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搬来的拐男人，天气若是好时，总要抱着孩子去井边玩。那是口废井，水还旺着，水面杂生着碎叶睡莲，有时能听到青蛙和昆虫的嘶鸣。孩子喜欢跪在井边的倭瓜秧里逮蝈蝈，蝈蝈青绿肥硕，她把蝈蝈的翅膀掰下，圆肚塞进嘴巴，然后盯着别人，老牛反刍似地咀嚼。她好像长期处于某种饥饿状态。那个夏天，这个被男人称为“小东西”的小女孩，时常套着条裤衩，光着胸脯，被她父亲右臂揽住腰身，站在午后的大街上，张望着行人。
如果来我的商店，男人通常把小东西搁在店前的沙堆上，自己寻了凳子坐，透过玻璃晃着她。有时一个顾客也没有，房东的狗卧在屋檐的阴影下，恹恹地啃着骨头，而我，也没心情翻那本侦探小说，就点支香烟，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闲聊。他的瞳孔是棕色的，乙肝患者那种，得体地而机警地目视着我，点点头，要么含混地摇头---类似大多数北方山区的农民，他也是个嘴拙舌笨的人。偶尔他眼神游离，去笼小东西。小东西捧着沙子，手合成沙漏，沙子便没有声息地流。有时她扭了头，咿咿呀呀地和男人说话。她属于那种说话晚的孩子，我听不懂她嘟囔些什么。
那个夏天暴雨连绵。我一点不喜欢夏天。下雨的时候，我也得套上雨披胶鞋，蹬着辆“金牛蛙”牌破三轮车，赶学校接孩子们。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我没问过他们的名字，也许问过忘记了，我的记性是越来越糟了。他们都白白胖胖，是那种典型的营养过剩的孩子。跳上车后，他们大声地吵个不停，厨房里的蟑螂一样放肆，即便下雨了，也龟缩在雨衣里，坚持互相咒骂。也许，他们认为这是最愉快的功课吧。我怀疑两个男孩都暗中喜欢女孩，这样，他们的争论让我隐隐厌恶起他们的早熟。
把他们挨个送回家后，我敞开店门，等着快下班的工人，来买便宜的杂货。“你真勤快，”男人说，“现在，像你这么肯吃苦的小伙子，不多了。”
心情好时，我告诉他，我其实是个懒鬼，衣服生了虱子也不洗的那种人。我现在这么勤快，只是我想攒笔钱，“不是为了娶老婆，”我解释说，“我需要一笔路费和生活费，我想离开这地方……”
他会盯着他女儿说，“哦。”良久才转过头，机械地扫扫我，再去瞀他女儿，同时喃喃着叹息道，“哦……是这么回事……哦。”
尽管我们是邻居，但我很少去他家。偶一次替房东大妈收电费，才发觉他租的这两间房子，远不如我租的那两间敞亮，由于是面西背东，都夏天了，还那么阴。班驳的墙壁上爬着肉乎乎的潮虫，竹节蜘蛛在水缸沿编了密网，网上粘着死掉的苍蝇和蜜蜂。我拿碗去水缸里舀水时，碗里游着条红褐色的蜈蚣。
“你们这样，会很容易生病的，”我警告他说，“你要是生不起病，最好在屋里喷些杀虫剂。”
“好的好的，”男人慌乱地说，“你们家……有杀虫剂吗？”
他借走了我的杀虫剂，再也没还我。他还经常来借些似乎不该借的东西，譬如粮食，“半袋就行，”他喏喏地说，“这阵子手里紧……没钱买米了。”除了大米和面粉，他借过的东西还有：汤匙、壮骨麝香虎骨膏、一双再生底的塑料拖鞋、半瓶山西老醋、一台我祖父留给我的“牡丹”牌收音机。气温高达39度的那几天，他从我的店里顺手搬走了几个西瓜，“你记帐吧，”他说，“等我有钱了，马上还给你。”他说话的时候脸有些红。我很少看到成年的男人脸红。
“好吧。你缺什么就拿什么，”我说，“不过，你老婆要是回来了，别来跟我借避孕套啊。”
“好的好的，”他说，“我老婆就该来看我们了啊，”他有点得意，“你没见过我老婆。她在城里上班。她……很漂亮呢。就是有点黑。”
我觉得他是在撒谎。也许他根本没老婆，没准这个小东西也是个弃婴，被他抱来收养的。谁知道呢？我对别人的兴趣不是很大，除了那个每天从我商店门口经过的姑娘。
2
这姑娘在清水镇的手套厂上班。她眼睛近视，总是眯缝着眼睛骑自行车，下午六点，太阳光很柔，她还是戴着顶宽檐的白色草帽。我怀疑她上学时练过铅球，她裙子下隐露的小腿粗壮光滑，蹬起自行车来肌肉一绷一弛。她不怎么会打扮，有天她穿了条兰色花点裙子，脚上却套着双红白相间的厚短袜。
“她真像匹斑马，”我对男人说，“精神啊，真他妈精神。”
