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风特辑"刘禾：六个字母的解法（选章）
发布: 2012-4-24 20:20 | 作者: 刘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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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样的经历相比，徐志摩笔下的欧洲和剑桥大学，好像是另一个世界，它往往让人想到明信片上的风光，想到职业摄影师的镜头，那是在合适的光线下捕捉到的理想画面，明暗对比、色泽浓淡都有安排，恰如一个旅游者的梦。
相比之下，我们在剑桥诗人燕卜荪差不多同时期的诗歌中，会碰到这样的开头：
她此刻冲着湖水刷牙
……
这是燕卜荪一首诗的名句，粗狂率性，故意把人吓一跳。这样的景观，很难入画，更不必说和明信片上的风光相提并论，事实上，燕卜荪的方式更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人的情感世界。
燕卜荪发表那些诗歌的时候，他还是剑桥大学莫德琳学院(Magdalene College)的本科生。燕卜荪很早被理查兹教授（I.A. Richards)看重，并在他的保护伞下写诗、办刊物，火辣辣地放任他的文学才华。后来由于理查兹教授的引荐，燕卜荪在抗战时期来到中国，在西南联大教授英国文学，他的学生中有王佐良、李赋宁、还有诗人穆旦，据说艾略特、奥登这些现代诗人得以进入中国大学的课堂，也是燕卜荪的功劳。
我粗粗算了一下，这三个年轻人——纳博科夫，燕卜荪，徐志摩——在剑桥大学邂逅的时间，前后既有重合，也有相隔不出三四年的。在这几年里，英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实验，正如布卢姆斯伯里成员的裸泳，已经在剑桥内外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剑桥的右翼保守派学生不时地和布卢姆斯伯理团体发生冲突，打砸抢这一类的事也时有发生……
徐志摩的诗歌生涯也始于剑桥大学，奇怪的是，他的缪斯好像来自另一个时代，一个完全不同的情感王国。有人说，徐志摩是浪漫主义诗人，我们最好且不忙把他归入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他的很多想法也许浪漫，可他的诗歌是不是浪漫主义诗歌，还有待于批评家进一步评判。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他和纳博科夫都是外国留学生，又差不多同时都在剑桥，为什么这两个人眼里的剑桥大学，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这里面反映的是诗人性格上的差异？还是生活遭际的不同？抑或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使然？
对此我想了很久，检索了不少有关徐志摩去英国留学的材料，其中有一个发现为我提供了一把钥匙：那时期的中国留学生——尤其是没有正式注册的短期留学生——很难有机会接触到英国学生和英国社会，我甚至怀疑，徐志摩与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究竟有没有真正的接触？实际的情况是，徐志摩并不住在剑桥，他租的房子在郊外一个叫做沙士顿的地方，这地方距剑桥足足有六英里之远，而且他每次去一趟剑桥都不太容易。我觉得，徐志摩吟诗赏月，自娱自乐的方式，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机会融入剑桥那个特殊的小社会，这当然也许还有其它的原因，但无论如何，与世隔绝是最直接的原因。毕竟，旅游和流亡，两者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徐志摩从来没有像纳博科夫那样，参与那些充满硝烟的辩论，被卷入大学生中间无处不在的思想冲突之中，这既是他的不幸，也是他懵懵懂懂的福分。
如果稍加留心，我们就会发现，在徐志摩访问剑桥的时候，诗人艾略特的名字已开始在剑桥文人中间传来传去，尽管《剑桥评论》(Cambridge Review)的主编当时不以为然，1922年刊登一条消息说：文坛上出现了一个新刊物，发表的是艾略特先生写的那种似诗非诗的东西。我敢肯定，他说的新刊物就是艾略特主编的季刊《标准》（The Criterion)，他的名作《废墟》（The Waste Land )——中文通常译为《荒原》，不幸的是，这一类的误译造成了国内对现代主义诗歌的长期误解——就是在这一年公布于众，发表在《标准》的第一期。
艾略特的《废墟》应该就是《剑桥评论》里批评的那种“似诗非诗的东西”，徐志摩虽然人在剑桥，但似乎对此并无耳闻，不过，即便是他当时听说了艾略特的名字，或者读过《废墟》这首诗，他未必就能理解和欣赏一个尚未被英国主流文坛承认的诗人。我的判断并不是没有依据，因为弗吉尼亚·伍尔夫出名之前，徐志摩对她和她的画家姐姐颇有微词，似乎很瞧不起，反而向国人极力推荐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事隔几年，伍尔夫在英国一跃成为大红大紫的现代主义小说家，徐志摩马上修正自己的看法，再次造访英国的时候，他又想方设法要采访伍尔夫。
