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章是原先我家的邻居章伯伯，小章是章伯伯的独生儿子。老章是音乐学院的教授，小章是我小学和中学的同窗。
不过，我从来没有管章家大人喊过一声“老章”，甚至连“章伯伯”也没有喊过。不是不喊，是没有这个机会。
章家和我家隔着两堵高墙夹着的一条十尺来宽的小胡同。不敢说我家炒湖南豆豉辣椒的味道会蔓延到章家去，但章家钢琴上奏出的音符顷刻就能传进我家的客厅。尽管如此，我家和章家却没有过从。
说来也怪，章家出门总往西走，我家上街却向东行。所以两家人遇上了，顶多打个照面，从来不记得朝一个方向走过，于是也就没有同行的机会。好在两家不同行，也就免去了寒喧，免去了不得不没话找话的尴尬。大人互相不热情打招呼，我自然也不便趋前请安。可我的父母和章家夫妇虽然没有说过话，似乎又很知道彼此，这从他们心照不宣的眼神里就可以看穿。章家是如何知道我家的，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父母亲他们是怎样知道章家的。
那是几年一次的区人民代表选举。选举之前，街道上的居民委员会总要把全部有资格投票的“选民”名单誊写在几张大红纸上，然後在胡同里选一处显眼的所在，最好还是磨砖对缝的墙壁，张贴出来，这就叫作“选民榜”。
“选民榜”张贴出去之後，街坊四邻就去看榜，不管识不识得自己的名字，都是神采飞扬的样子，仿佛中了举一般。有次父亲路过“选民榜”看了几眼，回家对母亲说：“这才晓得那对蛮客气的夫妇，原来就是音乐学院的章教授，那次我们看过的舞剧是他的作曲呢。”在湖南话里，这个“客气”不当“礼貌”讲，是“穿着讲究”、“潇洒有风度”的意思。
连我都看得出来，章伯伯和章伯母的确是胡同里最“客气”的人物。
章伯伯和章伯母出行，章伯伯总是穿件风衣，腋下夹着个大皮包，黑皮鞋踏在没有铺过柏油的黄土路上很快就蒙上了灰土，却也不在意。章伯母一袭长裙，肩头总搭着点装饰，脚下的皮鞋虽不算是高跟，但走起路来姿态别有一番风韵。章伯伯一手拎着把黑雨伞，一手挽着章伯母的手臂，两人轻声地说着些什么，谈到高兴之处还旁若无人地笑起来。很多时候，小章都跟着父母，乖乖地走在後面，一声不响。这时候，胡同里要是有戏耍的孩子，看到这副场面，便也觉出几分异样，会突然静下来，张大嘴巴，眼睛直勾勾地盯在三个人身上打转，一直目送着他们远去。
这时，如果父母亲也带着我上街，正好和章家碰上面，两家人眼光对上了，就会相视一笑，颔首示意，却不搭话，侧过身去，各自赶路。
虽然彼此从来没有过话，议论总是免不了要发的。往往是回到家中，评点起街上的各色人等，如果那天正巧遇到过章家，那必会包括其中。父母总是欣赏一番这对夫妇的作派，感叹这样的人物如今是越来越少了，不免露出些惺惺相惜的情绪。後来我懂事之後，看到一张父母亲五Ｏ年初在上海，抱着襁褓中的我，在王开照相馆里拍的照片，也是西服领带的，不说衣香鬓影，但人物总不输给章家夫妇多少。可在那张照片拍过不到三个月之後，我家到了北京，在李家三爷开的大陆照相馆又拍了一张全家福，背面还记着年月，总和王开的照片放在一起，大概是想作个比较，时时提醒自己罢。同是三个人，我是半岁多的婴儿，一点儿都没变，可父亲戴着一顶耷拉着两个护耳的蓝棉帽，母亲穿着一款极不合身的列宁装。无论怎样看，都像是电影里刚刚被蒋介石派遣过来的潜伏特务。後来家里发生了变故很久以後，母亲有时也拿出这些抄家发还的照片来发呆，说看着那个时候的人怎么都那样傻啊。现在仔细想来，其实倒也不是傻，是勇气不够，人家章家不就不在意么。多少年之後，我在美国又见到章家伯母，她还夸奖我的父亲当年作派轩昂，我就在心里不免叹了，只是嘴上说不出。
品评章家，为的是感叹自己的懦弱。其实，我难得听到父母对旁人的议论，他们对章家少有的评判，让我觉得这一定是一对不平常的人物，就在心里暗暗记下了。
除此之外，他们最后的话题还总要将我和小章对比一番，说人家的孩子是多么多么乖，我又是多么多么调皮。父母谈话，我心怀好奇，一般都留心听，可他们说完前半截，一说到小章，我就立刻拔腿跑回自己的房间，因为我知道他们不会对我有什么好话说。
