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这个地名，嵌入我脑海里已有三十多年了。在梦境中，它常变成一幅美丽而飘渺若隐的图画，从风花雪月里漫溢着一种温情和恬靜淡泊．．．．．。
我尚未涉足大理，何以对其有特殊的思念呢？
这次借文学之旅的机会终于第一次来到大理，回忆把我推向了三十年前。我情不自禁地对追随而来的电视台记者说，我要寻找一位姓白的白族医生。
“白医生是谁？”记者和大理州的接待人员感到莫名其妙。
我简短地说了要点，两位记者明白了意图，立即分头去寻找白医生的下落。
民族报记者布饶依露从昆明上路之后一直寸步不离。“怎么回事啊，”她追问。我感慨万千，不知从何说起。脑子里几乎也回想不起白医生的相貌，但是记忆已经打开了闸门。
我十六岁那年，跟随大批知识青年离开上海来到吉林延边朝鲜族村庄插队落户。由于在上海医院学过针灸治疗的知识，就毛遂自荐当上了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白天卷起裤脚下田劳动，夜晚背着药箱四处行医。除了内科外科，还兼管妇产科和小儿科。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农民缺医少药，自然对没有医科大学文凭的赤脚医生敬如上宾。那时，文革剥夺了知识青年接受文化科学教育的权力，也剥夺了几亿农民的生命尊严。我在日益增多的病人面前，经常忙得晕头转向，每日早出晚归，牢记毛主席“为人民服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教导，就是累倒累死也心甘情愿。但是浅薄的学识使我无法对症下药，遇到重患病人就束手无策，渐渐地在良心上开始倍受起折磨和煎熬来。
一次，一位病人患肺结核弥漫性扩展，所有的土办法都用上了，仍然抢救无效而去世。我终于发觉，从公社医院弄来的中草药止血药剂，几乎没什么效用，所谓的抗菌素就是青霉素和链霉素，再加四环素，可以通用所有的炎症，但是药效和药物反应却令人感到畏惧。如果一旦发生严重事故，像我这样的假冒医生，势必变成替罪羊。当时，外边已传来省医科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消息，一个县里只有二、三个招生名额。身背家庭黑锅的我非但没有资格入选，在行医上稍有不慎，就会前途险恶。好不容易捱到了一九七二年，一位插队难友的家长伸出援手，让我以研修医生的名义，进入上海一家区中心医院实习。
正是医疗卫生系统最混乱的时候，医学权威人士和著名医生挨批斗靠边站，掌权的革命委员会纷纷提拔经验丰富、政治背景可靠的护士和工农兵学员，把持各科领导权。对医院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治病救人、精益求精的医术医德，而是深受上级领导赏识的政治信任度。负责指导我的导师汪医生，就是一位从护士提拔到内科主治医生的老大姐，好在她有二十多年的临床护理经验，还能够应付常见病情，不至于惹出什么事故。我很快明白，在内科门诊部里，像我这样的江湖医生，也可滥竽充数。门诊部每天挤满了排队求医的病人，内科人手奇缺，我遵命坐在汪医生的对面，和她一样为病人诊断和开处方。这责任非同小可，我一再询问汪医生我开的药方是否准确，但是汪医生对我放心的程度让人心惊肉跳，凡是常见病例，她几乎头也不抬，就挥手通过我的处方。我思量再三，知道自己再怎样努力也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吓得不敢再坐这把椅子。谁知汪医生和内科主任居然追到我家来，好说歹说要我去医院上班，还指出我和内科主任签订了一年研修合同，不能违约。我的天啊，他们把一个赤脚医生抬举得那么高，不怕背不出药物名单，看不懂超声波和心电图纸。更不怕病人受害危及健康。就这样，我被强迫着进入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简便捷径，像速泡拉面一样成为史无前例的速成医生。
