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从银川回到库尔勒要三天的时间，兰州是新疆学生回家的汇聚点，吐鲁番是南北疆学生的集合点，乌鲁木齐又是北疆学生的大本营。库尔勒可算是南疆首府，也是新疆第二大城市，但从内地直达库尔勒的火车到现在还只是西安发往库尔勒的一趟普快列车，所以从来也没有疏松过，尤其到了假期，车票紧张得像起了战事一样。但是上了车就不一样了，个个兴奋快乐。从一个车厢到另一个车厢，就好像过日子串门一样，找同学找同乡，有时遇见一个，有时遇见一堆，就大笑大喊起来。
火车上还有从南方来新疆旅行的学生。记得清楚的是个女孩子，她独自一人，个子不高，嘴唇很厚，是蜜色的皮肤，身体看着结实。那是夏天，天热，车厢里人多气味不好，晚间却不敢开窗，昼夜温差太大，开窗冷得睡不成，就像是在闷罐里，连毛孔也被堵塞了。但每个还是汗流浃背地瞌睡着，我难过得睡不着，想去走廊透风，却不敢离开自己的座位，一离开座位会马上被别人占去，就睁着酸涩的眼打量起对面睡得昏昏然的这个女孩来。她也从兰州上车，这时头靠在车窗上，眼闭着，像是喘不过气来似的，痛苦地皱了眉，脸上泛着汗水的光泽，颜色发青，让人想到电影《卡桑德拉大桥》里那些染上鼠疫的人。好在天亮之后，她脸色好看许多，像是度过了危机。一路上她没有话，孤单一个人默默坐着。多年来，只要我独自一人在路上的时候，总会想起这个陌生的女孩，大概独自在路上的人总会有相似的情怀吧，连那看着窗外的表情也是有几分相象的，孤单着，廖落着，恐怕这是人心底的模样，所以这相似与相象总也是说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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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着这些文字的时候，大多在深夜，有时我停在一处出神，恍惚里有火车弯着孤度的修长车身，有旋转着的山峦与草地，有半夜里小站上手持旗帜的列车员，还有吐鲁番车站的维语播音，以及巴伦台深山里清澈的山泉。1989年坐着火车出疆的时候，看着这些听着这些还是新鲜的，但后来都淡漠了，由着它们经过，闪去，当它们是时间，是空气，是夜夜的睡眠。
许多年来，我回避这样回忆往事，这样清晰地找见过去，一定会找出许多惆怅，这惆怅除了一些人与事的散失之外，还有便是怕找出与新疆的日渐生疏。常常有人这样问我，新疆那样美，为什么要来宁夏？我没能完全回答过这个问题，任何一次都只是一个断章，和这个问题的发问者一样，我在期待自己更完全与准确地回答。
但现在我只能找到过去的一些事件，一些人，让它们曾经的存在为我提供线索与启谕，但隐约里我似乎觉察到，找到或许容易，记录会十分艰难。比如现在，我又回到了1989年的火车上，在这趟意味着一个开始的火车上，有多少离开的因素。
那一年我考上大学，父亲与我从团场带出一个大行李，我的衣物、被褥及一切用品全被打在这个大包袱内，份量很沉，体积巨大，本来是要托运，但托运处临时不知何故一下拥来许多人，父亲看着时间紧张，就一把举起行李扛在肩头，说快上车吧。我记得托起行李的一瞬，父亲咬着牙皱了眉，脸憋得黑里发紫。而行李太大，父亲扛在肩头，头要拼命歪在一边，才能保持身体的平衡，我伸手想帮父亲托住另一边，父亲不让，催促着我快跑，先要让我上车。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他跟在我身后，心里焦急又心疼。托运处到进站口有一段距离，行李太重，一路上，父亲跑不起来，但也几乎是跑起来了。