後来上了小学，见到小章就在我们同年级里，大概总是想见贤思齐罢，便想接近。但同在一个级，却不在一个班，难得有这个机会。当时大家都有儿童车接送，就是一种特别为学童上下学设计的人力三轮车，可以坐六七个人。我想，小章和我住得那样近，一定会安排在同一辆儿童车里，接近的机会今後不怕没有。
可这个机会却就真是一直没有。几十年过後，重新又和小章有了过从，这时小章已经成了家，小章的媳妇有次告诉我，她的婆婆说过，原来当初是章家伯母怕宝贝儿子害怕，单独雇了一辆三轮车来接送小章。而且在上学之前的几天，还专门把三轮车夫喊来，叫小章坐上去，拉着在附近胡同里空跑了几个来回，为的是“适应环境”。小章的媳妇是个难得的聪明人，但是我觉得，婆婆的这番话她还是没怎么往心里头去。章伯母的心思我明白，其实这是告诉媳妇：自己总是放心不下儿子，要媳妇今後多疼疼小章。
小章在学校里是听话的好学生，上课守规矩，下课不打闹，自然老师同学上上下下都喜欢。我生性最是不安份，经常被老师叫起来罚站和写检讨。我也有自知之明，彼此差距太大，和小章接近的心思还是免了罢。同在一所小学，住的又是只隔一条十尺来宽的小胡同，可小学六年，我和小章却跟我们的父母一样，顶多见面有个眼神，互相点点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
後来，我们小学毕了业，正巧又都考进同一所中学，但还是不在一个班。不久，小章家搬走了，我们就更没有了说话的机会。
如今记得，第一次和小章过话还是小章来找的我。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八月，正是文化革命方兴未艾的火红年月。有天在校园里，小章突然悄没声儿地出现在我身旁。他低声问我，是不是可以帮忙到他家原来的地方看一看，他的外公还住在那里，恐怕大乱之中有个闪失。我满口答应，去看过，果然是一帮红卫兵冲进去，打掉院子里树上的梨子，叫小章的外公站在那里交待罪行。小章的外公原先是冯玉祥麾下的参谋长，红卫兵并不知道冯玉祥是哪路人马，後来还是围观的什么人说出冯玉祥是个“好人”。好在那个时候“坏人”太多，根本忙不过来，既然是“好人”，红卫兵听了，也就撤了。
虽然有了这次机会，但革命形势真是风起云涌，瞬息万变。大家见面都是说些大道理：什么时候解放全人类，什么时候山河一片红，诸如此类的疯话一多，也就越来越没有找小章聊闲天的场合了。
再过两年，政府看着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少年人讨厌，就开始往乡下轰。动员会没开过几回，我还在那里盘算如何应付逼上门来的工宣队，几天没见到小章的身影，却听说他跟着一帮小学同学，不等动员，自愿到内蒙古找个地方插队去了。更不可思议的是，听说他把家里那架立式钢琴也给运到内蒙农村。後来倒是也还听说过，不少学生会两下乐器，就带管笛子，或者胡琴，要不是把提琴，是根黑管，算是“艺不压身”，总归是多一条谋生的本领罢。但还没有听说过第二例，竟然把自家的钢琴运到农村去的。虽然我後来插队去的是云南西双版纳，和内蒙古相距万里之遥，但新结识的知识青年一听说我和那个运钢琴到乡下去的人物竟是自小的朋友，都对我另眼相看，我也就心安理得地与有荣焉。
我们云南农场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一水儿的知识青年，除了几个样板戏翻来复去学唱之外，要是底下观众喊好，也就顺水推舟，穿插上几支洋人的小调。大家听着好，就会追问来由，自是不好说出口，只得语焉不详地搪塞道：总归都是各国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意思。这时，我就不由得想起自小做事从来中规中矩的小章，他是不是也会这般聪明，说些讨巧的奉承话？要是不会，他可怎么说？不过这也就是一闪而过的念头，本身尚且自顾不暇，哪有闲心管谁爱不爱毛主席的鸡毛蒜皮。说实话，我只是惦记着那架钢琴，在我幼时的冬夜，它上面发出的乐声几度引我入梦，如今却被载在内蒙古的土路上，任马车拖曳着从东到西，从南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