文坛上的这些人物行状，一般都逃不过鲁迅的犀利目光。鲁迅原本就不喜欢新诗，自然更不喜欢徐志摩的诗文所代表的轻浮趣味。1924年，鲁迅与同仁创办《语丝》，徐志摩得知消息以后，马上积极地投稿，可是，他万万想不到，鲁迅为了遏制他的投稿热情，竟在一篇杂文里写了一首戏仿徐志摩的新诗，诗曰：“咦，玲珑零星邦滂砰珉的小雀儿呵，你总依然是不管甚幺地方都飞到，而且照例来唧唧啾啾地叫，轻飘飘地跳麽？”如此一来，徐志摩果然就停止投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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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艾略特在1920年代默默无闻，那么英国诗坛当时的领军人物是谁呢？
说起来，吓人一跳，因为很少还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一位是纳博科夫在大学时代翻译过的诗人布鲁克，另一位就是纳博科夫在三一学院的餐厅里，傍晚碰到的拉丁文教授郝斯曼。在当时，这两位英国诗人都有大批的粉丝追捧，尽管对今天的读者来讲，他们的名字已经十分陌生，作品也差不多被文学史家所遗忘。令人感慨的是，在1920年代，英国有谁不知道布鲁克和郝斯曼的大名呢？据说，布鲁克的诗歌和他本人的美貌，曾让英国人——无论是女人还是男人——都为之倾倒。爱尔兰诗人叶芝曾盛赞说，布鲁克是英格兰最英俊的小伙子。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现代主义作家伍尔夫，在言谈中竟也忍不住会夸耀，她曾经在月光下与布鲁克在剑桥水中一齐裸游……
说起来，剑桥最着名的裸游人士，还不是在月光下幽会的那些诗人和作家，而是大白天也可能出现在康河水中的年轻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如果世上还有谁没听说过李约瑟的名字，那起码对他那部多卷本的《中华科学文明史》——另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应该有所耳闻，因为这部鸿篇巨着一直都在改变着世界文明史的书写。不过，李约瑟从1918年到1921年在剑桥大学基兹学院就读本科生的时候，他所学的专业不是历史学，而是生物化学。对于一个天才来说，循规蹈矩不是他的本分，李约瑟三十岁出头被选为皇家科学院的院士，成为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后来由于各种偶然和阴差阳错——中间牵涉到一个伟大的爱情——他旋而转向科学史的研究，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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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生转折发生在很多人身上，只是时间各异罢了，有的人早一些，有的人晚一些，其中有种种诱因，都难以说清，通常是越解释越不清楚。但凡注定要发生的，早晚都会发生，比如我正在写的这篇文字，说是散文，不很像散文，说是随笔，不很像随笔，说是小说，又不很像小说，更不是人物传记或学术论文，尽管也有一些学术研究在里面。写这样一篇四不像的东西，何以早不写，晚不写，何以偏偏写在此时？这也是许多偶然促成的。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谜，往往都是我们解不开的谜。拿纳博科夫来说，当年他在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假如没有轻易地放弃生物学而转向文学的话，那么他日后能成为《洛丽塔》的作者吗？
纳博科夫从小就着迷蝴蝶标本的采集，到了中学阶段，他的蝴蝶知识几乎达到了专家水平。1919年刚踏进剑桥大学的时候，他首先想到了生物学，打算将来当一名科学家，这是很自然的选择。他开始修了一门动物学的实验课，这门课要求学生实习动物解剖，实验室里提供了大量的鱼，供学生解剖使用。纳博科夫拿起解剖刀，在实验室的台子上开始解剖鱼。一个月过去了，他仍旧在实验室的台子上解剖鱼；两个月过去了，他的鼻子开始作怪，无论走到校园的哪一个角落，他到处都嗅到鱼腥味。等到学期结束的时候，纳博科夫突然脱下实验室的工作服，宣布说，从此不做生物学，要改修文学。毕业前夕，纳博科夫主修了法国文学和俄国文学，严格地讲，这就是比较文学，不过，当时还不叫比较文学。
传记作者薄亦德（Brian Boyd)对纳博科夫在实验室的生活，做过一些具体的描述，但我认为，他的故事明显有漏洞。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剑桥大学动物学的实验室里，为什么除了鱼，就没有其它动物供学生解剖呢？比如老鼠、兔子、或者青蛙。像大科学家霍尔丹那样在自己的身上做实验，把自己整得死去活来的教授，人们也偶有耳闻。我猜想，假如纳博科夫没记错的话，那么，他大概是把解剖鱼的事夸大了。夸张，毕竟是作家惯用的手法。
想想看，纳博科夫在动物学的实验室解剖鱼的时候，李约瑟已经是剑桥二年级的学生。他们相互认识不认识呢？我的猜测是，他们彼此并不陌生，但我的困难是，找不到直接的证据。至于他们两人是否在同一门课上见过面，打过招呼？那就更加无法得知了。