男人对我的赞美不发表意见。
“听我说，她们家离这里肯定很远。信吗？她骑自行车总是这么快。她妈肯定在家等着她吃晚饭呢。”
男人有时候听腻歪了，就说：“你要是喜欢人家，找个媒人介绍介绍。”
我会唏嘘着问，“她漂亮呢，还是你老婆漂亮？你老婆什么时候来看你们？”
“快了，快了。”他说，“她要是没时间来看我们，我们就坐着火车去看她。”
后来的某个清晨，他真的带上小东西去看他老婆了。他说他老婆在青岛。我知道青岛离我们这里很远，但是我不知道远到何种程度。男人出门之后我曾找了张《中国地图》，用食指比划了比划。北京离我们这里是一指，青岛是一指半，而我知道，北京离我们这里足有一千里地。那天他隆重地向我辞别，并且跟我借了200块钱。他显得很不好意思，“你是个好人，你放心，等我回来，我会连本带息都还给你。”我说利息就算了，“那哪行呢？”他坚持说，“利息是肯定要付的，而且要比银行的利息高。”他振振有辞的样子让我觉得他有些罗嗦。
当然，更罗嗦的好像不止这些。他犹豫片刻说：“你能再借给我双袜子吗？”他脱掉鞋，脚趾便从袜子里露出来，“我……我穿着双破袜子去看她……会被她……笑话的。她是个喜欢干净的女人。”
我只好又借给他两双袜子。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应该就是碰上了这么个好邻居。他颇为激动地攥着两双袜子，想说点什么，但也只是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这样，在那个夏日清晨，这只老袋鼠，揣着小袋鼠，坐着火车去找他们的母袋鼠了。我开始后悔借给他200块钱，他真要是不回来了，他的那些帐，还有我的两双袜子，找谁要呢？可是我想想更倒霉的是房东，那个退休的老太太根本不晓得男人走了，估计房租要泡汤了。
早晨、中午和晚上，我还是定时定点接送三个孩子。只不过那个箍着牙齿矫正器、本来就患小孩好动症的男孩，创造了一个危险性游戏：他让另外两个孩子按住他的脚踝和大腿，上半身倒仰着，像一扇被剖了胸膛的猪肉，从三轮车里骄傲地摊出去，同时他的胳膊模仿着各种动物的舞蹈动作。为了他这个高难度的游戏，我被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罚了10块钱。之后我就把这孩子的活儿给辞了。傍晚时，斑马姑娘仍要路过我的店铺，不过她从没瞥过我半眼。我想我的好日子什么时候才来呢。我总是对我自己说，我要离开这个小县城了。我要离开这个穷地方，去城里走走。我一身的腱子肉，怎么都不会饿死，我的理想是到城里的工地上做个建筑工人，开着吊车运钢筋和水泥板，要是做不成建筑工人，我就去当演员。我长的比我们县的那个男播音员强多了。演员做不成，我就去唱歌。我的嗓门比电视里那些唱美声的胖子们还亮。当然，如果连歌手也做不成，那么，我想，在饿死之前，我就再回到清水镇。
3
我没料到半个月后，男人就带着小东西回来了。看来他确实交了好运气，腰板挺得直直的，那支椿木拐杖换成了不锈钢的，虽然刚下火车不久，还能瞧出来头发是打了发胶的。小东西鼹鼠似地尾随他身后，穿着双花里胡哨的新凉鞋。远远地他和我打着招呼。他还了我的200块钱，并且执意付我10块钱的利息。“你不能不要，不要就是看不起我们。”他说话时使用了“我们”这个词，说明他好像真的找到了他的老婆。看来他老婆在城里混得不错。
使我惊奇地是，小东西说话突然清晰了许多。她坐在沙子上，抠着自己的新凉鞋，说：
“草莓……冰……山。”
“草莓”两个字她说的无比清脆。草莓冰山？大概是一种冷饮的名字了。
“你老婆好吗？”
“好的，好的，”男人说，“就是瘦了。”
他说话时没什么表情，眼睛楞楞地盯着小东西，小东西吮吸着手指说，
“草莓……冰……山。”
她的瞳孔在烈日下保持一种贪婪的淡黄色。她好像胖了点，头发黑了点，她还换了条新裙子。这些好像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另外她多了个新玩具，一头毛茸茸的狗熊。她把狗熊抱在怀里，时不时伸出柔软的舌头，咬它的圆鼻子。她好像已经学会了如何亲吻别人。
