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风特辑”格非中篇：隐身衣（选章）
发布: 2012-4-19 19:26 | 作者: 格非
原来，还真有“为之倾倒”这回事啊。
九十年代末，我靠着给别人定做胆机，慢慢积攒下来一笔钱。有了一点家底之后，我立即从“同升和”辞了职，在“超音波”租下一间门面，加盟香港的一家音响销售公司，开始专门代理英国的“天朗”扬声器。那时候，在北京的音响市场里混，你想不赚钱都难。没过多久，我就在上地东里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我觉得有足够的底气向玉芬求婚了，就带她回家见我母亲。实际上，是想让母亲为我感到骄傲。
母亲当时已经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但说起话来，仍不乏幽默。我把玉芬带到母亲房里晃了晃，就让她去厨房帮姐姐做饭去了。我一个人待在母亲床边，有些得意地问她老人家，对我带回家的这个儿媳妇是否满意。老太太想了半天，抓住我的一只手捏了捏，笑道：
“这丫头，卖相好。”
这句话我可不爱听。什么叫做“卖相好”？让人听上去很不是滋味，就像是在评价刚出栏的一窝小猪似的。过了半晌，母亲喘了喘气，又说了第二句话：
“这丫头，脾性好。要说人品呢，倒也还善良仁义。”
听母亲这么说，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满心以为她是在夸玉芬呢，心里的那个高兴劲儿，嗨，就别提啦。可母亲歪在床上，披着一件老棉袄，咳了半天之后，忽然用手拍拍床沿儿，示意我坐下来，坐在她的手能够得到的地方。谁知道，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忽然对我说：
“孩子啊，你要是不在乎我的意见，就当我是放屁。要是真的想让娘给你拿个主意呢，我劝你，最好不要跟她结婚。这丫头，我替她细细地相了面，样样都好，可有一件，没有定星盘。”
我问她，“定星盘”是什么意思。她是江苏盐城人，说话时经常夹杂着一些方言，有点不太好懂。母亲想了想，仍然笑着对我说：“这丫头，就是有点水性风流。不好。说句难听的话，你这个婆娘，有一多半是为别人娶的。咱们这样的人家，消受不起啊。”
她随后还说了一句谚语：“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走。”愣是把我给逗乐了。
不过，那年国庆节我们成婚时，母亲倒也没说什么。既不阻拦，也没把不痛快挂在脸上。当姐姐领着新娘子走到她床边，改口叫妈的时候，母亲不仅高声答应，还笑眯眯地强撑着要坐起来答礼。她把早就压在枕头底下的两百元礼钱，郑重其事地递到玉芬的手中，还顺势搂了她一下。
母亲的话被应验，已经是四年以后的事了。
有一天玉芬下班回家，柔声细气地提出跟我离婚。她要离婚的理由，居然是和她们单位新来的一位主任“好上了”。我一个人在阳台上抽了两包烟，还是觉得有点接受不了，便去卧室将她推醒，低声下气地请她“再考虑考虑”。玉芬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没头没脑地说了句：
“还考虑什么呀？亲爱的，我跟他已经那个了呀。”
我没办法，只好一个人走到厨房，用水果刀在自己的手背上扎了个窟窿。
和玉芬闹离婚的那些日子，母亲的生命也快要走到了它的尽头。左邻右舍，包括她以前单位的同事，那些老姐妹，都来劝她赶紧去医院。母亲死活不依，只是静静地望着她们笑。老太太有她自己的盘算。她知道，这一次住了院，说什么也回不来了。另外，她也舍不得那点钱。最后，还是舅舅从老家盐城赶了过来，好说歹说，这才把她送进了医院。
在她从住院直至去世的十一天中，我偶尔也会到医院去转转，象征性地待个五、六分钟。玉芬的红杏出墙，搞得我心绪不佳。这一点，我姐姐崔梨花是知道的。
“可咱妈就要死了呀！”有一天，梨花跺着脚对我强调说。
我心平气和地对她道：“我也想死呀，你信不信？”
她见我整天都虎着个脸，拿我也没啥办法。她每天晚上去医院陪床，白天还要赶到石景山区的一家污水处理厂上班。那些日子，她眼睛总带着黑边儿，把自己弄得像只乌眼鸡似的。而我那姐夫，混蛋常保国，已经在亲戚朋友中到处败坏我的名声了。
