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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爹

发布: 2009-1-09 10:31 | 作者: 谢侯之



       三爹是母亲的三姑姑,也就是外公的妹妹。三爹上面自然还有两个姐姐,即母亲的大姑姑,二姑姑。依次我们管她们叫大爹爹,二爹爹。她们都是自清末民初走过来的老辈人。
      
       她们都是女人,但家里人叫我们小孩子唤她们爹爹。我小时候总觉得这事儿好奇怪。大了,懂了些事,却不问。现在想来,大概是她们三人都一生未嫁的缘故吧。至于未嫁,好像是因为信主的什么缘故(待考)。
      
       三爹一直都在英国。好像是50年代初回来的。说是参加新中国。三爹的详细经历我不太知道,好像听父亲说过,三爹早先跟了吴贻芳办金女大,做吴的教务长。大爹爹是神学院毕业,没有退休金。二爹爹说是齐鲁大学毕业,早先做医生。接生过许多小孩。我母亲姐弟9人,是一个很大的家庭。那时我母亲在读金女大。说三爹把她们管得好凶好惨。完全英国嬷嬷式儿的教管。规矩都是这不行那不准的。我母亲那时个性独立,不大服管。晚上溜出去看电影。半夜回来翻墙,先把自行车扔过墙。捣蛋如此,自然要和三爹冲突。
      
       三爹好像回来没多久就退休了。我猜想,她肯定是搞不懂新式儿的无产阶级革命。三爹在北京搬住过几次家,后来就搬到厂桥永祥里7号。这是一个老四合院,民初的时候做过个小学堂。正房住着房东,中间用竹篱笆隔开。三爹住东厢房,有三间。她和大爹爹二爹爹,三个退休老太住在一起。院里还散住了好几户人家。三爹住四合院儿,不懂北京人要讲究个“处街坊”。她说话办事都按个规矩,直来直去,不拐弯。街坊好像都知道这么个洋派老太太,院里人也都管她叫三爹。
      
       三爹保留了许多英国侨居时落下的毛病。我是通过三爹,才知道英国人人人每天都听天气预报。三爹也听,每天必听。认真。家里架子上摆一个老式五灯收音机,带了个猫眼。不干别的,听天气预报。我去她家,满耳朵灌的都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风力一二级”。不光听天气预报,还要听天气形势预报。天气形势预报的播报是念一句,停半天,让人作记录的那种:“西伯利亚冷空气,...”停半天:“前锋继续东移南下,...”又停半天:“未来三天将影响本市...”三爹一边忙着家务,一边听。从头听到尾。听了就信。天气预报说有雨,就是外面阳光灿烂,三爹出门也要带伞。天气预报说天晴,就是外面起了黑云,她出门什么也不拿。英国人式儿的,规矩守得刻板。
      
       记得三爹总叨唠,说用筷子到一个公共盘子里夹菜不卫生。大概她在英国分餐吃惯了。终于有一次,家人在三爹家吃饭时。三爹提出政改:每人发两双筷子。用一双筷子,到公共菜盘子里夹菜。叫“卫生筷子”。夹完之后放下。再拿另一双筷子,把饭菜往自己嘴里扒。好麻烦耶!舅舅们,姨们,都反对。但没有有道理的理由。三爹于是跟国会辩论通过似的,坚持施政。大人们都没办法。吃饭的时候,人人轮换着捉两双筷子。手忙脚乱,严重影响进餐效果。
      
       那时候每个礼拜天,母亲家里人都得去三爹家聚会。吃饭。母亲家里人在北京的有好几个。还经常从外地有人过来。礼拜天的永祥里7号总堆了一大家子人。吃饭的时候很热闹。
      
       吃完饭洗碗,得几个人一起来做。于是大人们都动手。屋里没有自来水,弄一个盆,放碱倒热水,洗第一遍。再弄一个盆清水,涮第二遍。然后用餐布,擦。碗盏上不可以带水。必须擦干掉,才能放回到碗橱里。这又是洋人的搞法。
      
