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者为上海《文学报》记者唐桂丽
1、“曹寇”的名字很特别，有种非主流的感觉，作为一位70后的先锋小说家，您怎么看待70后作家？看您微博，发现您对传统作家有褒有贬，能够谈一谈您对传统作家的看法？
“曹寇”固然是笔名，它最初是混网络BBS用的，后来发表小说也就用了，本身也就一游戏性质，现在我有点讨厌它，因为它确实有点非主流。
对于“70后”这一说法，我也只能说自己是不幸或幸运地出生于那个年代。这种代际划分对写作者本人来说并无价值，它或许利于搞评论的。事实上如此小时距地区分写作者，最终也将被历史抛弃。多年以后，人们谈论这个时代的文学，就像我们现在谈论初唐四杰、乾嘉学派那样，能留下姓名的很少，涵盖的时间距离要大得多。因此，我看同代作家很少有代际眼光。当然，他们也有时代和成长经历所赋予的共性，那就是70年代出生的作家普遍还有那么一点文学理想，和前辈作家们保持着兄弟关系而非代沟隔阂。我也感谢我的同龄人，是他们的写作实践激励了我。不谦虚地说，在我写小说之前，传统作家的作品我大多看过。我不能说他们写得不好，但他们确实对我毫无力量可言，他们的作品和我基本没有关系。同代作家的先行一步让我看到了我们这代人在写作上可以自作主张，而无需毫无创造力地“继承”。也可以说，同代作家给我的最大启发就是，他们各不相同的写作方式和作品风格，让我突然意识到文学的空间还很广阔，我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途径。
2、《所有的日子都会到头》、《越来越》中都有对农村生活情景的细致描写，能在语言风格、小说结构等方面详细谈谈您的创作环境吗？
我个人认为语言对小说是很重要的，使用活的语言而非相反，这应是一个作家的自觉行为。基于此，我厌恶语文堆砌式的语言方式。作家不是文人，这一点要特别提出。文人是古代的特定群体，已经整体灭绝了，谁操持文人语言，其荒谬不言而喻。此外，我也讨厌翻译体语言。虽然现代汉语主要受惠于翻译体，但它绝不是翻译体，口语的价值更大。我个人倾向于使用比较洁净的口语。我希望阅读我小说的人能产生如下认识：写作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作家和文人才能干的事儿，而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信息交流方式，只要有兴趣，你也可以干。至于干的好还是坏，那是另外一码事。
关于农村内容的小说，那是我最大的经验之地，至今我仍然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是一个很局限的人，并且不以之为羞耻，所以只能写我所熟知的事物。
3、《越来越》是小众图书，您认为应该如何定义小众？是否把自己定位为小众作者？为什么？
“小众”是出版商的广告语，说成噱头也不为过，与我无关。“小众”在这个时代易于让人滋生优越感，许多人都喜欢这种优越感，追求这种优越感，等级社会就这样吧。它的浅薄虚妄和恬不知耻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我上了这个当，那我会瞧不起自己的。我不觉得自己是小众作者，我写东西首先是给自己看的，其次我希望所有识字的心智成熟的人都能看。文学不是高科技，它仅仅是无情世界的某种情感。在情感方面，有什么高低贵贱？
4、《越来越》序言中你提到是“同代人的写作激励了处于阅读和无聊之中的我”，十年下来，“写作并没有改变我的无聊”。为什么？你怎么看待写作和生活的关系？比较喜欢阅读哪方面的书籍和作家？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写作经验？
无聊源于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和认知，我个人是这么看的。我觉得自己目光所及，没有什么不无聊的东西。写作作为表达方式，怎么会改变无聊呢？如果无聊能够被改变，那需要整个人类全部脱胎换骨。
写作和生活息息相关，但二者的质量未必成正比。没有生活，我们确实写不出什么字来。但你一定要让自己写出的字高于生活，这是没有道理的。难道你能拎着自己站在自己的头顶？文学高于生活，我觉得是一句反动的表述。
我的阅读很乱，凡是我感兴趣的书都会读一读，当然，肯定还是侧重于人文书籍。好作家我都喜欢，中国有不少好作家，鲁迅、阿城、汪曾祺、韩东、杨黎、狗子等等都是我喜欢的。外国更多，加缪、鲁尔福、布考斯基……怎么说呢，不好的挺少，因为翻译就这样，它基于势利，这些闪光的名字在译介到中国来之前就已经在西方名声大噪啦。
写作经验如何分享？这个问题太大。日常经验好像就是写完一东西，如果满意，自己挺高兴，但这种高兴持续不了多久。换言之，如果为了找乐子，写作是很难满足我的，写作无法给我带来幸福。
5、虽然《越来越》这本书是中篇小说合集，但你认为有没有一个主题？读你的小说，总是感觉除了一个“我”——实体曹寇之外，还有一个似有似无的虚拟曹寇站在疏离的角度推动情节发展，能具体谈一下吗？书中的那个“我”是不是存有作者的影子？
我不知道有没有主题，如果有，应该是均匀分摊在我所有小说中的东西，而非单单这么个集子。我自己不便总结和评论自己。