男人手里有了钱，便很少来我店里闲坐，他比以前更为沉闷。隔三差五来店里回，买一块五一袋的东北三宝酒。这酒是用人参、枸杞泡制的粮食酒，喝起来就跟用刀子割喉咙似的，刚喝下去没酒劲，过半个时辰胃里就象倒了瓶硫酸。“你少喝点，小心胃溃疡。”男人不回答，只是用手点着零钱。
“我要去看我老婆了。”半个月后他说，“小东西想她妈了。她想吃草莓冰山了，她连做梦都舔舌头。”
这次他没和我借钱，他租了辆夏利，直接把他们送到百里之外的火车站。我帮他把一个破行李塞进出租车的后备箱，又把从小东西手里掉下的狗熊捡起来给她。她蜷在男人的怀里，小的像只早产的猫。“一路顺风啊！”我对他们父女俩大声地嚷嚷。
他们是十天后返回的。如果没有记错，这次和上次没什么明显区别。只不过小东西的狗熊不见了，怀里紧紧地搂着天线宝宝和樱桃小丸子。她头上戴着维吾尔族的花帽子，很多支假辫子将她的额头衬托的小了些。她好像还认识我。
4
这个燥热的夏天，青岛变成了我最熟悉的城市。当然，他们频繁的旅行并没有让我对青岛这座城市了解得更多。我想象着他们一家三口在街心花园散步，想象着他们一起到冷饮店吃冰激凌，到烧烤店吃烤鱿鱼和烤蚕蛹，或者到海边逮海鸥，我对城市的向往便会更强烈。我已经做好准备，等明年开春后，也像我的邻居那样，坐着火车，去城里看看。我长这么大，还没坐过火车。
我对男人的老婆没好印象，每次都是男人拖着瘸腿和小东西去看望她，她却一次不回来。男人很少提及她，即便提及，也只是概括性的描述，譬如，“她漂亮着呢”，“她有点黑”，“她喜欢吃椰子”，“她抽烟”，“她带小东西去吃汉堡包”，“她信佛的”，诸如此类模糊而又高度抽象的话。随着频繁的青岛之旅，男人的脾气暴躁起来，也许，是对女人的想念让他有些焦躁？有天早晨我听到隔壁摔盘子的响动声，接着小东西纤细的哭声尖锐起来。我过去的时候他正朝着小东西叫嚷：
“吃吃吃！吃屎啊你！你除了吃还会干什么！”
看到我他就噤了声。我把小东西抱起来，她嘤嘤地抽泣，排骨胸脯小心起伏着，我听到她说：
“妈姆，我吃冰山……妈姆……妈姆……妈姆……”
我抱她出了屋子，给了她支草莓雪糕。在日头底下，我发现她的胳膊上全是淤伤，红一块紫一块的。一定是男人动手打她了，而且不是那种简单明了的殴打，是用手指掐的。这种打孩子的方式明显是女人式的恶毒。我不由愤怒起来。男人坐在门槛上抽烟，我对他破口大骂的过程中，他比哑巴还哑巴，最后我威胁他说：
“你要是再打小东西，就把从我店里赊的帐全还了！妈的！把我的收音机也还我！”
他的头快要埋进裤裆里。后来他真就把头埋到裤裆里了。
我的警告和劝阻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我仍常听到他咒骂小东西。兴许他是个好面子的男人，尽量把声音压的很低，可歇斯底里的咒骂声仍不可避免地通过劣质墙板清晰地传过来。他掌握的脏话有限，他的吼叫声显得陈旧而缺乏新意，“贱货！婊子养的贱货！”“吃你妈个X！你妈早把你忘了！”这些言辞经常在深夜伴随着小东西尖利的哭声，在我的房间里蜜蜂似地颤抖着“嗡嗡”乱飞。
他和我的关系淡薄起来。很少来我店里闲逛，甚至也不来借东西。我倒觉得这样有些不妥。那个斑马姑娘也有阵子没从门口经过了，我很少看到她戴着性感的墨镜和帽子，海豚一样游过我的眼睛。我怀念起她粗壮大腿的同时，对邻居的歉意也萌生出来，有天我买了只南京斑鸭，给小东西送过去。在门口，小东西正独自玩。她拿了把破工具刀，割樱桃小丸子。她已经把樱桃小丸子的肚子剖开了，撕扯着肚子里柔软细琐的海绵。
“叫叔叔。”
她面无表情地乜斜我一眼，继续去割樱桃小丸子的脖子。然后她一把就将樱桃小丸子的脑袋拧了下来。
“叫叔叔啊。”
她盯着我，半晌才缓缓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贱……货……婊……子……”
“你说什么？叫叔叔啊，叔叔给你鸭子吃。”
她用手撕扯着海绵，盯着地面上自己的影子说：
“贱……货……婊……子……”
那只鸭子被我自己吃掉了。我对邻居的态度恢复了那种鄙夷的状态。这个猥琐的家伙，什么时候搬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