我也只好由他去。
我最后一次去医院看母亲，她正处于服药后的昏睡之中。我不想惊扰她老人家休息，给姐姐递了个眼色，在床边站了一会儿，正要悄悄地拔脚离开，母亲忽然睁开眼，把我叫住了。
她执意把姐姐打发回家，让我一个人留下来陪她一晚。
“就一晚。好不好？”她嘻皮笑脸地对我说。
我自然也没什么话好讲。
不过，我在她床边熬了一宿，似乎没有多大必要。她能够保持清醒的时间，实在是少得可怜。在她醒来的时候，她总是让我帮她侧过身来，以便她的眼睛能一刻不离地看着我。说实话，我被她看得很不自在。母亲本来就个子矮小，生了病，身子又瘦了一圈，看上去怪可怜的。偶尔，她会抓过我的手，在我的手背上摩挲一番，脸色十分沉静，始终都带着一丝笑意。她积攒了一个晚上的力气，到了天快亮时，终于跟我说了一大堆话。
我记得母亲死去的那家医院，好像紧挨着部队的一个兵营。因为天色将晓时，我能清楚地听到附近营房里传来的起床号。当然不是《彼尔·金特》。母亲说，她知道自己就要走了，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现在她不想别的，能多看我一眼是一眼。经她这么一说，我心里也是挺难受的。她已经从姐姐的口中，得知了我和玉芬离婚的事。她没有责怪我当初没听她的话，而是淡淡地对我道：
“当初我就劝你不要跟她结婚，可是的？你不听，我也没多话。遇到那么一个从画上走下来的俏丫头，你心心念念都在她身上，我不是看不出来。我要硬是从中阻拦，你这小身子骨，怕也受不了。我心里说，也罢，先结了再说吧。不行咱就离，离了找个人再结就是了。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有时候，你眼看着自己熬不过去了，把心一横，硬着头皮一顶，也就过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同你说，你也不要不爱听，这世上，人人都该派有一个老婆，天造地设的，命中注定的。不是玉芬，而是另一个人。她在什么地方呢？我也不晓得，你倒也不用打着灯笼，满世界地去找她。缘分不到，找也没用。缘分到了，她自己就会走到你的面前，跟你生儿育女。不是我迷信，你将来看着好了，一定会是这样。放宽心，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一见到她，心里就马上会想，哦，就是这个人……”
我打断了母亲的话，对她道：“您还别说，我当年见到玉芬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呀。”
母亲笑了笑，伸出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你这是鬼迷心窍！”
“万一我以后遇到命中注定的那个女人，没把她认出来，怎么办呢？”我又问。
母亲想了想，忽然就流下了两行浊泪，半天才道：“你这孩子，真是傻呀！要不要到时候，我托个梦给你？
在屋外沙沙的雨声中，母亲把一张银行的定期存单，默默地塞到我手里，让我的手攥成一个拳头。她双手抱着我的拳头，使劲地捏了捏。她这辈子积攒下来的钱，都在这儿了。她嘱咐我，这事千万不能叫梨花他们知道。
在母亲的葬礼上，我一滴眼泪都没流。我心里也很苦，可就是哭不出来。我也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常保国他们在告别厅里大呼小叫，哭声震天，可我哭不出来。我心里怀着一个鬼胎，一直在琢磨这样一个问题：要不要将存单的事告诉梨花。我其实并不十分看重母亲留下的那两万七千块钱，而是担心一旦告诉梨花真相，梨花和保国他们会怎么想，我有点吃不准。母亲生病后，一直是由梨花负责照料的。她在临终前夕，忽然把梨花支走，将这张存单交到我的手中，姐姐和姐夫会不会在葬礼上当场翻脸？我吃不准。
玉芬跟我离婚后，我就从上地东里搬了出来，暂时借居在姐姐石景山的一套闲置的公寓房中。房子很新，那是她不久前申请下来的经济适用房。搬进去不久，我就发现，客厅的北墙裂开了一个大口子。夏天倒是挺凉快的，可到了冬天，我用完了三大卷胶带，也没能挡住从裂缝中灌进来的风沙。我和姐姐找到有关部门闹了一次，人家哈哈一笑，说，地面沉降导致的墙面裂缝，是世界级难题，就把我们给打发走了。不过，也许正因为房子裂了口，漏风，姐姐和常保国才会把家搬到椿树街的老房子里。我心里暗暗地想：你还别说，纵贯客厅墙面的这个大口子，裂得还正是时候。
