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任均，女，90岁。）
玛丽娅是保加利亚人，是我们在驻保加利亚使馆工作时，帮我们照看孩子的保姆。我跟她分别已经50年，再没见过面，不知她现在是否还健康。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两年，但是这几十年来，我常常想起她，每每为她那种浓烈的真情而感动唏嘘。
1. 丁嫂的小脚没通过外交部的审查
1955年我们出国工作前，是在天津工作，那时我们请了一位“丁嫂”，在我家做了三四年。丁嫂是河南人，解放前曾给资本家烧小灶，给资本家的太太梳头，很懂规矩，非常能干。她那时40出头，个子虽不高，但白白净净，长一幅俏皮样子，挺秀气的。因为是小脚，走上路便一扭一扭的。我老说她是个挺可爱的“小老妈”。她丈夫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人抓劳役抓走了，从此再无下落。她有一个儿子，在工厂工作。她对儿媳妇不满意，看不惯，老说儿媳妇抽烟、睡懒觉。
一天，我们接到通知，要派出国，到保加利亚工作，可以带上当时最小的孩子明明，并且因此可以带一名保姆。我们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丁嫂。可是丁嫂一听就紧张了，她说不知道外国是什么样子，一想到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就害怕。她不想去。我和一达先去北京领周总理签发的委任状，跟上级说了这件事，考虑另外请一位保姆，丁嫂那边又来了消息，说想去了。原来，别人劝她说，有这么好的机会，工资也高，能攒下钱，还不跟上出去看看玩玩儿？她就又想去了。丁嫂那时在我家，工资是16元钱一个月，当时已经是挺高的了。如果跟我们出国，她的工资将长到50元一个月。
我和一达从北京回天津去接孩子。往北京来，孩子们头一次坐软座车厢，都特别高兴，一路哇哩哇啦的。丁嫂也跟着一起，乐乐呵呵地到了北京。可是，外交部的人一看，丁嫂是小脚，走路一扭一扭的，说这样不行，有损大国形象。我就说，给她买双大点儿的鞋穿上，就看不出小脚了。人家说那试试吧，就让她换鞋再走几步，但她还是一扭一扭的。外交部说，还是不行。其实，丁嫂也是“改组派”，早就放了脚的。但是她小时候缠脚缠得太小了，放了脚，走路还是扭的。结果，丁嫂的其它审查都通过了，就是这双小脚，外交部通不过，她就没去成保加利亚。没办法，我们只好叫丁嫂回天津去了。
2. 外交部给尹嫂也发了置装费
丁嫂没通过审查，我们就跟天津的同事赵季平同志联系，把他家的保姆“尹嫂”从天津找来了。尹嫂也曾在我家做过几天事，我们认识。她是南方人，说一口南方话，长得不像丁嫂那样秀气，但是打扮起来也挺好的。她丈夫是河北人，她就怕跟丈夫回河北老家，说是怎么都吃不惯那里的高粱米，吃了胃就难受。我们把她找来，她可高兴了——不害怕，特别想跟我们出国。重要的是，尹嫂是大脚，从小没缠过。她通过了审查，包括她的脚。于是，我们置装时，公家也给她发了置装费，给做了毛料的西装、大衣，还有毛衣等等。真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她一下子改变了模样。那时我们从陕北出来没几年，出国工作的工资，两个人加起来，我们觉得非常高了。当时年轻，不会过日子，大手大脚，见什么买什么。那时候，保姆的工资标准是组织上确定的，但钱由我们自己支付。就这样，尹嫂高高兴兴地跟我们去了保加利亚。在索非亚时，她在家里照顾明明，料理家务。
1956年，我在保加利亚生了最小的儿子。给孩子起名字时，我住的那家医院的接生大夫，用他们保加利亚文，在一张纸上写了好多保加利亚名字，让我挑，我就挑了“卡林”这个名字。那个大夫乐了，说：“你挑得好！这是我们一个英雄的名字。”就这样给卡林起了这个名字。保加利亚语言里，疼爱地称呼孩子时，就在孩子的名字后面，后缀一个像是“巧”的音，如“卡林巧”，护士们看着小卡林，就这样叫他。有了卡林后，尹嫂的工作加重了一些，但她始终都很高兴。我们回国休假时，带着明明和卡林，也就把尹嫂带回国了。后来没再带她去保加利亚。
