后勉强合并成一个班级。我也辍学了。离开学校还是有点可惜。温州一中是个很好的学校，当时的教学大楼样子有点像北京的大前门，带着飞檐。过去朱自清在这个学校里任过职，校歌还是朱自清写的，郑振铎也在学校教过书。我记得那个时候邓小平复职后，开始抓教育了。我们学校的课程很紧，师资很好，还经常有数学竞赛什么的。语文课也不很错，孟子的《劝学篇》、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都是那个时候学的。
离开学校后基本上都是在打球。我后来成了温州市青少年队的主力队员。因为打球，我的青少年时期变得很愉快。那个时候我跟着球队一直住在灯光球场宿舍，穿着印着红字的球鞋球衣，体委还发营养补贴、洗浴票点心票。1975年春天我们去省城杭州参加过全省比赛。那个时候，红卫兵的大串联运动已经没有了，唯有参加运动队才有免费旅游的机会。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当我看到西湖水波中三潭印月那三个石头小塔时，心里有一种十分诧异的感觉。这三个水中石塔以前经常出现在图片或者电影里，早已经印在了我的意识里。现在，我所看到的东西是真实的东西，是那些个图片和电影画面的原型，这就像一个经常在梦里出现的东西现在摆到你眼前了。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在这趟旅行中。比如说，在省体工队里，我见到了一个温州籍足球守门员，他当时能做出的鱼跃救球非常有名，是全国的名将。我以前听过他名字，现在见到他本人，真是神奇。我还见到了几个省田径队的温州人，他们中间有一个我认识的，是我家邻居，叫朱胜远，是跑中长跑的。大概就是在这次的旅行，我产生了到专业队打球的愿望。这次比赛归来时经过了上海，第一天我们住在南京路华侨饭店隔壁的上海体委招待所。这个地方非常高级，是过去外国人建造的体育俱乐部，沙发床很软，楼上面有游泳池，让我们大开眼界。本来我们还能住几天，后来福建女排来住了，她们要到日本打比赛，预先已订下我们住的房间，我们只得让出房间，搬到一个小旅馆住了。看着福建女排那些穿着漂亮运动衣的队员我心里羡慕不已，在专业队打球有多幸运，连出国的机会都有。
学校出来后，除了打球，我还去工作，不愿在家吃闲饭。那个时候最好的工作是国营单位穿着劳动布工作服的机械工人，可那是很不容易找到的。我最初是跟着一个堂哥去建筑工地抬水泥板。那时才十五岁吧，抬着几百斤重的水泥板在高空上的竹篱板上行走，也不会觉得苦。后来我还在制药厂断断续续做过眼药水、土霉素，烧过大锅炉。不久后，我父亲给我在华侨棉织厂找了个工作。父亲文革前在地委组织部，那时调到了统战部华侨事务管理处当头儿，手头有点权力。华侨棉织厂是由当地一些归国华侨和侨眷创办的，属于集体性质工厂。工厂为了解决华侨子弟的就业和流动资金不足问题，上报了一个集资办法：每个侨眷子弟集资五千元进厂做工。他们申报的同时，暗中给了我父亲一个免费的名额。我父亲对这个人员背景复杂的工厂很不放心，可最后还是让我去了，否则我将会坐食他并不很多的薪水。
说起来好笑，这个工厂就在我家对面的天主教堂里面。文革中教堂内部被捣毁了，哥特式的尖塔被造反派拆了顶部的十字架，矮了一大截。后来不知怎么的教堂就成了华侨棉织厂。真的要说起来，我家住的宿舍大院原来也是教堂的屋产。这里解放前是一个很大的修道院，地方上称这里是“白帽姑娘堂”。这些都是上一个世纪的屋子，那时外国教会势力在温州还是蛮强大的，有很多地产。解放后，修道院被政府没收了作为机关宿舍，我们家就住在里面。那时的社会等级差别还不是很大，大官小官住的房子也差不多。我家楼上就住过一个原来在省里当过厅长的高干，房子和我们家一样大，只是楼下多了间厨房，可是他们家多了两口人。我听父亲说过，在我还很小时，院子里住的一个地委副书记李铁锋的老婆和我母亲很要好。有的时候她要去参加什么重要活动，还常向我母亲借一条花布的衬衫。
话说远了，再来说七四年我进了教堂工厂的事。和我一起进厂的那批华侨子弟，大部分是小姑娘。她们可是每个人出资五千元人民币才进厂的。那时普通人的工资才三四十块，五千元在我听来已是天文数字。这个事实影响了我和女孩子们的交往。今天一个没钱的人进入路易·威登商店，面对那些昂贵的LV包包，会不敢动手触摸。我当时情况也是这样。要是她们没这个身价，说不定我会去捞上一个了。我在厂里过得不坏，好像人家也不大管我。我的车间就在教堂的回廊里，高墙上有五彩玻璃的尖顶花窗，头上是教堂的拱形穹顶和天使的彩画。一个停摆的英国大木钟、一个迷宫一样的花园、还有一个样子像基辛格的厂医生。凭这些元素，人们就可以想象出一种爱伦·坡小说的气氛。
我一边在这个工厂上班，一边在打球，日子过得很快活。可是我也没有满足这种生活，希望会有改变，一心只想着上专业队打球一事。到了1976年下半年，中国的变化开始了。一天回家，一个个子很高的军官在等着我。他是军分区篮球队的领队，要招收我参军。后来我就参加了体检。体检结果很好，是可以当特种兵的身体，就是说可以当潜艇兵或者伞兵。当时湖北孝感的空降兵也在招兵，问我愿不愿意去学跳伞？我想了一天之后，还是想去当伞兵。虽然我喜欢在部队打球，但是在本地军分区当兵好像没出远门，没有那种波澜壮阔的感觉。我当时想既然当兵了就要到远方去，这样才会受到锻炼，经受世面。这样想的时候，我发现了自己的内心除了篮球，其实还有更高的目标隐藏在深处，只是当时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几天后空降兵的招兵官员对我说我的档案已经被军分区拿走了，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啊。于是，我就被温州军分区招收了。因为是靠打球入伍的，温州话称之为“球兵”。就这样，在1976年底，我穿上军装，被装上一辆卡车，闷在里面走了一整天，半夜里到达了福建沙呈港海边的新兵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