因为这一段经历，我和白医生有了邂逅相遇的机会。
记得是风雨交加的夜晚，我在内科急诊室值班。半夜发生了紧急事态、一位已瘫痪很久、形销骨立的老太太剩下奄奄一息后被停放在太平间(停尸房)门口，过了一个多星期仍未断气。汪医生招唤我过去，递给我一只针筒，要我在老太太胸部肋骨之间把强心剂注射进去。她说，“心音都听不见了，还老不死，家里人又不肯管。不妨再救救看。”我心慌得厉害，明晃晃的五号钢针有十五公分长，像一把杀人的刀子。教科书上写着∶使用强心剂抢救病人时，心脏部位要准确，扎针动作要迅猛。
我抬头看见汪医生鼓励的眼光，使劲朝皮下深处扎进去。不料，僵尸般的老太太竟然像充了电一样突然间活转过来，猛地挺起身来，一双原先紧闭的眼睛布满血丝直勾勾地盯着我，顿时吓得我魂飞魄散，犹如青蛙跳河，扑冬一声倒了下去。
过了闹轰轰一阵子我终于醒来，汪医生埋怨道∶“你把我们大家吓了一大跳，我们抬不动你，是隔壁外科急诊室的白医生把你抱到床上，你要谢他一声。”话音刚落，床上又发出了巨响，老太太像一根木桩似地朝床下摔去，大家又一阵手忙脚乱，但是这回病人终于断了气，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再也不动了。
汪医生介绍我认识白医生。只见白医生中等身材，白大褂里面露出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在严严实实遮盖住大半脸孔的口罩和白帽之间，是一双炯炯有神的浓眉大眼。一看便知是行事果断、雷厉风行的标准军人。汪医生和护士都很尊重他。我心里甚至产生嫉妒，经常挑剔外地人缺点的上海女人为什么对他另眼相看，还不是因为他拥有可靠的政治信任度。
“这医院乱得很哟。”白医生感叹道。
“不乱的话，我们能来这里当实习医生吗？”我心有余悸地说。
白医生却正言道，“医生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当的。人命关天，职责重大。我们既然被推到这个岗位，就只能一如既往，认真掌握真才实学。回本单位去才好治病救人。”
“你从哪里来？”我好奇起来。
“云南大理，‘五朵金花’的故乡。”
“‘五朵金花’？就是杨丽坤的家乡？”
护士们一拥而上，七嘴八舌抢着说∶“我伲都晓得那一部电影，会唱里面的插曲∶大理三月好风光，蝴蝶泉边好梳妆。蝴蝶飞来采花蜜，阿妹梳头为哪桩…..”
一瞬间，很多人连同白医生在内加入了合唱，扫去了平时笼罩急诊室的阴森气氛。
汪医生大声发出警告，“这部电影现在被批判为大毒草，我劝你们不要惹出麻烦来。”
“阿拉弄不懂这部电影有啥不好？”护士们哪肯罢休。
汪医生顿时拉下脸来。
白医生脸上罩上了阴云，他摘下口罩长吁一口气，不再吭声。
快到下班时，汪医生靠近白医生口齿清楚地说∶“小白，你是转业军人，政治底子好，业务优秀，我们欣赏你的长处。你若想调到上海工作，现在正好医院缺人，要不要我去请求，让医院领导发特别公函，好留下你来？”
所有人闻言都放下了手头工作，眼光集中到白医生身上。
“不，谢谢你，汪医生。”白医生出乎意外地回答，“我从部队转业，是自己主动提出回大理工作。我不想离开那里，大理是我们白族人的故乡，没有比它更美好的地方啦。”
汪医生语塞，全国正有成千上万的人想尽一切办法挤进上海，有些人还不惜重大代价走后门，白医生却一口拒绝这样诱人的机会。
