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爱国
发布: 2011-7-21 22:27 | 作者: 嘉蔚
因此无疑﹐“爱国”的论说﹐从来都是国家意识形态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独裁体制的政权统治中﹐“爱国”是对拥护独裁者的效忠者的一枚奖章。如果你那怕是请毛泽东作一点他一天到晚要国人与党人做的“自我批评”﹐那幺不管你是抗日英雄﹐还是抗美援朝的总司令﹐都变成“里通外国”的“卖国贼”。奖章倘被颁发过﹐也立即剥夺﹐还要你活着受折磨﹐慢慢死去。
写到这里﹐想到几年前一位任职《亚洲周刊》特约记者多年的朋友曾在来信中使用“爱国贼”一词。我不知是这位朋友的首创还是借用﹐只觉得这个“贼”骂得痛快。在此想为这个新词作一个定义供同好商榷﹕“爱国贼﹐指打了爱国的旗号﹐追求一己私利﹐并以’爱国’为棍棒﹐到处追打与其主子政见不一的同胞的卖身（注﹕卖国还没有资本﹐但有时会大搞圈卖国有地皮的勾当）求荣者”。
独裁者与“爱国贼”﹐是一对共生体。
真正的爱国者﹐因为追求的是民族的最高利益﹐因此必与爱人类﹐倡人权﹐求民主﹐争自由﹐主平等这些终极价值观相通﹐因此必是独裁者与“爱国贼”的死对头。他们同时也必是世界公民﹐地球村的模范村民。
之二：
近日为编书﹐去米切尔图书馆查阅莫理循档案。有一个卷宗里收藏了两张欧洲大战时期的招贴画﹐一张有全开纸大﹐画了一面米字旗﹐大字写道﹕“这是我们的旗帜﹗为她战斗﹗为她工作﹗”另一张足有六张全开纸大﹐足称为“巨幅”﹐画着一个澳洲士兵举旗招唤﹕“小伙子们﹗跟着旗帜前进﹗”见画我才明白﹐五十年代开始兴盛﹐直至文革后方退潮的中国宣传画﹐原来祖师爷还不是苏联﹐而是更早期的欧洲。另一个卷宗里有一张日本的明信片﹐画着一个日本女子杀了一个床上的俄国嫖客。标题是﹕贱女的爱国﹐还有英文是Prostitute’s Patriotism。这是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的东西。这倒提醒了我﹐作为Patriotism这个西语词汇的中文对应“爱国主义”﹐没准也是随了留学潮﹐二十世纪初从日本借来的呢。因为几乎大部分中国人目前使用的社会学科词汇﹐都来自日语的转译。这幺说来﹐“爱国”的内涵可能古已有之﹐“爱国”这词儿却是近代的发明。古代的中国﹐似乎只有“忠君”的观念。岳飞的“精忠报国”﹐已是最接近于爱国的观念﹐但他的屈死却証明这“国”便是“君”﹐或者说小于“君”的权威。说屈原是“爱国主义”﹐恐怕也是范文澜他们开始的罢﹖中国人的“国”与“民族”﹐从来都是被弄得不明不白。以至于如今教育部要下令不准说岳飞是“民族”英雄。那幺屈原便不是什幺“爱国”诗人了﹐就叫“爱湘”诗人算了﹐或者“忠楚”也可以的。
且不说“爱国”这词儿是否国产﹐但无疑爱国之心作为一种族群情绪﹐进而成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看来是全世界不同民族都具备的。推想至远古时代﹐便是“爱部落”吧﹖自古以来﹐单个的个人几乎无法生存。聚族而居﹐群起自保。沿至今日﹐便以“国”为最大单位。就连欧罗巴这个自由民主博爱的故乡﹐世纪之交时尚在为科技文化的进步和人类和谐相处欢呼不止﹐到了1914年黄梁梦毕﹐便大战开打。剎那间只剩下了爱国主义这个巨兽在欧陆张牙舞爪﹐横行无阻。
说“无阻”过于极端了一点﹐只是这阻力太小而已。毕竟人类大同的理想已经有了几代人的回应。知识分子面对爱国主义的挑战分裂为对立的群体。只有少数人坚持了他们的人道主义理念。近年随了吴尔芙题材的影片《时时刻刻》（Hours）与虹影的小说《K》而重被读书人关注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便属于这少数人之列。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和与之部分重迭的剑桥“使徒”社团里集中了二十世纪之初英国的文化精英人物。其中的E．M．福斯特说道﹕“如果让我在背叛国家和背叛朋友之间作出选择﹐我想我会选择背叛国家的。”以圈子核心人物斯特雷奇为首的这批和平主义者﹐千方百计地拒服兵役。后来拯救了资本主义的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是圈内人物的一个例外。“出于爱国主义的惯性”他为英国财政部工作﹐为此他受到朋友们的讥讽﹐以至使他感到羞愧难当﹐几乎精神崩溃。与这个圈子时有往来而已名声卓着的哲学家罗素﹐则挺身而出担任“拒服兵役联谊会”代理主席﹐为此而被政府罗织罪名入狱半年。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也是这光荣的少数之一。他发表小书题为《超越混战之上》﹐立即遭到本国同胞的痛骂﹐被称为叛徒和间谍。英国剧作家和费边社会主义者萧伯纳也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谴责自己的同胞道﹕“我们进行了抢劫﹑迫害﹑谩骂﹑侮辱和殴打。”在战线的另一边﹐维也纳的小说家茨威格也在为和平奔波﹐呼喊道﹕“用我的躯体反对战争﹐用我的生命维护和平﹗”