我们回国休假时，卡林快一岁了。组织上安排我们住进北京金鱼胡同的和平宾馆。我们赶快把几个留在国内的孩子都接到这里来。我和一达到芳草地小学去接大女儿乔乔时，乔乔已经不认识我们了。她穿着一身臃肿的小棉袄小棉裤，脏兮兮的，躲在小同学的背后看我们。一看女儿这样子，一达一下子就哭了。老师说，你们的孩子搁在这儿，也没人管，她哥哥来看一次，还跟我们这儿的孩子打架。乔乔的哥哥延风那时候才十一二岁，也还是个孩子呢。把乔乔接回到和平宾馆，给她换上毛衣毛裤，一看，多可爱的女儿呀。一达这时才笑了。
3. 保加利亚的党组织给我请来玛丽娅
休假结束，我们把明明也留在国内了，送他到外交部幼儿园，只带着卡林回到保加利亚。我们没再从国内带保姆出去。使馆决定通过保加利亚的党组织，给我们找当地的保姆来照顾卡林。于是，玛丽娅这个人就进入了我的生活。
刚一见到玛丽娅，我心里并不喜欢。当然，不是通过与她的交流而不喜欢她——我们语言不通，只是乍一见她，觉得她又高又胖而已，不像以前的丁嫂、尹嫂那样瘦溜。但是使馆给找的人，都是通过保加利亚组织上给找的，应该很可靠。而且，说她是单身，一直未婚，以前也给人带过孩子，很会带。她曾带的孩子，有的已经当医生了。我就同意了。我们给她的月工资相当于300元人民币，是尹嫂的6倍。
玛丽娅一开始工作，我马上就喜欢她了。她负责卫生，负责管卡林的饮食，带卡林。由于语言不通，我们交谈不多，但她很聪明。我用俄语说一个词或两个词，她就领会了我的意思。我刚说了前面，她就明白后面了。所以，我们交流虽然不多，但没觉得有什么障碍。她这个人特别勤快，工作主动，也很会做事，搞卫生非常彻底，几角旮旯，哪儿哪儿都擦得干干净净。她虽然胖，弯腰够不到床底下，但她整个人钻进床下，趴在地上仔细擦。每天下班回到家里，到处窗明几净，井井有条，我们觉得非常舒适。
玛丽娅自己会烤点心，烤得非常好，跟咱们商店里卖的西点一样。我和一达平时是在使馆的食堂里吃饭，玛丽娅并不负责我们的饮食，但她很喜欢让我们吃她烤的点心。看到我们吃得香，她就特别快乐。她喜欢吃中国的饺子和元宵，每次我们自己包饺子吃，她都兴致勃勃地跟着学。饺子的馅是包进去的，她弄懂了。但她始终没弄明白元宵的馅是怎么进去的。
玛丽娅喜欢中国的东西，一年多后我离开保加利亚时，送给她几件中国的东西。其中有一块中国的真丝缎子手工刺绣被面，她特别喜欢。她弄明白我塞到她手里的那块漂亮被面是送给她的时，喜悦之极，毫不掩饰。那么个又高又胖的人，竟拉着我的手，高兴得跳起来了。
玛丽娅这个人会带孩子，从不打孩子。卡林咿呀学语时，天天多数时间都和玛丽娅在一起，很快他就和玛丽娅语言相通了，满口都是保加利亚语，以至一年多后回国时，只会说保加利亚语，不会说中国话。小卡林那时吃饭有个毛病，吃到最后就不往下咽了。要是我们，不咽就不咽吧，一定是吃饱了，吐出来就是了。玛丽娅却不惯孩子的这种毛病，坚持让他咽。没多久，卡林只要吃饱了，就不再往嘴里进了，吃到最后就不咽的毛病，也就改掉了。一岁多的卡林，有一段时间对电炉子充满兴趣，一看到电炉子烧得红红的，热热的，就想去摸。玛丽娅怕万一什么时候她没看住，孩子自己真去摸，会受伤，她便抱着卡林，不训斥他，而是让他伸出小手，轻轻地摸了一下。一下子，烫着小手了，卡林觉得疼了。那以后，卡林再不想摸电炉子了。
卡林很听玛丽娅的话。每次卡林犯了小错误，玛丽娅都用罚站的办法惩罚他。她让卡林面对墙站好，说：“我数到20你才能动。”有时我和一达在旁边忍住笑偷偷地看。玛丽娅数着数，小卡林一动也不动，乖极了。等数到“20”，玛丽娅说：“你自由了！”小卡林“噢”地一声，张开两只小胳膊，高兴得跳起来。
卡林小时候特别好看，又听话懂事，玛丽娅整天抱着卡林，“卡林巧、卡林巧”地叫，以卡林为荣。她常在我们上班的时间，给卡林穿上一件紫红色的小丝绒斗篷，抱着他溜出使馆，到自己的亲朋中间去显摆这个中国小孩儿，得意得不行。那个小丝绒斗篷，还是我们出国工作前，维世从苏联买来，到天津去看我们时，送给我们的。我们把它带到了保加利亚来。卡林穿上那个小斗篷，就越发的漂亮可爱。玛丽娅高兴地说，她的亲朋们都很喜欢小卡林。后来，还是我跟玛丽娅说，不愿意她总自己带孩子出去，她才不抱出去了。那时，我和玛丽娅，已经可以简单地对话交流了。