玉芬后来又上门找过我一次。原来，她后来的那个对象，那个主任，在负责调试一台刚从德国进口的数控机床时，由于操作不当，机器出了故障，把电路上的一个元件烧了。这台机床价格不菲，集团领导若要追究下来，他的那个主任多半就当不成了。多半是因为我在给功放加工机壳时，也曾使用过机床一类的器械，玉芬连夜找到了我，让我去帮他看看。
我自然一口拒绝。
你知道的，我对发烧音响一类的器材比较在行，若让我修个家用电脑、空调或电视什么的，也还算凑手。至于说进口的大型精密数控机床一类的玩意儿，我是见都没见过啊。玉芬见我拒绝她的理由仅仅是胆怯，就对我说了这么一番话：
“嗨，所谓的进口机床，听上去神秘兮兮的，其实也不见得比你平常捣鼓的那些个胆机或电脑复杂到哪里去。再说了，你是天上管机器的星宿下凡，只要它是机器，就都怕你。那玩意，就是欺生。可你一去，情况就不一样了。也许它一听到你的脚步声，自己就吓得赶紧回复了原状，也未可知。”
她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些得意。最后，架不住她假意真心的奉承和苦苦哀求，我只得答应跟她去瞧瞧。当然，我也见到了她的那个新任丈夫——那个姓罗的主任。他手里抱着一大摞德文说明书，一步不离地跟在我身后，狗屁倒灶地说个不停。我心里一烦，只好请他滚远点。他竟然一点都没生气，只是嘿嘿地笑。
毕竟是第一次接触这玩意儿，我为了弄清楚这台机器的工作原理，就足足花费了四个多小时。而找出毛病，并加以修复，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玉芬一定是向那个姓罗的隐瞒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在稍后招待我吃饭的时候，罗主任还很客气地问我家住哪里，孩子多大。他还说，如果我孩子将来要去德国念书，可以找他。
玉芬两、三天后又专门来到我石景山的家中。母亲说得一点不错，尽管她跟我离了婚，还算是有情有义。她一脸坏笑地问我，这些日子，身边没个人，是不是憋坏了？她主动提出来，帮我“泻泻火”。对于她的一番好意，我也不便拒绝。我发现她已经怀了孕，心里的那个憋屈，可就别提了。我们在干那事的时候，玉芬还一个劲儿地夸我，说我在女人身上的那些手段，一点都不亚于修机器。她现在的丈夫，是从慕尼黑回国的海归，有点中看不中吃。你这里被他弄得火烧火燎，他那边早已像得了风瘫病似的，龟缩成一个软不滴答的鼻涕虫了。他们结婚四个月来，他连一次高潮都没让她来过。听她这么说，我真不知道自己应当高兴呢，还是伤心。
玉芬瞒着丈夫来看我这样的事，后来还有过一次。但我这样的人，就是命贱。我和玉芬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姓罗的小白脸，一直不停地在我眼前晃悠。我怎么也摆脱不掉那种隐隐约约的犯罪感。于是，我硬起心肠，对玉芬说：
“我们已经离了婚，既然你嫁给了那个姓罗的，就应该本本分分地跟他过日子，往后千万别来找我了。我受不起。那个姓罗的，看上去斯文有礼，各方面都比我强。至于高潮不高潮的，毕竟不太重要。咱俩一直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再说，你的肚子也一天天大了，总这样，不好。我这儿，你以后就不必来了。”
在我送她去地铁站的路上，玉芬的脸色有些异样。憋了半天，最后搂着我，哭了起来。临走前说了一句话，却让我想了两个多月。她说，她第一次着了别人的道，其实并不是这个姓罗的，而是一个下三滥的机修工。有一天上夜班，那个机修工把她堵在了厕所里，弄得她七荤八素的。
从那以后，玉芬再也没到石景山来。她喜欢的那张《彼尔·金特》组曲，我一次也没再听过。去年五一节前后，我到东大桥给一位客户调试LP唱盘，在三里屯附近的街上看见过她一回。在浓密的树荫里，有一排撑着太阳伞的咖啡座。跟她一起喝酒，并把手搭在她光溜溜的肩膀上的，是个黑人。
我没敢跟她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