细究起来﹐这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拒绝爱国﹐实为拒绝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爱国主义。事实証明欧洲大战对人类文明﹐也对他们的祖国造成了巨大的灾害﹐那幺他们的拒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吗﹖
相比较而言﹐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日西方各国﹐对于“拒绝爱国”的言论与行动的宽容已是大为进步。我在澳大利亚看到反对从科索沃战争直至伊拉克战争的各种抗议活动可以公开进行。甚至有水兵拒绝前往战区也会尊重其意愿而送回家中。事实上﹐“爱国主义”似乎早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不再有人在这里用它来指责不同政见者。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国家﹑政府这些政治机构都是必不可少的。它被智者描述为一种“契约”。许多大事只有通过政府以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办到。即以不常见的正义战争如反法西斯战争而言﹐政府未必是理想的政府﹐甚至还是专制暴虐的政府﹐但是为了击败更为暴虐的恶魔﹐民间的爱国热情与官方的爱国主义合力致胜。但是西方民主传统的要义之一便是始终警惕政府或出于执政集团的私利﹐或出于施政的失误﹐而将国家引向错误的方向﹐同时又以种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如爱国主义﹑民族崛起之类意识形态来取得国民的盲目跟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素们的反对派立场与言行是与国家﹑政府这些统治机构同样不可缺少的。它们的互补机制﹐保証了西方文明的空前繁荣。
伊拉克战争是一个最新的例子。此前的阿富汗战争明确指向制造了“911”惨剧的直接责任人与庇护者﹐因此它得到了全球包括前共产主义集团国家与大部分穆斯林国家的支持甚至参与。这是自二次大战以来所仅见的现象。但是攻打伊拉克的理由已相当勉强。当然反对这场战争的理由多种多样﹐从阿拉伯极端主义者直至西方和平主义者﹐是一个七色齐全的光谱组合。笔者则认为这至少是一个巨大的策略性错误。因为它打开了一个《一千零一夜》里的阿拉伯魔瓶。如果此前的伊拉克是一个马蜂窝的话﹐那幺战争是摘去了这个窝而马蜂却四散飞开﹐蜇人不已﹐更糟的是更多小马蜂窝又迅速形成。姑且假定布什政府奉行的新保守主义只是出于一个高尚的动机﹐即为中东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伊拉克﹐那幺这也是幼稚到可笑的地步。且不谈伊斯兰文明已是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树大根深的文明﹐即或是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旁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如果美国要用武力输出民主自由（无论它如何美好）﹐也是无法成功的。以笔者个人的经历﹐不必说在1966年﹐就是在1975年﹐即毛泽东统治最后的年头﹐人民对他的失望与不满几达顶点的年头﹐假若美国或苏联于该年入侵并推翻毛泽东的统治﹐抓住毛并公审他﹐笔者可以肯定入侵者会受到巨大的﹑全民性的反抗。笔者本人今日是一个服膺民主自由价值观的世界公民﹐在当时﹐也是一个开始对文革责疑﹐但既不激烈﹐也不保守的“average”（平均水准）中国人。然而笔者清楚地记得﹐在当时一旦这种入侵发生﹐自己一定会拿起武器与入侵者决一死战的。其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毛泽东统治的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二十多年）﹐象笔者这样年龄的人从出生开始便只被单一的意识形态所笼罩。爱国主义对于他们是天经地义﹐而毛泽东仍然是他们的神﹐做坏事是毛的助手们。笔者的自觉反省在毛死后还用了两三年时间﹐而且是由于意识形态本身因邓小平的改革而开始变动。即便这样﹐当邓小平于1979年发动侵越战争时﹐中国完全没有任何责疑的声音出现。爱国主义替代共产主义成为新的宗教。
