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今天》的“废墟文学”可以跨越文革的局限，逐渐延伸到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因为在《今天》创办者的心目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大厦早已经彻底坍塌了，就如一个人的生命已经完结。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信仰的“废墟”，一具纪念堂内的暴君僵尸。这是《今天》文学和官方肯定的“伤痕文学”的根本区别。据我所知，《今天》作者编者同仁基本是1949年之后出生的，也算是“红旗下长大”的一代，接受过将来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教育，或者说他们“信仰”过“共产主义”，大多数还当过少先队员繋过红领巾，其中有些人在六十年文革初期还参加过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红卫兵。这些意识形态灌输教育象是在成群放牧的牛马身上刻下辨认其主人的烙印，恐怕至今都难以消除。但是，《今天》大多数成员脱离这种轨道非常早，也非常快，几乎再没有人申请参加过共青团，更不用说参加共产党。可以说他们属於共产主义信仰“幻灭的一代”（Disillusion Generation）。
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人的信仰“幻灭”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其原因可以归结到许多方面。《今天》大多数作者都因为所谓“文化革命”而中断学校教育，被抛离学校而到工厂去当工人或被下放农村劳动，这种经历对他们认识社会现实而不再相信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谎言有很大作用，原有的理想和信仰变得支离破碎。正如北岛诗作《回答》中的宣告：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与这种对传统正统意识形态的否定和不再相信的态度对应的，是来自另一方面的异类文化的影响。信仰“幻灭”的另一原因就是接受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启蒙。幸未被红卫兵销毁的西方文学译作和唱片、地下流传的黄皮书手抄本等等成为这代人新的精神食粮。七十年代的一系列事件发展和这代作家的思想变化应该有同步的意义，例如一九七一年的林彪出走坠机温都尔汗，例如乒乓外交和尼克松访问中国，而对这些诗人和作家来说，最重要不是政治和外交的兴趣和意义，而是随后有西方文化破门而入的迹象。波士顿、纽约和费城三大交响乐团访问中国的演出，让中国的无线电电台里重新奏起斯特劳斯、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天籁之音。当时内部还开始翻译出版发行外国文学哲学丛书，在这一代对知识感到饥渴的年轻人中流传。这种充满人文精神的文学艺术作品让他们感到耳目一新，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有了东西方之间的比较，“废墟”对於《今天》这代人绝对不只是意味着他们面对的主要政治环境，不仅仅指信仰摧毁之后的“残垣断壁”，不仅仅是经过文化革命而留下的意识形态和信仰“废墟”，不仅仅指自1949年后大陆专制统治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造成的破坏性结果，更是古老中国文明沉沦的标志，是象形文字诞生以来的文明史。这是“废墟”的第二个象征意义层次。《今天》的创办者其实对1949年前的中国体制并无个人记忆和怀旧之心，并不把1949年作为类似地震一样文化摧毁性事变当成唯一的历史座标。对他们来说，中国文化建筑的坍塌并非仅仅由於一场战争或一次革命。在一个文化地理学的平面上，“废墟”显示东西和西方的区别，在历史的坐标系里，“废墟”展现传统和现代的差异。
一九八九年之后，《今天》在海外复刊。它是在被坦克碾碎而倒塌的天安门民主女神的碎片残迹中开始，也几乎是在同年倒坍的柏林墙废墟上重新开始。所谓冷战的结束，有人解释为西方文化价值的全面胜利，民主自由人权等等观念将主宰世界，可是文明的沖突依然继续，九一一事件在资本主义的中心留下一片新的零度“废墟”。各种旗号的原教旨主义目的不是建立新的建筑，而是拆毁和破坏。也许有人认为中国已经再次崛起，“废墟”已成为历史陈迹。其实，即使最时髦的现代化努力，也不过只是建筑起一座座没有个人意义的“鸟巢”而已。我无须做预言家也可以预言这些对我没有意义的建筑迟早会灰飞烟灭，这是所有繁荣过而又沉沦的种种世界文明可以证实的。
文明的碰撞沖突象是一道道峡谷，复刊的《今天》就是被夹持在这样的文化峡谷中生存发展，在泥沙俱下的文明洪水泛滥之时，时时有没顶之灾而不知向何方逃避逃生逃窜。这已经不仅仅是《今天》的同仁们的问题，也是全世界使用文字语言的人突然面临的威胁。字啊这个意义上，《今天》面对的已经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废墟”。
《今天》理想： “重建星空”
“重建星空”意味着甚么，这是个问题？
这当然不是高科技的空间计划，不是人类摆脱地球困境的实际解决方案，不是图解善恶交锋的星球大战。它能象征和隐喻的只能是一种“可能性”，北岛原诗歌里就是这样表述的。
“在台灯下
我思考重建星空的可能”
这种“可能性”，可能是一种美学理想，可能是一种写作姿态，可能是一种精神状态，甚至也只可能是一种梦想，近乎北岛诗作《八月的梦游者》中那种梦游状态。我不能说这是不切实际，是空想，是妄念，但是它确实和现实有着距离，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距离还越来越大。我个人认为，这就是《今天》文学杂志的特别的状态，不仅仅是过去的、历史的状态，也是今天的目前的状态。我们依然在憧憬着“重建星空”的可能性。