有一点可以肯定，李约瑟是不怕解剖鱼的，不仅如此，他在剑桥的实验室里还如鱼得水，很顺利就攻下了生物学的学位，然后直接被研究生院录取，继续深造，成为剑桥的硕士生，继而当了博士生。就在纳博科夫决定转修文学的一年以后，科学家李约瑟也作出一个新决定：他参加了刚刚成立的英国裸体协会。要说前者的决定有着某种水到渠成的意思，后者就显得多少有些离奇了。这两件事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必须承认，应该没有什幺必然联系，只是时间和地点上的交叉罢了。其实，世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如果说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通常也都是时间和地点上的交叉和巧合，或者还有佛家所讲的因缘。遗憾的是，历史学家经常趁人不备，把他们想像出来的因果关系和历史逻辑，强行塞进这些复杂的巧合里面，然后利用叙事的手法说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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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这种地方，在有些方面很像我曾经居住过的美国加州的伯克利城，怪才名士居多，所以也就见怪不怪。李约瑟的传记作者文思淼（Simon Winchester)说，在二十年代的剑桥城，裸体行为和各种怪人怪举，都能得到人们的谅解和容忍。只要公开裸体不伤害他人，不吓跑街上的马匹，不造成交通事故，一般很少有人过问，更不会大惊小怪。徐志摩笔下的那条已然具有“灵性”和“秀丽”的康河，就是李约瑟和裸体协会的成员经常现身的场合。这些自然之子，往往不分时间场合，突然赤裸裸地在康河的水中浮出。
如果碰巧有淑女们划船经过，她们就赶紧掩面，不敢斜视，像鸵鸟一样把头藏在阳伞下面，用眼睛拼命地盯着荡漾的水波，期待着这场突袭运动尽快结束。直到河水彻底恢复了它先前的体面之后，淑女们才敢把头抬起来。
这一段有趣的细节，是文思淼在翻阅达尔文的孙女拉佛拉特的童年记忆时，为我们发掘出来的。
英国裸体协会于1922年成立，在剑桥吸引了一批前卫人士，他们中既有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成员，也有行为古怪的科学家。这个组织的规定是：入会人员必须使用化名——比如像“柰思毕特”这种化名，会员在进行裸体运动时，浑身上下都不得有任何穿戴，必须做到一丝不挂，惟独允许头上系一条彩带，或脚上穿一双凉鞋。他们喊的口号是，恢复古希腊人的天体。
笃信这种理念的人并不孤立，至少魏晋时期刘伶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的放浪，就可与剑桥的裸行媲美，只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文人，或许态度更加坦然。不过，魏晋文人的狂放，剑桥学子的荡行，都毕竟是历史，现实生活往往是另一码事——二十世纪初的英国社会对待怪杰们的态度，要远比一百年后的美国社会开放和宽容，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是事实。
我想起一个外号叫做“光身汉”（the Naked Guy)的人。我先是把这个外号译成“裸体人”，后来觉得不准确，因为与“裸体”相对应的英文词是nude。“光身”和“裸体”的词义区别很大，这个区别就在一丝不挂的 naked 和带有艺术遮羞布的 nude 之间，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后来发生的事。我说的这个“光身汉”，一度是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学生，大凡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伯克利城生活过的人，都不会没有在街上碰到这位“光身汉”，即使没有碰到，也听别人说过，因为此人太出众了。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走在伯克利电报大道的人行道上，忽听身边有人低呼一声Here comes the Naked Guy (“光身汉”来了)。我一扭头，只见一辆自行车飞奔过来，车轮紧贴人行道的边缘呼啸而过，骑车人果然浑身一丝不挂，皮肤在明亮的加州阳光下闪闪发光。这人高个长腿，英气勃发，背上跨着一只双肩包，足下登着一双凉鞋。“光身汉”的光身行为，一度轰动伯克利全城，在大多数师生和市民心中，这个人形象很酷，大家不觉得他的行为对社会构成什么威胁。后来我才知道，此人名叫马蒂尼兹，当时是伯克利的在校学生。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当众裸体？他回答：我不认同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他们花大笔的钱买衣服穿，无非是招摇过市，炫耀自己的身份等级。湾区这个地方天气温和，人不穿衣服，可以活得更逍遥自在一点。
后来听说“光身汉”被多次告上法庭，被控患了精神病，接着他又失业，进监狱，直到2006年5月的某一天，他在被关押的加州硅谷的一家监狱自杀。那时，我早已离开伯克利，听到他受迫害致死的消息以后，心里很难过。马蒂尼兹仅活了33岁。