萨达姆在伊拉克的统治时间与毛泽东一样长。毛泽东晚年面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日薄西山之际﹐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阿拉伯极端主义如今却正方兴未艾。布什虽轻轻一击便将萨达姆推下宝座﹐但是伊拉克变成第二个越南的恶梦才刚刚开始。
面临这个策略灾难﹐西方体制的优越性也即时体现。除了舆论界﹑学朮界乃至艺朮界（如迈可．穆尔的文献影片《华氏911》）对布什政府的一再抨击外﹐反战的声音越来越大﹐最终将造成四年一轮的选票之争﹐导致不受多数人欢迎的政府被更迭（用官方汉语来说是政府被“颠覆”－－但不是国家被颠覆）。
由此可见﹐对一个民族的健康而言﹐拒绝爱国至少与爱国同等重要﹐而由于爱国是一种很易引燃的无理性情感﹐而政府又永远倾向于制造为它所用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勇于拒绝爱国的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永远是一个民族应该珍视的精英部分﹐尽管他们往往是少数。
以中国历史为例。1900年的庚子事变﹐义和团拳民代表一种无理性的爱国情绪。他们的迅速崛起是由于西方文明的入侵而激发的负面回应－－包括反对外来宗教的教义﹑教会以及教会为中心形成的新的地方势力﹐以及反对一切“洋”的新事物如火车铁路﹐电报电话等等。与他们相对应的对西方文明的正面回应是光绪帝与维新派的学习西方文明的改革尝试﹐以及刚刚露头的反帝制（反满）革命派。由于历史的偶然﹐现代化恰好必须是西方化﹐因此对中国的民族前途而言﹐义和团是反动的﹐会将中国带向死亡的而维新派（包括光绪本人）与革命派是先进的﹐能将中国带向新生的。慈禧太后出于私利舍光绪而迎合义和团﹐且推波助澜地顺势向列强宣战﹐战争的方式又可笑幼稚地以围攻列强使馆为唯一手段。就事而事地论及八国联军﹐这是西方列强不得不作出的唯一可取的反应。无论如何﹐在庚子事变中﹐第一号大坏蛋﹐祸国秧民的罪魁应是慈禧太后（政府方面）与义和团拳民（国民方面）双方﹔据京扰民镇压抢掠的八国联军只能排其次。光绪珍妃固引人同情又让人怒其不争。签订城下之约的李鸿章只是代人受过﹐能在这种局面下肯出来收拾残局还搭进了老命﹐已是难能可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希望只有寄托在孙文康梁这批人身上了。
说到八国联军的恶行﹐我认为他们从天津一路打到北京﹐都不属罪行。因为有慈禧宣战在先﹐他们一是应战一方﹐二是解救自己的外交代表﹐在在有理。他们的问题是占据北京后军纪败坏﹐在部分将领纵容下四出虏掠。当然一个更背景化的问题不容忽视﹕即在此年前推六十年﹐后延三四十年﹐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与欺压中国均为不争的事实。但是站在中华民族自强自尊立场上去思考问题﹐不彻底否定义和团﹐不首先反省己方的问题﹐则现代化之途不会平坦通达。而况在烧杀抢掠的恶行方面﹐义和团比八国联军有过之而无不及。北京城最繁华的前门外大栅栏商业区与东单至王府井一带居民区﹐全部是被义和团付之一炬的。由于教民主要是华人﹐因此义和团杀的同胞数百倍数千倍于他们所杀的洋人。
中国的知识界﹐早在民国时期就对义和团作负面评价。但在后半个二十世纪里﹐义和团在爱国主义神话中扮演了一个英雄的角色。直至庚子之乱一百年纪念活动中﹐这个神话依旧﹐这是十分可悲的。
今日的中国大众﹐虽然反帝爱国热情高涨﹐但隔了十万八千里远观阿富汗的塔利班徒众﹐仍不免耻笑这一班乌合之众的祸国秧民。其实今日之塔利班正是昔日之义和团耳﹗一个国家﹐精英死光之后﹐由这幺一班文盲与宗教狂来统治﹐那真是空前绝后的悲哀了。又假若半个世纪后阿富汗重修国史﹐将塔利班描述成爱国主义英雄﹐则世界会怎幺看它﹖只有勇于直面真实﹐敢于自我反省的民族﹐才能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
跳跃回西方世界﹐看看二十世纪末阿富汗沦为恐怖主义大本营的现实﹐倒退到此前数年至十数年﹐美国政府用军火与财力支持这批伊斯兰游击队去推翻亲苏政府﹐不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吗﹖可见政府是经常要做荒唐事的。保持对政府的批判态度﹐永远是知识分子的不可推卸的职责。而政府对反对声音是否宽容与倾听﹐已是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