每个作家的作品都带有或隐或显的自传性质，这是一个常识。它们可能不仅仅是生活史、心灵史，还可能是内心挣扎史和情绪波动史，以至于还可能是分泌物那样的“屎”。我的小说有不少就是情绪波动的分泌物，就像李白为了感激款待他的土财主汪伦而要写首诗一样。李白还说，对影成三人，除了他和影子，我们可以把“第三者”理解为你所说的“虚拟的李白”，而未必非要理解为月亮。我的小说中的那个“我”经常跑出来推动小说，可以理解为小说技术，也可以理解为黔驴技穷。它是我小说能力的问题，或者说是我局限性的问题。我就这么写了，夫复何言。
6、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张亮、王奎、李芫”们在你的笔下似乎成为了在都市与乡村情感双重渗透下的小城镇里的青年们的代言，他们行走在生活的边缘。是这个样子吗？能否谈谈你的构思、创作理念？
老实说，我不知道何为生活的边缘。对于张亮、王奎、李芫来说，他们一直生活在他们生活的核心地带。他们是不是要代表小镇青年也并非他们的义务和权利，更非我考虑的东西。我讨厌典型人物这个说法，尤其讨厌作家们去“塑造”这种人物。我写他们，是我认识的人以及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我没有构思他们，我关心的是我熟悉的人的生活和命运，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我比较喜欢通过小说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7、本书开篇即引用加缪的一句话：所谓希望，就是在马路的一角，于奔跑中被一颗流弹打死。你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这是不是与中篇小说集《越来越》所传达的意蕴相契合？
这仍然是出版商的意思吧，在这个腰封时代，大家都想找点大师的语录妆点门面，希望与大师建立关系而使自身的信誉获得保障。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只好应编辑的要求找个句子放上面。那会儿我正好在重读加缪的《局外人》，从视觉角度上来看，觉得这句话能比较装相，能唬人。当然，我自己也赞成加缪这句话。绝望而不消极，这是加缪的态度，我觉得他说的和做的对，我们唯有如此，否则干嘛呢。
8、在当下的写作中，许多作品在出版商、读者兴趣等影响下存在一定范式，近年来的类型文学的异军突起尤其如此，许多作者忙着标新立异，最终却形成了题材、写作方式、表达手法等方面更大范围的雷同，写作的独特性丧失殆尽，这不得不说是个悲哀。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倾向的？在您看来，一位作家的独立性应该根源何处？
根据出版商和读者兴趣写东西，不是坏事。这说明中国人的商业思维进步了。如果人民的胃口是垃圾箱，那么我们干嘛不多制造点垃圾满足他们的胃口呢。一如美国孩子不需要我们的玩具了，许多厂家就倒闭了，许多工人就失业了。换言之，类型文学和读者的关系就是供销关系，是商业模式。我不反对这种生产和消费，我也相信这种生产和消费的互动能促进产品质量和消费欲求。一个时代的文学是靠无数人的劳动来实现的，虽然最终就那么几位流传了下去。这很残酷，但是真相。
至于独特性或独立性，并非源于作家的所谓坚守和蓄意对抗，而只跟作家本人的见识、才能和品质有关。一个诚实的人，他必然是独特和独立的，因为大家生而有别。附庸于经典、时尚和权贵，这就是不诚实的写作，必然丧失独特性和独立性。“标新立异”基本是通往“雷同”的康庄大道。
9、采访你之前，我看过你的微博，感觉你的语言无比简介而又异常犀利。比如你曾在微博上写道：“文学是酒吗？48度还是52度啊。标尺谁借给你的？文学可以是蔬菜吗？明天就下市了？文学是一部作品的价值属性，不是作品的表述内容，甚至连方式都不是。这世上只有好作品和差东西，没有好文学和坏文学。”在这个无“微”不“脖”的时代，能否谈谈你对微博的看法？
感谢你录下这句话，因为我玩微博说过的话太多，忘了。微博就是网络信息传播和交流沟通的工具，与之前的博客和更早之前的BBS是一回事，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只是更便捷更合乎当代中国人在信息、阅读和交流等方面的需求。据我所知，网络在中国的信誉度大于西方，西方人可以通过传统媒体获得他们需要的信息，他们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不行，所以网络现在俨然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媒体。140个字的微博，也适合越来越快餐化的阅读方式。同时，微博界面的平等打通了不同人群之间的壁垒。密集的信息轰炸使人们被这个时代奴役的情绪得到了释放。
10、你的唯一的长篇小说写的是关于哪方面的事情？下一步的写作计划？
叫《萨达姆时期的生活》，叙述了一个小镇青年1990—2006年的成长和生活。1990第一次海外战争爆发，萨达姆这个名字开始密布于媒体，然后成了我们这代人的“国际背景”，2006年萨达姆被绞死，这个时代就结束了。17年正好是我小说主人公的步入青春期到青春终结的年限。我们的青春大概就这么些年吧。不过，这部小说我自己很不满意，看过的人很少。我希望有机会重新写一次。
写作计划我是从来没有的。也许确实应该有。很可能我在今年会出版第四本小说集，中短篇我已经写了不少了，以后还会写，不过，是不是我到了必须写一部让自己满意的长篇的时候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