我对白医生产生了敬意。只是故乡这个词对我来说是一种沉铅的压抑，在黑白颠倒的年代，全国所有的城镇乡村都遭受到文革浩劫。上海虽然是我成长的故乡，但是生命被一场动乱狠狠地加以挤压和滤过之后，就觉得这座城市不再美丽和动人。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外地人，一位少数民族如此眷恋他的家乡。想必那家乡超出了我的概念。在白医生的撮合下，我和他，还有一位姓郁的研修医生成为好朋友，我们勤奋好学，一有空就去啃很厚的医学书，同时积极参加医院举办的心电图速成班和超声波讲座。几个月下来，医术大有进步。有位病人突发心律过速，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惊慌失措，吓得满头大汗。汪医生抢先用手指按住他的右眼球，居然使心律恢复正常。现在这个病人对我建立了信任感，我能分析出他患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我给他开西地兰药剂处方，让他学会用针刺内关、合谷、神门等穴位刺激迷走神经，获得疗效。但是我和小郁只要一摘下口罩，往往会让排队看病的人落荒而逃，娃娃脸实在太嫩，我们刚过19岁生日，居然操有生死大权。而白医生已近三十，除了内科主任，他和其他医生能平起平坐，有时还参加学术会议。
一次我重拾话题，询问白医生∶“大理有哪些好处，值得你那么留恋？”
“我不说假话，”白医生拍拍胸口，“走过全国很多地方，觉得哪儿都比不上云南，更不用说大理这块地方了。那里山好水好，所以人也善良。我们白族离不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你若站在洱海边上，桃花源的感觉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再说白族姑娘是出了名的美丽和深情，我一定要讨白族姑娘做老婆，好风雨同舟一辈子。她们不会像上海女人那样，一夜间就跟丈夫反目成仇。”
“白医生，你一定是挑上了‘五朵金花’里的一位，要是她有妹妹，我就娶那妹妹为妻，你肯帮这个忙吗？”小郁很有兴致开玩笑。
“行，没问题，我帮忙。不过嘛，恋爱要两厢情愿，你要到那里唱情歌给妹妹听，打动人家才算数。”
“我已经写了不少情诗，一定能派上用场。”相貌英俊的小郁手足舞蹈。
“你的情诗太西方化，恐怕不行吧，语言要简单，又要火热，你听过这样的情歌吗，”白医生张口就唱，‘洱海的水波－是碧蓝的，蝴蝶泉的溪流－是澄绿的，我对你的心哟－，比洱海水还深，比蝴蝶泉还源远流长。’”
其实小郁对文学和爱情刚产生朦胧的感觉，他写诗多半是为了我，可我不买帐，说他只配当弟弟。爱好自由诗的他后来终于走上了朦胧派诗人的道路。
我和喜欢调侃的小郁完全不同，心底深藏与年龄毫不相称的哀愁。当实习医生的时候，我最惧怕到医院急诊室值夜班。
上海正处于魑魅魍魉的魔爪之中，每一个角落都有可能发生惨无人道的政治迫害事件或是自杀。黑夜最容易拉开人间悲剧的帷幕，流血的和已经冤死的受害者源源不断地送入医院，急诊室总是充满了异样冰冷的紧张气氛，窒息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每抢救这样的受害者，我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眼前晃动着母亲死不暝目的苍白脸，十五岁那年突遭大祸，转眼家破人亡，父亲被关入黑牢。我的生命注入了苦涩的泪水，相近五年没有父亲的任何音讯。我真害怕在这些人中间突然发现父亲。因此必须戴上口罩掩盖悲痛的表情，下班后常躲到停尸间上面的小搁楼，让泪水流个不停。