       那会儿三爹家不雇保姆。三个老太太,事情都自己动手。三爹坐汽车换电车,到东单菜市场买菜。她总喜欢晚上做事。她晚上做排骨藕汤,做珍珠糯米丸子,准备鸡呀肉呀什么的熬的炖的菜。忙到半夜,不睡觉。三爹可真能熬夜,有时好像通宵都不睡。都是为了准备这礼拜天的大桌饭菜。三爹的菜都是湖北式儿的。藕是大块,熬在排骨汤里,煮出来粉红色,咬一口能拉出好长的丝儿。她的珍珠米丸子很复杂,要放荸荠,斩成小粒。肉馅里要打黄油。糯米粘上去,蒸出来,米粒一个个直立地竖着,小刺猬似的。她做的珍珠米丸子很好吃。她喜欢凉拌扁豆,她叫它四季豆。扁豆白水煮过抄过,放一点盐,滴一点香油,加一点味精。绿绿的一盘,很爽口。
      
       为了每个礼拜天去三爹家吃饭,我保留了小学生时挤公共车的记忆。我们每个礼拜天都去挤公共车。礼拜天一大早,父母就带我们5个小孩出发。从百万庄挤无轨电车,然后在白塔寺换13路公共汽车到厂桥。这是一趟艰辛的征途。因为车都挤极了。车站上乌压压站一汪的人。没有排队按次序那么一说。上车很难,下车亦难。往往上不去,或下不来。父亲母亲挤在车里,人堆中招呼我们5个小孩,顾此失彼。在白塔寺换车时,我们被一个一个从大人的腿中间给拽下车来。
      
       走到胡同口的时候,母亲就开始叮咛:“进去要喊人。不可以没有礼貌。记住啦?”我们跑进院,推门闯进屋里,站成一排,一片声儿地大喊:“大爹爹!二爹爹!三爹爹!”屋里的大人们都转过脸来。欢呼。四姨笑着唱:“鸡儿鸭儿都来了。”她弹钢琴,是芭蕾舞校的。
      
       大爹爹静悄悄的。有时把我们叫到她屋里。宝贝似的拿出东西来分给我们吃。往往是一盒饼干,或一包点心什么的。都是收藏了好久,有的已经长虫儿了。大爹爹穿的衣服很古旧。我最记得她穿一双长长的白筒袜子,下面是一双扣襻儿黑布鞋。像电影里林道静穿的那种。想起五四时期上街的女学生。有次大爹爹把我叫到她屋里,焦急着一口湖北话,说:“折才不得料咧(这才不得了咧),报纸上说,给鬼(各国)都在打仗。儿本(日本)跟中国打,德国跟匈牙利打。”我拿过报纸一看,原来是在赛世界乒乓球锦标。
      
       文革来了。在海外呆过的人,按惯例,得要怀疑和修理。三爹懵懂懂地倒挺幸运。她因早早退休。机关单位的人早不记有这么个人。邻居中也没有和中学红卫兵组织有勾搭的。所以三爹在小院相安无事。但人的敌情观念得了大幅提升,互相警惕了,重新打量老邻居老街坊。就有那警觉的跑去揭发。说三爹这人行为古怪可疑。老是在晚上行动。深夜屋里经常听见“扎扎扎”的响动。想必是在发电报。在向外传递我国机密情报。于是派出所派来着警服的张同志。来几次,做调查了解,并实做侦察。张同志一边说话,一边东张西望。顺墙沿屋顶天窗寻找电报机天线。看到的却是一大摊老太太居家度日的琐杂事。熬排骨冬瓜汤,洗被单被罩,用煤球生火炉子。和机密情报牛头挂不上马嘴。后来张同志终于忍不住,直接去问三爹,晚上不睡觉,“扎扎扎”地搞什么?三爹费半天劲,才搞清楚所问何事。她莫名其妙,说:“我在踩缝纫机子。”并踩了给张同志看。果然响若“扎扎扎”。倘夜深人静,这声响诡异。若是带了敌情的观念,或闹鬼的心思,就相当瘆人。
      