归根结底，我以为我们都是一群某种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如果要在大地和天空之间做出选择，如果要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做出选择，如果要在维持现状安定团结和谐昌盛的生活和漂泊不定自由自在之间做出选择，我相信《今天》的创建者写作者参与者，至少在三十年前的那个年代，大都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
就如“废墟”有多重的意义层次一样，“重建星空”也有多重的意义层次。
在政治化的星云图上，在意识形态的寓意上，“重建星空”经常会被做政治解读甚至“误读”，这和前面说的“在废墟上”的意识形态和信仰寓意遥相呼应。当这份杂志诞生在一个那样的时代，贴在被命名为“民主墙”的墙壁上，并和一些政治刊物联席共存，它的政治化的经典意义就不可避免。就是海外复刊，它和1989年的政治事变的联系也不可避免。这肯定是最初的《今天》一度出现分歧的原因。这是早期的的《今天》被迫停刊的原因，这也是后期的《今天》是在海外复刊的原因，是《今天》再登上黑名单被查禁封锁的原因。
就如标榜“纯文学”本身就是“不纯文学”的姿态，“非政治”本身也就是一种政治，我们的生活和写作境遇不可能避免政治的解读。所以，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依然会打出北岛诗歌标语：“绝不跪下/让刽子手显得高大/好阻挡自由的风”。这是因为，在象征的意义上，“重建星空”是对既有星空秩序的反叛，是其象征的政治结构的挑战。
《今天》副主编芒克有在创刊号上发表这样的诗句：
“太阳昇起来，
把这天空，
染成了血淋淋的盾牌。”（引自刊登《今天》创刊号的诗作《天空》）
当太阳经常被专制者用作自己的权力象征，因为它是一个系统的核心，所有系统内的星球都要围绕它选择。当代表民众的四颗小星星都必须围绕一颗代表政党的大星旋转都必须有一个角对着这颗大星，这是不折不扣的一面国家旗帜的星图演绎。盾牌则是极为普通的王权象征。那么，如果需要重新安排这种星图秩序，呼吁着甚至每颗流星的位置和权利，这当然也可以解读为一种政治反叛。
不过，这非政治《今天》的成员，大都没有忧国忧民救世救国的宏图大志，大都不是有志清理废墟重新收拾破碎山河的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大都不是主张“以天下之忧而忧、以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知识分子，大都无意做领导思想潮流启迪启蒙民众的思想家。既然他们属於“幻灭的一代”，是之所以选择文学，主要是寻找表达自我表达个人的方式，或者说寻找自证和自明的方式。所以，《今天》的理想不是“重建”一个新的政治秩序的星空，而是个人化的宇宙，个人化的星空。
《今天》的重要诗人之一顾城最着名的诗句之一是：
“黑夜给我了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诗人的眼睛在黑暗的宇宙中搜索星星的光明，而这是一个个性化的星空。顾城就曾经明确地声称，他的诗歌就是为了“表现自我”。因此，在文学的层次上，“重建星空”代表一种不同的美学理想。在其时的中国，主流文学官方文学的复兴，是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报告文学”为道路标志的，基本还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范围。而《今天》走出的是另一条道路，是张扬个性和人道精神，是超越现实而趋向理想，甚至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文学复兴。在确认自我的意义上，也只有后来的“寻根文学”可以与之有一定的道路交叉。而《今天》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标新立异，使得后来的实验小说家把《今天》也当作其先声。
前面已经说过，海外复刊的《今天》是处在四分五裂崩溃瓦解的人类文明废墟之上，那么，从这里出发“重建星空”，作家们的焦点已经不仅仅是个人表达，不仅仅是保留中文语言系统的意美学义，还面对着世界民族文学和普世价值的纠缠、沖突、压力或挑战。瑞典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哈瑞·马丁松有一部长诗《阿尼亚拉》，描写地球毁灭之时，人类希冀在外面的星空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这可以比喻《今天》“重建星空”的更高层次的理想，一个生命哲学意义的层次，一个宏观宇宙的层次。
总之，三十而立，《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婴儿。他已经成熟，经历了沧桑，或许也多了点世故。但是，它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依然没有改变！
至少从文学的意义上我可以说，《今天》始终是“在废墟上”，而“重建星空”依然只是可能性只是理想。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瓦解的世界。让我在这里引用一段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句。此诗写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人类的一场劫难之后，同样是“在废墟上”，而在我眼中，这依然是我们眼前的人类世界的风景：
转而复转，螺旋变宽，
猎手呼喊，猎鹰不闻；
万物瓦解，中心难存；
泛滥世界，仅余混沌。
2008年1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