4. 玛丽娅舍不得卡林巧，放声大哭要跟我来中国
一年多后，1958年春，一达先被借调回国，离开保加利亚，协助吴晗同志一起，带我国第一个向西方国家展示中国文化艺术风采的艺术团，出访西欧。后来他没再回保加利亚工作。过些日子，我也结束在使馆的工作，要带着卡林回国了。
小卡林要回中国去了——这可是玛丽娅万万没有想到的事儿。对她来说，这简直如晴天霹雳。一年多来，她和小卡林朝夕相处，卡林的吃喝拉撒，玩耍教育，都是她倾心关注。她自己没有孩子，她把她天性母爱的全部情感，都投入到了这个中国小孩身上。她深深地喜欢卡林巧，视同己出。她没办法接受卡林将要离开她的事实。那些天，她整天抱着卡林不放手，哭着念叨：“卡林巧，卡林巧。卡林巧，卡林巧……”她真舍不得卡林，竟然哭着向使馆提出，要跟我们到中国去，到中国去给我们当保姆，接着带卡林。
玛丽娅的真情让所有人感动。于是使馆决定让她从保加利亚送我们到中苏边境。她破涕为笑，抱着卡林，跟我坐了三天三夜火车，从索非亚到了莫斯科。当时有一位常来我们驻保使馆作翻译工作的中国留学生郝桂莲，她的丈夫正在莫斯科读大学，便当向导，带着我们在莫斯科参观了几天。玛丽娅那是头一次出远门儿，抱着卡林，随着我参观这儿参观那儿，很高兴。然后，她又跟我一起，在莫斯科上了火车。这一路，组织上安排我们坐头等软卧，有卧室、客厅、厕所、淋浴间等，一路都有热水。玛丽娅每天高兴地抱着卡林，这儿坐坐，那儿坐坐，“卡林巧卡林巧”地跟卡林玩儿。坐了四五天火车，到了中苏边境。对面就是满洲里了。
真的要分手了。玛丽娅再舍不得卡林巧，也得留步了。在站台上，她一点不含蓄自己的情感，抱着卡林，放开声音，哇哇大哭，死去活来。站台上的人都转头看她。她怎么也放不下小卡林，哭着求我，非要跟我再上火车，跟我到中国做保姆。她哭得让我也心酸的不行。我留着泪跟她说，组织上没这样安排呀，这不行呀。最后，她使劲地在卡林的小脸蛋上亲了又亲，大声哭着，把卡林递给了我。
火车开动了，我抱着卡林站在车窗前，打开车窗向她告别。她扒着车窗，泪流满面，追着火车，使劲儿挥手。我听见她大声哭喊：“卡林巧！卡林巧……”火车越开越快，她一直追着火车跑，一直挥着手，一直喊着“卡林巧”……直到我看不见她，听不见她。
送我回中国后，玛丽娅不在我国驻保使馆工作了。但她还曾托我们使馆的孙彩玲同志，在回中国来时，给我带来了一块她亲手绣的台布，和其他礼物。我知道，玛丽娅一直在想念我们，想念她亲爱的小卡林。她真是一个有情有意、真情真意的人。后来我们再没去过保加利亚，至今已50年。天各一方，千山万水，时间长了也就没有了音信。但我常想起她。我相信，她也会常想起我，想起卡林巧。
几十年过去，卡林已长大成人。他在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又在北大读研究生，后来到加拿大深造后从事地球科学工作，已成为一个能够让他的母亲感到骄傲的优秀科学家。在他幼小时离开他的出生地保加利亚40多年后，一次，作为学者，他去保加利亚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会议外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玛丽娅。卡林找到当年的中国使馆，找到好几位当年在中国使馆工作过的当地人，甚至还找到了他出生的医院，他出生的房间，那个他来到人世间发出第一声哭声的产房。他托的人，都帮着到处打听玛丽娅的下落，但是没找到。临走时，卡林终于见到一位当年也曾在使馆工作过的、认识玛丽娅的保加利亚人。那个人对卡林说，玛丽娅到法国去了，渺无音讯了。
玛丽娅呀，玛丽娅，“卡林巧”长大了。你呢？你现在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