1989年父亲送我去学校后，还要顺带回一趟湖南老家，南辕北辙的两个方向，他不在乎距离的远。写到这里，他头歪在一边扛着行李的模样突然将我置入另一个时空，我分不清是他在离开，还是我在离开。透过1989年那辆火车的车窗，我看到了他们：一个是18岁的女儿，一个是51岁的父亲，而我已经从他们之间剥离，走出，成为一个旁观者，检视者。我看到这一对父女脸上的相似，以及命运的重复。这个女儿和她的父亲一样，是一个自觉着离开故乡的孩子，她从小被大人们灌输着转身离去的意志，不仅仅如此，除了大人的灌疏，她还自己找见了离去的理由。但她和父亲一样缄默着不说，我看着她印在车窗上浅浅的侧影，听见她因为自己年轻的离开发出轻悠的叹息，这叹息，似是舒着一口长气，但湿碌碌的，所以气息没有飞扬起来，最终是悄悄地落到一个角落里去了。而她的父亲，此刻在怀念着家乡葱郁的山峰，心情也是湿湿沉沉，他想着自己当年急着离开故乡，其间的原因除了贫穷，也有着他说不出口的缘由，但现在他是急着回到故乡了，他甚至有些怪怨女儿，为什么没有从新疆考回到自己的故乡，这样不是让他更欢喜么。女儿几乎是在和他一样的年龄时加入了成为异乡人的行列，女儿也会在和他同样的年龄时开始怀念故乡，1989年的火车让这对父女，两个相似的命运面对面地坐在了一起，但是他们绵长的思绪是朝向着两个方向，一个是回到过去，一个是遥望未来，但虽然是两个方向，却都是一样的渺远，无法切近。
下一次与父亲一同坐在兰新线的火车上是2002年的事了。病中的父亲比当年更要急迫，急迫地想回湖南老家。为了治病，这一次是我把他从新疆带出来，他已衰老，并且大病初愈，神色倦怠，手里已没有更多的力气。但他满心期待，期待我在银川为他找到一个好大夫，瞧出他的病根儿，让他快快痊愈。一路上我与父亲没有更多的话，我说不出更多的一句，心里满是恐惧，那个长在父亲肺上的肿块，我在私下里拿着CT片对着阳光与灯光看了又看，它有着难看恶毒的长相，边缘上竟然长着细密的毛刺，家里没有人敢对这个难看的家伙下结论，医院里莫棱两可的诊断更令人忧心忡忡，但我悄悄翻阅资料，心狠得像个刽子手，拼命想找到答案。答案在我的寻找中已经有了，我所以几乎不能与父亲说话，更不能看他满是希望的眼睛。但我不能阻止他的希望，我扶着他上下车，他喘着气，不停地问我要他的背包，他说沉着很，你背不动的。这背包里面装着他一年四季的衣服，他打算治好病就回湖南老家，好好住上些时日。后来，他是回了湖南老家，在第二年的春天，只是回去的时候，已经成了一把骨灰。
1989年，在父亲的陪伴下，我坐着火车离开了团场，离开了新疆，这一走真似父亲当年一样，不容易回头了。
想象中，兰新线的铁轨如同一条黑色绸带，被沙漠与戈壁的风吹动起来，在视线的遥望间，舞荡着悠长的身体。1989年的火车最终构成了一条绵长的记忆，附着在那条黑色的绸带之上，在和着沙的风里起伏不断，甚至翻滚。
而我不断地回到1989年的火车上，不断地在这条黑色的绸带上编织更加细密的记忆。我当1989年的火车是个永恒的开始，我将不断地进入，而每一次进入，它都会带给我一些更纯粹地声息，让我将事件以及事件里的人，更清晰、自然，更生动也更卑微地加以呈现。
文字写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接近尾声，凌晨三时，家人都在沉睡。文字在我手间险些就变成喷薄而出的火焰，燃烧的快乐与痛楚一并在其间挣扎，但因为是在深夜，夏夜清新的宁静缓和了一切，让那些难以抑制的喷薄成为与一条黑色绸带的缠绵，却也依旧强烈与新鲜。所以我虽困倦，却仍就不舍，像是要与这1989年的火车作别，看着它鸣着汽笛，冒着白烟的身躯，是背离着我，要去远方的样子。而我却还有没有言尽的话，而我希望它停下来，停在我一眼就能清晰望见的草地上：那是翻越天山时的草场，山坡舒缓着，草地是鹅黄的绿，火车就停在绵延起伏的山峦间，停在蓝天与草场刚刚留给它的空隙间。它停在那里，提醒我1989年离开新疆的开始，也揽着我越发想走近它的盼念，这个载着我命运最初的起伏的交通工具，赠予我了它本身所意味的漂泊，或许我根本谈不上漂泊，仅仅是学着它的样子，不停地走罢了。事实上，1989年的火车后来不断地更名，成为1992年、1996年或者2002年的火车，随着名字的更换，火车也有了每一年不同的意味，虽然现在我还没能清晰找见这些变化，但把它作为一份留存，作为下一次文字的开始，我已经在为此暗暗欣喜了。此刻，像是真真看见它停在那里一样，我把它看作了一座界碑，也像上古时代的结绳，告诉我许多生命的分界，我在这些分界的前后左右，找到那些葡萄树，夜晚，以及流淌着清清溪水的小石桥，还找见一些人，他们和我一样经历着火车，经历着奔波，经历着比我更纯粹与更刻骨的飘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