       三爹每次见我来,就把这类事情和我讲。她显然惶惑,不知道该怎样做才能合适这社会。似乎我懂政策多些。能给她正确的建议。“派出所,张同志,”她总跟我这样开头。大爹爹则是更糊涂。她说起张同志总是:“那个闲兵(宪兵)”说要么样么样。有次三爹情绪沮丧,跟我说:“派出所不准给外国写信。”原来,三爹断续接到国外朋友的信。多询问近况祝平安之类。来信的不外是在学院或公司做事的朋友同事熟人。三爹说,她去问张同志,不知道国家规定。可不可以让她给国外回信,张同志说要把这些信拿走去审查。三爹说:“我就把信把得他拿去了。过了很久不理睬我。”三爹又去问。张同志把英文信还给三爹。对给国外回信,张同志既不说准,也不说不准。拖着不回答。三爹搞不懂为什么不可以跟人通信,跟我评理说:“人家给你写信,你就应该回把他。不回信,不理人家,是对人没得尊敬。这让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说我们中国人没得礼貌。”那位张同志我见过。平着脸,严肃。觉着是叫人得小心听说回话的那种。
      
       三爹家不远有个独门独院。住一户白俄,有两个女孩儿。这户人家高度的拘谨小心,和邻里保持着谨慎的距离。弟弟毛毛和那个女孩同班。俄国女孩非常漂亮。但在学校几乎不和别人来往,甚至不说话。放学立即回家。进了门,大门紧闭。再无人出入。能感觉到他们的孤独无助。想到中世纪他乡的异教徒淹没在正教人海中的恐惧。后来文革来了。二话没说,一上来家就给抄了,人被撵走。当然安的有罪名。最后流落得不知所终。小院门里搬进来许多中国住家。门前绿柳婆娑,春光依旧。
      
       文革后期,革命就有了懈怠。人们开始慢慢走动。三爹叫弟弟毛毛,有时求我,去寻过去的什么朋友或熟人,不是问什么事情,就是为封信。这随便去找的什么人,都感觉是个人物,而且还有曾经泰斗级的腕儿。文革中都斗得七死八活。有次去找个什么人。三爹说他住的房子好大,地上铺的花砖。结果我费许多打问,在一个筒子楼临厕所的小房间找到那人。是个老头子。着一旧中山装,掉了颜色。普普通通。跟个看门儿的似的。但身上觉到残留着气质。不凡。屋子里像个堆房,到处的书纸,外文的,中文的。床上,活动桌上,都是杂物。一长沙发挤着,破得没了面子。屋中满满登登,公共汽车似的,再进来一个人就没地儿了。
      
       我看着他们,感受到人世的艰难。但有一次,三爹却让我有了这人间的新体会。那回是北京展览馆举办美国美术作品展。三爹带了我,坐了好远的车去看。展览免费。招来了乌压压的观众。多是年轻人。那时四人帮还没倒。禁锢造成人们的饥渴。里面早已人满。要出来一个人,才放一个人进去。广场中,数百人排了长长的队。在静静地等。两个高个儿洋人在队列间闲站着。说话。看看无望,我拉着三爹预备往回走。三爹说:我去问问看,他们能不能照顾一下老年人。她告诉我说:“他们尊重老人。英国人的展会博物馆,都会照顾年龄大的人。”于是我搀了她,去跟洋人讲。这是我长这么大,头一次听到三爹开口说英语。非常流利,就跟个洋人似的,真好听。后来我才知道,她那是标准的剑桥英语。高个儿洋人立马弯下腰,低头听。表情尊敬。三爹回过头来跟我说:“他们说他们很高兴能够接待我们。我们进去吧。”三爹柱了拐杖,腰弯九十度(她年老了,早已直不起腰了),于两排众目睽睽中,徐徐前进。如英女皇进入威斯敏斯特教堂。我和个高个儿洋人缓慢跟在两边,陪着。像卫队侍卫。画面着实奇特。这件小事叫我一直记着。它让我渴望人之间的友好,体谅,理解,互助和尊重。
      
       后来我来找三爹。请教英语上的问题,她和我讨论。鼓励我张口。让我试着用英语和她对话。
      
       出国潮渐渐涨起来的时候。三爹开始在家里给人家教英语。三爹大概需要钱了。她要支持大爹爹二爹爹和自己的生活。她没有钱。她原来积攒的那点儿美元,都在文革中烧掉了。
      
       三爹爹去世时,我在德国。没有见到。没能和她道别。她是在大爹爹二爹爹都过世后才走的。她走的很安详很平静。
      
       2008.12.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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