白医生和小郁注意到我忧郁的神情，他们偷偷跟踪我到胆小鬼不敢进入的楼上，震惊地看到了刻意隐瞒的这一幕。他们终于了解真实的情况，白医生没有像碰到瘟疫患者那样远离我，相反地却用另一种冷静的方式，企图减轻我的伤痛。他按着我的肩膀说，“依我看，专案组和公安局至今没有通知任何消息和结论，应该说你父亲还有一线希望，有获得释放的可能。你要耐心等待，坚强一些。目前的问题是你已失去上海户口，今后该怎么办？我的意见是，你不妨到大理插队落户，那里天高皇帝远，人们会善待你的。并且，大理需要优秀的赤脚医生。”
我被这一席话说得热泪盈眶，一时答不出话来。
年轻的小郁也被打动，在脑子里迅速描述了一个理想王国，他说，“如果大理是世外桃源，我也跟你一道去插队。我们三人可组建公社医院，好好利用那里的中草药资源。”
可是我心里已拿定主意，这一辈子再也不当什么医生了。这世间与其说是缺医少药，还不如说是缺少天理与公道，人心有鬼。医院不像完整的医疗机构，社会更不是完整的一个世界。
我家的事正如白医生所预料的，文革中被无辜打成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的父亲果然从秘密监狱释放出来，经过一个沉闷的夏天和秋天，他终于获得平反，重新过正常人的生活。我告别了那家区中心医院。白医生也因为实习合同期限已到，拎起军用背包准备离开上海。他托小郁带来口信，其中一句话就是，“我在大理等候你们。”
没想到，生命耗去了三十多年光阴，我才跨进了这块土地。
“喂，你是哪一位？”布饶依露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听说日本来的客人要寻找一位白医生，我们根据线索找到了一位，现在请通话。”布饶依露美丽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一下子把手机塞入我手中，兴奋地喊道∶“找到了，找到了。”
“喂，你是白医生吗？”我大声而高兴地问。
“对，我是白医生。”对方说。
可是一瞬间我感到一阵失望，不是我熟悉的那种声调。
“你曾派去上海某医院实习？”
“是的，我是一九八二年去的。”
啊，不对，时间对不上号。我放下了手机。
接下来手机不停地响了一遍又一遍。全是各地方的白医生打来的，遗憾的是对方年龄均在五十岁左右，我具体推算我所知道的白医生应该是六十岁有余。直到晚上大理州委设宴招待我们，仍然还有热心人自告奋勇要帮我寻找真正的白医生。我们一行人在大理只逗留两天，我不免心慌意乱，难道就此失去跋涉万里而相逢的良机？
一轮皎洁的明月高悬在深黑色的高空，底下是波涛平静、一望无际的洱海。人站在凉意泛起的秋风里，我不禁在心中轻轻呼唤，白医生，你在哪里？
大理风光旖旎，美不胜收。我在此地流连忘返，眼见洱海碧波连连，蝴蝶泉溪流不断。舞桨弄舟的白族姑娘，个个妩媚无比，好似天仙下凡。
此情此景，似曾相识。皆因白医生唤起过我的想像力，不知多少遍地梦见了这样的风景，现在这风景终于活过来了。
我期待熙熙攘攘的人海中，会奇迹般地出现白医生奔跑过来的身影。当那一日我们必须离开这里走往下一个目的地时，我才明白久别重逢的喜悦是不会出现了。
遗憾的心情让人怅然若失，前夜大理断电，我在黑暗中难以入寐，想起了小郁的朦胧诗，也想起我在他的影响下写过一首诗，大意如此∶越过了年龄的这条河／少了不该少的／多了不该多的／别看我年纪尚轻／叹气却如秋田萧条／扭头就撞见死寂的身影／.……
我确信白医生不会离开云南，也不会远离白族人的故乡。或许他早已遁入了哪一个偏僻的乡镇，继续救死扶伤。我安慰自己，云南有数不胜数的美景，处处见世外桃源。白族人家聚集的村塞在版图上星如棋布，依旧有纯朴的民风。只要我一一寻去，说不定就能遇见满头银发的他，要沿着美丽的地方走，往洱海源头追寻去，就很有这个可能。
于是，我离开了「文学之旅」的队伍，独自一人朝玉龙雪山底下的丽江奔去。
二○○四年三月初稿
六月完稿
二○○五年三月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